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

柚声

(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 )

 

我在《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中,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欧洲相比,发现二者的高度相似性。[1] 二者的可比性是十分广泛的,这种比较有利于我们把历史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有利于我们对历史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这样的对比确实可以产生无数的可能解释 [2],这种多种解释的存在说明历史进程本身的多方向与多重意义的存在。正像作者所揭示的那样,人类生来具有的社会是基于面对面交流与感情沟通的原初社会,而文明创造的二级社会有如一部文学作品,有无数可能形式,也因而具有多重意义。[3] 像《红楼梦》研究,二百余年来方兴未艾,人类对《红楼梦》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自成一门学问。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也是这样。作者近来看到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现参照该书再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欧洲做进一步的比较与阐述。

 

 

一、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以及历史进程的偶然因

 

在《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中 [4],许田波将公元前656年到221年的中国与公元1495 1815年的欧洲相比较。以期回答为何古代中国能统一而现代欧洲不能的问题。书中引用其他作者论证说,“一群不能相互施以武力威胁的国家不能一个国际系统。”因此,许选择齐国带领联军攻打楚国的公元前656年与法国入侵意大利的1495年作为对比年代的起点,二者均签订了国际条约。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走过一段极为相似的历史,在无政府主义主宰的国际环境内,弱肉强食,迫使所有国家自强,从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1) 垄断暴力的使用权,

2) 全国统一税收,

3) 建立统一管理的官僚体系。

 

许认为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都相继出现符合上述三条标准的国家,其结果不同在于中国各诸候国采取了自强策略,出现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完成统一;而欧洲国家倾向于采取自衰策略,财力物力分散,结果无法统一。利马窦(1552-1610)首先将中国集权制描述给欧洲读者,普鲁士首先效仿中国,建立工资制的官僚体系与全国征兵制,但全面彻底地实行中国高度集权体制只有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正由于此,拿破仑一度是战无不胜的,并一度控制整个欧洲大陆。但拿破仑法国遇到中国秦国没有遇到的麻烦:西班牙的游击队与俄国的焦土政策使拿破仑的征伐不能自给而成为法国财政的负担,所以终于失败。

 

这么看来,拿破仑法国的失败纯属技术原因,或称为偶然原因。历史的进程常常由众多的偶然因素促成,这是由于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式,一个社会选择这一种方式,拟或那一种方式,长远看来未必有利弊得失的差别。中国的统一与欧洲的分裂就是这样的不同方式。支持这一结论,秦国统一中国也事出偶然。

 

我这里首先指出,那种认为战国末年人民渴望统一而认为秦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许田波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各国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说明他们并不愿意被征服。(许书, 74) 另外,战国七雄以及同时存在的十余个小国共处二百余年,足以说明当时中国政坛的主流意识与欧洲一样是权力的均衡,而非统一,即大多数国家谋求的是不让别国吃掉,而不是征服所有其他国家。相对于欧洲来说,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有谋求霸主地位的政治目标,春秋五霸就是这种产物:这样形成的霸主国家与形式上周王朝联手代替原来有实力的周王朝,在各国之间行使当今联合国的职能,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道义。春秋二百余年先后出现五霸,而战国时代也二百余年,却一个霸主国家也没有形成,其结果是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迅速无政府主义化,战争不断升级,构成各国竞相实行中央集权制与全民战争政策以求生存的现象。

 

生活在春秋末年的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是对春秋时代灭掉许多小国的一种谴责,也是时代的呼声。战国时代长期以来势力均衡,很长一段时期秦与齐两国为东西两霸,各自有各自的盟国,相互牵制,形成均衡。公元前314年,齐借燕国内乱之际攻燕,埋下了燕国人对齐国的愤恨,燕国派苏秦到齐国为内奸,劝齐国灭宋。齐国于公元前286年灭宋,军力损失很大,同时激起诸国的恐慌,燕将乐毅得以联合五国军队于公元前284年破齐,于是造成秦国一国独强的局面。即使这时,秦也曾多次为他国所败,如果六国联合抗秦,秦国也无从得手。这里提出另两个偶然因素,即秦国首先采取去道德化与战争残酷的大幅度升级,一是大规模杀人,一是间谍收买外交。

 

秦国于公元前266年任用范睢为相,范睢提出所谓攻人的策略,即大规模杀人。他说,以前秦攻魏“十攻而不伤”。“十攻而不伤”说明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而七雄得以长期共存的原因,即战败一方能够迅速修复,恢复原来的战斗力。于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活埋降军四十万,仅仅放生童兵240名。按今天战争法庭的规定,杀死放下武器的军人就是谋杀,战国时期虽无此法律,但人心是一样的。这样规模的杀人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的。《史记》记载说,白起此后拒绝与秦王朝合作,最终被迫自杀,说,“我故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这说明像白起这样的将官,大规模杀人的事也只能干一次。但对历史的进程来说,常常是一次就够了。

 

秦国能在十来年内灭调六国全仗间谍外交的成功。即所谓,“诸候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一离间六国君臣关系的策略很有效,是六国迅速被消灭而没有能够联兵抗秦的原因。但这样的欺诈之术只能用一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被欺骗两次的。所以秦国统一中国也有很多偶然因素。

 

二、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之比较:英国的特殊地位

 

赵鼎新在评价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时指出,这样的对比可以列出无数的可能解释,如赵鼎新有提出中国的地形有利于秦国的统一以及中国春秋战国是内战而欧洲才是国际战争等等。[3] 其实这种多种解释的存在并不能否定某一种解释的正当性,即许田波自强、自衰的解释还是正确的。赵与许都没有提到还有许多,如欧洲农民与市民与中产阶级的贵族等结成紧密的联系,而中国古代农民生活在农村而与上层相对隔离;欧洲社会改革的推动力来自法国大革命,而古代中国的改革来自国王与他的大臣,结果前者有对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的普通人的声音,而后者缺乏;二者处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不同阶段,欧洲人对政治形势的认识更加深刻,考虑的方面更广阔, 等等。但我这里谈一个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岛国英国的存在。英国处在欧洲的边沿,并不属于欧洲大陆。一般来说,欧洲大陆国家没有占领英国的企图,而英国也不想占领欧洲大陆。英国又建立了欧洲最强的海军,在欧洲的争夺战中,英国处于绝对安全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没有英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又在他国征服能力之外的边沿国家。

 

这里打一个比方,比如几个男人持枪相对,每个人都有被打死的危险,也同时有将其他人快速杀死而使自己成为唯一存活者的机会。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来评判这位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丝毫的道德考虑与犹豫不决都可能是致命的,而残酷无情才是存活的基础。结果很可能是最冷血的一位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如果有其他在场人存在,情形就大不一样,胜利者要接受其他人的评判,如果这些人愿意为死者复仇,他甚至会被判死刑的。英国在近代欧洲充当其他人在场的角色,因为他在射程之外,是不死的旁观者。另外,英国与外在世界沟通,如非洲、亚洲、美洲等,所以可以看成一群旁观的在场人。当时的英国到亚、非、美诸洲做生意赚钱,而古代中国周围是蛮族,中国没有一个诸候国像英国一样与周围蛮族做买卖而发大财,结果是中国与周围很少交往,周围蛮族没有评判中国的能力。

 

我在《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中也同样将古代中国与近代欧洲相比较。[1] 许的焦点是诸国之间关系的动力学与国家形成,我的焦点是文化进化途径与政治思想史。我选的对比时间段也不同,我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与秦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为起点,向回追朔五百年而进行比较,这样选的起点大致相当周王朝为郑庄公战败与罗马教廷为哥白尼与马丁·路德所挑战的时间,即上面作为统一象征的权威机构开始衰落而各国之间交往开始向无政府主义状态演变。

 

在这五百年的时间段内,许所说的战争去道德化与战争残酷无情化的进程更加明显。纳粹德国比拿破仑法国在残酷无情与去道德化上走得更远。统一中国的秦国与纳粹德国相近而与拿破仑法国不同,拿破仑法国毕竟是大革命的产物,披著革命的神圣光环。打着人权、平等、博爱所进行的战争是不同政治方向的争斗,尚有孟子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上面提到的几个男人持枪相对的局面,是一个有利于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的特殊境遇,其争斗的焦点是哪个存活的问题,在国与国之间就是霸权与帝国由谁来建立的问题。可惜人类历史常常由这些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的特殊境遇所左右,所以艾柯阿尔德的研究发现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是一个战争不断升级与社会不平等逐渐扩大的历史。[4] 如果用孟子“春秋无义战”的标准,人类文明史上义战可能不多,人类历史为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的特殊境遇战争所左右。

 

在几个男人持枪相对的局面中,如果有一个男人在枪射程之外而有与其他男人有对话能力,结果就大不相同。英国在欧洲近代史中即扮演如此角色。在拿破仑时代,英国是欧洲唯一即没有屈服于法国又没有与法国结盟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也岿然不动,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成为欧洲抵抗力量的中心,直到美国加入。所以在欧洲武力统一的过程中,英国存在处于这一武力威胁之外。他们可以攻击英国,但英国没有被征服吞并的危险。

 

在几个男人持枪相对的局面下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进程中,处在枪射程之外的男人就不受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进程的影响,也进而影响其他男人。许田波用霍布斯-莱维阿旦(Hobbesian Leviathan)代表这一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进程,认为古代中国沿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彻底。英国虽然在非洲、亚洲、美洲等地征服其他民族时十足的霍布斯-莱维阿旦式,残酷而不择手段,但与其他欧洲国家交战时一直没有放弃那种君子风度,处处表现出自我克制。在许田波比较的时间段内,欧洲没有出现像秦军那样大规模杀人的现象。

 

在长期战争中最为有效的形式就是高度集权下全民动员,但这种极端形式不利于主观自我意识的表达,也因而不利于全体人民主动性的发挥,所以不利于和平时期繁荣,甚至不利于长期战争。在战争与生存的逼迫下,中国诸候国都先后走向高度集权的全民动员,但仍以秦国为最彻底。在近代欧洲,处在相对安全地带的英国具有保持和平时期的宽松气氛,建立起议会制,在推动近代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一个因素是英国商业发达,而商业化有利于政治民主化。

 


文献

[1] 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2005.

 

[2] 赵鼎新 (2006):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

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3] 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第十五章。线状

书局。

 

[4] Victoria Tin-Bor Hui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William Eckhardt(1995): A dialect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In: Civilizations world systems studying world-historical

change, ed by S. K. Sanderson. Walnut Creek, USA: AltaMira Press. p75-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