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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嗜酒与道家文化传统

 

柚声

 

李仙先生《文学巨擘多酒徒》(世界日报,2008年五月22-25) 一文列举古今中外著名文学家们好酒的趣闻逸事,读来甚为有趣。但文学巨挚多酒徒的结论大有商榷的必要,作者并没有给出任何统计数字,对文学巨挚与酒徒的定义也未作可衡量的界定,没有足够的理由说文学巨挚大多为酒徒。即使说与其他人群相比,文学巨挚中也未必有更多的酒徒。避免给读者造成错误印象,这里有澄清的必要。一般说来,人们嗜酒爱好的养成有赖于遗传、社会、文化与经济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古代文人以嗜酒为高雅生活情调的思想与道家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并非嗜酒与文学创造有什么内在联系。


现代遗传学研究已经找出数个基因与嗜酒有关,多通过影响酒精体内代谢而影响喝酒习惯。如亚洲人多携带某一代谢酶基因突变型,这些人喝酒后数分钟内就面颊发红、发烧,致使这些人不易形成嗜酒习惯。所以,这些基因变化不会与文学创造有什么关系。李仙文章提到“酒能增进人的灵感与创造能力。诗人喝酒的确吟出许多好诗”等等。这种灵感诱导作用并非特指,有如很多人写作时吸烟一样,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爱好。酒精诱使大脑释放多拔氨之类物质,使人产生快感,成为酒精令人上瘾的主要原因。酒精能使人记忆减退,思维与反应迟钝,是造成车祸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甚至出现幻觉等醉酒症状。所以说,酒对文学创造弊多利少,文学巨擘未必与酒徒有必然的联系。


文学家中有各种性格类型的人,其中一种有如李白放荡不羁的性格,其极端发展成躁狂性抑郁症。在诗人中比率较高,这是所谓天才创造性与精神疾患可能为同一大脑遗传型,只是程度不同。放荡不羁的性格未必容易嗜酒,但嗜酒后容易失去控制,也就是李仙所说的酒徒。


文学写作是一个创造过程,要脱离世俗习惯的束缚,象李白所说,“具怀逸兴壮思飞”,一个人的思绪如飞,是不大可能做好普通人的枯燥常规的。酒精可能有使人忘却现实的作用,与文人创造时超越现实的思维不无相似之处。这给一个具体诗人提供某种灵感是可能的,但灵感也可以来之无数的其他事物与活动。杜甫笔下的李白真象诗仙一样,“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诗人的一种理想形像而已,实际上文学创造是一种艰苦劳动,嗜酒无疑是要误事的。现今社会上的酒徒,多为无职业而靠国家救助的一群,真正的酒徒与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互不相宜的。


其实天才创造性出现在文学家中,也可出现在其他行业中。如政治家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选举或继承进入仕途从政,这些人与人交往,或与李白、苏东坡一样心胸开阔;另一类象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戴高乐、丘吉尔、毛泽东这些人都属于在反对声中另辟新路,开拓新局面的人,与科学家、文学家一样,他们也需要创造才能。


天才与某些精神疾患的遗传关系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这容易为普通人理解,天才与精神病同样与普通人不同,他们都有不同寻常的思维,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戴高乐是有名的神经质,毛泽东严重失眠,有一个儿子患精神病。毛本人虽算不上酒徒,但他吸烟嗜好甚重,从嗜好失去控制来说,酒与烟是一样的。丘吉尔与很多诗人一样患有躁狂抑郁症,李仙文中提到的海明威也患有同一疾病。


李仙文章没有提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好酒与道家文化传统有关。庄子是这样描写酒醉之人的,“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按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理解,这里用酒醉之人作样子勾画出一个将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的理想境界,也就是庄子心目中的圣人,所以庄子紧接著说,“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译文: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受了伤而不至于摔死。他的骨节与他人相同而所受伤害不同,这是因为他神全的原因。坐在车子上也不知道, 掉在地上也不知道。生死与害怕全不进入他的心中···酒所导致的神全尚且如此,何况天道自然的圣人呢?圣人藏身心于天道自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庄子·达生)


酒能使人产生欣快感,脱离世俗的功利主义思路,或近于美学的最适宜神经状态。很多古代宗教传统使用酒,或其它使人暂时失去理智的药物,而古希腊的阿波罗神殿建筑在释放毒气的天然缝隙上,能使女祭师进入一种神志恍惚状态。他们相信人进入类似醉酒的状态后,可以体会神的启示。这与庄子神化醉酒状态不无相似之处,都是把忘却现实的理智作为接近真理的前提。


就是说,道家将嗜酒看成与宗教一样超越世俗世界的一种途径,这样文人喝酒就成了一种很高雅的情趣,文人也以醉酒为荣了。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文人嗜酒比较普遍,但真正做出突出贡献的极少数文学巨擘,恐怕要有多少年的艰苦劳动而后成功,在潇洒的外表下,不乏严谨的作风与良好的自我控制。不过后者不容易流传罢了。李仙提到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不愿与朝廷家族司马氏结亲,又没有能力当面拒绝,他六十天连续醉酒,司马氏没有机会提出,只能作罢。用心如此良苦,并坚持六十天之久,足见他是一个如何自我克制的人,称为酒徒,不妥。李白是病死的,但李仙用了酒后溺水的传说,受了道家以酒醉为绰然世外的神仙之风的影响。


李仙文章提到的第一个酒徒是屈原,从屈原的诗作看来,屈原诗作浪漫色彩甚浓,但他的为人却是谨慎自律的人,不会放荡形骸,不知作者将屈原列为酒徒的根据出处何在?愿以此文敬请李仙先生与读者教正。


 

 

 

 

文学巨擘多酒徒(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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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文人爱美酒,酒伴诗文传千秋。」自古以来,中外文人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谓难解难分、相依共存的血缘关系。

  晋代之前的大文人屈原、贾谊、司马迁、蔡邕、孔融、曹操、曹植、王羲之、陶渊明是酒徒。汉代以后的魏晋,出了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史称「竹林七贤」。

  这些人脾气古怪,外表装得洒脱不凡,胸中却有难以遏止的痛苦,常用酒来麻醉自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食菜和饮酒,这是魏晋名士最突出的特色。」

  到了唐代,崇尚饮酒之风亦甚盛。有嗜酒的贺知章、李璡、李适之、崔宗之、李白、张旭、苏晋、焦遂八人为「酒八仙」。孟浩然、王昌龄、杜甫、皮日休、元稹、岑参、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柳宗元、贾岛等,个个称得上是酒豪诗仙。

  此后,历朝著名文人,如苏轼、辛弃疾、施耐庵、郑板桥、汤显祖、罗贯中、曹雪芹等等,也个个都是借酒激发情思,佳作万古流芳。

  因酒而获外号的人,西汉初,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东汉时的蔡邕,因其喝醉睡在路边,被人送了个外号叫「醉龙」。

  晋朝的尚书左仆射周凯,因为西晋灭亡,逃往江南,终日饮酒,沉醉不醒,一年之内只有三天清醒的日子,人们送他的外号叫「三日仆射」。

  晚唐的皮日休,文章出众,爱喝酒,外号叫「醉士」。唐朝的白居易,在河南当官时,自称「酒尹」。宋代的隐士种放,自酿自饮,自号「云溪醉侯」。明代的俞昺,自称「醉吟野老」。清代的顾嗣立,人称「酒帝」。厖

  酒能增进人的灵感与创造能力。诗人喝酒的确吟出许多好诗,但是,酒的弊实在大於利。

  李白,在古代诗人群中,酒名最盛的非他莫属。他是「斗酒诗百篇」、「一日须倾三百杯」「自称臣是酒中仙」。他歌唱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又说:「天若不饮酒,天上无酒星;地若不饮酒,地下无酒泉。」

  由於他长期大量饮酒,使他的脑血管硬化,反应迟钝,一定要饮大量的酒才能「唤醒」脑细胞。后来,李白遨游长江采石矶,因醉后跳入水中捉月而淹死,是酒送了他的命。

  嗜酒贪杯的大诗人陶渊明,所写的诗,可以说是篇篇有酒:「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偶有夕酒,无夕不饮。」、「我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

  陶渊明曾写过一首责子诗:「白发被两鬓,饥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隋故无匹;陈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饮杯中物。」

  这位文学巨子,虽生五子,却都是低智商,何故如此?想来原因之一是酒精对人的生殖细胞有严重损害。陶翁直到晚年才醒悟:「后代之鲁钝,盖缘於杯中物。」

  至於曹雪芹,也是一生嗜酒如命。晚年避居香山,每日著书、吟诗,虽然「举家食粥」和「卖画饮酒」,仍然「一醉白眼斜」而孤傲於世,只将满腹郁结泄诸笔端,甚至连佣刀都卖了换酒,没有钱就「酒常赊」。

  因嗜酒成疾,未及五十岁就离开人间,死时他夫人在挽诗上写道:「不怨糟糠怨杜康」句,道出早逝的原因。

  白居易是名副其实的「高阳酒徒」,这有他的《劝酒诗》为证:「身后金星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酒,使他「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他在飘飘欲仙时写下的那些描写世态炎凉的诗,像酒一般清冽畅利,老少咸宜,妇孺能吟。

  但由於他长期嗜酒,把眼睛喝坏了,四十五岁时视力急剧下降,他自叹「小字文书便见愁」。在他的诗中,提到眼病的就有四十多首,若他无眼疾所缠,定有更多佳作留传后世。

  吴趼人,自号我佛山人,为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等,他嗜酒,常以酒为粮,成月不吃一顿像样的饭。他因纵酒无度,每独斟大醉,最后因沉湎而致肺疾。

  一日,吴人遨游市上,遇朋友,忽然说:「我快要死了。我向来饮汾酒,觉得很有味;今早饮,忽觉得棘喉舌。」回寓所跌坐榻上,微吟陶渊明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二句,声末终而目瞑,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