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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兩級社會的概念與中國古代史

論文題目﹕ 兩級社會的概念與中國古代史

論文類別﹕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

稿件字數: 14755

作者姓名: 李柚聲

道學康復中心﹐加拿大倫敦

Dr. You-Sheng Li

Taoist Recovery Centre

London, Ontario, Canada, N5Z 3R8.

 

E-mail youshengli@aol.com


兩級社會的概念與中國古代史

 

內容提要:將人類社會分成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与人造的二級社會,并以此審視中國古代歷史發現,与世界所有古文明不同,中華文明開始于維持和平的超級大國, 并將新出現的二級社會建筑在眾多原初社會之上,這使中國古代社會生活長期穩定在原初社會或准原初社會的層次。這一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到戰國時才發生根本改變。与此相對,西方文明開始于城邦國家的典型二級社會,走了一條戰爭文明的發展道路。本文對中國古代主要社會層次為原初社會的可行性進行了嚴密的論證﹐而後列舉了正反六方面的證据說明,中國戰國前社會接近原初社會,并參照西方文明,作了討論。與其他種種社會文化演化分期不同﹐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分類基於不同層次﹐如同人體細胞﹑組織與心肺等器官的區別﹐有不可逾越的一面﹐而為其他基於漸進型變化的社會文化分類所缺如。這一社會分層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文明史﹐尤其在解釋東西方不同哲學思考時﹐顯示出優勢。作者推測, 人腦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聯結可能是人類建造二級社會的神經學基礎。

 

關鍵詞:原初社會,二級社會,二架結构,超級大國,人性


Chinese Society was Essentially Genetically Coded Primary Society befor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6-221 BC)

 

Summary: All human socie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tically coded primary society and man-made secondary society.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shows, unlike any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rted with a super state of the two- level system, namely, the newly emerged secondary society was built on top of numerous primary societies. This system enabled Chinese people to still live in primary or quasi-primary societies after civilization. A broad array of evidences was presented to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and it is discus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started with a typical secondary society of city states. Unlike other sociocultural classifications which are all based on gradual change at the same level,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cieties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It is part of the seven levels of our biological world: DNA, cells, tissues, organs, individuals, primary society, and secondary society. The left and right hemispheres and their connection in our brain may be the neuroscience basis for the emergence of human secondary society.

 

Key Words: primary society, secondary society, the two-level system, ancient super state, human nature.


 

杰尼斯氏認為人類主體意識的出現是以語言為前提的﹐所以主體意識本身是一個以語言為基礎的文化建構。(Jaynes 1976; Li 2008) 依此推理﹐現代人本身也是一個文化建構﹐即人為之人。(柚聲 2008a ) 這正是許多現代社會學家對人性的認識﹐認為人性不過是一張任人描繪的白紙 (blank slate)﹐ 人是我們自己製造的 (We are, in short, what we make ourselves)(Marshall 1994: 227 Wolfe 2001) 荀子說﹐「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cc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所以荀子把能看能聽稱作人性﹐也就是一張白紙的意思。荀子又說﹐「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荀子在這裡講的正是人為之人的意思。(《荀子﹕性惡》) 告子說﹐「性﹐猶杞柳也﹐義﹐猶杯棬也」。(《孟子﹕告子上》) 這裡告子把人性與儒家義的關係比喻成杞柳與杯盤的關係﹐也就是說﹕人性乃是做成各種人為之人的材料。

 

莊子首先提出真人的概念﹐後來成為道教修煉的目標﹐不免有理想化的傾向。莊子的真人實際上是與荀子等人提出的這種人為之人() 相對立的概念﹐這裡稱為自然之人。如果自然之人仍是杞柳本身的話﹐人為之人就是杯盤了。由自然界的杞柳變成工匠手中的木料﹐經歷斧鑿的災難過程﹐而後成為杯盤等器物。這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但杞柳與杯盤是不同層次的事物﹐有如漢字與文章的關係。同樣﹐在人類歷史上﹐從自然之人到人為之人的演化可能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但培養自然之人與人為之人的社會環境可處于不同的層次。歷史上所謂狼孩的事例說明﹐脫離人類社會文化環境的人不能發育為正常人﹐其行為可以與狼接近﹐說明社會文化環境在培育不同人中的決定作用。

 

當我們把人類社會分成遺傳限定的原初社會與人造二級社會時即發現﹐二者屬於不同層次。(柚聲 2008a) 生物世界分為七個層次﹕DNA﹐細胞﹐組織﹐器官﹐人體﹐原初社會﹐二級社會。所有動物社會屬於原初社會﹐只有人類建造二級社會。

 

人類從天然社會到人造社會﹐是人類進化史上一個影響全局的關鍵步驟﹐現代社會科學界很少涉及。維基百科 g社會文化之進化h 條目羅列十多種人類社會分期﹐沒有一種與人本身的演變有關﹐反映現代社會科學界強大的歐洲中心傾向。這十幾種社會分期全部注重的是一個性質的逐漸演變﹔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屬於不同層次之間的跳躍﹐其分層注重這一跳躍對人性與心理體驗的影響。細胞不能脫離組織而直接進入器官層次。人類雖然可以建造二級社會﹐人類文明史的艱難歷程足以說明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有不可逾越的一面。儒家討論人性的善惡﹐道家更提出真人的概念﹐說明先秦諸子注意到人類對天然人性的背叛。本文擬先理清天然與人造社會的分界﹐再從中華文明的特異性等導出中國戰國前的主要社會生活層面是天然的原初社會﹐而非人造二級社會。

 

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

 

如果將人類自古至今所有社會分成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與與人造的二級社會﹐並以這一社會分層審視東西方文化﹐顯示中國古文明基於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而西方從一開始就走了人造二級社會的道路。

 

從定義可以推演出這兩種社會的許多根本性不同。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就是人類生來即有的社會﹐人性顯然是這種社會的和諧與運轉的支柱﹐人性本身足以使其穩定。因為由遺傳決定﹐所以只有一種。由人類學研究顯示﹐這種原初社會有150人左右﹐基於面對面交往﹐平等互惠的原則。因為他們面對面而又朝夕相處﹐他們之間有心理與情感的溝通﹐原初社會在心理與情感的深層意識層面上是統一的整體﹐每個成員是這一整體的一部分。原初社會有一個頭人管理﹐這一頭人沒有強迫他人接受自己意圖的能力﹐他只能靠說服與依從眾人意願﹐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對那些不服從領導的人﹐他沒有懲罰的可靠手段。

 

二級社會既是人造社會﹐就有目標﹐也就是社會的思想體系。社會同時有相應的社會建構與這一目標相適應。如果把現今的二級社會看成是財富積累為目標的社會﹐富有程度就成了社會獎懲與衡量的尺度﹐從而形成以財富多寡為標誌的眾多階級與階層。二級社會既是人類創造﹐自然會有無數可能的形式﹐一個社會只能選擇一種形式﹐堵塞其他可能。為防止社會成員無節制地尋求其他可能﹐軍隊﹑警察﹑法院等法定暴力機關必不可少。在二級社會中﹐將既定意圖強加于人成為可能﹐並成為組織大型社會項目的必要手段。在二級社會中﹐其成員不能與社會進行心理與情感的溝通。二級社會的統一性有賴全體成員對社會既定目標與方向的認同。

 

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認知週圍世界﹐特別是認知人類世界時的心態不同﹐導致認知途徑與結果的不同。原初社會沒有二級社會層次上的目標與功利﹐人們不會把自己追逐的兔子當成週圍的世界﹐他們在閒暇無事時觀察世界﹐會同他們自身感受與以往的記憶﹐作為對世界的認識﹐因而他們看到的是包括自己在內的整個世界。正像三兩歲的孩子會把自己的小枕頭與大枕頭放在一起說﹐「枕頭要找媽媽呀﹗」即把大枕頭看成小枕頭的媽媽。這是孩子從自己的體驗來推知週圍世界﹐又由對週圍世界的觀察認知自己﹐也就是天人合一。

 

二級社會有其目的﹐形成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個人的認知主體受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目的指引下的認知過程有賴于主客之間的相互作用﹐以至出現以客害主﹐即對人性本身的背叛與改造。以二級社會開始的西方文明對中華文化持有負面批評包括﹕中國思想不注重知識論的純理分析和反思﹔中華文化和思想的核心價值是人情﹔而作為文化與思想的基本素材或形式規範的中華語言文字﹐更是長於抒情的詩樣而非長於說理的散文。(陳啟雲 2010) 中國古代傳統視覺藝術描繪的是山水花鳥﹐也包括人物﹐而西方視覺藝術從古希臘開始就長期以來僅僅以人物為題材﹐直到十七八世紀風景畫才相繼出現于兩個臨海的國家﹕荷蘭與英國。(遲軻 1983: 341, 156) 這解釋只能是﹕二級社會的多樣性傳統導致戰爭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爭鬥﹐迫使人類注意力聚焦在與其爭斗的人本身所致。近代航海發展﹐使荷蘭與英國向外開發﹐與其他傳統文化接觸﹐並且有從海上擺脫歐洲大陸軍事威脅的可能﹐從而使他們向史前原初社會閑適心態回歸﹐眼界得以開闊。

 

人腦分為左右半球﹐因病在幼年切除半個腦子的人可有正常智力。因為兩半腦之間的聯結有限﹐ 右腦所得印象﹑感受等可能要編碼後才能傳遞到左腦﹐而語言中心位于左腦﹐理性思維也是左腦功能。作者推測﹐人腦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聯結可能是人類建造二級社會的神經學基礎﹐用以說明兩級社會不同層次式的區別。(Li 2008)

 

中華文明的特異性

 

作者以前曾多次強調中華文明的唯一性﹐用以說明道家學說為什麼僅僅出現在中國。(Li 2005: 2-4; 柚聲 2009a) 世界上有六個原生古文明﹐即中國﹑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與南美的秘魯。古希臘與猶太是兩個次生文明但後來成為西方文明的淵源。在這八個古文明中﹐中華文明顯示了許多與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特點﹐本文從八方面闡述了中華文明的特異性﹐以期說明中國古代形成類似今天聯合國式的維持和平的超級大國並非偶然。

 

() 與海洋的遠近

 

當我多年前初次想到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與人造二級社會這一概念時﹐我首先想到原初社會的人類有如生活在陸地上﹐是着陸的﹔二級社會的人類好像生活在海洋上﹐沒有着陸﹐需要一個外在于他們船隻的參照點來確定他們的位置。如果他們要原地不動的話﹐就要拋錨到海底固定﹔如果他們是在行程中﹐就有一個目的地做參照。而這個目的地是所有人共同的﹐個人無從選擇。曹操在《觀滄海》中說「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當你望著無邊無際﹑洶湧澎湃海洋時﹐你會感受到它那宏偉的力量與那海水遮蔽下的神秘莫測﹐而大地不會給人這種感受。海洋似乎更能激發人類對二級社會的需要與嚮往。

 

史前的所謂巨石文化大多沿海岸線分佈﹐在歐洲是這樣﹐中國的巨石文化據說也同樣分佈在山東﹑浙江等沿海地帶。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眾多的海島上﹐也以各種巨石文化著稱。這似乎不是偶然現象。這些重達數噸乃至數十噸重的巨石拖來豎起﹐或者堆成一個紀念性建築物﹐或者彫刻成石像﹐就是今天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需要一個臨時二級社會的建制來協調千百人作比較長期的努力。

 

根據哈維蘭德編寫的人類學教本﹐在他列出六個原生文明的地圖中﹐有五個發生在濱海區域﹐其區域包括海岸線﹐中國的夏朝是唯一的例外。夏朝顯然是個內陸國家。(Haviland 2003: 303) 與商朝文化可能有關聯的大汶口文化與紅山文化均與濱海區域接壤﹐一般來說﹐他們的臣民是見過海洋的。但商朝系是中華文明的後來發展﹐我們不應將後來發展計算在內﹐所以中華文明是唯一的內陸文明的結論可以成立。

兩河流域﹑埃及與印度文明的區域都很廣闊﹐深入內地。次生文明的猶太與古希臘處於海邊而區域狹小﹐同樣原生文明的中美墨西哥與南美秘魯地區文明是沿海岸線的一個狹長地帶。一個說法是﹐古人類由亞洲進入美洲後坐着簡陋的船只沿海岸線向南遷移。如作為中美最早的文明發展的歐爾麥柯(Olmec) 與瑪雅都位於海邊地區﹐而秘魯地區的文明首先出現于海岸線上﹐他們收集海灘上的貝殼類動物為食物來源。我們可以說﹐海洋在美洲文明發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正由于此﹐美洲文明以巨石文化著稱﹕或為巨石彫刻的人頭象﹐或為用石塊建造成的金字塔類建築。其實這類建築是用石頭或泥土建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建造了一個高大的物質偶像作為社會凝聚力的來源﹐使二級社會式的統一行動成為可能。對史前人類來說﹐這些高大的物質偶像可能與海洋一樣激發他們相類似的心理感受﹐他們為表達這一心理感受而發展巨石文化的﹐後來為少數人利用而導向二級社會的建立。

 

這裡值得指出的是海上生活的冒險性是陸地生活缺乏的。根據生活在公元前第五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租塞狄第斯(Thucydides)﹐柯理特島上出現米諾斯文明後﹐他們的國王在公元前1600年控制了地中海。在這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時間裡﹐海盜與土匪為地中海地區的嚴重問題﹐他說﹕

 

「古代﹐當人們知道如何從海上到達彼此的駐地時﹐住在海岸上與海島上的希臘人與野蠻人一樣﹐經常依賴海盜行為為生cc他們到沒有城牆的鄉鎮以及村莊進行掠奪﹐他們靠這種掠奪維持生活cc內陸一樣到處是強盜﹐在希臘人部份居住區到現在還是這樣cc現在內陸生活在部落裡的人們仍然攜帶武器﹐就是這種古老掠奪習慣的遺留。在古時候﹐所有希臘人都攜帶武器﹐因為他們的家沒有足夠的防禦設施﹐人際交往是不安全帶。」(Jowett 1900)

 

人類最古老的詩歌集在中國是《詩經》﹐在印度是《梨俱吠陀》﹐在古希臘是荷馬史詩。一般來說﹐這些作品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與情感﹐用字頻率的不同從側面反映了這三個古代人民腦海中主要意象的不同﹐也反映他們社會環境的不同。作者統計了這三者的用字頻率﹐為提高可比性考慮﹐作者以英文翻譯為標準﹐《詩經》用了全文﹐《梨俱吠陀》與荷馬史詩採取隨機抽樣。

 

海洋(sea/ocean)出現率以荷馬史詩為最高, 0.14%(74/53258);《梨俱吠陀》居中﹐0.05%(15/28017); 《詩經》最低, 0.015% (9/60856)。這和三種文明與海洋的遠近直接相關﹐古希臘位於半島上﹐離海洋最近。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詩經》的英文翻譯用了九個有關海洋的詞﹐而漢語《詩經》原文僅僅有七個海字﹐其中六處的海字含義為遙遠的意思﹐如四海﹐海邦等。只有一處可能有海洋的意思﹐即《小雅﹕沔水》中「沔彼流水﹐朝宗歸海」的句子。但《詩經》裡把大的湖泊也稱海﹐所以「朝宗歸海」的海字說的也可能湖泊。結論是﹐《詩經》的作者們很可能沒有見過海洋﹐並不了解海洋的真正含義。

 

三者神字(god/goddess)出現率卻以《梨俱吠陀》為最高﹐0.87%(244/28017); 《詩經》為最低, 0.072%(44/60856)。似乎與上述海洋刺激二級社會的意念的說法不一致﹐但從其他字的頻率可以看出﹐古希臘社會更具典型二級社會的性質。

 

戰爭(battle/war)出現率以荷馬史詩為最高﹐0.13%(68/53258); 《梨俱吠陀》居中﹐0.096%(27/28017); 《詩經》最低, 0.028%(17/60856)。這和三者的古代歷史所描述的戰爭頻率相一致。與此相一致的是﹐憤怒一詞(anger/angry)的頻率以荷馬史詩為最高﹐0.092%(49/53258); 而《梨俱吠陀》為最低﹐0.018%(5/28017); 《詩經》居中, 0.025(15/60856)。歡樂(joy/joyment/joyful)的頻率以荷馬史詩為最低﹐0.0094%(5/53258); 《梨俱吠陀》為最高﹐0.14%(38/28017); 《詩經》居中, 0.087%(53/60856)。就憤怒﹑歡樂的頻率來看﹐古印度人民更具陽性情感﹐這可能與其強調宗教信仰而又相對和平有關。古希臘人民更具陰性情感﹐和上述海洋冒險生活直接相關。(Li 2010)

以下剩餘七條進一步證實中華文明的特異性﹐限於篇幅﹐不再詳細論述。

 

() 遊牧民族的衝擊﹕唯有中華文明幸免于難﹕根據趙林先生﹐遊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從公元前三千紀末年到公元前600年。歐﹑亞﹑非三洲的古代文明均被這一遊牧民族所侵佔﹐只有中華文明是例外。(趙林 2006: 1-21) 根據狄米歐研究﹐由同樣的氣候干燥與沙漠化過程所引起的遊牧民族入侵也發生在美洲。( DeMeo 2004)

 

() 唯有中華文明早期有一個更加肯定的母系社會階段﹕王玉哲列舉了七方面的詳細證據說明﹐中華文明早期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母系社會階段。(王玉哲 2004: 75-80)

 

() 早期人類遷徙性的保留﹕在世界上各大主要古文明當中﹐只有中國古文明將先民狩獵採集時代的遷徙性保留到很晚﹐很可能到達戰國時代才最終消失。這與城市文明的西方恰成對比。

 

() 據作者考證﹐杰尼斯所提的雙向腦人現象似乎獨不見于中華文明。 (Li 2008)

 

() 水利工程的不同﹕四大古文明﹐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國﹐都出現在大河流域﹐使人們想到水利工程在國家形成中的促進作用﹐即文明出現的水利工程學說。上四大古文明中﹐三個是灌溉工程﹐唯獨中國是黃河氾濫的控制。近代考古發現﹐從奧爾梅克文明開始的中美文明有灌溉系統﹔南美文明開始于沿海採集貝殼為生的人﹐當然用不著水利工程﹐但後來國家出現後也有運河與灌溉工程﹐印加帝國即有大的灌溉渠道。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六大原生文明中﹐中國是唯一國家出現後長期沒有重大灌溉工程的國家。

 

() 中國宗教信仰文化的原始性提示原初社會的影響

 

() 中華文明似乎是唯一沒有地域限制因子的文明﹕卡爾內羅首先提出人類文明發展的自然屏障學說﹐即地域限制因子 (circumscription)在文明發展中的作用。這種學說認為戰爭是一種驅趕人類向四週擴散的辦法﹐即如果你不向遠處擴散﹐我就來攻打你啦。等人類沒處擴散時﹐戰爭式的暴力就有了長期存在的社會原因﹐也就是國家的出現。這一學說的另一表述說﹐讓那些要擺脫國家控制而向週圍遷移的人蒙受重大損失﹐導致生活水準的大幅度下降。人們為避免蒙受損失而忍受國家的控制與國家帶來的不平等。( Carneiro 1970) 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文明都以灌溉系統為特徵﹐灌溉與否可使農業產量有數倍的差別﹐而埃及尼羅河兩旁都是沙漠﹐逃跑者可能要失掉生命。秘魯文明最早出現在沿海地帶﹐以採集海洋有殼魚類為生﹐離開這一地理環境就意味着喪失生活來源。所以它們都有所謂的自然屏障﹐而中華文明沒有自然屏障﹐結果是他們不斷的遷徙﹐到春秋時代﹐各國之間還存在大片荒地。戰國時期的孟子還主張用仁政統一中國﹐而他的這一主張需要農民的自由遷移。

 

中國古代社會的二架結構與超級大國使原初社會生活成為可能

 

中國自黃帝與夏朝開始﹐就選擇了屋上建屋的二架結構﹐即將新出現的二級社會建造在眾多的原初社會之上﹐這一社會形式到戰國時期才得以改變。又由於中國是他們所知世界中的超級大國﹐沒有旗鼓相當的外在國家與其爭雄﹐從而導致本文一個重要結論﹕中國人在這段時間內仍生活在原初社會﹐或者生活在與原初社會近似的准原初社會之中。以下論述這一結論的可行性。

 

原初社會是遺傳編碼的社會﹐除非受外在強力影響﹐人類有組成原初社會的天然傾向。下面即本文設立的重要假設﹕

在下列條件下﹐原初社會或准原初社會將自動形成﹕

 

1) 社群人數在數百之內﹐人數過多時﹐社群有一分為二的自由﹔

2) 社群內﹐人與人交往的方式是面對面﹔

3) 沒有與二級社會接觸﹐也未接受二級社會文化影響及思想輸入﹔

4) 沒有威脅生存的外在力量。

 

這一假設是由原初社會是遺傳編碼社會這一定義推演出來的﹐是必然結果。以下論證我國戰國前的社會能夠滿足上假設中的四條要求。以下為三代時期整個國家的社會模式﹕

 

天子家族 准原初社會+文人

諸侯家族 准原初社會+文人

村落家族 原初社會

按本文定義﹐上模式圖中的天子與諸侯應系二級社會﹐與原初社會的村落家族構成二架結構。實際上﹐天子與諸侯仍生活在近似原初社會的社會之中﹐因為上述重要假設的條件一一符合。他們既無從受到二級社會思想文化影響﹐又沒有威脅他們生存的外在力量。以下六條給予詳細解釋﹕

 

1) 天子﹑諸侯﹑村落三層的家族均以原初社會形式生活﹔

2 ) 天子與諸侯家族的物質生活水平可能較村落家族高﹐但十分之一的稅收並沒有改變村落生活的閑適自得的格調﹔

3) 天子與諸侯雖不住在一起﹐但經常見面﹐天子與諸侯的人數在數百人之內﹐組成准原初社會﹔

4) 同樣﹐諸侯與其所屬村落原初社會頭人組成另一級的准原初社會﹔

5) 以上各原初社會與准原初社會均按原初社會的平等互惠原則處理與協調之間的關係﹐其管理依據原初社會頭人的管理原則﹔

6) 以二級社會層次上的行政管理與軍事衝突接近於零為理想﹐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

 

這樣一個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首先由黃帝創立。史記開頭就說﹐「cc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學者們認為﹐神農氏可能代表一個時代﹐並非一個具體的統治者名字。在神農時代﹐農業發展了﹐人們生活在相對和平的環境裡。但這一時代的末期﹐由於局部的人口密度增加﹐或由於自然災害而食物缺乏﹐暴力衝突不斷﹐無人能夠制止。按照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挑戰應答的邏輯﹐面對這一挑戰﹐出現了能人黃帝﹐他的應對辦法是建立強大的軍隊﹐征服了侵凌諸侯的炎帝﹐又禽殺了作亂的蚩尤﹐從而贏得天下萬國的和平安定。黃帝的功勞在於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不久出現了堯舜禹這樣眾人稱道的德治與無為而治的典型﹐足以說明黃帝使用武力是為了和平。大禹通過治水的公益工程進一步奠定了夏商周三代超級大國維持天下和平的建制。這和聯合國維持和平功能不無相似之處﹐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即世界上的軍事強權。

 

很多西方學者只承認文字出現後的商朝﹐這與本文引用黃帝論證並不衝突﹕中華文化的哲學基礎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奠定的﹐而春秋時期的五霸與周王朝一起行使和平維持功能﹐上述夏商周三代超級大國維持天下和平的建制仍大致存在﹐這時關於黃帝與大禹的傳說也廣為流行。縱使是傳說﹐對當時的思想家們的哲學思考也發生了影響﹐因為他們可以信以為真﹔而現代考古學發現的史前史實﹐如果當時學者並不知曉時﹐它們的影響就十分可疑。如果人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話﹐上古時期人們信以為真的歷史是傳說還是真實﹐相當一部小說內的虛構之虛構﹐其間差別甚微。

 

四 中國戰國前主要社會生活層面是原初社會的證據

 

上面從理論分析論證了中國戰國前主要社會生活層面是原初社會的可行性﹐下面列舉中國古代正反兩面的事實證實這一結論是歷史事實。

 

() 早期諸子百家缺乏對二級社會的認識

諸子百家多屬于統治階級的下層﹐有機會了解上下層社會﹐而他們的學說大多以社會生活與政治管理為主題﹐但早期諸子百家顯然缺乏對二級社會的認識﹐有力地提示中國戰國以前主要社會生活層次為原初社會。

 

孔子與孟子都講了許多顯然不適合二級社會的話﹐而只能用面對面的原初社會中的頭人管理系統來理解。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1217)。」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 136)。」這些話顯然僅僅適用於原初社會的頭人管理系統﹐這種榜樣政治只限於面對面交往的社會圈子。二級社會的領導人要拿出辦法來解決問題﹐給予下級以明確的方針與指導﹐並非事事能夠以身作則就可以了事。農民至少整個冬天無所事事﹐如何把他們組織起來追求公益﹐似乎儒家全無考慮。而這種將國民的業余時間組織起來追求物質文明是西方的思路﹐似乎不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視野之內。

 

孟子反對用兼併戰爭來統一天下﹐認為只要實行仁政﹐得人心就可以統一天下。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孟子提出了被現代學者李申認為是小康社會經濟理想的具體標準。(李申 2003)孟子說﹐「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不挨餓挨凍﹐對老年人有較好的照顧﹐這並不難達到。現在很多國家與地區達到了這一標準﹐並未見統一﹐也沒有完全制止戰爭。只有原初社會條件下﹐物質生活得到保證後﹐人們安心於懶散的閑適生活﹐才可出現大一統的和平局面。在二級社會中﹐總會有一些人想利用他人的勞動來實現他們無限制的野心﹐而二級社會給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另外﹐孟子這種以仁政而王天下的說法﹐需要人口的自由移動﹐只能在原初社會條件下﹐既無國界又無戶口概念才有可能。

 

老子無為而治實際上是原初社會頭人無權威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的哲學化與理想化。原初社會一切聽從天然與人性﹐就是無為而治。這裡應該提到的是﹐儒家同樣提倡無為而治。《論語﹕泰伯》提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的話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老子在《道德經》第29章裡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的 意思是說:人類世界是神圣之物,不可對它有所作為,不可把它占為己有。老子這些話是對上述二架結構系統的一種描述。就是說﹐天子與諸侯們對他們的下屬社會不可為﹑不可執﹐即不能隨意操縱﹐也不能佔為己有﹐因為原初社會與准原初社會中沒有絕對權威。

 

《禮記﹕禮運》中記載孔子的話說﹐「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為小康。」這些話的意思是說﹐從夏禹到周朝都屬于小康世界﹐由禮儀制度來考查在勢的統治者們的是非﹑誠信﹑過錯﹑仁義以及前後的一致性。不遵循這些原則的統治者﹐人民將他們視為禍殃﹐要失去他們的位置。這同樣說明這一二架結構系統中並無絕對的權威﹐統治者的去留由人民是否視他們為禍殃來決定。

() 道家與儒家同樣以原初社會為理想

中國出現的第一個系統的哲學體系是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學說﹐正是對古代二架結構保存的原初社會這一體系的哲學概括﹐是原初社會的哲學化與理想化。老子以小國寡民的原初社會為理想﹐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儒家同樣以原初社會或近似原初社會的堯舜禹時代作為理想社會。孔子在《論語》中說過很多讚美堯舜禹的話﹐《禮記‧禮運》記載儒家大同學說﹐更是儒家推崇原初社會的證據。

 

這就是說﹐中國思想史最先出現的道家與儒家兩個哲學體系都以他們現實中的原初社會為理想。他們缺乏二級社會的親身經歷﹐也就無從提出二級社會的理想﹐是戰國前中國社會主要為原初社會的又一證據。孔子對他的原初社會系統有具體的描述﹕他反對刑殺﹐反對訴訟﹐主張德政 (論語 1219131123)。孔子以西周社會為榜樣﹐《史記》與古本《竹書紀年》都記載說﹐「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這足以說明孔子確實想建立一個沒有訴訟的「勝殘去殺h的社會﹐並在西周時得以實現。按公元前1000年世界人口為五千萬而公元前400年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27%推算 (麥戈伊 2004: 10-11), 西周時期的人口可能在一千三百萬以上﹐四十年沒有使用刑罰﹐那只能上述的原初社會系統中﹐人性穩定社會的巨大力量得以顯示。在人類歷史上﹐如此規模的二級社會﹐沒有刑罰﹐甚至刑罰輕些﹐都會陷于混亂。

 

() 夏朝與周朝的五服制度是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的必然結果﹕政治區域與文化傳播等同的普世胸懷

 

《尚書﹕禹貢》與《國語﹕周語上》均有五服的記載﹐並用幾乎一樣的名字稱呼五服。五服的意思是政治中心對週圍行政區域的劃分以遠近為標準﹐而最外一圈行政區域稱為荒服。《禹貢》說荒服地區可以任人居住﹐而《周語上》說﹐荒服地區的諸侯一生中來朝見天子一次即可。總之﹐那是超級大國的邊沿﹐也是中國人心目中天下的邊沿。這說明﹐中國古人認為自己是世界唯一權力中心﹐代表整個人類﹐因而他們也為整個人類負責﹐即一種普世胸懷。他們的文化也應是整個人類的原初社會文化﹐而非二級社會某一種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代表全人類。政治區域與文化傳播範圍等同起來﹐是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的必然結果。

 

葛劍雄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小冊子裡表明﹐中國王朝要的是天朝王天下的虛榮﹐並非實際的統治權。在經濟上﹐朝貢也不存在剝萷與被剝萷的關係﹐進貢與賞賜往往是後者價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為了顯示天朝物力的豐厚﹐往往是打開倉庫﹐聽憑對方挑選。這就是中國古代沒有對外貿易記錄的原因。(葛劍雄 1994 ) 中國古代超級大國不是貿易的機構﹐也不是西方國家與民族的含義﹐而是一種人類大一統的文化建制。

 

() 中國古代缺乏二級社會運轉的社會機製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缺乏二級社會方向性的思想體系與相應文化。這裡進一步說明中國古代沒有組織整個社會奔向同一目標的社會機製﹐而這裡的目標是指這一系統安全與穩定之外的目標﹐如財富積累﹐疆土擴張等。安全與穩定是任何社會體系存在的前提﹐不應與二級社會的社會目標相混淆。

 

納貢與十分之一的稅收換取超級大國的保護是中國戰國前國家建構的實質﹐而這種超級大國的保護功能有賴于王朝與各諸侯國之間的實力平衡與個人交往的相互信任。王朝實力大於諸侯﹐幾個諸侯聯合的實力就大於王朝﹐這是一個平衡系統。人性作為失衡後自我調整的主要指導力量﹐也就是人心所向﹐而這種人心所向不是今天文化灌輸後的人心﹐而是天然人心。所以﹐這一原初社會的超級大國有保證本身安全與穩定的功能﹐但難以容納其他目標。

 

伊亞爾將權力分為四種﹐即社會﹑軍事﹑思想意識與經濟。他分析說﹐所有複雜社會都有軍事權力作後盾﹐但軍事權力有固有的局限﹐即依靠軍事力量者常常為軍事力量所反叛﹐即中國人所謂玩火者必自焚。建築在親緣關係上社會性權力有面臨不斷分裂的可能﹐而思想意識難以壟斷﹐所產生的權力與社會性權力一樣﹐也難以集中。伊亞爾結論說﹐只有經濟權力可以單獨使一個政權穩定﹐而經濟來源的控制權也是獲得其他三種權力的捷徑。(Earle 2002)

 

和伊亞爾說法相一致﹐中國軍事權力逐級制衡﹐對外可以對付蠻族入侵﹐對內沒有絕對的強權。周幽王廢太子﹐而被廢的太子向他外祖父告狀﹐結果京城陷落﹐幽王被殺。可見國王的軍事實力存在于制衡之中。

 

財富積累文化將生產資料控制在少數人掌握的社會機製之中﹐將整個社會人口組織在內﹐一個人脫離了這個現存的社會機製就無以生存。中國古代社會並不是這樣﹐當時人的生計是農業與狩獵採集﹐當時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土地的絕對控制是不可能的。中國古代沒有建立通過控制生產資料來控制社會的機製。據王玉哲考證﹐中國古代自夏商到西周的國家只有點而沒有面的概念﹐國家統領的華夏族據點之間任由少數民族居住。(王玉哲 2004: 3-5) 夏商兩朝都多次遷都﹐而中國農業為刀耕火種的粗放型農業﹐也需要不斷遷移。出現于戰國時期的《禮記.大學》中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說得十分清楚﹐國家的財政來源主要靠擁護君主德政的民眾。在《論語》中﹐孔子曾三次講到用德政吸引遠處的農民來歸附。(《論語﹐16113416) 這與上面提到的中國缺乏地域限制因子相一致。周厲王把山林收歸國有﹐可能企圖建立通過控制生產資料來控制社會的機製﹐結果遭到滅頂之災。

 

結論是中國古代沒有建立二級社會的管理機制﹐不可能進行埃及金字塔那樣的生存與安全之外的大型工程項目。王朝與諸候的軍事權力相互平衡制約﹐他們的社會權力又受農民自由遷移的制約。這可由生產力發展的限制來說明。中國當時已經掌握了冶金術﹐但根據著名人類學家張光直﹐中國自夏商至西周都用木﹑石﹑骨﹑蚌作材料製作農具。(張光直 2004)

 

外國學者安德森指出﹐在四大文明古國中﹐與其餘兩河流域﹑埃及﹑印度三者相比﹐中國是例外﹕農業技術仍然停留在接近於新石器時代水平﹐比較簡單﹔城市化程度較低﹐商業不發達﹔似乎不曾卷入國家之間的征服、外交、商業,僅僅是与周邊蠻族接觸﹔体現其強權的戰爭僅具青銅時代的戰車規模﹐其規模不大﹔奴隸不多﹐用于家庭﹐不可能將之視為奴隸社會。(安德森﹐2000) 這些描述也說明中國古代缺乏二級社會運轉的有效機製。

() 中國古代的軍事衝突與原初社會的暴力衝突類似﹐而西方文明從開始就是不斷升級的戰爭文明

 

由於上述超級大國與二架結構的社會特點﹐我國長時期的軍事衝突富有原初社會暴力衝突的特點。史前人類在生存受到威脅時﹐也可能攻擊他們的鄰居﹐稱為小規模襲擊﹐多為飢餓所逼。當兩個群體發生矛盾而不能用其他方法解決時﹐史前人類也通過按禮儀程序進行的戰鬥來決定。它允許雙方展示勇氣與情感﹐受傷多不嚴重﹐極少造成死亡。因為暴力並非基本人性﹐而是人類某種情況下才表現出來的週邊潛能﹐所以飢餓與矛盾可能導致暴力衝突﹐同時更可能和平解決。這樣的暴力衝突停留在個別現象水平﹐受人性的制約。所以人類歷史數百萬年來﹐這種衝突既不升級﹐也不增加頻率。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把我國春秋時代的戰爭稱為貴族戰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禮的約束。不為己甚是當時的一般趨勢。」(黃仁宇 1989) 一句話﹐他們的戰爭還受人性的制約。戰國時代的戰爭才真正具有二級社會戰爭的性質﹐戰爭是了建立與人性無關的強權政治﹐是不同社會取向導致的政治衝突。

 

西周以至春秋時期﹐兵農合一﹐國人當兵﹐野人不當兵。真正的常規軍人僅限於保護王室的衛兵﹐為數很少。(劉寶才錢遜周蘇平 2001: 74) 中國歷史記載商代夏﹐周代商都是末代帝王失卻民心﹐眾叛親離情況下進行的。但末代帝王的劣行記載則要在上實力平衡系統不允許叛離人性太遠的背景下來理解。由於戰爭受人性制約﹐戰勝一方把戰敗一方做妥善安置﹐並非把他們虜作奴隸。《史記‧夏本紀》與《殷本紀》記載﹐商滅夏時「湯封夏之後﹐至周封于杞也。」周滅商時﹐「封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

 

西方文明來源 于地中海文明﹐包括中東﹑北非以及希臘﹑羅馬等。一開始就以商業與財富積累為特徵﹐原有家族打破﹐尤其是兩河流域與古希臘文明﹐以自由個人組成城邦社會﹐位于河邊﹑海岸﹐成為交通與商業交換的樞紐。這樣背景下的戰爭不再是以人性為制約的原初社會的暴力衝突﹐不再是在平等前提下解決爭端的一種方式﹐它以掠奪財富﹑資源﹑奴隸為目的。他們通常把戰敗國男人全部殺死﹐將婦女與兒童賣作奴隸。這給財富積累與戰爭不斷升級提供了經濟基礎與社會運轉機製。中國古代沒有建立這樣的二級社會運轉機制。

 

艾柯哈爾德最近提出所謂辨證進化說來解釋人類文明的進化﹐他如此描繪他的學說﹕「辨證進化說尋求文明﹑帝國與戰爭之間的相互關係﹐以至於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陽性反饋﹐使三者形成一個不斷上昇﹑不斷前進的螺旋運動。除非陰性反饋建立而導致三者向反方向螺旋運動。" (Eckhardt 1995)

 

艾柯哈爾德用戰役頻率作為戰爭的度量﹐用帝國面積和作為帝國的度量﹐用進入百科全書與教科書的名人數目作為文明的度量。艾柯哈爾德將這些名人稱為天才﹐即天才的數目構成文明的度量。艾柯哈爾德的研究結果發現﹐整個世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一個不斷上昇的螺旋﹐只有上升﹐沒有下降。就一個地區而言﹐五千年中也有上昇﹐也有下降。當支出超出收入時﹐此螺旋運動即反方向運動﹐文明走向衰敗﹐表現為分散化﹐封建化﹐與異族入侵。艾柯阿爾德發現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昇過程中﹐不僅文明﹑帝國與戰爭同時上升﹐並且導致社會不平等的擴大﹐表現為﹕奴隸制﹐種姓制度﹐階級分化﹐與社會等級制等。(Eckhardt 1995)

 

這一學說可以用古希臘學者赫拉克利特話 (約公元前540-470)來驗證﹐他說﹐「戰爭是一切之父﹐戰爭是一切之王。戰爭使一些成為神﹐一些成為人﹔一些成為奴隸﹐一些成為自由人。」

 

艾柯哈爾德的理論適合我國戰國時期﹐並不符合我國戰國前的情況﹐也不符合聯合國成立之後的世界。學者們研究在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722年間的中國戰爭情況發現﹐與其他時代與地區相比﹐這一時期的中國異常穩定﹐其穩定程度與二戰後冷戰時代的現代世界相似。(Cioffi-Revilla and Lai 1995) 二次世界大戰後科技空前繁榮﹐天才大量涌現﹐並不伴有戰爭升級。

 

老子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德經 31) 。老子這裡把戰爭勝利看成不好的事﹐因為雙方死了人﹐要用喪禮來處理。後來文明史中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用喪禮來處理戰爭勝利的。如果一個國家硬要這樣的做的話﹐它的軍隊就要失去方向﹐老百姓也要反對﹐它只能在一片反對聲中垮臺。老子的戰爭指導思想只適用于原初社會。

() 儒家仁義學說與禮樂制度是原初社會管理體系的延伸而非二級社會出現的指證

 

如果把儒家與道家學說看成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單是儒家或道家都不能概括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只有儒道互補才代表了中國主流文化的走向。作為一種哲學﹐儒道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但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與社會思潮﹐中國文明開始時就有儒道互補的前驅思想了。

 

儒家學說以仁義說為核心。仁義學說是原初社會遭受困難而面臨分裂時常用的方法﹐只是未必叫做仁義就是了。他們沒有把社會整體性強加于任何成員的力量﹐只有用仁義之類的話提醒人們﹐希望他們不要分裂。

 

現代人有二級社會的經歷﹐也失去了對這些話在心理與情感層面上的感應能力﹐古代原初社會人類對這些話的反應與我們有本質的不同。一個表面類似的情況是﹕兩三歲的孩子淘氣﹐父母屢說不聽後叫道﹕「你不要媽媽啦﹗」孩子聽後立即停止淘氣。據說﹐六個月的孩子在得到一個新玩具而興高采烈時就會與母親不斷交換眼色來達到情感與心理的交流。媽媽代表了孩子深層意識層面上這種社會交流的整體性﹐孩子不能割捨。

 

中國農村生活最接近道家原初社會的理想,某些地區至今仍有家族与族長。族長不再有召集家族會議的能力,他通過協商不斷表達自己的意見來行使族長的職能。當族內矛盾鬧到影響家族的統一時,族長就通過親朋向鬧矛盾的雙方發話。第一句話,要有良心。這就是儒家仁的含義。如果還沒效果,他就發第二句話,要對得起祖宗。祖宗代表家族的整体,也就是儒家義的內涵。總之,在沒有二級社會管理机制可用的情況下,人們仍呼吁人類的良心意識來維持社會統一與穩定。

 

在語言與社會建制不發達的原初社會﹐禮樂是一種社會交流與整合的系統。同語言一樣﹐禮樂是一套具有內在結構的表意系統﹐未必涉及語言的使用。與法律與語言相比﹐禮樂更富于情感與心理交流。所有原始社會都有它的禮樂制度﹐並在社會運轉中起重要作用。只有二級社會日趨成熟的今天﹐禮樂制度與宗教生活才退居次要地位。儒家強調仁義的同時強調禮樂﹐也同樣反應儒道兩家同以原初社會為理想﹐儒家以原初社會為模板治理二級社會的思路。

 

儒家禮樂制度本身是二級社會的建制﹐但保留原初社會的特點。原初社會的禮樂行為可看成是上述原初社會心理與情感的深層意識層面上整體性的表達與交流﹐就像人高興後要笑﹐而笑能傳染﹐使週圍人一起笑。儒家的禮樂制度適應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有人類自我表達的成份。如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 88) 就是說由詩歌激發起來的情感表達成為禮與樂﹐即把禮樂制度看成一種情感的表達方式。這是原初社會的思路﹐而與二級社會不同。原初社會的禮樂以怡悅人性為主﹐二級社會的禮樂以維持社會秩序為主。這不能與宗教禮樂行為混淆。人類對原初社會心理層面整體性有先天需求﹐現今宗教有彌補與迎合這一需求的功能。

 

結語﹕歷史影響

 

經過戰國時期的血腥洗禮, 農民無處可逃﹐國家再不像孔子說的那樣要用德政來吸引農民歸附了。上述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的社會模式變為﹕

 

天子家族 變形的准原初社會

官僚及後備文人集團 二級社會

村落家族 准原初社會

 

這一社會模式與上述二架結構的社會模式主要區別在於中間的諸侯國消失﹐代之為官僚及後備文人集團。按費正清提供的資料﹐龐大的清朝僅用不到兩萬名官僚﹐但有125萬獲取科考功名的後備文人集團。(費正清 1995: 105) 漢武帝之後﹐以儒家學說為官方思想體系﹐與在野的道學互補﹐仍能以人類大一統文化的面目出現。億萬農民大眾和前一種社會模式時一樣是交稅而換取和平安定的保證。原初社會體系出于天然人性﹐對人類具有強大的感召力﹐是這一系統強大包容性與整合性的來源﹐也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改朝換代僅僅是天子家族的改變﹐從同一後備文人集團中挑選一兩萬官僚而已。

 

這一系統數千年來得以延續不變﹐也就意味着二級社會機製與中間階層的薄弱。古希臘的雅典城幫僅十余萬人﹐健全的二級社會機製使他們能調集各階層的智慧與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成員的精力與時間﹐短時間內積累大量財富﹐建立強大的海軍﹐樹立宏偉的神壇建築﹐創造博大精微的哲學與文化。中國數千年來沒有類似古希臘這種龐大的二級社會機製的建造。這對物質文明發展有重大影響﹐對精神與文化的發展影響甚微。

 

由於二級社會運轉機製的開發不夠﹐建築長城與開鑿大運河這樣的大型項目﹐全靠行政命令﹐以至運轉失靈﹐秦隋兩朝驟然垮臺。歷史記載﹐武則天與漢武帝時均戶口流亡過半而不垮臺﹐同樣說明二級社會層次上平衡機制的缺乏。

至於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歷史影響從整個人類來看更明顯﹐中國雖也在其內﹐但不典型。史前人類像動物一樣﹐營狩獵採集生活﹐婦女攜帶孩子走路﹐使哺乳期長達三四年之久﹐又由於高蛋白飲食﹐不利于脂肪儲積﹐而低脂肪與哺乳是限制懷孕頻率的自然機制。 一萬年前出現農業﹐是人類文明的開始﹐使局部人口增加而進入二級社會規模﹐人類開始建造神壇﹐沿海的巨石文化出現。農業發明導致高碳水化合物飲食﹐以及不攜帶孩子導致哺乳期縮短﹐使生育率劇增。但人與牲畜接觸導致大規模的傳染病﹐如天花等﹐持續萬年之久﹐近代才為發達的醫學控制。上面提到﹐五千年文明是一個戰爭升級史﹐在有閑階層的監督下﹐人們夜以繼日地工作來支持戰爭﹐而被戰爭掃除的人﹐他們遺傳與文化都不一定低劣。恰其相反﹐他們為人類固有的良心所誤﹐死前沒有來得及背叛人性而已。人類歷史上的農業革命以及中東國家的建立都伴隨人類壽命的縮短。人類在農業發明前與其他動物一樣﹐不勞動﹐農業發明後開始勞動﹐其結果是增加人口而為傳染病等弊病殺傷于兒童期﹔文明出現後﹐夜以繼日地工作支持更多的人口﹐而為戰爭與災荒殺傷于成年期。三萬年前男人平均身高177厘米﹐婦女165厘米﹐而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男人身高175厘米﹐女人身高153厘米。(Harris 1977: 14) 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不可逾越﹐文明人類等於掉入其間的溝壑中做無益的掙扎。如果現代人追求個人幸福的話﹐二十世紀北美自殺率倍增則足以說明從個人角度看﹐人類仍在做無益的掙扎。這相當告子所說杞柳變成杯盤之前的斧鑿之災﹐是難以避免的。其他社會分類都無法說明不可逾越的溝壑之災。

 

在西方文明的攻勢下﹐中華文明自鴉片戰爭以來﹐屢屢敗北﹐就連共和國的名字都是歐洲兩千多年前的概念。人類正在認識到非西方文明的價值。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根本性不同導致東西方從哲學思考到文化藝術諸方面的不同﹐這些不同也就都可以用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不同來解釋。中華文明的價值在於她展示原初社會力量與魅力﹐或許為人類指向新的社會思考方向。(柚聲 2008b,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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