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处回网站首页: 21 世纪中华道学
论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

论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

 

柚声

 

摘要:本文从国家定义与国家出现的历史条件论证,中国战国前三代时期王朝和联合国及欧洲罗马教廷相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孟有很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并有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行为。中国古代这种无政府的社会秩序得以实现乃基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后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上下分割与地方势力平衡使中国人进入文明后仍生活在原初社会层次。作者引用《易经》说明原初社会中个人中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一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社会生活方式可以用儒道互补来概括,故老庄与孔孟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本文列举分析了孔孟的种种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行为,并对比了孟子、庄子与古希腊第欧根尼截然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结论说:西方开始于典型国家的二级社会,此后历史发展向原初社会回归;中国相反,由无政府社会开始,逐渐向集权与典型国家演进。作者以诗歌中“我”字频率代表主体表达度,用以检验马克思的国家专政说,发现东西方历史走向相反:西方历史呈现主体表达度的增高,而中国三千年主体表达度降低的程度与递减的持续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唐朝以后诗歌主客体我字比率与自杀诗人屈原相近,令人揣想古人的摧心剖肝之痛。

 

关键词:无政府社会,暴力垄断权,国家形成说,主体表达度,原初社会,二级社会,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儒家无政府主义

 

 

按马克思主义学说,国家政治是一个阶级统治与剥削另一个阶级,即军队、警察与监狱维持的专政系统。孔子却说,“政者正也”,政治是领导人行为端正;孟子讲仁政,而仁是不忍之心。行为端正与不忍之心领导的社会只能是无政府,反映中国战国前无政府状态的现实。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孔孟哲学体系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政治理论的主体思想,不过以道德礼仪说教的面目出现。道德礼仪不能代替专政,只能帮助社会维持现有秩序; 况且孔孟道德由他们自己裁定,并无客观标准与社会裁定程序。

 

一、现代无政府主义的概念

 

“无政府”一词的通俗含义系指社会陷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常常导致军阀混战。无政府与社会混乱却无本质联系。人类政府出现才五六千年的时间,在此以前的一二十万年之间,我们现在称为智人的人类社会并没有陷于混乱。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在政府领导下,战争的频率与级别都较以前无政府时大幅度增加。既然文明前的人类可以过无政府的生活,文明人类同样可以无政府而生活。历史上有不少这样例子,如冰岛无政府社会延续三百余年(930-1262)。一般来说,延续七百余年印度文明(2600-1900)也是无政府社会。

 

现代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首先由高德文( William Godwin 1756 1836) 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 1865) 提出。其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它的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们自愿结合,互助、自治的和谐社会。至于无政府社会如何组织,如何运作,如何由现代社会转化成无政府社会等等,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分歧甚大,派别甚多。我初步浏览印象是:他们没有任何人想到老子、孔子式的无政府社会,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无政府主义实质。

 

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实际是一种无政府社会,所以现代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引老子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但很少谈到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将儒家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却不从作者始,如近代无政府主义社会活动家吴秩辉就把儒家大同学说引为无政府主义的蓝图。这方面论著甚少,导致有人误以为老子生活在孔子之后,才想到人类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应从老子拿来给孔子。[1]

二、儒道互补与与无政府主义

 

《庄子:在宥》说: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大意是说:我听说天下顺其自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由人来治理天下。天下顺其自然,就不会改变天下原有的德性,也就用不着人为治理了。尧治天下,人们很高兴,是心不宁静;桀治天下,人们不愉快。不宁静,不愉快,就不是天下原有的德性。没有德性而会长久,天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自尧到庄子有二千余年时间,庄子认为这二千余年的管理行为是即将过去的暂时现象,天下最终要回到全面无政府状态的。自庄子到现在又二千余年过去了,现代无政府主义者们开始重复庄子的这些话:世界要回到无政府状态。

 

《庄子》一书引用孔子甚勤,把孔子当成老前辈,《庄子》书中的孔子表现出道家思想倾向,孔子年轻时曾向老子请教,老年时喜好充满道家思想的《易经》。所以道家与儒家有互补互通的一面。如果老庄主张无政府主义,孔孟也不会支持政府的,事实正是这样。

 

《道德经》中阴阳相辅相成的思想,涵盖一切事物,即可以用一个事物内部这种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制约的内在矛盾来定义事物。这也适于人类社会。作者曾用儒道互补来描绘古代中国社会生活方式。认为,汉朝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清朝结束,是以儒家为主,道家在野,与儒家思想互补。广大农村流行的是道家思想,所以鲁迅先生1918820日《致许寿裳》说“前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流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道家与儒家创始人老子与孔子都代表整个社会来说话,他们又都厚古薄今,所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生活方式仍可以用儒道互补来概括,只是这时的儒道还没有提高到哲学高度。作者曾推测,三代时期以前驱道家为主,前驱儒家为辅。[2] 三代时期,社会面临暴乱、分裂等危机情况时,前驱儒家人物就会出来用道德与礼仪呼吁秩序,以稳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前驱道家人物则强调古朴纯真。结果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而堵塞了二级社会国家出现的道路。结论:早期儒家思想是为了维护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现实而使其得以持续存在。

 

三、三代时期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

 

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儒道两个哲学体系为什么都以无政府社会为理想呢?这是因为三代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儒道两家仅仅概括与描绘古代中国社会现实而已。中国在战国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给国家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被引以为经典。他说,在领土内垄断暴力合法使用权者为国家。[3] 在领土内未经国家允许而使用暴力便构成犯罪。战国以前的王朝很像当今联合国,他们对不听号令的地方势力都用一个办法,即派盟国兵团与该地方势力开战。他们如果战败了,只是丢面子而已,照样当自己的王朝与联合国,得胜的地方势力仍是他们的属下。所以,三代与当今联合国一样,小的冲突不断。《易经》剥卦上九爻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卢”,即越富有,越不得享受,被穷人吃大户了。某些毛泽东传记提到,毛年轻时湖南家乡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哥老会,组织农民吃大户,影响到毛家。如果毛年轻时军阀混战而导致边缘山区无政府的话,从吃大户推断,《易经》时代也同样无政府。三代王朝并没有垄断暴力使用权。

 

三代时也不具备国家出现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不调和的产物,中国三代王朝的出现并不是这样,夏王朝是治理黄河协作的结果。夏王朝继承了黄帝的传统,而黄帝与当今联合国一样,是为了制止诸侯征战与蹂躏百姓。[4]

 

除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外,另一个流行的国家起源说认为:为了应付国际间的征战与竞争,一个民族要建立与周围不同的文化传统作为凝聚力,再成立国家以求生存。中国三代时期并不是这样,他们没有与其竞争的国家和势力,恰恰相反,他们误认为自己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吕氏春秋:贵公》记载说: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仁者人也,即为全人类着想,所以孔子建议丢失弓的荆人忘掉楚国()而拥抱所有的人。老子着眼宇宙世界,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老子建议荆人忘掉人而拥抱大自然。《吕氏春秋》认为老子这种思想传自三皇五帝,即中国古代传统。无论是老子着眼宇宙万物,还是孔子着眼全人类,其结果只能是与当今联合国相似的三代王朝,不会有什么国家与政府。当时的经济地理现实也正是这样。

 

根据王玉哲考证,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改变了他们把中国古代社会归为原始社会的看法,认为亚洲农村公社的农民仍是奴隶,不是奴隶主的奴隶,而是专制君王的奴隶。[5] 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oriental despotism)。魏特夫跟马克思一样相信政治不能代替经济,能够将农村公社社员变成奴隶的独裁君王一定要有一个经济基础来赋予他这种能力。他认为中国这一社会转变伴有劳佣地租向租赋地租的转变,这一变化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6] 正是在战国时期,国家军事力量发展到足以控制疆域与垄断所有土地程度,也正是这时,国家开始向农民分配土地,土地走向私有化。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的用德政吸引远处农民来归附,即农民有自由迁移的能力。尽管商鞅还制定政策吸引中原各国农民来秦国开荒,战国时大部分农民失去这一自由迁移的能力。[6] 结论是:战国前的中国即没有领土权的概念,又没有控制农民的实际权力,而是像当今联合国一样,协调各地方势力均衡合作而已。

 

国内学者也有与作者持同样看法的,只是未加深入讨论,没有导致孔孟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如徐柏青说:

 

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内容可以用“有为而进,无为而治”加以概括, 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任人举贤、简政宽民等行政方略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孔子的“无为”与庄子的“无为”有本质上的区别。庄子的“无为”有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孔子的“无为”则是通过“有为”的政治方式而达到“无为而治。”[7]

 

这与作者看法一致,前驱儒家在三代时期,是通过呼吁道德与礼仪以制止社会的混乱,维持社会的的无政府状态。孔孟正代表这种前驱儒家努力的继续,只不过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的目标再也达不到了。即使这样,作为他们目标的无为而治与庄子不采取任何积极措施的无为而治并无本质的区别,二者全是无政府。另外,在战争频仍与你争我夺的情况下,要求无为而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终生奔波的。孔孟都有退隐思想,庄子不过真的退隐罢了。

 

四、两级社会的概念与三代时期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孔子以西周政治为自己学说的样板,认为那时是儒家德政得以实现的时代。《史记》与古本《竹书纪年》都记载说:成康时期,四十年刑错而不用。即西周早期曾四十年没有使用任何刑罚。孔子无疑知道并相信这一记载,二千多年后的我们就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记载。四十年没有使用任何刑罚是无政府的直接证据。

 

三代王朝与当今联合国一个重要不同是:三代王朝治下的是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少数民族,都没有国家建制,而联合国下面是一百多个制度健全的国家。联合国存在才六十多年,而三代近两千年。在没有国家建制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维持他们的统一与社会稳定呢?商周时代地域辽阔,人口不少于数百万。我在数年前提出两级社会的概念,将地球上的所有社会,包括动物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中国于战国时期进入二级社会。以下是三代时期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社会模式:

 

天子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诸侯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村落家族 原初社会

 

在上模式下,各级均生活在自己的原初社会内,其社会生活的指导原则仍是原初社会的平等互惠与情感直觉,即像史前社会一样发挥人性稳定社会的强大力量。限于篇幅,请读者参阅前文。[48]

 

五、从《易经》看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无政府状态

 

据麦锦恒先生,孔、孟、荀都拥护周道[9],孔子更是以西周为样板,而《易经》正是西周初年作品,展现西周难得的无政府社会生活画卷。 因为作者有专文论述这一问题 [10],这里仅拣其要者罗列于下:

 

1) 以天性自然为指导:国家有宪法与宗旨,即二级社会的方向与目的。原初社会没有这样的功利思想可谈,其业余时间像动物一样用于休闲与愉悦,即广义上的美学追求:包括各种艺术的美,道德的美,社会和谐的美,以及自然的美。《易经》原经文虽然偶尔用德一字,而是与天道自然一起来谈德,即视道德为天性。《易经》原经文没有使用任何仁、义、礼等字眼。

 

2) 无政府与局部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代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不能视为正常。前苏联解体被视为冷战时代的结束,此后的局部暴力冲突仍时有发生。以此推理,三代时期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也会有局部冲突。原初社会式的暴力冲突与同一种属的动物冲突一样,按固定仪式进行,多用威摄的方式结束冲突。像张一谋电影《英雄》显示的那样:双方闭目对立而在脑子里进行战斗来解决争端。《易经》中孚卦六三爻说,“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与敌人遭遇后,有人击鼓,有人退却,有人哭泣,有人唱歌。只有原初社会的战争才会有如此混乱的场面,这样的战争才像原初社会冲突一样,不导致人员伤亡的前提下解决争端。

 

3) 无政府与群龙无首:《易经》处处表现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并非政府,不是各地方势力的上司,所以正当的描绘是:群龙无首。《易经》不仅有群龙无首与天德不为首的话,并且以上地下天的象征代表泰,平安泰和的意思;用上天下地的象征代表否,祸乱险恶的意思。自然界的天虽然在大地上面,如果天受之泰然,就会出现问题,只有上天亲自到大地下面才能达到天地之间的正常沟通。邹衍曾推测:世界上一共有九块为海洋环绕而不相通的陆地,中国位在其中一块陆地上。他几乎说得准确无误:地球上大部分面积是水,天在水上是地球上的常规,但《易经》第6卦正是上天下水的形像,却是讼卦,是诉讼上法庭的意思。其解释是:天在水上就等于把二者分开的,所以导致诉讼。

 

4) 无政府与均平社会:古代无政府社会几无列外地全部是均平社会,近代才有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古印度文明或被认为是无政府社会,他们商业发达,财富积累,但却是均平社会。喜马拉雅山南麓长期与外界隔绝的部落,如阿帕塔尼斯(Apa Tanis)与有猎头之风的纳加斯(Nagas),尽管前者和平,后者常以掠夺平原农民为生,二者都为均平社会。《易经》描述的是均平社会。第15卦说,“君子以衰多益寡,称物平施”。这里的君子是地方官的意思,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富补贫,根据财物的多少来平均分配。上面第三节讲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卢”与这里讲得是同一问题的两方面。穷人吃大户与富有者散财出于同一社会要求。

 

5) 男女平等:《易经》却显示了的男女平等思想,在男人主导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背景下,这种思想实在可贵。大过卦爻辞中提到老夫娶幼妻“无不利”后,马上又说:老妇得幼夫“无咎无誉”。作者思维很像现代女权主义者,世上有一个chairman(男性主席)的词,就立即创造chairwoman(女性主席)的词与其对应。《易经》》作者显然在想:单提老夫幼妻就不平衡了,一定要用老妇幼夫与其对应才符合男女平等的现实。家人卦说,“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古代夫妻关系没有现代法律保证,相对自由,其结果是儿女们与母亲关系紧密。古代原初社会中男女平等,但可能以年老的祖母为社会凝聚中心,而与其他氏族交往等事物由男人主持。即“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

 

6) 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上面所述足以说明君臣关系的维持要靠君不断讨好臣子。父父子子的关系又如何呢?周初的《易经》显然容纳更多的平等思想。第十八卦是盅卦,盅则饬也,就是匡正祸乱的意思。这一卦的六爻中,四个爻是匡正父亲的祸乱,一个是匡正母亲的祸乱,最后一个爻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这一卦表现的正是这种原初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六、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三代时期无政府的社会现实不但没有批判,反而引以为社会的样板,他的所做所为不过是像以往前驱儒家一样,用道德与礼仪呼吁无政府的社会秩序而已。唯一区别在于,孔子已经进入所谓轴心时代,人类思维已经第一次到达哲学高度,孔子也不列外,他更深刻、更系统、更全面地表达前驱儒家思想,从而建立了儒家哲学。也正由于此,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

 

1) 孔子与老子一样以古代原初社会为理想社会,即大同世界:孔子大同学说见于《礼记》,而《礼记》夹杂后人作品。从另一方面说,大同学说更好地概括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即使后人所为,也是总结孔子思想而已。孟子虽无大同之说,他在政治理想化的道路上走得比孔子还远。孔子尚未谴责五霸,甚至称赞管仲与齐桓公(1418 论语第1418节,下同),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告子下) 孟子把孔子仁学说发展成仁政说,而把仁解释成不忍的恻隐之心,建议用这种仁政统一天下。

 

2) 孔子真的想建立一个没有刑罚与诉讼的社会,并在成康时代可能得以实现:两千年前的孔子极力反对刑杀。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鲁国执政者季氏要以有道杀无道,孔子说,“为政焉用杀”。季氏担心盗贼太多,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131312191218) 如果为政者不贪财,就是奖赏偷盗,人们也不会偷盗。

 

一次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我亦欲无加诸人。”子贡喜欢做买卖,交易双方一般说来是平等自愿的,容易做到不强加于人。但在复杂的社会情况下,很难保证没有强加于人的情况发生,所以孔子回答说,“非尔所及也。”不是个人所能做到的。孔子可能以同样的心理考虑盗贼与无道之人,认为他们也有不为他们所控制的社会条件。另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了反对刑杀的意思:自己不愿被杀,也就不要杀死别人。孔子还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一个没有刑罚与诉讼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

 

孟子将孔子这套以原初社会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发展为二级社会以民为主的政治哲学,即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以适应阶级分化的现实。他主张“民为贵”,国王与国家(君、社稷)并不重要。反对暴君,支持革命,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无政府主义与革命并不冲突。

 

3) 孔子的德政本质就是无政府主义: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23) 如果用德为社会衡量标准来建立国家,德应有严格的定义并分为若干层次,要有固定的社会程序来界定一个人行为隶属德之哪个层次,并作为赏罚的依据。这样的德政才能建立二级社会的政权。孔子的德政核心是以仁为基础,孔子多次解释仁,并无确切的定义。因为论语中,仁与人可以互换,孟子说仁就是人,所以孔子德政的核心是强调人性而已。因为孔子看到社会的混乱局面,他强调人性中仁爱之心的一面。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像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国家建立的关键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来维持剥削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孟子反对的利。政治尚且不能代替作为经济基础的这种“利”,何况仁义。孟子的仁义社会只能是无政府。

 

4) 孔子的榜样政治仅适于原初社会的圈子:孔子主张用榜样政治代替管理型政治是中国战国前主要社会生活层次为原初社会的有力证据。曾官至鲁国代理首相的孔子极力主张榜样政治,说统治者管好自己就可以了。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12171361313) 有的译本将“于从政乎何有”翻译成“从政还有什么难的”,反映有了二级社会经验的人对孔子的话难以置信,其实孔子是讲榜样竖起来后就用不着任何管理了。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榜样政治是双向的,就是头头给成员做榜样,成员也给头头做榜样。所以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政时,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21) 即孔子认为自己在家中树立榜样来影响从政的人本身就是从政。国家管理能用一个普通人的家庭和谐来代替,这样的所谓 “国家”只能是无政府。

 

孟子同样讲榜样政治,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

 

5) 孔子的君子形像是自由意志论者:卢梭(1712-1778)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宣言。二级社会犹如一只没有固定方向的海上航船,船上的人不可能人人都有选择方向的自由。像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奴隶、封建、资本等社会阶段即非任何人的自由选择。二级社会一旦选定后,其发展前途如何,并不在人的掌握之中。总之,二级社会成员有服从外在于人的要求的义务,这种要求或为法律,或为权力,或为上帝。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形式的特殊,孔子对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认识。他所描绘的君子形像虽然是道德的楷模,却有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论的倾向。

 

孔子君子形像更接近美学追求,既无客观标准,无须社会认可而发放君子证书,更无功利目的可求。孔子虽然不厌其烦地讲六言六蔽、五美四恶、三友三畏、九思等等(1718207164-10176),如其说是儒家君子小圈子内的自我要求,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标榜,自乐其乐的意思。他们这样讲的同时扩大了与一般群众的距离,孔孟讲君子与小人相对,从而扩大了所谓小人的范围。孔子称自己的弟子樊须为小人,原因是他问了农圃的事。孔子甚至说“言必信,行必果”者为小人,说当时从政的人都是小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320) 这样乱给人扣帽子,足以说明孔子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其言论限于美学价值,仅用于原初社会,所以不讲“言必信,行必果”。与现代无政府主义中以直观感觉(instinct)为基础的自由意志论者接近。

 

孟子将孔子不讲“言必信,行必果”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将其发展成二级社会一种特立的学说,即在二级社会人性异化面前坚持原初社会基于人性的立场,强调内心的真诚,蔑视社会的人为标准。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可见孔孟的自由意志不受二级社会的任何法律条文与行为规范的约束,不讲究社会效果,只讲究人性的自然美。如果孟子这种纯美学式大人不顾效果而导致社会灾难,孟子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清朝末年出现的《老残游记》专门讨论清官危害比赃官大的问题:清官自以为是,不顾效果,而赃官自觉理亏,处处小心。

 

6) 孔子个人行为近于自由主义者:孔子强调个人意志,并不尊重任何政权,没有个人服从外在于人权力的思想,这种权力包括法律、社会存在本身的要求、神的意志等。孔子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以道事君不可则止”(15391123),又瞧不起当代从政的人,说他们是“斗筲之人”,所以孔子终生热衷政治,并不如意。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年,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架子还在,农民自由迁移,君主权力受很大约束。又由于几千年留下来的强大文化传统,孔子学说被视为正统,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但名声却越来越高。可以想象,各国君主会尽量迁就他的,尤其是具有浓重周礼传统的鲁国更是这样。孔子坚持他的自由意志与理想,不与现实妥协,才导致他从政的破灭。

 

孔子一方面坚持自由意志的理想政治蓝图,在行动上又表现出大胆、实用,甚至不顾个人道德准则。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312) 这说明他认识到自己的理想不是短时所能实现的,同时提示孔子并不把当时的周王当成王看待,所以他恢复周礼并不通过大周王朝来实现,周游列国并不朝见天子。那么孔子认为谁是真正的王者呢?答案是他自己。这样高的理想与志向才使孔子表现出大胆实用的一面,当公山弗扰在费城叛乱,请孔子去,子路不高兴,孔子却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这里显然要效法汤武革命,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周王朝。(175) 同样是下属叛乱,孔子周游列国时答应了卫国蒲地叛乱人员的条件而不遵守,反而促使卫国国君派兵讨伐。可见除了实用外,孔子并没有客观的道德标准。

 

作为鲁国主要大臣的孔子因为鲁公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与马匹而不高兴,以今天我们的理解,孔子可以提出批评,但最终以鲁公决定收留齐国礼物与否为准,作为臣子的孔子有接受鲁公决定的义务。据史记记载,孔子竟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即带领学生们离开鲁国。鲁国宰相不得不派人借送行的名义,打听孔子不高兴的原因。孔子行为有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

 

孔子对待这些叛乱态度却表现出他极可贵的一面:原初社会大一统的包容思想,为后来的孟子与荀子所无。[11] 晋国一个叛乱家臣请孔子时,回答弟子的责难,孔子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77) 孔子说即使与这些人同事,自己的洁白不会被他们的污黑所染。这从侧面提示,当时的政府容纳不同思想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后来政治发展与分化的结果,并不适用于孔子时代。子路等青年人容易接受新思潮,孔子坚持老传统。

 

孟子缺乏孔子那种大一统的包容思想[11],但个人行为更加自由化。根据黄仁宇,孟子不像孔子那样注意礼仪的约束,自由度更大:齐宣王有病,他也称病;他见梁惠王,出来便说,“望之不似人君。”[12]

 

7) 孔子的无政府主义以原初社会的小集体为单位,所以主张上下隔离:孔子主张社会的上层精英与庶民分隔开来,即所谓“上知下愚”,“使由之而不使知之”,“庶民不议”等等 (17389162),常被误认为国家阶级分化。孔子这种分隔制不能视为不平等的统治阶级思想,农民自由迁移权即农民有选择邦国的自由,其实质与西方民主选举相近。西方民主选举是在竞选者中挑一个,而中国古代农民选择邦国,并不淘汰任何人,是一个相互选择的过程,各得其所。所以孔子才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204) 这显示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区别,前者包容一切,享受生活;后者选择淘汰,像马克思所揭示那样,人成了社会异化力量的奴隶。

 

孟子时代阶级对立已经出现,剥削阶级的地位由土地与军事的垄断权保证,所以孟子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决反对统治阶级。孟子除了像孔子一样厚古薄今外,并没有提出一个保证人民大众利益的可行二级社会体制。他却支持下级革命诛杀暴君,支持大臣弃君与废君另立的权力,他的这些言论有威摄统治阶级而使其行为谨慎的效果。如果被统治者真要人人按孟子所说行事,其结果只能是无政府的社会混乱。

 

七、孔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历史影响

 

如果把有无政府看成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的区别话,亚里士多德“人乃政治动物”的话最能说明东西方历史走向的不同。西方二级社会从一开始就走的将人民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物质文明的道路,也就是追求利的道路。这里的业余时间是基本生理需要达到满足后剩余的时间。亚里士多德的“动物”一词显然就人的物质欲望而言;老庄眼中的动物是人类的榜样,动物业余时间全部用来放松与休息,人也要这样,即广义的美学追求:包括休息、放松、欣赏周围的世界以及集体与个人的娱乐行为,提高来看则包括艺术、宗教、哲学,也包括道德与义理。孔孟强调道德与义理的同时也同样强调自我怡悦与美。

 

以人性为基础的老庄与孔孟学说对人类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堵塞了西方物质文明的道路。物质文明道路的相互制约与实力平衡思想在中国极不发达。战国时期秦国文化落后,得以异军独起,以物质利益组织社会,富国强兵,六国受到威胁,并没有放弃老庄与孔孟的人性基础上的大一统学说,某种程度上还做仁义王天下的梦想。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没有成熟的制度,仁义只能败在强权脚下。如果他们定出仁义的标准与评判制度,违反者天下共讨之;如果他们也同时走秦国道路,像西方那样,因为大家追求相同,只能平衡与利益均摊,逐渐发展二级社会的行为规则与社会建构,中国历史才会另一个样子。

 

由于老庄与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国家的建立与制度的完善都落后于西方。相反,在人性、正义、均平、全民利益等方面却走在西方前面,如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不考国家管理技能,却考老庄、孔孟的人性、仁义等学说。中国历史几乎是一个长期大一统的历史;西方仅罗马帝国几百年的地中海统一,尚与波斯及印度对峙。

 

老庄与孔孟都基于农民社区生活,所以中国历史上农民生活变化不大,却逐渐消减地方势力把农民直接放在皇帝一人手下。宋朝有北方蛮族国家的威胁,因而集权加剧,诸侯等地方势力最终垮台。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近代才急剧增大,功能与职责大大扩展。中国历史上政府之小与管理人口之多令西方学者惊奇不已。费正清说,“在别处从未有过这么少人统治这么多人达这么长时期例子出现”他又说,“虽然造就了自给自足、长存不废的中国文明,却未组织成有心追求进步的政府领导之下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费氏提供登记官员数目为:唐朝,一万八千;宋朝,两万;清朝,两万。费氏惊叹说:“一百多年前一个人口超过四亿的国家里正规官吏不到两万”。[13] 这就是孔孟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影响。实际说来,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与某些现代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大致一致,他们主张政府最小化,政府功能限于保护人民与社会稳定。孔孟的政府正是这样。

 

柔维(William T. Rowe)认为,如果把远远超出家庭层次的以雇用劳力为手段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称为资本主义的话,中国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系土生土长的,并非自西方进口。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出现同步,而中国现代国家出现至少较资本主义出现落后三个世纪。中国各地出现的商业城镇与郊区长期依靠行业会等自发组织协调与管理,缺乏政府干预。柔维将这种东西方的不同归结于不同文化,孔孟倾向于小政府运作。[14]

 

八、孟子(约前372-289)、庄子(约前369-286)与第欧根尼(Diognenes, 约前400-325)

 

第欧根尼是西方最早的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人,巧得很,他与孟子、庄子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都生活在二级社会建立之后,面对阶级分化与人性异化,他们都以特立独行、自视清高、蔑视权贵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孟子以自我道德标榜著称,庄子以自乐其乐的隐逸生涯著称,第欧根尼则以他的异端行为著称。

 

孟子生活在二级社会已经牢固建立的战国时期,社会权力的威力与残酷性都已暴露无疑。孟子代表在二级社会中继续追求孔子理想的人,他把儒家思想向心学方向引导以便提供信仰者一个高大的精神依托,即二级社会宗教功能。他把孔子的政治思想提高一步以适应二级社会的现实,以与当时的不同学派划清界限。他道德的自我标榜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说大丈夫则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讲义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公孙丑上,滕文公下,告子上)

 

把自己看得这样高的人对权贵蔑视是必然结果。一天,孟子正要去会见齐王,不想齐王派使者来说,“齐王原计划来拜访先生的,可惜他感冒了,怕风,不能外出。您如果屈驾来宫,齐王将临朝接见您。”孟子一听不高兴,说,“不幸的很,我也有病,不能去。”第二天,齐王派使者带来医生看望孟子的病,但孟子已经外出。家人只能说,“孟子昨天有病,今天好些,他已经在去见大王的路上了。”然后派很多人外出找孟子,让他立即进宫会见齐王。孟子却藏在一位朋友家中过夜,以免被家人拉去见齐王。孟子的朋友不满孟子的行为,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孟子反驳说,“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公孙丑下)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整个齐国只有孟子一人在王面前讲空洞而不着边际的仁义,还自以为是,让齐王使者、医生、家人都忙得团团转,在孟子不过显示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而已。作为当时的显学,仁义的说教人人皆知,齐王听孟子重复说教,不过慑于他的名声罢了。仅就这一件事分析,造成的仅仅是社会效益的损失,起因全在孟子。孟子还说过,不嗜杀人者可以统一天下。其实不嗜杀人者大有人在,可惜怕被杀而先动手的人更多。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孟子当务之急是, 要么建立仁义道德的客观标准,要么走西方基督教的路,他却无心于此,所以孟子学说被视为迂腐。

 

庄子远离世俗社会,心情比孟子平静得多。据说楚王派人请他去楚国为官,他正在钓鱼,头也没抬就回绝了他们。到魏王宫里作客,他穿着破烂,鞋子坏了,用麻绳拴上。他也曾妻子死了而唱歌,要弟子等自己死后把尸体扔到荒野。常人看来似乎过分,但这是庄子真心信仰,无可厚非。一个人在秦王面前得了赏赐,到庄子面前炫耀,才被讽刺说:那可能是为秦王舔痔疮得的。可见道家人物仍有原初社会的宽容之风,所以后来才发展到慢火炼丹,但求长生。

 

孟子的思想体系虽然可称为二级社会哲学,但与庄子一样完全基于原初社会。第欧根尼才是真正的二级社会思想家。第欧根尼年轻时在特尔斐神殿问卜,得到神的回答是:他要把金属钱币毁容。据他理解,神并非要他毁容真正的货币,而是要他毁容当代政治的货币,即人间的虚伪。他于是周游四方,挑战当时的习俗与价值观,认为这才是人类道德的伪造货币。一次,他大白天手提灯笼在大街上行走,说他在寻找真诚的人。他在市场里当众手淫,说他希望如此揉肚子能终止饥饿。他到处批判人类的愚蠢、虚荣、自我欺骗等等,认为人类的绝大部分行为是虚伪与造作。这里显示第欧根尼的两点,为中国人所没有:一是,想法来自外在于人的世界,神;二是,对人类持全面否定的观点,攻击对象是普通的人民大众。这全是二级社会的思想特点。

 

与道家一样,第欧根尼看到地球上人类生活幽默的一面。当他被海盗逮捕并卖作奴隶时,他说他希望被卖给一个需要主人的人。一天,第欧根尼坐在太阳地里休息,旁边是他的全部家产:一个作屋子用的木桶,一条作拐杖用的木棍,和一个饭碗。亚历山大大帝走过来,见到这位行为奇特的哲学家,他不胜喜悦,问第欧根尼有什么事他可以帮忙吗?第欧根尼立即回答说,“有件事正需要您帮忙:请您挪一挪,您挡著了我的阳光。”事后亚历山大大帝不胜感慨,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话,我愿意成为第欧根尼。”

 

当他要死时,第欧根尼留下遗嘱说,愿意死后被扔到城外让野兽饱餐一顿。当被问到他死后是否介意被动物咬食时,他说,“我不在乎,只要给我条木棍,我用来把它们赶走。”

 

总之,孟子、庄子、第欧根尼三人都倾向于无政府社会,认为人类幸福与一个人的物质条件毫无关系。孟子追求自我道德的完美化,一种伦理宗教。庄子与第欧根尼认为人生幸福与道德来自返朴归真,与社会的虚伪不相容。他们中只有第欧根尼使用怪诞行为来当众挖苦腐败无能的当权者,他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则会无效。相反,孟子、庄子行为社会效果只是麻痹人民斗志,有利于反方向,即物质强权的最终统一中国。第欧根尼行为却可能某种程度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因为典型二级社会是各种社会取向之间的较量。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表示愿意做第欧根尼,齐王与楚王全没有要作孟子、庄子的意思。第欧根尼被尊为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犬儒(Cynical)原指像狗一样生活,西方现代学者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最有效的办法之一。中国的道家却真心羡慕动物,认为动物纯真,为人类的榜样。我们也可以说:庄子是一条史前天然的狗,孟子是一条家养的狗,而第欧根尼是一只符号化的狗,是在二级社会表达个人意见的一种政治符号而已。

 

九、东西方历史上主体意识表达度的衡量[15]

 

孟子、庄子与第欧根尼的不同进一步展示: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两千多年后的文化大融合与地球村现象使我们过上大致相仿的社会生活。考虑到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天渊之别,东西方只能走一条截然相反的历史发展道路才能导致今天的相仿:西方向原初社会回归,即二级社会做适合人性的调整;中国向二级社会演化。这里用主体表达度这一历史度量证实这一相反过程的存在。

 

表达度(expressivity)原是一个遗传学术语,讲的是一个基因在一个生物个体中表达的程度。这里用来代表遗传所决定的主体意识在一个人生活中表达的程度,简称主体表达度。作者曾专门论证主体意识可发生在原初社会,东西方主体意识的发生与发展的进化途径不同。[16] 代表主体的语言单词“我”与主体意识的表达直接相关。本文用诗歌中“我”字频率来代表主体表达度。诗歌是传达情感的文体,直接描绘作者主体思想活动。诗歌中“我”字频率受很多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诸如诗歌主题与内容等,但只要我们检察足够数目的诗人与足够数目的诗作,有意义的历史走向就会出现。

 

1) 二级社会对主体意识表达的抑制:二级社会不是人类天生具有的社会,人造二级社会服务其目的,并不介意人类主体意识的表达与否。原初社会犹如今天的家里,说话随便自然,不受拘束。在二级社会中,人们说话要遵从社会说话的规范,内容要与说话的场合一致。总之,相对于原初社会来说,主体表达度在二级社会应有显著降低。这一趋向的另一种描述就马克思主义国家专政的学说,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人变成国家专政对象的过程。

 

中国《诗经》分为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一般说来,风为农村民歌,小雅作者为小官员,大雅来自朝廷高级官员,颂来自朝廷高级官员与国王本人。从风,小雅,大雅,到颂是一个逐步远离原初社会而向二级社会迈进的过程。作者统计发现其我字频率(包括吾、朕、余)分别为:2·5%2·2%0·91% 1·1%;其人/神比值分别为:7·31·30·420·18

 

中国历史上有人才北上、政治南下的话,说南方文化程度高,北方游牧民族尚属部落组织,不断南侵,接受中原文化后逐渐南迁。所以南方接近二级社会,北方接近原初社会。作者检察了南北朝,南北宋,以及汉朝灭亡后北方的魏与南方的晋,这三对中无一列外,都是北方主体表达度高于南方。以上足以说明二级社会对主体意识表达有严重的压抑作用。[15]

 

2) 西方历史上的主体表达度:作者检察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英文诗歌(1343-1932),全都从中间分为前后两部分,三者主体表达度都是前低后高。结果列如下:

时代 诗歌“我”频率 统计学显著程度

古希腊 0.91% vs. 1.92% P<0.005

古罗马 0.29% vs. 1.07% P<0.005

英文诗 1.13% vs. 1.44% P<0.005

 

古希腊、古罗马、现代英语世界虽然有相互的联系,实为三个不同文化的建构。古罗马帝国无疑是一个更加压抑的文化建构,其主体表达度最低。[15]

 

3) 中国历史主体表达度演变

中国历史上诗歌中我字(我、朕、余、吾)频率表

时代 总字数 主体我 属格我 客体我 总数;百分比

诗经 31140 190 221 185 5961.9%

屈原 12107 90 46 50 1861.5%

六朝 24491 76 91 58 2250.92%

22690 34 24 12 700.31%

5875 10 5 2 170.29%

3104 1 2 3 60.19%

3911 3 6 1 100.26%

9489 12 7 5 240.13%

注:上表中具体年代分别为:诗经,1122-476 BC;屈原, 352-278 BC; 六朝, 206 BC-589; 唐,618-907;宋, 960-1279; , 1271-1368; , 1368-1644; 清,1644-1911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一个清楚的主体表达度降低的趋势,最低者见于元与清两朝,显然与异族统治下汉族知识分子受压抑有关。唐朝诗歌转化为近体诗,崇尚格律,伴有主体表达度的显著降低,或解释成格律的限制,或解释成社会环境的恶化,可能二者兼有之,并互为因果。与欧洲相比,唐朝以后中国主体表达度与古罗马早期相当,而诗经时代与古希腊晚期相当。不同语言相比很难,标准无法统一,这里使用相当一词。

 

战国时期留下的诗歌很少,屈原为列外,屈原诗歌实为异军突起,前后没有类似诗人。屈原以自杀结束,现代西方心理学研究显示自杀诗人用主体我字多而用客体我字少。这一近代西方诗人现象显然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的屈原。屈原作品实在是以我为中心的幻想曲,他在上天入地的幻想中独来独往,从来不会想到要带朋友在路上聊聊天的。主客体我字比率在屈原、诗经、六朝、唐以后各朝分别为:1.8(90/50), 1.03(190/185), 1.3(76/58), 2.6(60/23)。屈原与《诗经》相比,唐朝以后与《诗经》相比,这一比率的差别都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别的意义(P<0.01)。就是说,唐以后主体表达度不仅显著降低,其主客体我字比率也变得与自杀诗人相近。其原因何在,值得进一步研究。

 

4) 初步解释:我这里把上述主体表达度变化试图给予解释。马克思主义把人类文明史解释成阶级压迫史,人性异化史。现代学者艾柯哈尔德(William Eckhardt) 研究发现:五千年世界文明是一个战争不断升级史,发现文明、帝国与战争互为因果,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17] 马克思认为将来重回史前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是伴有物质的极大丰富。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认识到南非原始民族昆桑人才生活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中,他们地广人稀,食物伸手可得,他们大部分时间用来游逛、相互访问、谈天等,他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许多证据表明,史前营狩猎采集的人类生活正是这样: 三万年前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77厘米,女子165厘米;而美国男子在1960年平均高度为175厘米,女子153厘米。无数证据表明,三万前的人类知道控制生育。[18]

 

东西方走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西方文明开始于残酷的二级社会,剥削、战争与财富积累,而后寻求改善,有基督教式人道主义出现。近代发展人权与民主等,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被中国人视为无政府主义。中国古代开始于原初社会,社会生活环境可能长期不错。周初四十年不用刑罚; 孟子说,武王伐纣只用了三千人,一般认为,灭商之战仅仅打了一天,因商朝士兵纷纷倒戈,除商纣王自杀外,不排除没有任何伤亡的可能。这与当代西方和平转移权力的选举制度差别并不大。美国有两个总统被暗杀,一次选举导致内战爆发。而与灭商时代相近的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破城后将男人全部杀死,将妇女与儿童运回卖给奴隶贩子。

 

人类学研究发现,农业发明与中东国家建立都导致人类寿命缩短。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提到要用德政吸引远处的农民来归附。孔子一次说农民会背著婴儿赶来,一次又说,儒家提倡三年孝期是因为人类幼年三年不脱离父母怀抱。另外周厉王时企图控制山林与河流,遭到农民强力反对。这都侧面提示当时农民流动性很大,大量荒地的存在允许某种程度狩猎采集生涯,也提示三代时期农民妇女可能常年携带孩子行走,即打猎高蛋白饮食与哺乳抑制怀孕的自然机制尚在。我们可以设想,夏商周三代地广人稀,没有出现过文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保持相对的和平,没有发生后来人口大幅度升降的周期。战争有刺激人口增长与杀人双重作用:秦汉之后大规模的战乱与灾荒常导致人口的突然下降,如历史记载汉武帝与武则天时人口减半。据陈平称,这样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在中国两千年中至少发生过十次,而欧洲仅发生一次。西汉六千万人口,到三国初年仅剩下百分之二。[19] 文明代价如此之高,马克思揭示的国家专政史如此之惨烈,人民如何夜半不眠而血泪交加,历史上并无记载。主体表达度的研究不过透露一点信息而已。

 

西方人到中国看宗教寺庙觉得有点像迪斯尼乐园,红绿张扬,彩色缤纷,似乎在拼命招揽信徒,但与西方相比,他们并不成功,多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五十年代初期的北方农村,农民有病大多遵循当地的传统,如招魂、拜大仙等,和商朝甲骨文的有病占卜如出一辄。与西方、阿拉伯国家,甚至印度,相比,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接近无政府状态。政府对宗教的态度接近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不介入,而知识分子阶层却用诗书琴画与宋明理学代替宗教,寻求心灵的安慰。中国宗教的无政府状态是否鸦片效力较差,是否与唐朝之后主体表达度降低与主客体比值近于自杀诗人有关,并无结论。其实中国诗歌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 [20],尤其唐朝之后的诗歌,脱离世俗的山川田园意韵,与宋明理学合在一起,也有止痛效果。但与宗教的鸦片作用相比,属高属低,不得而知。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模糊了对二级社会性质的认识,也模糊了对二级社会中人类悲剧性的认识。

 

我们不能否认,儒家仁义学说在秦汉之后在减少人民痛苦方面的功效,但没有能制止汉武帝、武则天的好大喜功,导致全国式的大灾难。正由于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秦汉之后才有对儒家仁义学说的社会需求,才需要宗教的鸦片作用。回过头来看老庄的返朴归真,孔子终生奔波以复周礼,以及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一致谴责,就感到他们不无道理了。

 

文献

[1] Roderick T. Long(2003)Austro-Libertarian themes in early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Volume 17, no. 3 (Summer 2003), p3562.

[2] 柚声(2010):两级社会的概念与儒道互补的中国主流文化。《学灯》总第15(http://www.confucius2000.com)

[3]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1964). p. 154.

[4] 柚声(2008)审视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新视角。《学灯》总第6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5] 王玉哲(2004):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6] Gordon Marshall (1994):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riental despot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3.

[7] 徐柏青(1999):有为而进无为而治─略论孔子的政治思想。江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14期。

[8] 柚声(2009) 战国前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学灯》总第9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

[9] 麦锦恒(2006):孔、孟、荀的政治思想。(http://www.confucianism.com.

cn/html/zhexue/825148.html)

[10] 柚声(2010)《易经》总体思想与先秦儒家道家的关系。《学灯》总第16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

[11] 柚声(2010)论孔子大一统的包容思想与原初社会的影响。《学灯》总第14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

[12] 黄仁宇(1989):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孔孟。台北:时报。

[13] 费正清(1995)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作者自序与第105)

[14] William T. Rowe (1990): Moder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aul S. Ropp eds, Heritage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242-262.

[15] You-Sheng Li (2010):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Taoist Philoso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USA: Author House. p222-230.

[16] You-Sheng Li (2008): Julian Jaynes' theory of the bicameral mind and a different pathway leading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na. (http://taoism21cen.com)

[17] William Eckhardt(1995): A dialect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In: Civilizations world systems studying world-historical change, ed by S. K. Sanderson. Walnut Creek, USA: AltaMira Press. p75-108.

[18] Marvin Harris (1977): Cannibals and K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4-25.

[19] 陈平(1979):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1116日三版。

[20] 柚声(2009) 从孔子与柏拉图对诗歌艺术的不同态度看两级社会的不同艺术思想。《学灯》第11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