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处回网站首页: 21 世纪中华道学

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前景的评析 ()

李柚声

 

(续上)

 

四、中国朝廷皇帝未被儒学化的偶然性以及朝廷皇帝儒学化的可能前景

 

与一切近代乌托邦试验一样,王莽新政的失败,事在必然。儒家居官方地位两千年而最终未将朝廷皇帝儒学化却有某种程度上的偶然性。这里有两个儒家官僚知识分子阶层没有预先料到的全方位的重大社会变化,儒家没有想出应对的办法。第一个是周边民族国家化后构成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第二个是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与最终将中国带入现代世界之中。儒家理想是基于原初社会超级大国的模式,当时既没有蒙古、金辽强国,也没有世界资本主义化的浪潮,而这二者正是孔孟所鄙视的物质利益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强势,所谓君子碰到强盗,办法不是太多,以至于静观对方的得势。南宋与明朝都采取内敛与专制的变化,内敛以与强邻相安无事,专制以集中力量加强国防;清朝面对西方现代政治的强势,图谋改革,也同样在情理之中。

 

至于中国历史上如若采取何种措施可以保证原有中国政治儒学化的进程不被打断,当然有多种可能与相应前景,这里仅举一二来展示中国朝廷皇帝未被儒学化的偶然性。第一个办法是将儒学部分的变成二级社会宗教,象基督教那样派出大量传教徒到蒙古、金辽,把他们一一变成儒教徒。一个教规严格、建构宏大而散发着儒家仁者胸怀与献身精神的传教团体在文化落后的蛮族面前几乎可以断定将是无敌的,就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消亡后使日尔曼民族一一归依一样。这里要强调指出,儒家官僚知识分子必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继续原有的中华帝国梦,一部分来建构二级社会的儒教,否则中国就变成拜占庭帝国了。

 

第二个办法是建立体制不同的边沿区域以为缓冲,类似唐宋的节度史与香港的一国两制,但要一两百年地长期执行。在这一边沿区域建立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竞争体制,没有这样体制中国尚出现王阳明、曾国藩那样的儒家军事人才,以儒家官僚知识分子的智力与献身精神,造成一个古希腊雅典城邦十余万人而人才辈出的局面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二级社会。这一办法可望战胜邻国入侵以及与资本主义国家周旋而保证中国内地继续儒家的理想国之梦。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均以文化相对落后的德国发动,并在开始阶段节节胜利,最终被文化相对发达的英法美等国家击败。这说明一个普通的历史现象:文化落后好战的民族可能开始得到胜利,但长久看来,敌不过文化发达与更加和平人道主义的民族。历史经常这样,文化落后好战民族的开始阶段的胜利就足以改变历史,甚至足以使更加和平人道主义的发达文化从此消失。如马其顿与罗马先后灭掉古希腊,而中东许多文化传统消失在伊斯兰的军事征服中。中国宋朝以后的历史大致在这两种结果的中间,为元清征服,但文化传统得以在某种程度上的持续。

 

 

五、科举制度与儒家圣王理想国

 

1) 科举制度作为官僚知识分子儒学化的标志:由于儒家以原初社会为理想,又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压力,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模式图(见第二节)的中间阶层演变。这包括诸候国与南北朝时代门阀贵族阶层的消失,代之为科举知识分子群,从明清时代大部分官僚的祖父一代为平民的事实来看,这些知识分子是自由的个人,并非某个贵族阶层。汉武帝时举办五经博士与太学,从而开始了中国教育与选择淘汰相结合的科举制度,隋唐才开始考试取士。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中国科举制度来自汉朝的地方荐举人才制度,发展到宋朝才成熟,而当今西方政府的文官制度来自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与模仿。这与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强调知识与教育、强调经学传统有关,这也与柏拉图理想国相同:教育加选择。

 

中国科举制度传到西方,使西方人大为惊叹:中国科举考试管理的严格,考场与阅卷过程中各种繁琐的规定均用于剔除作弊的可能,以求给予每个考生以均平的机会。考卷是不得署名的,所以才有考生在卷子中写入事先规定的暗语以通信息等等。制度规定的登峰造极与破坏制度的登峰造极显示了一个如同西方议会中两党针锋相对的局面。

 

尽管汉武帝与武则天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极端专制君主,刘子建认为中国政府在南宋走向内敛与专制,为明清继承。[11] 这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治管理制度逐渐成熟而呈现出灭亡中国的可能有关,战争时期需要专制以集中力量。拿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方政府来看,这种专制倾向是暂时与有限度的。战争同时有迫使政府扩大民主以动员全体国民参战的一面。[12] 南宋之后,帝国专制并非中国唯一选择,如果有一帮政治精英苛求北宋以前的宽松政治,并作不懈的努力,就可以延续以前的传统。如果我们假定北宋时代的政治宽松气氛得以延续,科举制度就不会走向明清时代的僵化,成为《儒林外史》的笑料,而出现更多的象王安石那样的脚踏实地而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如果明清时代有上百个王安石式的政治家,而采取上一节所提到的种种二级社会建制的话,中国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2) 儒家圣王理想国的社会模式:如果底层原初社会与不断的农民起义作为社会不断完善的动力的话,科举制度在完成上社会模式图的中间层次的改造之后,顺而成章,下一步就是改造上模式图的最高层次。这有两个可能:1) 将皇帝傀儡化,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以科举竞争方式在大臣中选择握有实权的宰相;2)在皇族中以科举竞争方式选择皇帝。至于终生制与轮换制,前者提高竞争以确保终生效果,后者可降低竞争程度而以轮换为补偿。如果我们选择第二种可能的话,那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哲学王,也就相当儒家理想的圣王。只有这样,中国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为儒家的说法才名副其实,上模式图的顶层不再是黄老法家,而是儒家。实现儒家圣王统治的中国社会模式图如下:

 

 

儒家圣王 准原初社会(儒家)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原初社会式的二级社会(儒家)

村落家族(市民) 原初社会(道家)

 

与柏拉图理想国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圣王统治的基层农民处在原初社会层次,处在自然社会状态的美学秩序之中,所以这种圣王治下的中国要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大很多倍,而圣王与他的官僚系统相对于柏拉图理想国的官民比例要低的多。这一圣王与他的官僚系统更象罗马教廷与他们的主教与牧师系统,而前者具有政府功能而后者没有,这一系统如此高效率有赖于广大基层农民原初社会的自然秩序。上模式图中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的原初社会式的二级社会是指:这一官僚知识分子阶层是二级社会的形式与建构,但以孟子心学与宋明理学为主导,将生活艺术化、美学化。这一艺术化、美学化生活也适用于顶层的儒家圣王,如圣王由皇家选出仍生活在他自己的家族内,即为准原初社会。

 

 

3) 仁者无敌的社会屏障:儒家提倡社会生活的道德化、艺术化、美学化,从而反对以个人自由与物质利益为社会价值建造起来的现社会。这里有一个悖论:即道德化美学化的儒学打不过现代以个人自由与物质利益建造起来的社会权力,形象化比喻:艺术大师的杰作打不过枪炮,但枪炮代替不了艺术。艺术需要枪炮的保卫以免战火的焚烧。孔子与柏拉图对二级社会的多样性都缺乏认识,没有设想不同社会体系如何相处的问题,没有想到和平文化无法抵御战争文化的问题。

 

解决这一悖论有赖于上面第四节中讲到的边疆地区缓冲带的建立。这一缓冲带由王阳明、曾国藩式儒家务实派主导,担当儒家圣王帝国的保卫,而这种保卫有物质与精神双重意义,前者为武装保卫,后者挡住各种异端思潮的侵蚀。这一缓冲带自成一种世俗化社会,虽然可以自我供给,但儒家圣王帝国有经济上支持的义务。这一缓冲带与圣王帝国有严格的地理界限,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社会,通过一定手续双方的国民有在这二种生活之间选择的自由,但要防止一时兴起而朝秦暮楚的情况。这种自由选择导致一方人员过多时,二者之间的边界可作调整,圣王帝国有保证这一缓冲带最低限度而不至泯灭的责任。某种程度上,上面提到的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可看作这样一个缓冲带,但这四小龙地区和更接近儒家传统的核心地区没有丝毫的公民自由出入,也就没有起到相互平衡制约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四小龙地区根本不是核心地区的代表而缓冲资本主义世界的。直接结果之一:核心地区的儒学化或大同世界化受到限制,因为核心地区也要应付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与侵蚀。

 

作者曾论述说,儒家以原初社会为模板来治理二级社会,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这一做法甚为成功,使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原初社会或近似原初社会的准原初社会层次,战国之后中央集权帝国的出现使这一办法不太成功,其原因正是孔孟缺乏二级社会多样性的眼光。(2,第338-64) 柏拉图虽然也没有二级社会多样性的眼光,但西方多元竞争共存的历史现实,迫使政治多元与民主。原初社会只有一种,成员无以选择;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与形式,西方民主制度保留社会多样性与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走向由公民投票选择,从而较好地体现了二级社会多样性的实质特点。当今政治与社会很大程度上为战争所朔造,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多样性与流动性也远远不能体现二级社会多样性的现实:少数人的愿望无以实现,如想过均平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而不被骚扰几乎不可能,而天赋人权没有保证这一权利。[13]

 

4) 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不彻底的种种弊病:林语堂在他的《吾国吾民》一书中就着重指出中国社会大量游民的存在,王学泰最近对中国历史上的游民作了系统深刻的研究,指出: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然而一旦组织起来起来,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他们的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14] 他们的生活态度既不能用儒家概括,也不能用道家概括,准确的说,是一种对上社会模式中上层儒家意识形态的反抗所形成的一种逆反心理为基础的生活态度。这种游民是上模式图中广大农村基层脱离准原初社会集体的游离个人,这种个人在史前就存在,处于极少数,对社会并无大的危害。但在上社会模式下,由于上层的二级社会与底层的准原初社会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层次,有如汉字与文章的关系,二者交接处产生了这些游离分子,他们的主干为有二级社会眼界与心态的人,不为严格的儒家学说所容,不能将他们纳入上层社会。在诸候与门阀氏族林立的时代,作为相对独立社会势力,他们具有各自不同生活态度,可以很大程度上吸收容纳这部分人。

 

作者曾对比诗经中风、小雅、大雅发现,唯独小雅充满忧伤与牢骚,这是底层官僚处在农民原初社会与诸候准原初社会之间的结果,二种不同社会交接处容易激发二级社会的产生。[15] 同一原因,上第二节中列出的中国历史上实际的社会结构模式图中,官僚知识分子的二级社会与农民准原初社会交接处产生了这一游民阶层, 他们没有儒家知识分子的知识与修养,却有二级社会的眼界。中国历史上一句俗话,自古帝王皆无赖,王学泰认为:刘帮与朱远璋就是这种游民与无赖。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异常现象,如果儒家也教人如何造反当皇帝就不成为儒家了,如果上儒家圣王模式实现的话,也不会有游民与无赖造反做皇帝的事了。

 

由于居官方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基于原初社会的理想,鄙视二级社会的物质追求与世俗建构,而中国历史又没有能力回避物质世俗追求,导致游民无赖反而做皇帝的奇特现象。如果儒家允许王阳明、曾国藩式人物造反做皇帝,就轮不到朱远璋与洪秀权了。从讨饭叫花子的朱远璋到堂堂中华大帝国的皇帝之间距离多么遥远,决非周武王灭商式只打一天可以了事的,这造成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大规模动乱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3] 这种超稳定与中国历史上的长期高度专政有关。

 

5) 长期专制与二级社会操控空间的缩小:柏拉图理想国为哲学王专政,而孔孟学说的政治绝非专制,这是因为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不同,专制仅仅适用于二级社会,就像今天没有人说父母专政一样。中国进入二级社会以后,孔子君臣父子的说法与漠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区别,有潜在专制化的可能,使中国历史由相对宽松的政治走向专制。中国历史上的这种专制既非柏拉图理想国的专制,也非儒家圣王专制。真正的儒家圣王专制是王莽,由于历史条件不成熟,以掉脑袋为代价。

 

由于儒家圣王理想国的道德美学秩序的影响,中国缺乏二级社会个人活动空间的建造与相应社会规则的保护,这包括皇帝与大臣分工以及各自的权限,结果有伴君如伴虎的俗话。至于皇帝的个人生活格调更是无奇不有,蔚为大观。秦始皇虽有博士七十人而不用,事无大小,均一人专断,每天批阅公文120斤之多。明神宗朱翊钧三十多年不问政事,既不上朝,也不接见大臣,奏疏堆积如山。他甚至连任免官员都不管,在1614年,六部尚书只有一人,主管监察的都御史已经空缺十年,省、府、州、县的行政长官空缺一半以上。杀死女儿时说汝何生我家? 而后上吊自尽的崇祯皇帝用人无常而又轻易杀人,在他十七年任中,有七位总督、十一位巡抚被杀,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萧衍长斋事佛,每天只吃一顿蔬菜粗米饭。遇到犯人行刑时,他还要大哭一场,以示伶悯之心。他曾四次入寺院而不回,决心当和尚,群臣不得已,出巨款把他赎回来。这些极端的例子举不胜举,足以说明无论高唱仁义的儒家,还是铁面无私的法家以及相应的朝纲制度,对皇帝的约束能力是微乎其微的。他们都不能代替夏商周三代时诸候中间阶层的牵制力量。[16,第302]

 

明神宗朱翊钧三十多年不问政事,既不上朝,也不接见大臣。这说明一个严峻问题,即二级社会操控空间的缩小,也是个人活动空间的缩小,是高度专制的直接后果。朱翊钧如果不愿当皇帝,可由别人来当,如果不愿管政事,可以委派一个全权宰相来管。在夏商周三代,就会由诸候代政了。六部尚书只有一人,主管监察的都御史已经空缺十年,省、府、州、县的行政长官空缺一半以上,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垮台就是官僚知识分子高度儒学化的结果。

6) 结论:自从汉武帝独遵儒术以来,在儒家思想的统领下,在农民起义的胁迫下,中国历史完成了古代社会中层次,即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使其接近儒家理想,但没有来得及改造最高层次:帝王与他的宫廷政治。如果中国帝王儒学化,真的象欧洲教廷那样,又象上一节讲的,建立体制不同的边沿区域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周旋的话,中国儒家圣王理想国就会万古长存。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形式,也有无数形式的理想国。儒家圣王理想国与柏拉图理想国虽然形式上相似,历史上的走向与成败也有相似之处,但为不同的二级社会设计,其指导思想截然不同。



34. 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前景的评析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