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前识期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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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文化差异与道学

当代遗传学的重要发现,就是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是突变,而突变的本质是遗传错误。在人类文化的进化史上,原动力仍然是突变。文化的突变是对传统的背叛,而且经常是个别事件或偶然想法成了扭转文化走向的关键。现在学者似已公认,西方自文艺复兴数百年以来,是一次大突变,而世界其他传统文化,乃是文化演进的常规。西方文化自突变获取强大的生命力,如洪水猛兽般冲击整个世界。很多学者认识到,五百年后的西方文化已到了反思的阶段,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检讨东西文化差异及其相应价值的时候了。

试想一百年前,我国还是大清王朝,人们作揖扣头,长袍马褂,出门不是轿子就是马车。今天我们从帽子,发式,衣着,到脚下的鞋子,那一样没有西方文化的痕迹。所以,这东西文化比较,首先是我们自身的前后比较,现代与传统的比较。这里所讲西方,也有我们自己的身影。当然我们难以在百十年里学到他人数百年文化的经历,更何况我们还有自己的传统,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所以,现代我国文化生活与欧美相比较,还是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提供了另一个东西比较的区域。东西文化比较有助于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学的认识。

在西方,上帝,世界,与我是三件各自独立的实体。所以西方人,要讨好上帝,征服世界,尤其是要终生与各种和自己处在相同位置的竞争者拼搏。就是他们豢养的动物也要一年一度的与同类竞争。西方狗品种的繁多,与这种竞争机制直接相关。一只狗只与同一亚种属的狗相比较,有固定的程序,有合格的裁判。取得名次的狗也因而身价倍增,其子孙后代也会卖个好价钱。不用提工作,就是各种业余爱好,也各有组织,聚在一起,切磋品评技艺之余,总要选出一个第一名来,作为本年度大家努力的方向。足以看出,竞争思想在西方生活中是如何根深蒂固,与西方接触这么多年后,我们还在奋起直追。

上帝或神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的位置很特殊,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相近的对应体。在西方相当孔子位置的是苏格拉底。他是第一个用理性观察社会人生的人,提倡道德。但却以引进新神,误导青年的莫须有罪名,在五百人的陪审团中,以微弱的多数被判处死刑。在答辩中,苏格拉底以谦卑的态度,极力申辩自己忠于雅典城邦的神,隐隐道出自己如何得罪了权士名流。所谓引入新神的指控,只不过指苏格拉底在谈话时使用内在心声一语,其原意不过指潜意识中的良心罢了。在强大的神威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苍白无力。可见人人以拥神为名,来与竞争者拼搏,苏格拉底是这种拼搏的失败者。和耶稣一样,苏格拉底死后被膜拜为信仰的殉道者。孔子却主张敬鬼神以远之,不谈怪、力、乱、神,颇有置鬼神于不顾,而又与伪科学划清界限的气魄。可见东西方一开始就对神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神是支持社会秩序的背后力量,中国人却从内心寻找生活秩序的根据。中国的神权依附世俗权力,缺乏置人死地的神威。

东方主张天人合一,天即可理解为神,也可解释为自然。即神,世界,与我三合一。但这里的一,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是大一,或称太一,也就是道家的道。本书试将道学传统的有无解释为东西文化的分水岭。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东坡的两句诗,已进入日常生活的语言中。描绘一个人生体验的特定境遇:局内人糊里糊涂,局外人却一目了然。早期的道家学者不是历史学家,就是生活中的隐士。就世俗社会而言,他们是局外的旁观者。

庐山是中国旅游圣地,您如果来庐山旅游,您即可顺著已有的路线,自山脚至山顶,一个个景点看上来。羊肠小道上爬了一天,不胜劳累。在回家路上,您偶然回首,月光下,远望庐山,却是一副此生难见的壮观与美好。或者一天的山内经历赋予您新的艺术眼光,感到白天诸景,无不是人工选择与培植,与这自然之美相比,大为逊色。庄子在《庄子.知北游》一篇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成为后世的中国美学原则之一。

两千多年来受道学传统的影响,倡导生活在自然之中,道士,退休官员,甚至佛教徒也纷纷以名山秀水为家。又吸引了更多的膜拜者,少数游山玩水者。栽种了更多的树木,立起亭榭庙宇。虽然每逢初一、十五,热闹非常,仍远离城乡闹市,颇有些神境仙乡的韵味。只有远观,才是一片自然景色,几乎看不到人类留下的痕迹。

一个文化传统大致可理解为山内人工景点,而这山本身仍是自然。东西文化的差距催促我们走出各自的文化之山,从旁观者角度,审视东西文化之不同。

如果我们把神、世界,与我斩且考虑为宗教、科学、哲学的话,富有道学传统的中国文化接近哲学,即我的一端,印度文化接近神或宗教的一端。在死后天堂的理想境界中,中国道士有自己的灵魂与肌体,西方基督徒只有灵魂,而印度的教徒进入西方极乐世界,即失去了肌体,又失去了个体的灵魂。中国人膜拜祖先,而这受膜拜的祖先包括与自己感情深厚的祖父母以至父母,而祖先为神界与俗世的媒介,也是自己家族在上天的代言人。有了祖先膜拜的这层缓冲,中国人数千年来,对天上神仙的事不太关心,糊里糊涂。印度与西方,对神界的规划建构,真是天上的大千世界,让中国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胜感慨。

中国古代哲学是为了追求一个理想的人间生活方式,古印度哲学追求理想的宗教生活方式,而古希腊哲学正象苏格拉底的庭前答辩一样,追求的是如何对付神与周围世界。纵然数千年的战乱,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只大致检查比较一下,就可立即发现这东西方历史上战乱主要来源不同。印度战乱由于四千年来不断的外界入侵,大多来自西方;西方战乱起于现有权力的扩张,而在中国,是农民起义。中国农民起义之频繁,规模之宏伟,颇有波澜壮阔,后浪推前浪,千古不朽之势。中国起义的农民通常以道学作为他们的思想鼓舞,是反对社会不平等的现代社会运动的先驱。古印度哲学是宗教化的哲学,道教是哲学化、世俗化的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与道学结合,产生了禅宗,一种更世俗、更实用的佛教。

() 道的概念与现代科学

根据老庄及其他经典作家,道有以下特征与功能:

1) 道创造了宇宙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事物,有形或无形的;

2) 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赋予事物的特性与功能,道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3) 道不可描述,无名,或称大一,太一,无。语言为世上一物,道于世外,道是超越一切的;

4) 道是宇宙万物遵循的规律,道是宇宙秩序演化的原动力。就目前所知,只有人类可以背离道。

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道学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仍然正确,而其他哲学传统的种种推测,有很多与现代科学冲突。

魏晋时期的新道学运动即提出万物自生的说法,这就意味著宇宙万物多起源,就是说,万物一直在这里。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支持单一起源说。人类出自一个母亲,即所谓非洲夏娃。所有动植物来自同一核酸分子。整个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纷繁多彩的世界,稍一追究,即发现同一起源。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宇宙从来就有,并无开始。虽然科学家无法调查大爆炸以前的事,但认定宇宙有开始,更具科学上与哲学上的合理性,也与道家理论相符合。人类从无到有,生物从无到有。古人眼里的天与地,今人眼里的地球,也都有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的社会,知识,文化,宗教等等,也无不开始于无。宇宙无开始说法的另一面是,宇宙的变化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往返的。但上述诸过程都是直线向前,虽然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物种都绝灭了,一个物种诞生了,而后又绝灭了,看起来似乎是循环,但现代科学描绘的生物界却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多样化的过程。

晚上我们肉眼看到的星星属于银河系,宇宙中有上百亿类似银河系的星系。1929年,哈勃(EB Hubble1889-1953) 发现,所有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而且远离我们地球的速度与一个星系离我们的距离成正比。这就是有名的哈勃定律,这一速度与距离之比是一常数,即哈勃常数:就是每增加一百万光年的距离可使某一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大约增加每秒215公里。结果是,所有星系都不断加速地离我们远去。西方科学界与宗教界曾为地球是否宇宙中心而长年辩论,哈勃发现支持地球中心说。但这是大爆炸的中心,未必那么精确罢了。

有人说宇宙直径为400亿光年。我大致计算了一下,那是我们现代人所能认知的边界,再远,其远离速度将超过光速,超越了我们宇宙的年龄,就无法为我们所知了。我们现在知道的宇宙年龄大致在150亿年左右。

按照热力学原理,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外界力量情况下,其变化只能是由秩序走向混乱。但我们的世界却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更有甚者,一切都处于各自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化,人类进化,文化进化,社会进化等等。按照大爆炸理论,我们的宇宙也在由小而大,由单一到复杂的进化过程中。哲学家柏格森(HBergson1859-1941) 相信随机的机械过程不足以解释我们世界里所发生的事。他引入一个新概念,ёlan,生命活力,作为我们世界里,面向个体化与复杂化的推动力。这种活力说支持道的存在。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42章,指《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下同) 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不知为什么老子要讲一、二、三,至今没有一个顺耳的解释。譬如说,有人解释为顺序出现的感受,记忆,抽象三个认识阶段。读者无不赞叹解释的精到,但老子写一、二、三时,心里未必想到这一层意思。一个流行的解释,是把这中间的二单提出来解释成阴阳,那前面的一,后面的三就颇费脑筋。或者说,一分为二成阴阳,阴阳生子而成三。这种解释放在老子数千言的《道德经》里,就嫌突兀怪诞了。更有数学家解释为,道是零,一、二、三是自然数列。这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这一学术局面的最好注脚。《庄子.齐物论》(38)中说,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这虽然不能看作是老子这句话的解释,但从庄子顺口道来的口气可以看出,对一、二、三这一数列不宜作过于精巧的解释。

其实老子这里指的就是宇宙普遍存在的生长进化过程。由一,二,到三,是对生长过程的形像描述。由一二三而生世界,指开始生长缓慢,而后突然加速。

地球上三十五亿年来仅有细菌与藻类,在六亿年前首次出现多细胞生物,而后迅速进化,演化成今天地球生物的大千世界。人类石器时代迁延数百万年之久,在一万年前突发革命,进入农业时期。中国文化也这样,开始演变缓慢,数千年无大变化,春秋战国,尤其战国时代,社会突飞猛进。老子《道德经》一书正是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亲身经历了这样千古难逢的文化突变,作者才有寥寥数语,将其形像于笔端的能力。

依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空间与时间都失去了绝对的度量。一个运行的空间比停止不动时要小些,同样,一个运行的钟表比放在桌子上时要走得慢些。如果我们假定时间与空间开始于大爆炸,就显得更为合理,这也符合道学理论。道创造了宇宙,也同时创造了宇宙存在的形式,空间与时间。

对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研究表明,原子的999999%是空的,其余的是鬼魂般的振动束。最近流行起来的超弦理论认为,基本粒子只是振动的微弦,只有长短,没有宽厚。夸克理论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个点,没有长宽厚。所以粒子与固体占据空间的传统概念要放弃。如果宇宙可以在理论上缩小到乌有,那就符合道家说法: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某些科学家推测,大爆炸之前,宇宙是如此之小,肉眼难以看到。这个微小的一点,混沌如一,没有差异,没有分别,符合老子讲的道生一的一。这是小一,不是大一。这个一还没有分化出组成现代宇宙的各种基本粒子,就更谈不上原子与分子了。

这样庞大的宇宙,外加我们人类文明,全出于无中生有,令普通人难以想象。所以道学设想了威力无比的道,道有创造宇宙一切的全部智慧与信息。但道的本质是无,这不是普通的无,而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无。根据现代科学的宇宙起源说,这也是个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无。

自从大爆炸宇宙学被广泛接受以来,很多科学家们想确定:这宇宙的大爆炸是永远爆下去呢,还是到一定时候就朝回缩,以至瘫毁如初,化为乌有呢?这两种可能也就演化成所谓开放与闭合宇宙说。回答这一问题,一个办法是测量宇宙的密度,密度高,有利闭合说,密度低,有利开放说。但结果却是落入二者之间。另外宇宙不断加速膨胀的动力何在?如果宇宙自身即有膨胀的加速潜能,宇宙似以开放更为合理。实际上,既有开始,就无重回原始的可能。否则即变成循环宇宙说,循环往返,那里会有开始?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系对开放宇宙说的形像描述。道家既然设想了宇宙的开始,没有设想宇宙的未来归宿,道学因而否认闭合宇宙说。这样一来,宇宙,生物界,人类社会,文化,宗教等都处在同一进化的过程中,从小而少到大而多,从形式单一到多层次多方面,从简单到复杂。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倒退与毁灭,但进化的总过程是不可逆的,前途是开放的。

() 中国历史的前识期

列子一书所载疑人偷斧的故事,已家喻户晓。怀疑人家,所以看邻居走路说话都象偷斧子的,等斧子找到了,再看那邻居,就一点都不象偷斧子的了。这说明人类感官认识事物受脑子里意念的影响,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受原有认识,即前识的影响。

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 认为前识是人类认识理解事物的必要前提。加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认为前识是感觉思念的意向结构,当我们认识到某某为某某时,这一结构即被激活。前识使我们更容易认识相类似的事物,但使认识不同事物更加困难。

前识不是一个常用词,又是西方近代才提出的哲学概念,绝大部分中文或外文字典没有此词,仅数千字的《道德经》却于两千多年前使用了这一单词。

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 38)

把形而下的道推演为形而上学的道,泛指一种哲学,一种生活理想,甚至一种精湛的技艺等,并非道家独创,远在《尚书.洪范》中就有遵王之道、王道正直的话。到春秋战国时期,道这一术语已经成为人人都挂在嘴角上的时髦。儒家谈道,法家谈道,就连专门研究战争的兵家,也用道这一概念阐述打仗取胜的诀窍。如《孙子兵法》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又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这里前一个道字指军队建设,后一个指驭民术。可见道是一种时髦,随便乱用,就象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把生活中的琐碎如吃饭穿衣等,都称作革命一样。只有老子看到了术语道被到处乱用这一社会现象后面让人担忧的一面。

上引老子道之华 三字讲的就是这一现象。所以老子这里讲的道系泛称的道,并非道学的道。又如,老子第七十一章中便有人之道 、天之道 的话,其用意也非道学的道。

从字面上看,上面所引《道德经》一句话中的前识一词,有如下三种含义:

1)、认识的前提,即认识所必须的先行概念与知识;

2)、提前的认识,包括预测及对未来认识的准备;

3)、认识过程中一个时期,即真正认识之前。

第一种含义即上述西方解释学(hermeneutics)提出的前识概念,第二种首先由韩非提出。我看了现代版本十多种不同解释,都落入第一第二种,但我以为第三种更接近老子的原意。严格说来,自第一第二含义也可直接推演出第三种含义,即全可指时间上的真正认识之前,只是没人讲到这一层意思罢了。依上面分析的语义,道之华只能出现在一段时期内,愚之始则提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之道之华、愚之始六个字支持作为为主语的前识为一时期的解释。

第三种解释可引伸出一个重要悟道途径,即近似佛教徒的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家主张返朴归真,所以社会的飞速进展,思想文化的登峰造极,反而离道更远,但这种高度发达的知识也可成为一个人悟道的基础。老子特称之前识,即迷途万里,回头是岸之意,也近乎艺术中大巧之朴的意思。韩非本人(280-233) 可为一例。韩非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主张急功近利,认法不认人。在先秦诸子中,儒、墨的社会价值取向,与道家还有些相近,法、道二家可是真正的背道而驰。但韩非却对老子《道德经》大感兴趣,为之注释阐发,司马迁还将老子,庄子,韩非放在一篇传记里叙述,显然把他们看成一类人物。

现在我们可将上面老子的话作如下翻译:

前识期里,各种哲学流派有如春花野草一般繁茂,人类广阔无边的愚蠢也刚刚开始。

如果把人类文化史看成一个认识的连续过程,我们就可以标出人类历史上关键的前识期来。从推崇自然天性的道学观看来,至少有两个这样的前识期,是人类背离自然的关键时刻:一个是国家的出现,一是轴心时代。而上述老子的话,正是对轴心时代中国大地上斑驳陆离文化景观的描绘。

环境改变常导致有利的突变基因在生物群体中传播,基因池失去平衡,生物进化突飞猛进,但物种一旦稳定后,即万年如走马过隙,并无大变化。人类文化演化的历史过程也大致如此,缓慢而悠久,但偶有急剧进展期。德国精神科医生兼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1883-1969) 被认为是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标出四个这样的急剧进展期,一为火的使用;二为四大古文明,即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与中国;三为轴心时代;四为欧洲近代文明。轴心时代的概念已被广泛接受,所指时间也略有变化,大致指耶稣生前的一千年内,世界各主要文明急剧进展,认识上第一次上升到哲学高度,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哲学框架,现在我们还远没突破这一框架。中国轴心时代系春秋战国时期(770-221)

人们经常把人类历史与人的一生相比拟。同样,人生也可看成一个连续的认识过程。上述人类史上的两个前识期,大致相当人生五与十八岁时。五岁时是失去天真,进入小学,踏上人生征途的时刻。十八岁时进入成年,按既定模式,行使人的社会功能。从五岁到十八岁,是人类文化的灌输期。多数人未必自己知道,但他们大多终生不突破十八岁左右时的认识框架。就像作为人类的我们一样,至今还处于轴心时代为我们划定的思维框架之内。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战乱频仍,对当事人来说是很痛苦的。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一过程进一步背离自然天性,怨声载道,学者们纷纷借古讽今,似乎大难在即,惶惶不可终日。文化进步伴随著道德风尚的败坏,老子便指出文化的副作用。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18) ,绝智弃圣,民利百倍(19)

老子在第三十八章中详细描绘这一人类失却自然天性,背离道的过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老子这段话讲的是国家文明出现的前后过程,也就是人类自原初社会进入二级社会的文化过程。按自然天性,人类原本生活在面对面的原初社会中,大致在三两百人以内,大家平等友爱,一切由人的天性作指导。失道就是失却了这种天性为指导的文化,要使人类内部和谐,就必须高叫仁义道德,用公众舆论控制分裂者。这一招失效后,就引入礼节,在古时,礼节还包括宗教性质的集体活动,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无形中人的心灵融在一起。这一招也失效后,战乱在即,就只有任凭国家的出现,用以杀人为后盾的法律来组织社会生活了。这就是人类的二级社会。老子这一段话罗列了五个失而后,形像地描绘了人类进入二级社会时的磨磨蹭蹭,很不心甘情愿的心态。人类对二级社会的抵制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原初社会为均平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没有阶级的分化,而二级社会以阶级划分为其特征。但为方便起见,本书以大小划分,凡超过数百人的社会一律称为二级社会。建筑在原初社会之上的社会也称为二级社会。中国自大禹建立夏朝开始,就采取屋上架屋的二架结构,即中国首先出现的二级社会不是打破原初社会而重组的城邦市民社会,而是建立在众多原初社会之上的二级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早已进入二级社会,但中国与西方不同,实行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分隔制的二架结构,二级社会对原初社会的冲击不大,而且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迂缓进行。轴心时代打破了这一格局,使普通老百姓都日夜关心天下邦国之事,也就是说,直接生活在二级社会里。老子讲的正是这一文化演化历程。

据说爱因斯坦曾不无忧虑地评述人类的愚蠢,说有两件东西无边无际,一个是宇宙,一个是人类的愚蠢。老子前识者,道之华,愚之始 的话道出了哲人同样的忧虑。

认识过程也可专指对一个学科,一个题目,一个具体事物的理解。这时的前识也同样具有局限性,甚至可导入歧途。第五章还要详细讨论。

() 道学为何未出现在西方而出现在中国

在非洲原始森林里观察大猩猩的科学家们,常常对大猩猩终日里悠闲自得的生活留有深刻印象。大猩猩以植物为主食,伸手可得,又身体庞大,很少有被其他动物攻击的机会。科学家们就觉得,它们才生活在人类数千年梦寐以求的天堂里。在人类的训练后,可大猩猩竟能掌握数百乃至上千个手语单词,可以用手语和人类或其它大猩猩交谈。人们不禁要问,它们的非凡智力在非洲森林里又有什么用呢?西方人受达尔文学说影响,也受资本主义体系的思想制约,以为时时处处都有效益原则,所以西方人重回自然,就觉得惊讶,发出如此的感叹。其实我们早期的人类也同样终日悠闲自在,他们也有与我们相同的智力。智力首先是为了精神享受,不是为了科学技术的登峰造极。

早期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一切依从天性与自然,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早期人类头上也无世俗权力与神权强加的外来意志。如果他们询问宇宙世界如何开始的问题,他们或可能有神的概念,但这样神的形像遥远而模糊,如庄子所说,神鬼不干涉人事,更接近道学的道。早期人类社会与他们的生活方式被道学奉为神圣的楷模,如果早期人类有一个哲学概括他们的社会生活的话,这个哲学就应是道学。西方许多热衷道学的学者常常指出,道学属于整个人类,不应限于中国。这正是老庄的初衷,抛弃二级社会文化的五花八门,追求原初社会文化的大一统。老庄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创立道家学说的,想的并非只是中国人。一个问题是,原初社会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对二级社会出现的抵制也是普遍的,那么为什么道学仅仅出现于中国,而未出现在西方呢?

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旱灾水涝频繁为其特征。雨水集中,水灾影响面积很大,可波及小半个中国。旱灾多影响局部,但频繁得多。这是因为雨水过于集中,一两场大雨遮盖面的不同就可以产生局部的旱情。根据政府记录,1911年清朝退位前2270年间,共有1392次旱灾,1621次水灾。《庄子》中《秋水》一篇就同时提到上古时代著名的大旱与大涝,可见旱涝频仍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特定环境。《诗经》中《大雅.云汉》一首讲的就是旱灾,以下是现代语译文:

旱得这样严重!

闷热之气直往上冲。

祭祀啊,我不敢停,

从郊外祭到老祖宗的庙堂中。

祭了天,祭了地,

没有哪一个神我没尊崇。

祖宗后稷没有用,

老天爷也不降到地上显灵。

土地全都干坏,

我为什么碰上如此灾情?

如果局部遭受旱灾,农民即离家出走,到附近地区找食物,称为逃荒。即使到了五十年代早期,逃荒要饭在黄河流域还甚为常见。大群的逃荒者不管什么时代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战争爆发,就两败俱伤,使生活更加悲惨。

为控制水灾,停止部落村庄间的战争,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疆域比埃及与两河流域文明加起来还要大的多,在其治下有万国之众。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禹会诸侯于涂山,有万国;商汤革命,存三千余国;武王伐纣,存千八百国。(邹昌林,2000211) 这样夏有万国,是个可信的概数。历史上或记载,夏朝人口为一千三百万,夏本土方圆千里,可知其余的国都是些数百人以下的原初社会,或称部落。现代学者夏镇豪(2005)估计夏朝人口在240-270万之间,就更支持当时以原初社会为主的估计了。即使夏本土内,也不过是由村庄部落直接向王朝交税。总之夏王朝的基层组织以原初社会为主,但又是他们所知世界的超级大国。夏王朝对内,面对部落村庄,对外却没有能与其较量的敌国,所以主要对外精力还是与自然打交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夏王朝政府自身虽是二级社会,仍以原初社会的模式来组织,只不过在村落之上。既然上下没有超出原初社会的模式,其社会生活的理想仍是道学传统,只是没有提升到哲学高度。这也和中国古书对夏文化的概括性描述相一致。古书说,夏尚忠,尚俭,敬鬼神而远之,全是些近于道家思路的话。在中国文化中,忠诚与朴实语义相近,而朴实为道学标榜的人类品质。

更有甚者,这样一个上下双层的权力构架却持续四千年之久。围绕著政府形成了一个有闲阶层,这一帮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正符合道学悠闲自得的理想。他们以养生为人生目标,随有养生学以至追求长生不老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府中信儒教,回家就讲究道学了。所以与西方相比,道学就成了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特征。中国的养身学传统可能象中国文明一样源远流长,战国前后的人托黄帝之名写中国第一部医学经典书籍《黄帝内经》,并非全凭想像,是有一定的口头传说与材料作依据的。黄帝思想可能与道学接近,而且注重养生。

现在有人说,夏朝实际疆域比历史记载小的多。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夏王朝在人类发展的这样早期阶段,就形成一个威震世界的超级大国,周围有又是一马平川,即无古希腊的山脉相隔,又无两河流域与埃及的沙漠包围,更无这三大古文明面临的旗鼓相当的敌国。它周围称为荒服,任人随便居住。夏王朝的存在与影响无疑给周围带来了稳定,其疆域应以其文化影响所及来定,包括江淮一带。只是夏朝受中国道学传统的影响,以原初社会为基础,又因自然灾害频繁,物质上以维持活命为准,有如老子所说,虚其心,实其腹(3) ,圣人为腹,不为目(12) 。也就难以留下太多的物件给数千年后的考古学家了。学术界受西方影响,寻求二级社会物质文明的踪迹来证实夏朝的存在,那就南辕北辙了。文明的发展的可能性十分广阔,未必要有较高的物质基础。

西方文化以两河流域、埃及,与古希腊文明为其来源。这些古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文明由海上交通相联系,有相互影响与前后继承的关系。两河流域与古埃及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以河流灌溉为其农业基础。希腊的古城邦国被山脉相隔。它们都有人类学家提出的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即自然的屏障。国家出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人们不高兴是要跑掉的,一定要有天然屏障让他们无法逃亡。中华文明似乎并没这样的自然屏障作前提,他们为生活所逼,面对自然灾害,而组成了国家。正由于这种分别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的不同社会生活思路,前者将人性淡忘,后者强调人的天性。(图一)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似乎出现于两河流域,大致在5500年以前,比中国早出一千多年。他们的国家模式也为后来的埃及与希腊模仿,尽管埃及社会有所不同。两河流域第一次出现的国家是城邦,原有氏族体系全部打破,人们以市民身份参加社会生活。这种国家对内,面对急功近利、互不信任的市民;对外,面对与自己旗鼓相当而又虎视眈眈的邻国。他们就这样创造了一个人的世界,一个标准的二级社会,远离自然,人类自己面面相觑,你争我斗。这样的社会生活模式早已远离道学的质朴了。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1424)。孔子这里讲的古时,是指那国家出现的早期,接近道学理想,上下无事,文人学者追求闲散自得,所以说他们为己。春秋战国时,天下乱糟糟的,又各国争斗,文人学者都动员起来了,寻求治国方案,所以说文人学者为人为公。同是奠定哲学基础的轴心时代,古希腊文人并无为公的义务。他们是城邦的公民,象别人一样,一切从个人出发。最先出现的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专门思考世界如何开始的,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等问题。到苏格拉底时才转向思考社会问题。苏格拉底为五百人的陪审团判处死刑,充分说明他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人民,而是二级社会里独立的个人。

上面提到,中国的上下双层权力构架,上层虽为二级社会,但开始时以原初社会作模式。这就决定了真正的二级社会生活方式只能缓慢地出现,等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驱使大多数人直接生活在二级社会里时,文人来自上面的一层,使他们从国家角度看问题,又由于道学传统,使他们从整个人类或人性来考虑问题,从而产生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从老子孔子师徒关系可推知,道学在先,是原有传统文化,儒学后起。

古希腊使用大量奴隶,而中国仅有家庭奴隶。在老子、孔子时代中国没有象希腊那样四五万奴隶开银矿的事。很多材料表明,那些希腊奴隶生活很苦,被整天强迫劳动,真正的牛马不如。据说柏拉图本人拥有五十个奴隶,希腊哲学家们并不反对奴隶制。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并没有奴隶,柏拉图没有在现实中推行他的理想国的意思。古希腊自由人也生活俭朴,居住简单,但庙堂等装饰性建筑壮丽优美,艺术上已达极高的水平。那是多少代人追求身外之物的价值取向的物证。古希腊自由人已失去了人类原有的悠闲古朴格调,已象蚂蚁一样整天忙忙碌碌了。

人有基本人性,也有广泛的周边潜能。一个人可以轻松地走路,但也可以因为逃命而跑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人可以双脚著地,双腿走路,但也可以站在头上,用头与手走路。前一种是正常情况下,适合基本人性,后者是人的周边潜能。只有二级社会才能迫使人们用周边潜能来维持生活。奴隶就是生活在自己的周边潜能上。大量奴隶的出现是人类最终告别原有的悠闲自得的生活的标志。

以上作为道学出现于中国而未见于西方的说明。

() 轴心时代的中国与近代欧洲相比较:道学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

上节我们讨论了轴心时代希腊与中国的根本不同,不同的社会基础导致了全然不同的哲学思路。有趣的是,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与文艺复兴后的近代欧洲却有惊人的相似,从社会变革到哲学思考都有相似之处。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期,因为从发达的城市文明重返农村生活,从延续数百年的罗马帝国重返封建割据的局面,也就出现了与中国西周及春秋时期相近的社会形势。

现代神经学揭示,人脑的大小固然重要,但人脑内的细胞密度对智力也起著关键作用。在人类文化演化史上,社会大小与人口密度至关重要。欧洲与中国大小相近,人口也可相比较。从文艺复兴至今有五百余年,中国的春秋战国前后五百五十年,演化的时间范围相同。即时空密度都有可比性。

作者认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与欧洲近代史也是人类历史在不同水平与时代的重复,并且发生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与地区。区域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密度是限制一个文化历史演进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想首先指出,欧洲与中国区域大小相仿,欧洲382万平方英里,中国370万平方英里。二者人口也差不多,自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它们的人口增长曲线平行而相互接近。现在我国人口比欧洲多,但如果把美洲等地区白人算作欧洲人口,二者人口仍相近。东西方文化又有如孪生的双峰,耸立于世界,二者的比较就更显得重要与富有意义。

按马克思主义学说,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个民族文化的演进过程,思想传播手段的制约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只有现代的通讯手段,诸如卫星电视,网路电话等,才能将整个人类世界缩小成一个统一话题的论坛。本文拟剔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部分,以二战前的五百年欧洲与中国春秋战国相比。作者注意到,近代欧洲在疆域与人口全都数倍或十余倍于春秋战国的中国,但作者以为其通信手段也可能数倍或十余倍于春秋战国的通讯手段,可以联络较多的人口与地区。我这里当然没有作精确的计算与估量,但读者会同意于我,人口疆域与通讯手段的差别在这里有相互抵消与弥补的作用,使二者仍保留可比的基础。

在这五百年里,二者都从封建割据演变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郡县制,相伴随的是科技的突飞猛进与各种哲学流派的繁荣,以及各君主国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末了,中国出现了地主阶级,欧洲出现了资产阶级,同时伴有顽强的社会阻力,对老日子美好的留恋以及厚古薄今的思潮。中国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周王朝;欧洲有一个没有实权的罗马教廷。在晚期阶段,中国出现了成熟壮大的道学;欧洲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与存在主义哲学。

相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武力统一欧洲的失败。如果我们将1945年二战结束与秦灭六国的前222年作起点,往回推500年,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一个相似的社会与思想的演化历程。这不是说近代欧洲是中国春秋战国的简单重复,再说历史的重复也有如螺旋,处于不同的水平。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轴心时代希腊与中国的不同。欧洲补了中国春秋战国的课,中国目前或许正在补古希腊的课。以下四个段落中的负年号系指自前222年与1945年返回数所得年数。(图二)

在负485年,周王朝为下属的郑庄公战败,自此周朝再无向诸侯国发号施令的权力了;生活在负472与负402年间的哥白尼提出日中说,被认为是对罗马教廷权威的公开挑战。中国的第一个理性思想家是孔子,生活在负329至负257年间;欧洲的第一个理性思想家是培根,生活于负384年与负319年之间。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于负195年与负105年间,而中国战国时期的农业革命,包括铁农具,灌溉,施肥,以及土地私有化,大致发生在负200与负100年间。

发生在负156年,席卷欧洲的法国大革命虽以失败告终,但却是欧洲社会改革的主要推动力,终止了中世纪留下来的封建制度。中国在这五百年内没有与法国大革命相匹配的暴力革命,但却采取了各国在君主领导下由主张变法的政治家主持的先后类似的社会改革,自负200年魏国李悝变法开始到负134年秦国的商鞅变法为止。秦朝统一中国,但仅十数年后,中国就发生了规模比法国革命还要宏伟的农民起义,因不伴有社会改革的内容,仅六年战乱就拥出另一王朝。社会改革是有阻力的,摧毁阻力在中国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暴力,就是人们常说的暴秦之类,缺乏法国革命民意的力量,所以过后又补课。

社会改革与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新的视野与前景,理应给人类带来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幸福,最终导致人们梦寐以求的和平与安定。这种对前途的展望是出自原初社会里人类养成的心理,也是社会改革者与科技革新者们初衷,但并不适合二级社会的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五百年的后半期, 人类酝酿的是膨胀的野心与不断升级的冲突。等待人类的不是什么安定与幸福,而是空前的浩劫,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下试分析这一事与愿违的原因。

生活在负64年至负16年的荀子首先提出人性恶的论断,而生活在负58与负11年间的韩非公开摈弃一切道德考虑。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大规模的极其残酷的战争横扫中国大地,导致了统一的中国。在欧洲,生活于负136与负63年间的达尔文提出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的理论,尽管达尔文理论不适用于人类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人类社会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活在负101与负45年间的尼采,抛弃一切道德理念,提出超人的说法,宣布上帝的死亡。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下,两次世界大战暴发,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死人一亿,但以失败告终,未能统一欧洲。

动物学家发现,同一种属内动物之间的暴力斗争,一般说来总是按固定仪式进行,装腔作势,很少真地动手。很象人们中间的讨价还价,天上要价,就地还钱,似乎相差很多,但最后交易还是做成了。真的打起来时,动物也颇具君子风度。你没有看过在落日的烘托下,两只雄鹿或水牛对垒以决雌雄的影像吗?它们风格的高雅完全可与落日的壮观相比美:它们以同样开阔的胸怀拥抱胜利和失败,真地象庄子所说的那样,生死与得失等同齐一。它们没有暗中偷袭,也没有事后的复仇。我们人类祖先也是这样对待自家争斗的,并且保持到很晚很晚。

在这五百年的开始阶段,欧洲有骑士之风,中国有贵族战争的传统。春秋各国之间的战争,更象体育竞赛,一切按预定的仪式进行,伤亡多不严重。战争的目的是决定胜负,解决争端,而不是杀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拿破仑第一次实行全面战争的国家决策。全民投入,一切为了战争,战争目标变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双方伤亡数目直线上升。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竟有秦为水德,主杀的说法。无论这是秦王朝的信仰,还是后人的附会,都说明秦以杀人为最终目标了。白起坑杀四十万降军,因没有详细记载,而为近人怀疑,但这一历史记载如实反映了秦杀人规模巨大而残忍的事实。

电影《英雄》主题歌对秦始皇的讴歌以及法国人对历史人物拿破仑的持久性偏爱,都显示了大规模人类聚集对个人心理所具有的强大摄服力。生物进化的造物主不可能预想到人会置身于百万人之中,在这种场合下,人们完全失魂丧魄,在赞叹中成了盲动妄为的俘虏`。这样大规模人类聚集的牵头人更是难以自己,在头脑膨胀中,任凭野心的穿天入云。

秦惨淡经营数百年,商鞅变法图强后百余年,统一中国的策划与实施前后数十年,成功后仅维持十余年而一败涂地,连原来的家底也丢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同样,拿破仑与两次世界大战也都以失败告终。

以清醒头脑旁观这场巨变的是哲学家。卢梭(JRousseau1712-1778)首先提出社会中异化的存在,从而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一样,得出同样的结论:文明进步并非全是件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上推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1813-1855)为其思想来源。和中国道学一样,存在主义抛开社会与政治,直接强调个人,认为摆脱社会束搏的个人更接近真理。他们都从个人角度来看社会与政治,以个人感受作为评判社会人生的基础。但二者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原初社会这一概念的有无。也就是说,二者同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对待二级社会,但道学却有人类历史上原初社会作为其社会理想。很多学者将道学与近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相比较,发现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老子近于社会无政府主义,庄子近于个人无政府主义。但老子并不反对二级社会的政府,条件是这种政府不为社会所感知。

周王朝前后延续八百余年,西周时,社会稳定,被孔子看作历史的样板,春秋时礼乐崩坏,战国时代就是乱世了。林语堂(1990)认为中国历史自此后重复这个周朝八百年治乱周期:前五百年稳定,后二三百年是战乱兵匪。下一个周期是自秦汉至南北朝,第三个自唐宋至元朝。林语堂最后说,明清五百年是第四个周期的稳定期,我们现在要面临剩下来的三百年战乱了。中国大规模战乱杀人到秦朝已是顶峰,这可以从秦始皇兵马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规模推出,也为历史记载所证实。这并不是说,后来杀人的数目与规模无法与秦相比,我手头没有相应的材料来核对,而是说,象唐诗宋词一样,秦朝那种以大规模杀人为社会正当追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也正由于此,汉唐以来开始了推崇道学理论的新时代。轴心时代中国与现代欧洲之比较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成为欧洲与世界战乱杀人的顶峰,人类已经走过了那个认识阶段。但最终让我们避免这三百年战乱的是道学复活,人类重回天性自然的文化走向。面对心灵中的上苍,让我们祈祷:

人性异化,走入战乱的恶梦,

兄弟操戈,直杀得血雨腥风。

痛定思痛,才晓得人世迷蒙,

心地安宁,始悟到人类固有的和平。

天性自然,重回无边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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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n Anthropological/Psychological View
Paper back with references and index, 243 pages

You-Sheng Li,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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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dition 401 pages; 中文版﹐401頁﹐書後有文獻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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