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道学精义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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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学精义:小国寡民

中华道学传统数千年,文献记载浩如烟海,何为道学精髓,学者不会有统一意见,但本书从现代人类学角度审视道学传统,认为《道德经》一书第八十章可代表道学的精义。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很多学者不了解老子这段话的原本意思,或解释为道家乌托邦,或从西方近代思想角度理解其含义。如将复结绳而用之翻译成:人人读书认字;把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译成:大家和平安乐地生活在一起,但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他们缺乏按字面语义解释的信心,牵强附会地缩小老子《道德经》与现代西方理性认识的距离时,他们却似乎颇具胆识,显然是受了欧美流行的西方新道学影响。

老子生活的时期离古朴的原初社会不远,人们对美好的过去还有种种记忆,某些边远地区,特别在南方,可能还有遗留下来的各种原初社会。老子在第八十章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古代的自然社会。以下四点是本书对第八十章的解释。

第一,道学推崇古朴简单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简朴的,但却是欢乐的。奢侈生活对幸福并无优先权。恰恰相反,真正的幸福寓于对简单生活的满足。财富与科技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并非幸福。

第二,从道学观看来, 任何超越小国寡民水平的社会都常常导致战争,最终导致二级社会的建立。二级社会无不对原初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使人民熟悉的原初社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导致人民的痛苦。老子这里虽然以赞美的口气描述原初社会,但没有明言反对二级社会水平上的人类交往,也没有用原初社会代替二级社会的意思。

第三,老子并不反对知识与技术,也不反对文字与书写,老子关心它们如何被使用。作为国家图书馆长,老子当然知道书写文字的用途,但作为一位哲学家,他也了解书写文字的副作用。当人类面临核战争的威胁,甚至有毁灭整个人类的危险时,科学家们就后悔当初不该发展核爆炸科学。同样,在面对面的原初社会中,老子觉得还是以面对面交流为好,如果偶尔有背面交流信息的必要,以结绳记事等古老方法为妥。老子对文字的态度是现实而审慎的。

上章已经提到,中国长期存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并存的上下二级结构,某些知识技能可能有吸引人们脱离原初社会而进入二级社会的作用。这样的知识技能在原初社会中没有什么用处,但却能帮助一个人在二级社会中成功。我们今天依赖这种知识技能而习以为常, 但古人甚至可以憎恨它们,因为就是它们拆散他们的原初社会,导致他们的人生的痛苦与不幸。文字书写正是这样的知识技能,那些识文知字的人无不远走高飞,参与邦国的争夺战争,说不定还带兵攻打自己家乡呢。老子不赞成原初社会使用文字、甲兵等,至于它们在二级社会里应用,老子并没有表明他的态度。从老子掌管国家图书馆来看,老子不反对文字在二级社会 的使用,即在天子、诸侯国层次上文字可以使用。

第四,老子并不是没有分别地反对一切高于原初社会水平的人类交往,也不反对人类文明向复杂高级发展。一个条件是希望这种交往与发展不要破坏原初社会,不要破坏人们以简朴为乐的闲适天性。但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正是向老子担心的方向发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老子的担心仍然有效。道学主张无为,在原初社会面前,政府要无为,不去干涉;在二级社会面前,道学之士保持以简朴为乐的闲适天性,不为二级社会远离人性的追求所动,是另一种无为。无为是两级社会隔离概念的实际应用。作者也依此解释老子的愚民思想:老子反对二级社会中与人性相违背的知识技能传入原初社会,尤其那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伎俩与知识。

老子不反对建筑在原初社会之上的国家建构,他甚至赞扬超级大国: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35)

这段话意思是说,你如若手执大道,一切按自然的道行事,天下的人就会来投奔你,他们来后,你又不加害于他们,整个世界就成了一个安定和平的超级大国了。

第一章曾提到,自夏朝开始,中国就是他们所知世界中的唯一超级大国。老子对这样超级大国从没表示反对,也未表示赞同。至于国家管理,老子说: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17)

这段话的意思说,最好的政府,人民不知道它的存在;差一些的政府,就有人民来亲近它,赞扬它;再差一些的政府,人民会害怕它...最好的政府办成了事,它的人民会说,这全是我们自己办的呀!。

所以在老子看来,地球上的整个人类可以是一个超级大国,人民全部生活在《道德经》第80章描述的小国寡民社会里。人类文明出现以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道学主张文明后的超级大国即使有政府机构,也不应让人民觉察到它的存在。

() 道学精义:其他经典论述

道学其他经典作家也有类似论述,进一步阐明道学平等互利、悠闲自得、自我管理的社会生活理想。以下所引都是译文。

庄子:我只听说过让自然主导,不要干涉自然进程,从没有听说过世界可以由人来管理。所谓悠闲自在是怕天下人扰乱了自然本性;所谓宽容自得是怕天下人改变了自然德性。如果人们不丧失天生的本性与自然的德性,哪里又用著人为的治理呢?从前尧治天下,人民高高兴兴地依顺本性感受幸福,这是心神不宁静;当桀治理天下时,人民忧愁烦恼,使人的本性受苦,这是心神不愉快。不宁静与不愉快都是背离了自然无为的德性。没有自然无为的德性而会长治久安,天下没有这样的事...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人们不得安宁,始终为赏罚所驱使,哪里还有空闲来培养安定自己的天性呢?(译自《庄子.在宥》)

文子:苍天之下,大地之上,日月照耀的是形态万千、天性各异的万物,但都依据自然,各得其所。导致欢乐的也可以导致悲伤,导致安全的也可以导致危险。所以圣人治天下,务必使人们生活适应各自的天性,让他们生活得以自感舒适为准,干他们所能干的,管理他们所能管理的。这样以来,人人平等,没有谁可以欺压别人。(译自《文子》)

淮南子:当至人治理天下时,情感之心与理智的精神相汇合,形体与自然相协调;安静时就学习道德的道理,活动时跟随自然的走向;恬静无为而使天下人和睦相处,澹泊无欲而使天下人清醇朴实;不祈福祷寿而使人不迷信鬼神,不竞争使人人丰衣足食。致使五湖四海为一家,而遗福于后代,这全是上古的天然传统,并非某个哲人的创造。(译自《淮南子.本经训》)

() 道学精义: 真人

道学的理想社会是古代的原初社会,而生活在这种古代社会的人称为真人,他们一切行为遵从天然本性,未为二级社会的文明行为所沾污。真人是道学的重要概念,道学的实践追随者们常常以真人作为最终目标。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道学理论,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而后可能接近或成为真人。

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详细描述了古代真人的形像,最后总结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真人没有喜好厌恶之分,一切都是一样的。浑然一体时与自然同类,认识差别时又与世人同类,自然与世人不相抵触,天人合一,即为真人。

庄子在《缮性》一篇中论述古朴时代时说,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庄子这里说的至一,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太一。人类学研究显示,中东国家的最初出现伴随有人民寿命的缩短。庄子这里说的古时万物不伤,群生不夭,当是对人类历史这一悲剧之普遍性的提示。

《淮南子》第十四章《兵略训》中将真人定义成与太一未分的人:稽古之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治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也。这里说的真人无形,不可从字面理解,应是天人合一、有形无形没分别的意思。也可解释为,真人的思想与行为好像没有形体一样。

道家相信中国古代原初社会的人健康长寿。《黄帝内经》一书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具,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真人如同三五岁以下的儿童,没有文明社会灌输的前识影响,仍保持人类理解能力的全方位开放性,对道或自然具有天然的正确理解。为使读者对真人有一个更具体些的印象,以下摘录《文子》第四章部分段落译文:

真人有虚怀若谷、接纳万物的心胸,始终如一的随和,一尘不染的清白,随时而变、随遇而安的灵活谦让,未被沾污的先天纯真,古朴素直的单纯。因而真人全身充满了道,时时体现了道。

真人知道如何使自己觉得伟大而世界渺小。他们推崇自我管理,鄙弃管理别人。他们保持自己的和谐,不让欲望影响自己的情感...

没有事能使他们高兴,没有事能使他们悲痛,没有事能使他们幸福,没有事能使他们愤怒。事事全都一样,没有对,也没有错。

所以真人故意回到最基本的需要,依赖于精神,获得圆满无缺。这样他们睡觉无梦,清醒时没有可担心的事。

() 孔夫子的史前大同世界

圣经描述了伊甸乐园的详细情形。生活在里面的人们,赤身裸体,象征著人类的童真,他们除了享受乐园的花草与果实外,整天悠闲自在,从不知烦恼忧愁为何物。他们无生也无死。亚当夏娃偷吃了知识之树上的禁果,也就永远失去了乐园。知识与乐园是水火不相容的,文明出现后的乐园仅仅存在于人们对以往美好的留恋中。圣经对亚当夏娃被逐后人类丑恶行为的痛恨,溢于字里行间。

孔夫子也同样展示了一个如此乐园,并且也是儒家学说的组成部分。孔夫子的伊甸园却颇具几分现实性,名之曰:世界大同。以下是《礼记.礼运篇》原文的摘译:

孔子说,古时大道运行无阻的时代,以及三代那些英雄人物,我虽然没有能亲眼目睹,可是古书记载得清清楚楚。大道施行时,天下为公,选择有道德才能的人管理社会,讲究诚实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光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爱抚自己的子女,使得老年人得到奉养,幼年得到抚育,而壮年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鳏寡孤独以及残废者,都得到瞻养。男人有职业,妇女们有夫家。财产货物摆在地上,并没有人想占为私有;有能力,唯恐不能使出来,却不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的心思断了门路,偷盗作乱的事情不会发生,家家户户不用锁门。这就叫世界大同。

或有学者认为大同并非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未必是中允之论。孔子与老子同样从中华道学的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学说,孔子毫无批判这种传统的意思,并公开加入颂古非今的潮流,也赞扬无为而治等道家说教。如《论语.卫灵公,155》记载,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主张仁政,反对刑杀。孟子反对兼并战争,认为以仁慈心肠对天下,便可以统一中国而王天下。他们显然混淆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界限,把适用于原初社会的原则与概念推广到二级社会。可见大同思想仍是孔孟后来学说的出发点。

《韩非子.五蠹》中就明确指出仁义适用于古代,不适用于战国时期的现代。韩非子说,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得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不讲仁义的强权秩序存在,不准许他人用仁义招兵买马来威胁他的政权。

孔夫子认为古代伊甸式的乐园已经永远丢失,文明后的人类只能以小康作为社会生活的理想。孔子的小康以礼义作基础,违背了礼义廉耻的原则,有权有势者也要退位,因为人民视之为祸殃。拿今天的话来说,政权必须为人民办事,否则就会被罢免。但孔孟并没有设计可操作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罢免的实施。所以儒道两家的分别在于,儒家致力於小康社会理想的建构,道家忠于原有理想,远离现实社会。

() 初级社团与原初社会

库勒(Charles Horton Cooley 1864-1829) 首先将自我看成社会的产物,自我是在初级社团中与人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他称这种自我观念为镜影自我,就是一个人揣测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从他人眼中看自我。

库勒这样描述初级社团的观念,人们面对面地交往与合作。无论社会性质,还是个人概念上,这一社团都具有基本与初级的性质。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个人融合于集体,从种种人生目标看来,个人已包容于这种社团的共同生活与目标之中。更确切地说,这个整体是我们而不是我。

库勒的初级社团基于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中的初级社团已为立足周边潜能的社会权力所渗透,所以库勒正面讨论竞争与雄心。道学的原初社会崇尚纯朴简单,是古代真人的理想社会。

古代崇尚平均主义的原初社会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唯一社会,直到一万年前,农业出现,人类定居,人口密度增加,社会逐渐成增长成二级社会的规模。即使这样,人类仍生活在他们熟悉的原初社会里数千年之久。等级化的酋长国与阶级分化的国家相继出现于五六千年以前,中东国家的出现虽然伴随人民寿命的缩减,但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洪水猛兽般向周围推进,所向披靡。

原初社会为老子与孔子所推崇。没有警察与军队,人民却能自由平等地过著和平安定的生活。是儒道二家的黄金时代。现代城市里,居民拥挤不堪,糟杂混乱,空前庞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地伤害了家庭及其周围的社区。任何人只要活下去,就得强迫自己适应现代生活,别无选择。原初社会是人性的直接产物,也同样被改造变形成为库勒的初级社团。尽管如此,家庭及其周围的初级社团仍顽强地展示出人类的美好。这种来自人类天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中世纪欧洲村庄社区中得以延续。就是今天的俄国,五千万农民舞台上演的也是自理自安的人类传统,他们兴高采烈,全然不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影响丝毫。

面对面,心对心的人类古老的社会交往传统仍继承在初级社团之中。这里的气氛是温暖,热情,友爱,它是抵御二级社会各种非人道成分的避难所,是让心灵创伤得到看护愈合的医院。只有在这里,人被看成人,不多也不少,没有异化的可能。当然,在现代社会高度流动的今天,人们可以组成各种社团俱乐部,提供类似的友爱与亲密。

() 英雄与两级社会的划分

熟悉东西文化差异的学者卡特勒( DNKeightley 1990) 注意到中国与古希腊的传说英雄形像的截然不同。他说:因为文化是人造的,可用来划定人对自身的不同认识。当回答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著什么的问题时,将中国古代英雄与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希腊英雄形像作一对比是很有帮助的。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渊源。阿基里斯与阿马孙女王的传说风行于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表达了个人与社会的悲剧观,中国缺乏类似传说...阿基里斯把匕首插入阿马孙女王胸膛的那一刻,她行将失去知觉之前,二人双目相对,阿基里斯为她的美貌所征服,立坠爱河,爱上了她。

这一故事反应了西方的一个传统信念:从个人角度来看,人生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恰其相反,古代中国强调社会的和谐,把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英雄是人民模仿的楷模。国王贵族雇人刺杀,自己并不动手,保持仁慈的形像。

阿基里斯以及诸如奥林匹克的神,显然是二级社会的产物。在原初社会中,英雄是那些与野兽及天灾做斗争的人。他们想象出的神仙世界也是他们自己均平社会的折射,没有威力无比的超级英雄。这和上面所引庄子的话相符合。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各对立面,和平相处,连神鬼都不来干扰人间。

一个被广泛研究的原始民族,就是南非的昆族人(Kung),直到六十年代以前,他们都以狩猎采集为生,其游群组织平均有31人,有一个头人作领导。这一头人没有特权,没有权威,他的领导是靠说服,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原初社会通常强调社区的统一和谐,但主要依靠集体意识来维持社区的稳定,而不求助于超级英雄与神仙。

韩非子等学者就清楚地描述过中国古代领导的演变过程:由知识技能,道德,智慧,到强权。在古代的原初社会里,人们遵从那些有知识技能的人作领导,相当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阶段。后来社会越来越大,内部和谐问题显得突出,人们就遵从那些有道德而又办事公平的人来作领导,这相当尧舜禹的时期。等大型军队建立后,人民中仍以古朴之风为主,象文、武、周公等智慧之人,把握时机,德威并施,维持社会长期稳定。智慧政治的隐患就是虚伪与权术。等社会你争我夺,混乱在即,以杀戮为基础的强权政治出现,就是十足的二级社会。韩非子称战国时期的强权政治为争于气力。

西方文明来源于两河流域及古希腊文明,它们二级社会首次出现时是城邦。中国二级社会的出现首先是建筑在原初社会之上的管理结构,这一管理结构又以原初社会做模式。这就造成了东西文化英雄形像的截然不同。

原初社会不存在膜拜杀人英雄的社会需要。只有在两河流域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里,氏族被打破,人们直接生活在充满陌生人的二级社会里,不再直接面临自然的危险,人们才开始膜拜以杀人强权为特征的超级英雄。

古代人缺乏现代人把以杀人为职业的士兵、警察视为英雄的习惯。杀人并非人类的基本人性,而是来自人类的周边潜能。在原初社会中,杀人的事也会偶尔发生,人们会把它视为社会有害的突变,就象古代人也熟悉的生物中的遗传突变病一样。象现代人把乱伦罪视为忌讳一样,古代人很可能把杀人视为忌讳。从突变到英雄,从忌讳到膜拜,这样一个社会观念的改变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在人类心灵上留下了永不愈合的创伤。

在阿基里斯将匕首捅入阿马孙女王胸膛那一刻,他们双目相对,竟爱上了她。当一个人在你手上慢慢死去时,你会想到她与你一样,是一个人,这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杀人之举的荒诞,悔恨悲伤之感涌上心头。这正是阿基里斯当时的感受。他突然爱上的不是阿马孙女王,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人性,是他内心深处人类固有的伶悯同类的情感。(图三)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社会观念的改变是如何扎根于现代文明的。

美国军官格劳斯曼(Dave Grossman)是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据他介绍,人类的确生来具有对杀人的强烈抵制。军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了解此事。你对一个男人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给他一杆枪,把他放在战场上,让他面临即刻被敌人杀死的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仍然拒绝杀人。但他却深感羞耻,认为自己是可耻的懦夫,而不把拒绝杀人之事告诉任何人。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对数百个陆军连队进行战后采访,事先保证保密,这才发现,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战士扣动扳机放过枪。部分战士还故意冲天放枪。结果是少数能忍受杀人者干了几乎所有杀人之举。这是一个数千年来就存在的事实,从未被注意与研究过。例如1863年的盖提斯勃格战役后,被丢弃的火枪,百分之九十从未发过火。

军队后来使用脱敏与条件化等技术克服这一人类先天对杀人的抵制。要求战士训练时,使用人形靶,再把开枪射击的动作改变得轻而易举,于是乎杀人就一下子变得自动化,有点象自动反射了。就是说,战士还没有来得及细想,枪已经发火了。 这一技术在越南战争中得以应用,效果良好,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军战士向他们的敌人开了枪。结果是他们战后心理创伤的发病率也非常高,显然是他们上当受骗而杀人,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事后良心不平。

现代社会用同样的技术处理我们的儿童,得到相同的结果。这就是电影、杂志、电视、录像等中的暴力杀人场面,儿童看后对杀人的先天抵制减弱,和社会暴力犯罪率的增加直接相关。( Dyer 1995 )

杀人及其先天固有抵制是个很好的例子,显示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差别,基本人性与周边潜能的差别。

以下是我一点个人的经历:

我成长于五十年代中国的北方农村,直到后来学医走进病理尸解室前,未见过死人,更没见过凶杀的场面。家里偶尔杀鸡,母亲都一再叮嘱,让孩子们躲开。后来听到大人们谈到孟老夫子话,君子远庖厨,我就立即明白了其含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见与不见,大不相同,不是虚伪一词所能函盖的。

我生活的年代确实动荡不安,但书刊媒介以及校园生活的控制,也严如铁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初中时住入县中学,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时,常一个人乱翻图书消遣。当我第一次看到西班牙画家戈雅的作品《五月三日的枪杀》时,竟砰然心悸,不知所措。合上书页,又要打开,刚刚打开,又要合上。画的是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抓住抵抗的市民,在马德里皇宫附近太子山前处决的场面。一排穿着杂沓的士兵举抢指向就刑的人们,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身着白衣,象征着人性的纯洁,在周围灰暗死沉的烘托下,成为画面的中心。他举起双手,头略前伸,显出死亡前的惊恐与哀痛。

中学旁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出了一个人命案,夫妻吵嘴,男的竟用锤子将妻子打死了,留下孩子无人照管。行刑地竟选在我们学校旁,其实远远的,我未必看到了什么,但印象却很深,或许事后想象的填补。

第三次见到如此画面是十多年后了。那是日本电影《军阀》的一个场面,一群年轻军官,以满腔爱国的热血,举枪行刺,以促进日本军国主义的步伐。事后他们背墙而立,黑纱蒙眼,在行刑枪响时,高呼天皇万岁。

以上三件,却成为我前后数十年恶梦的源泉。恶梦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醒来我立即知道,那是以上三个印象的综合与演化。后来开放出国,看的凶杀影像渐渐多起来,或者因为忙,不及细想,竟稀里糊涂地演变过来了。或者是自然的心理成长,或者事过境迁,或者是大量的凶杀影像的灌输确实有脱敏作用。无论如何,那三个处决场面已经从我的潜意识中消除,虽然我的意识中,记忆如初,但我已经永远不做类似恶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