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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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初社會的生物學基礎

絕大部分猿猴都營集体生活,終生生活於一個集体中。集体生活,共同尋找食物,共同警惕可能的危險,遠优於單獨生活。近年來,猿猴的等級社會已為普通人所熟悉,常常听人援引猿猴社會內的等級,以說明人類社會的戰爭與不平等。其實,猿猴的社會更接近人類原初社會,而與人類二級社會有根本的不同。二級社會純屬人類文化的創造,在自然界里沒有第二家。

猿猴的社會結合以平等互惠為基礎,并非固定的等級結构。猿猴不斷地相互修理皮毛,相互幫助,互示友好,用以鞏固現有的關系。体力的大小很重要﹐但并非決定一切的條件。

基於他對阿爾乃穆(Arnhem﹐位於荷蘭) 動物園黑猩猩群体的多年觀察,華爾(Frans de Waal,1998) 在《黑猩猩政治》一書中 對黑猩猩之間的复雜社會關系做了詳細的描述。由於在二級社會的生活經歷,參觀者們常常提出哪個猩猩是頭頭的問題。華爾知道這里并沒有提問者心目中的頭頭,他如此回答:“尼基是等級最高的猩猩,但他完全依靠葉羅因的支持。盧易特身強力壯,是体力爭斗時最厲害的猩猩。如果說誰最能把別的猩猩推到一邊,媽媽是頭頭。”媽媽是雌猩猩,華爾提到的其他三個猩猩都是雄的。

在這個猩猩群体中,華爾注意到,雌雄相比,雄猩猩力气大,占上風,但雌猩猩可通過簡單的合作,輕而易舉地戰胜雄猩猩。相比於雄猩猩,雌猩猩之間更容易形成合作的關系。

黑猩猩有做恭維表示的習慣,受恭維的猩猩要放棄敵意,維系友好的關系。在侵略事件及恭維表示方面,百分之八十到一百的時間是雄猩猩占上風。但在拿走物件或占去坐下的位置方面,百分之八十一的時間雌猩猩占上風。雄猩猩對於物質的占有,表現出惊人的大方,他們允許雌猩猩把他們占有的東西拿走。他們的控制基於給予,他們保護遭受威脅者,事后接受她們的恭維和支持。他們經常冒著危險去獲取難得的食物,而后與全体分享。

顯然處在高等級的雄猩猩并非為了更多物質的獲取,而是為了一种名義。當然猩猩並無意識上的名義感﹐而是先天本能的名義感﹐但其結果是一樣的。他們缺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其他猩猩的權力,他們的社會位置有賴於與其他猩猩的友好關系,而這种關系的原則是:平等互惠。這非常象人類原初社會里的頭人政治。

人類學家早已清楚無疑地向我們展示,原始人類的游群組織頭人全無強迫他人接受的權力,他們缺乏足夠的力量。當他們發出一個命令時,他們并不知道如何對付那些不服從的人。如果他們想維持頭人的位置,只有象黑猩猩一樣,處處討好大家,盡量少發命令,也就是完全遵循道家的無為原則。他們對道家原則的遵從完全出於自然﹐完全沒有無能為力﹑不得已而為之的意思。他們習以為常﹐並無我們現代人處於類似情境時所產生的感受。

華爾基於對動物園黑猩猩群体的觀察,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极其复雜的猿猴社會關系网。它們朝夕相處﹐彼此熟悉﹐對群体中的每一個其他成員都了如指掌,知道它們的性格歷史,對它們的行為有大体的預測。所以群体的大小要适當,不能超過成員的大腦能力范圍。各种猿猴种屬的群体大小不同,經對比研究 發現,猿猴群体的大小和腦容量,尤其是大腦皮層大小,直接相關。

由猿猴群体大小與腦容量的比值推算,人類的相應群体大小,也就是人類原初社會的大小,應為150左右。這一數字同時為其他推測所支持。遠古時代人類結婚生育早,正常情況下應為四世同堂,由一對曾祖父母維持的四代家庭應為150人左右。猿猴有相互修整皮毛的習慣,學者們公認,修整皮毛是維護群体關系的基本手段。具有語言能力的裸体人類用聊天代替皮毛修整,以維持社會關系的穩定。有人計算面對面聊天的覆蓋面也同樣為150人左右。

有人推測,早期營狩獵采集為生的人類生活在50人左右的游群里,這一50人左右的人群與當地其他人群由於來自共同的祖先,文化與語言相同,之間有松散的關系。這一松散關系网覆蓋面為500人左右。等農業出現,人們定居,形成村庄,這些數字可能還會增長。但人腦并不相應地增長,某些人類學家定出數千人為上限。超出這一上限,內部和平就不能維持,戰亂發生,最終導致以殺人為強權手段的國家。這時也就可以將個人意志強加於他人,在混亂中營造出秩序來。國家出現後﹐它的權力也未必能達到偏僻的農村﹐即使城鎮﹐古代治安管理能力也有限﹐家族與村莊之間的武裝衝突比較普遍。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描述的正是這種衝突。中國有儒教與道學傳統﹐情況可能好得多﹐但佔山為王﹐打家劫舍﹐殺富濟貧的起義傾向卻相應嚴重。

在現代社會里,科學技術高度發達,遠离我們祖先生活的自然環境,但人類天性未變。我們仍未逃脫上述數字的約束,只不過在不同層次罷了。你能面對面熟悉地認識多少人呢?你有多少個朋友可以請求幫忙呢?回答這一問題,一個簡洁的辦法是數一數家庭電話號碼簿上的人名與地址。這一數字當然隨地區文化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當你剔除各种可能影響結果的有關因素,調查了世界不同地區足夠大的人數后,你會惊奇地發現出現在你面前的數字正是150人左右。

在城市裡﹐一個人的朋友遍布整個市區﹐但中國農村仍以地理區域劃分。目前中國農村大多在數百人之內﹐少數達千人以上﹐但大的村莊就分化為不同的區域。中國農村的基層社區在200與300之間﹐這是自然形成的﹐與社會權力無關。因為兒童與老年人較少參加社區活動﹐在很多活動中﹐一個家庭又可變成一個單位﹐一個成年農民仍熟悉大約150人左右。在大的村莊裡﹐人們可以認識上千人﹐但大多並不熟悉。

總之﹐這提醒我們一個由於時代遙遠而遺忘的事實:我們社會縱然高級複雜﹐但與猿猴社會仍受同樣的生物學規律支配。

如果你想知道這150人的小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另一個奇跡般的詞語出現在你面前:平等互惠。這又是一條貫通猿猴社會與人類社會的生物學原則。依据原初社會的平等互惠原則,按需要取得幫助或衣食等必需品,但對將來的回報卻沒有固定的時間與規定,時間長了,沒有報答也便算了。就是說,幫助與給予是沒有條件的﹐但在一起生活﹐幫助與給予總是相互的。

當然平等互惠的原則要接受當今社會法律的制約。如果你有一位身居要位、手握社會權力的朋友,他點一點頭或說一句話,就可以給你一份工作或其他价值万千的好處。你用不著手捧千万元的鈔票來報答他,但也絕不能點一點頭就能回報得了的。原初社會的平等互惠的原則被二級社會的階級划分所打破,這触傷周圍人的心,只不過我們習以為常,不理會罷了。

或者說平等互惠並非利他主義﹐更談不上仁義道德。但在猿猴社會與人類史前的原初社會中﹐平等互惠的原則足以保證社會的平等與公正。體力弱小的兒童婦女得到良好的照顧。對成年男子來說﹐提供這種照顧也是一種心理上的樂趣。道家並不推崇道德的高標准﹐認為那是面對社會惡化﹑風氣日下而提出的一種姑息療法。社會權力常常使用脫離現實的高道德標準來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頭上。當今的聯合國領導人物就經常指出﹐人權常以國家的名義被踐踏。可見這是文明世界上的通病。

大家都生在這個等級森人的社會﹐潛移默化﹐習以為常﹐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結交朋友時﹐大家都把與自己一樣的人引為知己﹐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可能絞盡腦汁﹐鑽入上層社會﹐為自身利益著想﹐認識有權勢的人物﹐但並不把他們當成貼心朋友。原因很簡單﹐我們都喜歡平等交往﹐儘量避免不平等不合裡的事刺傷我們的感情。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人類的天性是壓抑不下去的。

如果你參加一個晚餐聚會﹐或請很多人到你自己家來作客﹐你會發現各個客人所分得的飯菜是相同的。 這在西方的分餐制就更加明顯﹐每一道菜﹐大家盤子裡的數量品種是一模一樣的﹐縱使客人的社會地位與工資收入差別巨大。在這種場合下﹐你如果按客人的社會地位來分派不同的飯食﹐便會刺傷客人的情感﹐使得人人難堪。毫無疑問﹐在當今社會中﹐人們在自己的週圍竭力營造一個類似原初社會平等相處的社會環境﹐而社會權力向著不同的方向努力﹐用賞罰製造級別來推動社會向固定方向前進。

第十二章要詳細討論﹐想象會有力地影響我們心理與機體的健康。人類具有體會他人處境的移情(empathy)能力﹐功能性核共振成像術(functional magnetic resound imaging) 顯示﹐做手術的病人與陪伴的家人表現同樣的大腦活動圖像﹐說明旁觀者感受同樣的疼痛。在原初社會中﹐人民面對面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家庭一樣﹐真正做到同甘共苦。所以史前的均平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 有其心理學的基礎﹐適合人的天性。

黑猩猩有伸出一隻手向同伴討取食物的習慣。如果具有食物的一方不喜歡眼前的這位乞討者﹐它還是給出食物﹐只是扔在地上﹐以顯示它的不愉快。說明猩猩分享食物時的情感﹐即對乞討食物者的憐憫﹐重於一切﹐不為以往的印象所左右﹐是動物中即時感情壓倒理性(或以往記憶)的例子。

現代人類擁擠的大城市﹐沿街經常有很多乞討者﹐乞求的不是食物﹐而是少量的零錢。他們有那麼多﹐你不能人人都給﹐但每次走過他們而未掏腰包﹐心中就如同小孩子在父母面前做錯了事一樣﹐生出一分慚愧。

(二) 世上沒有適合人類天性的理想二級社會

庫勒本人從未使用過二級社團這一名詞﹐后人使用這一名詞指示一個與庫勒的初級社團相對立的概念。二級社團指與人類交往情誼無關的建築在共同目標上的社會組織﹐如腫瘤協會﹐是專為腫瘤的研究治療而設的。在人類歷史上﹐人口增長使社會自然進入二級社會。二級社會通常也有其目標。但其目標可以是隱蔽的﹐表面上似乎除了全體成員的福利外別無目標。個別情況下﹐二級社會的功能僅僅是維持社會的穩定。

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理想的﹐象原初社會那樣適合人類天性的二級社會。理想的二級社會是完全可能的。理想的二級社會至少可以分為二類﹕那些完全不為原初社會所感知的二級社會﹐與那些本身機構有如原初社會一樣適合人性特點的二級社會。我們現存社會既非完全適合人性﹐又非與原初社會完全隔離。在古代原初社會向二級社會轉型過程中可能出現長期的中間狀態﹐規模上屬二級社會﹐但社會形態上近似原初社會。人性的扭曲與異化是一切二級社會的特徵。我們社會環境的逐漸改善使我們萌生希望﹐一個理想二級社會的未來﹐或者有一天如旭日東昇﹐降光明與溫暖於人間。

從1966到1976年前後十年時間﹐中國與世隔絕﹐全力以赴地進行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澤東與其他無產階級領袖的著作外﹐其他書籍不是被一把火燒了﹐就是深藏在不見天日的倉庫中。又無電視與收音機﹐手上再沒有一本書﹐冬日的長夜實在難熬。1971年毛想要一本赫胥利的《天演論》來讀﹐由於他的肯定態度﹐這本書得以出版。我當時正住在山溝裡﹐那裡沒有誰讀這種書﹐我不費週折地搞到一本。儘管如此﹐當我拿到此書時﹐還是如同雙手觸到天堂的門楣一樣﹐全身浸透了喜悅。在昏黃的燈光下﹐我一口氣讀完了它。

讀了這本書﹐我才明確地了解到1897年嚴復第一次翻譯此書﹐為何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那樣的轟動。受傳統儒家﹑道家文化的影響﹐中國讀書人原認為世界是永恆不變﹐最多是循環往復的﹐而儒道兩家都反對競爭。

今天達爾文的自然競爭﹑適者生存學說已家喻戶曉﹐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語言中。不僅是普通人﹐就是一些嚴肅的社會學者也常用達爾文學說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矛盾與鬥爭。赫胥利清楚地說明﹐達爾文學說不適合人類社會。龐大的二級社會管理者應是上帝﹐而上帝的智慧和人類相比﹐相當我們的智慧與植物或牛羊相比。赫胥利明確地指出﹐人類社會的成功者並不等於遺傳的上等人﹐失敗者也決非遺傳有問題。

當二級社會首次出現的時候﹐人們迅速認識到二級社會和他們熟悉的原初社會的根本不同。在原初社會中﹐一個人很容易慷慨大方﹐樂於助人﹐因為你熟悉他們﹐他們的困難也就等於你的困難﹐另外日後你還可能得到回報。面對衝突場合﹐你也很可能不動手﹐因為日後你還可能需要他們的幫組。在原初社會中﹐殺人不會得取什麼長遠利益﹐欺騙只會敗壞個人的聲譽。在二級社會中﹐欺騙卻往往是有利可圖的事業。

今天社會具有如此發達的法律系統﹐數不清的律師﹑檢察與法院人員﹐以及龐大的警察機構﹐但一個人夜間走在街上﹐還東張西望﹐心理感到不安全。我們可以想象﹐古人第一次進入二級社會時﹐那是多麼令人懼怕的經驗。根據人類學家研究﹐國家出現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地理上的屏障﹐使那些失望怨恨的人無法逃跑。兩河流域與古埃及文明都是肥沃而又可灌溉的河谷地﹐週圍是沙漠與不毛的山巒。即使這樣﹐考古學還是證實了﹐國家首次出現伴隨著人類壽命的縮短。

一個人由原初社會進入二級社會所經受的心理效應還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整個現存社會對這種效應更缺乏認識。我們的法律很好﹐但它只承認個人﹐不承認與人生俱來的社會結構﹐諸如家庭﹑朋友圈子﹐庫勒所描述的初級社團的如何運轉﹐並無人過問。

上一章裡曾提到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並不與自然打交道﹐而是相互磨擦爭斗﹐或者與魔鬼激戰。其他文化傳統也有類似的傳說。這提示二級社會對人的第一個心理效應﹕生活在陌生人的海洋中﹐我們需要英雄﹑神﹐以及奇跡的來保護﹐也需要他們代表我們的利益與心願。二級社會並非是原初社會的簡單擴大﹐實際上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層次上的社會。我們無法直接與二級社會進行心裡溝通﹐只有謀求代表。這些代表了解我們的心思﹐但又同時是神仙般的人物﹐即類神世界效應。

類神世界效應在二級社會的秩序突然失靈時表現更為突出。二級社會的秩序與人類天性無關﹐是外加的。由於特殊環境下的心理作用﹐人們可以突然忘掉現有秩序﹐神使鬼驅般地全部回到原初社會的個人。中國有句古話說﹐“兵敗如山倒”﹐講的就是這種情形。商紂王有軍隊七萬五千人﹐周武王才有三千兵馬﹐商朝人馬潰不成軍﹐可見大多數商朝軍隊是未戰而敗。數萬人未戰而敗﹐就是原有秩序在頃刻間消失﹐統帥指揮體系不復存在﹐成了烏合之眾。同樣烏合之眾也可以萬眾一心﹐盲從臨時領袖﹐行動整齊劃一﹐表現出驚人的英雄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似乎有一個神在指揮他們。這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暴亂事件中有充份的顯示。西方學者經常引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的拿破侖時代作例子。勒幫(Gustave Le Bon﹐1841-1931)的名著《烏合之眾》(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提出催眠機製﹐或可稱為暗示﹐來解釋這種群體的心理現象(麥克里蘭﹐2003﹐724-46頁)。近人綜述有關材料與各種不同解釋時指出﹐社會學家尚未提出一個能解釋所有群體行為的理論(Macionis & Gerber﹐1999﹐p559-577 )。

二級社會的第二個效應是恐懼與孤獨。在原初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集體的一員。即使他們獨自一人時﹐他們仍感到自己是一個更大實體的一部分﹐道家特稱之為天人合一。這是我們生來具有的感受﹐它使我們有一份原有的心地安寧。在二級社會中﹐人們失去了這種依托﹐剩下的只是恐懼與孤獨。

二級社會的第三個效應是麻木與冷漠。養豬的農民經常注意到﹐圈裡很少豬時﹐即使它們原不認識﹐也相互打鬧追逐﹐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如果那裡有成百的豬﹐它們一個個都呆在原地﹐如同旁若無豬。人類也如此﹐進入二級社會後﹐人們失去了原有的相互熱情。他們不再關心他人﹐對週圍的社會環境變得麻木與冷漠。週圍的人不再是他們原初社會的整體﹐而是無數陌生人海洋的一角﹐他們無能為力。服務行業的笑臉相迎以及交際老手的對他人的關照當作別論﹐他們使用原初社會的親情釣取二級社會的名利。

以上三種效應結合起來產生二級社會的第四種心理效應﹐虛偽與奢侈。恐懼與孤獨使我們膜拜英雄﹐而那些所謂英雄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只不過在二級社會裡身居要職。麻木與冷漠給欺騙留下隱蔽的舞台。假裝成比自己更高大的人在二級社會中獲益非淺﹐但對精神的追求來說是致命傷。虛偽是對自然與單純的背叛﹐是對道的背叛。奢侈是物質上的虛偽﹐沒有虛偽﹐奢侈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一個心存同情的人﹐面對境況欠佳的同類﹐任何奢侈都是良心的折磨。

以上所述﹐是我執筆時所想到的。由於二級社會與原初社會的不同而產生的心理效應可能還有很多﹐一時難於儘述。我們能在二級社會裡生活﹐是因為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社會裡。人類有廣闊的可朔性與適應性﹐即使在狼窩裡﹐也生存得蠻好。狼扑獲人類幼嬰﹐偶爾不食﹐當作自己所生來喂養。這樣的孩子行為一如野狼﹐四肢行走﹐攻擊比自己小的動物﹐咬食生肉。但很容易發現﹐他們跑得不如年齡相仿的狼靈巧﹐因為他們的手不是生來走路用的。他們心理上的不適應不容易看出來﹐但造成的痛苦也不會少。只是他們生長在那樣的環境裡﹐沒有比較﹐也無從有什麼怨恨。甚至﹐他們達到一定年齡後﹐就失去了適應人類文明社會的能力﹐那時他們留戀的是狼文化﹐恨的是人類的文明。

上大學時住的地方離天安門廣場很近﹐閒暇無事時﹐常與同學去那裡散步。有時看到上百的兩三歲兒童﹐在教師的護衛下通過廣場。通常他們是並列兩排﹐後面的兒童拉著前面的衣襟﹐緩緩前進。由於我們生就的生物本能﹐看見小孩就滿臉高興﹐被他們吸引過去﹐向他們表達人類的熱愛之情。那些兒童看到這樣多的陌生人﹐感到不安。他們為天安門的壯觀添色﹐在宏偉的氣氛中﹐他們忘掉了自己。他們丟了鞋襪﹐尿濕了褲子﹐也不敢打攪身邊的老師。那些兒童從幼兒園的初級社團一下子進入二級社會﹐第一次面對陌生人的世界﹐緊張害怕起來。

(三) 史前樂園可能是人類普遍的經驗

中國歷史 上的知識分子嘗到人世的酸辛之後﹐常羨慕鳥的逍遙與飄逸﹐鳥隨成為自由與幸福的象征。在人類文明將我們與野生動物分開之後﹐我們仍可以享受鳥的陪伴。當你工作勞累時﹐你不妨從窗子裡觀察樹上的鳥。它們從一個樹枝從容敏捷地跳到另一個上面﹐它們斜側著頭﹐向同伴示意。它們以甜蜜的話語說著悄悄話﹐對人類的豎耳偷聽﹐全不在意。同時﹐在任何瞬間﹐它們都已準備好﹐輕巧地飛向它們想去的任何地方。或者﹐它們銜起一粒種子﹐或一隻小蟲子﹐它們那舉止悠閑的進食﹐會使為時間所逼而狼吞虎嚥的我們感到羞愧。

聖經上的伊甸樂園故事與道家學說相一致﹐即史前樂園是人類的普遍經驗﹐人類文明走了錯路﹐從而導致人類的眾多苦難歷史與體驗。

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學說以及馬爾隡斯(T R. Malthus﹐ 1766-1834) 的人口論給很多人留下了錯誤的印象。馬爾隡斯認為﹐戰爭與災荒有使人口不至過渡曾長的制控作用。實際上﹐自人類在一二十萬年前出現以來﹐迅速向世界各處擴散。和其他動物﹐諸如狼與鹿相比﹐自然資源對人類的限制幾乎可以忽略。早期人類營狩獵與採集為生﹐經常流動﹐不可能攜帶很多幼兒。對新生幼兒的忽視與遺棄幾乎見於所有古文化傳統。古人並不生產多餘的食物﹐但他們有豐富的業余時間﹐如果有需要﹐他們隨時可以生產更多的食物。

第二章曾提到的南非的昆族人﹐仍是狩獵採集文化﹐過著原始而富有的生活。昆族人自週圍環境中獲取各種食物﹐營養豐富而均衡。他們有一百多種植物可供食用﹐但僅十四種被認定為主要食物﹐其他備用。他們的食物中﹐百分之七十來自植物﹐百分之三十肉食。婦女提供百分之五十五﹐男人提供百分之四十五﹐男人提供的包括肉類。昆族中的成年人每週花費2·4天的時間收集食物﹐不用說﹐他們游來蕩去﹐邊採邊吃﹐全無現代人工作時的嚴肅與緊張。他們每天消耗 2355 卡路裡的熱量﹐經醫學檢察證實他們個個身體健康。他們百分之十的人口在六十歲以上﹐而同時期的農業國家巴西與印度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人僅佔 百分之五。昆族人的人口保持衡定﹐不增也不減﹐而印度為推行計劃生育而傷透腦筋﹐不管如何努力﹐人口還是直線上昇。昆族人的例子提供了道家理想社會的實例。(Lee ﹐1984)

文明出現以前﹐人類長期生活在均平社會中﹐所以在人類文明出現的早期還有殘存的均平社會影響。除非戰亂頻仍﹐早期的當權者推行人道主義政策﹐乃是這種均平社會傳統的直接延續。中國歷史上的堯舜禹時期是一個例證。即使文明建立很久以後﹐人們還不斷努力﹐企圖恢復失去的黃金時代。下面的故事來自《莊子.庚桑楚》。

庚桑楚是老子的得力門生﹐獨得道家的真諦。他選擇了一個北方畏壘山 村作為道家理想的實驗地。他辭退了賣弄聰明的奴仆﹐遣返了心靈手巧的女佣﹐剩下的不是獃頭獃腦﹐就是笨手笨腳。此事轟動了附近的山村﹐大家無不把它當成閑談的笑話。三年下來﹐奇跡出現﹐畏壘山村年年大豐收。老百姓就議論起來﹐“庚桑先生剛來時﹐拋卻智慧﹐任用愚笨﹐我們都感到奇怪。每天完成的工作減少了﹐但一年下來的收穫卻大大增加﹐除去吃穿用度﹐年年有富余。庚桑先生可是個現實生活中的聖人。我們為何不給他建立廟堂﹐把他當活神仙來供奉呢﹖”庚桑楚聽了後﹐面南而坐﹐悶悶不樂﹐說﹕“我原本只是遵從老子無為學說﹐讓百姓不受打攪﹐使他們能做他們自己所要做的事。現在他們把我當成聖人﹐難道我是來作他們的榜樣嗎﹖”

(四)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奇跡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印度河流域地區建造鐵路﹐工人們挖地基﹐發現大量的古磚﹐正好用來墊鐵路地基。他們也同時發現很多小的裝飾物﹐包括陶瓷人等。古印度文明的兩個古城址(Harapppa 與Mohenjo-Daro) 就這樣被發現了。那錯綜複雜的街道以及頗現代化的市容設施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這真是上古的奇跡﹐是失去的地上樂園。

這兩個城市分成不同的區域﹐每個區域都布滿了街道。街道用磚鋪的面﹐兩旁商店林立。住宅區的房子全是二層樓﹐窗子開向裡院﹐窗欞格是由類似白大理石的石頭或紅色陶瓷做成的。有樓梯直接通到屋頂﹐晚上全家聚在房頂上乘涼﹐就是今天﹐也應是愉快的難得享受。大部份住家設有室內廁所與浴室。整個城市設有統一的排水系統。更令人驚奇的是﹐它們裝有自來水管道系統﹐洗澡間地上是磨平的磚面﹐髒水有管道引到屋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中國文化大革命相平行﹐西方世界出現人權運動的高潮。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裡﹐在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下﹐熱情的年輕學生們提出和平﹑博愛﹑平等的口號。他們組織規模宏偉的遊行示威﹐組成各種類似共產主義社團的組織與社區﹐但最後還是以失敗結束。印度人民在四千五百年前實現了他們的理想。

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建築在人類平等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它覆蓋650﹐000 平方公里的面積﹐前後延續700 年﹐自公元前2600 年開始﹐至公元前1900 年止。他們有自己的書寫文字﹐現在發現了一共 419 個符號﹐至今無人能夠解讀。

毫無疑問﹐印度河流域文明有一個有效的控制集團。這一集團牢牢控制著物資以及服務的生產與分配。這種控制力覆蓋這兩個城市與週圍幅員遼闊的農村。但這裡沒有皇家貴族的埋葬﹐沒有大的喪葬建築﹐沒有專為紀念而修的建築物﹐更找不到世俗或宗教權貴的標誌物品。他們和兩河流域文明地區有商業聯繫﹐但沒有進口那裡的奢侈物品。與此缺乏階級分化現象相一致﹐沒有找到任何軍事權力存在的證據。城市進出路口沒有防禦設施。

這樣一個龐大的無階級社會為何能長期存在﹐任何解釋只能是猜測。自公元前6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肥沃的沖積平原上就建立了很多農業為生的農村﹐象一切早期的人類社會﹐它們是均平社會。當人們認識到統一的好處﹐一個如同中國式的二層結構得以建立﹐同樣以原初社會為模板﹐不同的是這裡沒有飢荒﹐沒有形成軍事權力。這一二層結構的建立﹐對人人都有好處﹐不損壞任何人的利益。圍繞二層結構出現城市﹐這城市仍以均平社會為原則。宗教可能起了作用﹐他們似乎崇拜一位女神。廢墟中找到很多小的女神像﹐宗教集會的場所也似乎存在。有人將他們的社會與後來的宗教修道院相比較。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有力的證實這一推測﹐即二級社會的建構可以多種形式﹐並非一定要走暴力政治與階級分化的道路。但以暴力與階級分化為特徵的國家一旦出現﹐就迅速向週圍擴展﹐吞沒一切週圍社會﹐使無階級社會的存在成為不可能。以下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擴張力的描述﹐也適合歷史上其他階級社會。這是我手頭所有最能表達這一意思的一段話。

“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