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禹作為中華文化演化史上的一個岔出點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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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流與人類文化演化的途徑

一個秋天的下午﹐我獨自一人在湖旁沙灘上散步。遠處隆隆一陣雷響﹐雨如絲如注地灑下來。在一把雨傘的掩遮下﹐我開始欣賞這如煙如紗的雨幕後的斑斕秋色。走過一幢新建的樓房﹐我注意到自樓房屋頂沿下水管裡流下的雨水﹐匯成一條渾濁的小溪﹐經由沙灘流向湖裡。每當一塊石頭﹐或一座小小的沙丘﹐這條小溪便分成兩隻﹐分別流過它的兩旁。幾分鐘內﹐這條小溪就變成一棵擁有多個分枝的樹﹐注入湖裡。

它使我想起生物進化的系統發生樹。根據達爾文學說﹐所有生物都來自同一起源。人類是最後在樹冠上長出的分支之一。學者們認為﹐人類文化的演化過程也大體如此。考古與遺傳學的證據表明﹐當今人類來自同一祖先﹐DNA(脫氧核糖核酸)研究指向同一個母親﹐即所謂非洲夏娃。順理成章﹐人類文化也有同一起源﹐而演化成今天的多種多樣。正如同生物進化演變出成千上萬的物種一樣﹐文化演化創造出如此燦爛繁多的文化。只是不同的文化更難區分界定。當代遺傳學證實﹐基因是可以通過病毒感染等途徑從一個物種進入另一個物種﹐但這種橫向傳播似乎並不普遍。相比之下﹐文化因素的橫向傳播就容易得多了。除非與世隔絕的少數民族﹐所有文化都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要畫出一個文化演化的系統發生樹﹐決非易舉。大地上的河水卻可彙集別的小河支流﹐宛若各種文化的相互吸收與融合。(圖四)

我仍然站在沙灘上觀察屋檐水如何流向湖裡。當基督教從猶太教分出來﹐佛教從印度教分出來﹐它們競爭同一人群。世界上今天有基督教與佛教﹐是因為它們在本土競爭失敗﹐而在外國獲得成功。當一個文化分為兩個時﹐二者競爭﹐通常其中一個要失敗。這也是我正在觀察的小水溪的情形。當小水溪一分為二時﹐由於某種原因﹐其中一個小一些。大的一個流入更多的水﹐也就沖出更深的溝﹐引來更多的水。於是小的一邊很快就乾枯了。又過了幾分鐘﹐就只剩下一條小溪彎彎曲曲流向湖裡。

這一觀察使我懂得﹐如果分岔的兩條小溪開始時旗鼓相當﹐大小差不多﹐那麼兩個中哪一個要消失﹐就可能完全取決於偶然事件。這種情況下﹐人為影響也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同時也觀察到﹐小溪的流向取決於局部地理環境。最後形成的一條溪水既不是最短的路程﹐也不是最容易的。同樣的道理﹐人類生物與文化的進化﹐適者生存的道理只就當時的情勢來說。就整個演化過程來說﹐常常是恰好相反﹐適者死掉﹐幸運者活下來。我們現存的文化系統決不是最好的一個。

哲學家們早就認識到﹐人類認識過程所固有的循環迂迴性。對事務認識首先要有必要的概念與知識﹐即前識﹐而前識又影響認識的內容﹐決定認識的方向。結果使我們的認識限於開始的小圈子裡。這很向河水﹐河水向固定的方向流﹐限於兩岸之間的河道裡﹐對堤岸外的廣闊天地一無所知。

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注意到﹐不同文化的完全溝通是不可能的。 一個了解其他文化的途徑是﹐完全忘掉你自己的文化﹐再象小孩子一樣﹐從頭一點一點地學起。以河流形成的比喻來說﹐要改變整個大地的地理面貌才能企求一條全然不同的河流。雨水落在地上﹐除非就地成湖﹐這落下的雨水總要流向什麼地方。不管它流向什麼地方﹐其方向由局部的地理環境決定。

我們的大腦發育很快﹐出生時幾乎已有我們成年時的全部神經細胞﹐但間質細胞以及小腦部份﹐出生後還要生長﹐學齡時期人腦已達到它的成年大小。兒童在兩三歲時產生自我意識。一般來說﹐學齡前兒童的知識與概念還是很有限的。把人生看作一個認識過程時﹐我們可以把學齡前兒童看成是無有前識。他們的認識能力是全方位開放的﹐沒有固定的方向。當我們把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帶到一起﹐他們能立即融到一起﹐不存在任何文化的隔閡。他們象早已認識的老朋友一樣﹐一起玩耍﹐他們不需要說話就能相互溝通。

兒童的腦子象河流建立前的土地﹐成年人的腦子已是河流縱橫的大地了。兒童的腦子象是剛剛落地的雨水﹐成人的腦子已是流在河裡的水了。

人類原初社會也有不同的文化﹐但那種不同有如學齡前兒童的前識﹐可以忽略不計。正象河流的形成﹐在發源地﹐一座小山就可以改變它的流向﹐導致千里不同的入海口。好象一句古語所說﹐差之毫毛﹐謬之千里。在文化的演化進程中﹐開始階段的一位嚴肅的思想家﹐一位國王就可能起到這樣一座小山的作用﹐成為演化史上的岔出點。孔子與老子就是這樣的岔出點﹐決定了以後中國文化的走向。大禹是中國文化演化史上的第一個重要岔出點。

我仍在繼續我的觀察﹕在一個相對平緩的地段﹐渾濁的雨水沉積攜帶的沙子﹐填平剛剛沖出的溝渠。局部形成了一片黃褐色的水池﹐洪水氾濫。可以想象﹐這水池的外沿是一條彎曲的沙丘。我仔細觀察了週圍的地理狀況﹐發現一個好得多的渠道流向。我用我的腳尖輕輕一劃﹐沙丘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裂口。一條細小的水流﹐逐漸擴大﹐終於引乾水池﹐從一條近路流入湖裡。

毫無疑問﹐大禹與他的人民完全有能力控制古代的洪水﹐找到一條相對理想的黃河入海的河道。

(二) 黃河與大禹

日本侵略中國第二年﹐即1938 年﹐國民黨政府派飛機到鄭州附近將黃河大堤轟炸開一個裂口﹐希望借洪水來阻擋日本侵略軍的前進。結果使黃河改道數年之久﹐入海口南移500 餘公里。在中國歷史上﹐黃河決口氾濫1500 餘次﹐記載的主要改道有26 次之多。其中一次改道大約發生在大禹治水的前後。我們要問﹐這是否是歷史上第一次人工黃河改道呢﹖

聖經講到大洪水與諾亞方舟的故事。很多民族都有類似的傳說。中國也有伏羲兄妹在大水後鑽入大葫簍裡而得以生存﹐成為人類始祖的故事。但那些僅僅是傳說﹐不應與大禹治水的記載相混淆。一個流行的說法是﹐上古史是由儒家學者在春秋戰國時期按著儒家理想﹐根據傳說寫成的。2002年10月21日中國報紙載﹐自香港獲得2900年前的青銅器一件﹐當鑄於商周之際。上鑄有98個漢字。敘述大禹治水﹐萷平山崗﹐疏導河流﹐劃定九洲﹐各地根據條件納貢﹐水退後住在山崗上的人搬下來定居等等。可見有關大禹的歷史記載是有根據的﹐並非儒家的杜撰。古人雖然沒有現代人的科學精神﹐但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把古人記載統統視為傳說﹐也未必妥當。

堯舜聖賢﹐天下太平無事。多年的水災就更顯得突出。堯與眾部族首領商量﹐派鯀治水。鯀用建堤筑壩的傳統辦法﹐帶領人們治水九年﹐以失敗結束﹐鯀被處死。繼位的舜派鯀的兒子禹﹐承父志﹐繼續治水。(圖五)

禹採取新的辦法﹐所謂疏導的治水方針。他帶領人視察黃河流域﹐並走遍黃河流域相鄰的地區。大禹治水十三年﹐最後獲得成功。

以當時超級大國天子作後盾﹐禹將整個黃河流域劃分成無數的工作區﹐分配給各個部落村莊﹐並發佈施工原則作為指導﹕小河導入中河﹐中河流入大河﹐如附近沒有引流的河道﹐允許就地形成湖伯。大禹領人站在山上以決定河流走向﹐然後插上木樁作標誌。就這樣﹐大禹領導人民十余年﹐鑿龍門﹐辟伊闕﹐疏九河﹐並且形成五個新的湖泊。這九條河流全是黃河的舊河道支流﹐與五個湖泊一樣﹐現在早已乾枯。

大禹的成功給中國此後四千年的各級統治者們留下一條永遠學不完的教訓與原則﹐也是一條道家的真理﹕不要與自然抗爭﹐而要順從自然﹔不要企圖控制人民﹐跟隨他們後邊﹐引導他們。現代控制水災的工程師們通常使用堤壩的辦法。疏導洪水﹐形成新的河道﹐已為人口稠密﹑市鎮棋布的局面所不容。同樣﹐現代的政治家們覺得用賞罰的手段控制人民更切合實際﹐他們不會傻呼呼地跟在人民後邊看他們要向何方走。與大禹留給后人的教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水是可堵的。以下章節要詳細討論﹐在二級社會極其廣闊的範圍內﹐人類是可以被強力控制﹐被武力圍堵﹐在逼迫下做和人的天性相抵觸的事。大禹的經驗提示當時的中國人尚缺乏二級社會的經驗﹐習慣與從原初社會角度看問題。

(三) 記載中自相矛盾的細節與中華道學傳統

印度河流域文明留下一些城市廢墟但幾乎沒什麼記錄可談﹐而大禹和他的朝代留下很多記錄﹐卻很少留下什麼東西給考古學家挖掘。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一些西方歷史著作﹐中國朝代自商朝始﹐夏朝沒有實據﹐不予承認。這是極其不對的﹐不在於歷史的長短﹐多或少幾百年的差別﹐而是夏朝開國方式﹐是中國文明的開始﹐是與西方區別的重要標誌。在夏商周三朝中﹐夏朝與周朝文化傳統相近﹐而商朝文化似乎有較大的區別。不提夏朝﹐無以說明中華文化許多特點的來源。

另一方面是﹐西方現代科學的研究從不同角度證實了中國古代記錄的可靠性。這和印度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的實地考古發現起同樣的作用﹐證實了有關記載與傳說。

中國《尚書.堯典》一章記載﹐堯曾派人到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去觀察夜間的星象以確定一年之中的精確天數。現代天文學表明﹐所記載的星象十分罕見﹐數千年一週期﹐出現時間當為公元前2200年左右﹐有人推算堯的時期在公元前2254 年左右。有關堯的記載這樣精確﹐不容懷疑﹐後來的禹的記載就更無疑問。歷史上記載堯與禹都以平陽為首都﹐近年考古學發現的山西陶寺文化的陶寺城址﹐被認為是平陽。碳十四則定距今4400到4200年之間﹐面積200余萬平方公尺﹐並有觀象台一處﹐與《尚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一致。觀象臺是一個三層夯土結構﹐形成一個直徑約為五十米的半圓形平臺。平臺上原有十三根夯土柱﹐可根據日影推測出一年的十二個節氣。

現代人類學家通過觀察現存少數與世隔絕的原始民族的社會生態﹐發現許多早期人類生活的特徵。它們常常和我國古書記載有驚人的一致﹐從另一方面證實古代記載的可靠性。

據記載﹐中國文字發明於黃帝時期﹐黃帝與大禹有四代相隔﹐可知文字出現略早於大禹時代。屬於龍山文化(2600-1900 BC)的馬家窯地區發現刻於陶瓷上的一百三十多個符號。保守的估計﹐夏朝政府也掌握數百個漢字用於記錄。退一步說﹐夏朝沒有文字﹐他們就應該有文字以前的中國記事方法﹐即結繩與契刻﹐更不用提每個民族都有的口頭相傳的記事法﹐編成長篇的順口溜﹐由專門人世世代代傳下來。記下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點材料﹐無論用那種方法﹐都是富富有餘。值得一提的是﹐和西方民族相比﹐中國從開始就有官方記載﹐忠於幹巴巴的事實﹐缺乏西方人傳統中的想象能力。荷馬的長篇史詩﹐就是口頭歷史﹐英雄人物全成了萬能的神仙。就是充滿怪異的《山海經》也支離破碎﹐是世界其它文化傳統的早期傳說所少見的﹐說明中國人從開始就尊重史實﹐不願用想像與推理來填補材料的不足。這也與大禹腳踏實地治水而開始的中國文明精神相一致。

中東文字的出現是出於記錄財產與商業交換的需要﹐就連與之來往的印度人﹐也刻私人印章﹐標明財產的歸屬。和世界許多其他文明相似﹐中國文字的出現是由於早期的宗教活動﹐在我國是佔卜與咒符。所以有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說法。中國文字也缺乏埃及和美洲文字那種圖畫般的象形文字階段﹐開始於符號階段。當然中國字中也有圖畫﹐但相應簡單得多。

大禹和前後的天子相比﹐功勞最大﹐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對他的記載也就更可靠﹐更詳細﹐但出自不同的來源﹐包括民間傳說﹐就有很多附會的成份。在中國上古歷史記載最後定稿的春秋戰國時期﹐文人們可能利用不同的來源。結果是同一件事的記載﹐常常有細微的不同。再加上早期文字特有的缺點﹐一詞多意。有關大禹記載的解釋﹐至今還不斷有研究文章出現﹐根據西方現代人類學的進展﹐提出新的見解﹐澄清某些事實。

《淮南子.地形訓》記載說﹐共工為爭帝位而怒觸不周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從而造成中國大地西北高而東南低的地理形勢。這當然是傳說﹐但有人說﹐當時有一次大地震﹐改變了河流的走向。現在又有人說﹐共工是專管治理水害的官員頭銜。說明洪澇頻繁﹐早在大禹父子之前就是中華民族的關心重點。

這裡提出另外一個可能解釋﹐即圖五所標出的第一次黃河改道發生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可能為地震或其他自然原因引起。因黃河改道後沒有固定的河道與引流不暢等原因﹐多年洪水氾濫﹐影響華夏人居住區﹐這相當堯舜禹三代治水的傳說時期。大禹成功地為黃河找出一條理想的固定河道而結束了這一次黃河改道過程。

雖然措詞略有不同﹐託名大禹與他的助手益的《山海經》一書以及屈原的《天問》都提到“鯀腹禹”的事。或解釋為﹐禹由鯀的腹部出生﹐這和古希臘神話中雅典娜出生於她父親宙斯的頭上一樣﹐當然讓人懷疑大禹的真實性。但更令人信服的說法是﹐鯀懷抱禹於自己的腹部﹐反應當時殘餘的母系氏族文化影響。《道德經》第六章寫道﹕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這是一段對我國古代崇拜女性生殖能力的絕妙寫照。把女性生殖器說成是玄妙的門戶﹐天地萬物的來源﹐宛如神秘的山川河谷﹐綿延千古﹐無休無盡。古人觀察嬰兒的出生﹐動植物的成長﹐顯然是無中生有﹐沒有竭盡的時候。在他們眼中﹐這無疑是天地之間的最大奇跡。在新石器時代前後的漫長年月裡﹐世界各地普遍有膜拜各種女神的風俗。就連西方文明的淵源﹐希臘也以崇拜女神開始他們的歷史﹐就是公元前2000至1100年間的米諾斯文明。從法國到西伯利亞的廣闊地區﹐考古學家挖掘到一百多個所謂維納斯彫像﹐她們的乳房與臀部被有意擴大突出了。近年來我國東北紅山文化區也發現兩個同樣的彫像﹐並有建於5000年前的女神廟。我國一直到商代還祭祀東母﹑西母的神祗。

如果一個民族如此崇拜女神﹐其社會中的婦女地位比男人高也就沒什麼奇怪了。但母系社會是一個和平的均平社會﹐沒有明顯的階級分化﹐所以很多學者否定歷史上女權社會的存在。但女權社會的苗頭可清楚的見於我國的仰韶文化。學者們歷來用墓葬形式不同來說明階級的出現。在仰韶文化區域的某些地方可見母親與兒子合葬﹐並且女性有較男人為多的隨葬品﹐可見很多裝飾品﹐一座女性墳墓擁有8577個小骨球。黑猩猩的另一個亞種(bonobo)﹐或稱為小黑猩猩(pygmy)﹐即以母猩猩為主構成社會。

一般認為﹐上帝的概念﹐開始於夏代﹐深化於商代。從商代的卜詞可知﹐在商人心目中﹐上帝已成為呼風喚雨的萬能主宰。學者考據﹐“帝”是一個倒立的三角放於桌面為人膜拜的情形﹐而倒立三角為代表女生殖器的符號。這是上引老子《道德經》第六章的形像概括。用倒立三角代表女性也見於其他文化﹐與母系社會裡對生殖的崇拜有關。秦始皇開始使用帝來稱呼中國最高統治者﹐皇帝。無獨有偶﹐夏代的統治者們稱自己為后。“后”字含有生育的意思﹐而後成為皇后的稱呼用語。

在大禹前後的時代﹐中國仍實行走訪婚。兩個部落形成婚配關係﹕本部落內不得有性關係﹐男人晚上到對方部落去與女人住在一起﹐但白天仍回本部落勞動與生活。嬰幼兒由母親與舅父撫養。部落內只有母子的關係﹐很自然﹐在部落內母親有特殊的權威。

在這樣一個兩部落形成的走訪婚制度下﹐母女﹐以至孫女﹐重孫女﹐都代代在同一部落。而父子的男性傳承系統卻在這兩個部落之間往返﹐到周朝時仍有所謂昭穆制度﹐是這一古老習慣在祭祀制度上的殘存影響。

父權社會的出現是一個漫長過程。在中國﹐這一過程似乎伴隨着國家與二級社會的出現﹐多數學者認為這相當中國記載中三皇五帝的時期。就是說﹐部落內是原有的母親天地---部落以外新的社會活動區間屬於男人的天地。這是由於男人要走訪於兩部落之間﹐男人打獵外出﹐也由於男人較女人更趨於外向的天性。而部落外人與人之間的來往﹐一開始就有二級社會人際來往的性質。這種來往並非部落內的朝夕相處﹐而是為了某種共同利害關係的追求﹐有如現代社會內的二級社團(secondary group)。

當父權社會剛剛出現時﹐它與原有的萌芽狀態的女權社會並行存在。剛剛獲得權力的男人們不僅把所有內部事物交給婦女﹐他們還用女性象征來宣耀自己的權力。他們象征性的執行女性生理功能以鞏固他們同子女的關係﹐宣佈他們在家庭中的位置。

通常母親抱嬰兒於懷抱之中﹐但這有儀式性質﹐所以鯀抱禹於腹部﹐似乎他真地生出兒子一樣。這種產翁風俗流傳很久﹐以至宋代成書的《太平廣記》還有對這種風俗的記載。

除了產翁風俗外﹐還有父親為子女起名字的習慣﹐同樣為了鞏固父親與子女的聯繫。《尚書》與《史記》均記載﹐大禹對舜說過“予弗子”的話﹐傳統的解釋是“我未能行禮儀為兒子起名字”。按傳統的說法﹐大禹結婚四天後即離開家去抗洪了﹐在十三年年中三過家門而不入﹐一次竟聽到了他兒子的哭聲。兒子出生時未在家﹐而後又忙於治水﹐不能回家﹐當然沒有機會給兒子起名子。但以情理論之﹐有過分之嫌﹐也不和當時的社會情形。大禹的時代﹐男女情事並不如同後來一樣嚴謹﹐禹離家時二十余歲﹐有記載表明﹐他可能走到一個地方﹐便依據走訪婚制﹐進入當地的女方部落過夜了。四天後離家一說被解釋成﹐禹每十天中有四天去會女朋友。“予弗子”三個字也就解釋成“我未生子”﹐即啟並不是我的兒子。離家十三年﹐就是情愛嚴格社會規劃的今天﹐也無權限制人家與他人同居生子。三過家門而不入﹐應當另有原因。

由於時代久遠﹐記載簡略﹐來源又不一﹐而後又有解釋不一的局面﹐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為何我國學者堅信夏禹的存在﹐而西方學者未有細讀這些支離破碎記載的耐心﹐便以夏朝既沒有埃及金字塔﹑又無古希臘的宏偉神廟來否定夏朝歷史的可信。

綜上所述﹐大禹通過治水而建立中國第一個王朝這一事實是不容懷疑的﹐與印度河流域文明一起可能標誌著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文明途徑﹕即在原初社會階段通過公益工程項目來建立起文明權力中心﹐控制遼闊的地盤。

(四) 與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比較

第三章中曾提到﹐印度河流域文明與兩河流域文明有貿易來往﹐但其文明卻與西方文明不同﹐而與中國早期文明有許多相似之處。

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中國古代文明有相似的地理環境﹐即在廣闊的區域沒有明顯的地理屏障﹐這與中東文明﹑古希臘文明明顯不同。由此而產生的是﹐一旦對全地區有控制權的國家機構出現﹐即形成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與之相敵的對手。正象今天各國之間充滿戰亂與矛盾﹐但一到聯合國裡只有講和平公正一樣﹐印度與中國的超級大國裡也只好講和平與公正﹐更何況國家剛剛出現﹐面對的是無數的均平社會村落。印度河流域文明似乎是城邦國家﹐形成了很大的城市﹐但階級分化並不明顯。地裡屏障的缺乏也不利於階級差別的引入。

《莊子》地十章《胠篋》列出了前後十二位“帝王”的名字﹐都在黃帝以前。雖然沒有其他的佐證與詳細記載﹐但這相當於目前發現的仰韶與龍山文化階段。中國古代文明與印度河流域文明不同的一個地理條件是﹐中國古代人面臨頻繁的旱澇災害﹐村落之間的暴力衝突存在。所以中國龍山文化時期就出現了城牆﹐但當時人類財產並不多﹐為保護財產而消耗的財力卻很大﹐諸如城牆的建築以及村落之間的暴力衝突。所以急需一個國家機構制止這種無益的消耗。《史記》就講﹐“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充份表現了當時人們對這種暴力衝突的不滿﹐希望有人來代表整個人類來制止這種內部衝突。所以在中國第一個國家夏王朝出現前﹐中國已存在大大小小的部落聯盟了。人類學家們推算出﹐數千人的村落或者每平方英里20-30人的人口密度為國家出現的底線。超出這一底線水平﹐人類內部衝突難以協調﹐從爾出現國家。夏鎮豪估計夏朝人口在240-270萬人之間﹐夏朝人口密度可能遠沒有達到上述人口密度底線。

據記載﹐夏朝早期差不多每代都挪動一次都城﹐老百性挪動就更頻繁了。西方教科書都稱之為遷移農業﹐說明老百姓財產很少﹐人口密度校低。西方人類學家所講早期人類的內部衝突大多由於地理資源。中國古代似乎並非這樣﹐而是由於自然災害導致的飢餓。以古時的地廣人稀﹐飢餓可由野草等替代食品解決﹐就像非洲昆桑人那樣﹐有很多替代食品作為第二線﹑第三線食物。但中國北方的旱災經常是局部的﹐幾十里地外就可以是豐收年。在沒有國家機構調整救災機製的情況下﹐局部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相比與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的情況多了一條國家出現的原因﹐但國家一旦出現可能更容易走均平社會的道路﹐這和兩河流域不同。

總之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中國古代文明都是超級大國的均平社會模式﹐但印度出現都市生活﹐而中國出現了軍隊與相對成熟的政府。儘管暴力事件在中國確實存在﹐和混亂的後世相比﹐暴力殺戮相對較少。堯舜禹時代被後世歌頌為中國的黃金時代﹐宛如聖經裡伊甸園一樣﹐成為頌古非今的源泉。

大禹的父親鯀建造了城牆﹐大禹命令將城牆拆除。這反映了大禹的超級大國給人民帶來的空前未有的穩定與和平。毫無實權的聯合國尚使世界空前安定﹐更何況大權在握的夏王朝。歷史上有很多關於大禹如何以身作則﹐在勞動中晒黑了皮膚﹐手腳上全是老繭﹐小腿上的毛全部磨光。或為勞累﹐或為輕傷﹐他有些瘸腿。大禹以國王身份坐車巡行時﹐路過十個人以上的村莊﹐即下車步行﹐以示對人民的尊重。一次他遇到一個犯罪的人﹐他流着淚說﹐“如果天下太平﹐人們是不會犯罪的。我聽說﹐一個男人不耕種﹐就會有人挨餓﹔一個女人不紡織﹐就會有人穿不上衣服。我現在受命治理國家﹐就是設法讓人民安居樂業。你犯了罪﹐說明我還沒有治理好國家呀。這是我的過錯。”

(五) 大禹的十三年磨難作為為帝國奠基的政治遠征

大禹可能是一個少有的聖賢之主﹐但也同時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道家文獻並沒有讚美他的話。幾個炸彈就足以改變黃河河道﹐為什麼大禹要用十三年﹐發動全體中國人來治理黃河呢﹖治水在大禹來說﹐也同時是一個擴大疆土﹑建立超級大國的借口。以治水為名﹐大禹很容易使各種地方勢力就範﹐聽從他的調遣。大禹甚至派人測量世界的大小﹐今天看來﹐大禹是要知道地球的大小﹐四千多年前﹐顯然是件不可能的事。這足以看出大禹腦海深處的野心與志嚮。

堯舜時的中國只是個鬆散的部落聯盟﹐作為聯盟領袖的堯舜並不能對每個部落發號施令。大禹對此十分清楚﹐堯並不喜歡他父親的任命﹐但他父親有各部落頭頭們的支持﹐堯只得認可。大禹也應清楚地知道﹐他父親在取得各部落的支持時所遇到的困難。他父親的失敗成了使中國政局天平倒向中央集權一側的最後一稞稻草。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斷中央集權化的開始﹐以後不斷消減地方權力而集中於中央。

根據《史記》記載﹐大禹十三年中所作所為確實大大超過了治水的範圍。我們不知道大禹當時身後有多少隨從人員﹐或者有數千人之多。數千人平山填谷可能不夠﹐但如果用來掃平抵抗﹐卻富富有余。當時的一般村落不過最多數百人。十三年中並無暴力衝突事件的記載﹐僅僅有人向大禹扔石頭。扔石頭有如今天西方政客被憤怒的群眾扔西紅柿與雞蛋﹐大禹不會在意的。三苗顯然是一個小部落聯盟﹐不聽大禹指揮﹐大禹把他們放在一邊﹐等治水大公告成﹐大禹便帶領一支軍隊﹐把他們趕到荒遠地區去了。並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說﹐那時的三苗不是今天的苗族﹐但今天的苗族人遠在大禹的國門之外了。

堯舜部落聯盟的疆界要比後來大禹所建的夏朝小得多﹐但這並不構成問題。堯舜的部落聯盟已是當時最大的聯盟﹐在加上治水的堂皇使命﹐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氣派走到那裡﹐那裡就是國內。大禹所到之處﹐都攷察地理出產﹐以土地肥沃程度分出九級來分派稅收﹐劃定行政區域﹐指定區域行政官員。這在當地人來說﹐是從來沒有過的事﹐大禹細心解釋給他們﹐說明他們所得的好處﹐諸如保護安全﹐調劑有餘等﹐他們樂意接受。當然他們看到大禹身後站的彪形大漢﹐他們也沒有不同意的余地。大禹給當地人帶來新的農業技術﹐以及種子﹐並有史以來第一次﹐大禹從豐收有餘的地區調撥糧食到欠收不足的地方。

大禹還建築了複雜的道路網﹐使整個國家連接起來。其實單單筑路一項工程就不比治水來的小些。大禹命令官員手摯木牌﹐宣講政府的政策。大禹還建立起一套政府官員攷察制度﹐每三年對各官員評審一次。

據說大禹還把夏朝的疆土以離都城遠近分成甸服﹑候服﹑賓服﹑要服與荒服五個層次。甸服直徑五百裡是中央的直轄區﹐稅收由村落氏族直接交給中央政府。離都城一百里之內﹐要交納整稞莊稼﹐顯然政府成員及其家屬要使用莊稼稈葉作柴禾﹐用來作燃料或建築材料。最外一層荒服﹐那裡沒有任何政府存在﹐可以由人們任意居住。據史料記載﹐一直到周朝還有五服劃分﹐充份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政治早熟﹐為當地的超級大國數千年之久。

大禹的夏王朝是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文化上複雜的﹐物質上簡單的﹐而建構合理的古國。

(六) 道學傳統與東西方的比較

後來齊國的稷下學宮的道家學者們﹐將道家哲學引向政治管理﹐即所謂君王南面之術﹐他們遠引黃帝為鼻祖﹐稱黃老學派﹐以清醒的權術與冷峻無情著稱。不爭斗﹐也很少說話﹐最後卻擊敗眾多敵手而面南成王者﹐最值得稱讚。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國兩千年宮廷政治的傳統﹐所謂斧聲燭影﹐千古之謎﹐和西方的長老院以及後來的議會制度成為對照。

在中國的古代超級大國裡﹐四週沒有與其為敵的勢力﹐在政府中﹐很自然的形成人類的父母官思想﹐注重道德的說教。但政府畢竟是二級社會﹐有其自身的利害考慮﹐因而形成了虛偽與權術的傾向。儘管中國沒有民主的傳統﹐大禹之前還有原始的民主制度﹐與古羅馬的貴族院相似﹐堯舜有四岳咨詢系統﹐遇事並不獨斷專行。大禹是第一個向這套原始民主系統開刀的政治家。蒙古與滿族在入主中原之前都有一套類似的貴族議會制度﹐但他們都被中國的傳統文化同化了﹐也說明中國的帝王專權制度有其魔力。

大禹治水完畢回到都城時﹐他已有自西方的沙漠到東海的廣闊地區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僅僅都城附近還是堯舜的舊部。舜頒發了一塊黑玉來褒獎大禹治水的成功。

在舜面前﹐司法部長皋陶大講自己的從政經驗﹐當舜要大禹講幾句話時﹐大禹咕嚕道﹐“我任命了五位省級地方官﹐幾年下來﹐他們似乎全是最恰當的人選。”皋陶聽後立即向大禹表示佩服﹐並下令讓全國人民向大禹學習﹐聽大禹的命令﹐否則就算有罪。

大禹成為自己一手建立的超級大國的帝王後﹐曾在塗山召開諸侯大會﹐據說有萬國參加。但有一個部落首領沒能及時趕到大禹王面前報到﹐既是防風氏。大禹令人把他殺了﹐以示警戒。這聽起來似乎有些殘酷﹐但這是中國政界的慣用手段﹐抓住一點小事﹐便嚴刑厲法﹐用以警戒全國﹐穩定局勢。試想大禹歷時十三年治理洪水﹐不知在各種地方勢力面前﹐受過多少委屈﹐低過多少次頭。如果那無數個在大禹面前呈過威風的人們﹐還一如既往﹐肆無忌憚﹐那國家不就亂了嗎﹖如以西方做法﹐可發一紙通文﹐言明厲害與懲罰的細節。但道家傳統﹐有如父母管孩子﹐沒有那麼認真。所以只有事到關鍵時刻﹐來點厲害的﹐嚇唬嚇唬。並不是以後凡是遲到一律砍頭。大禹執政十年﹐並沒有第二個如此殺人的記載﹐可見只是一個即時的舉措。

大禹死後﹐將帝位留給了益﹐益曾十三年跟隨大禹治水﹐回來後又有十余年的合作經歷﹐不能如歷史記載所述﹐說益缺乏實習的經驗。如果大禹真心留帝位於益﹐以為民治水成功的威信﹐那個敢違背大禹的意思。如果大禹用父母哄小孩子的辦法﹐玩道家的權術﹐誰也無法阻擋。大禹死後﹐各諸侯都到大禹之子﹐啟那裡報到﹐恭賀說﹐“這是我們大禹帝的兒子。”於是﹐啟成了下一個國王﹐以後子子孫孫傳下去。中國第一個王朝就這樣建立了。此後是有爭斗﹐但中國人民還是接受了這一王朝制度作為此後四千年的常態。堯舜禹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之後只有留給后人去懷舊與讚嘆了。

大禹之後﹐有扈氏不服﹐啟用武力把他鎮壓了。啟對他的軍隊說﹐“如果你們不聽我的命令﹐不勇敢殺敵﹐回來後﹐我就把你們殺死於我們的祖廟之前。”

大禹建立的夏王朝是當時中國人世界裡的超級大國﹐羅馬是西方世界中第一個超級大國。亞歷山大大帝所建大帝國為時太短﹐不能算數。

羅馬帝國的開國元勛凱撒如同大禹一樣﹐遠離都城創建他的帝國工程。當他擔任高盧總督時﹐他擴展領土﹐收買人心﹐改善帝國的財政與管理﹐羅馬人感恩於凱撒不少於中國人對大禹的感恩。當羅馬政府宣佈凱撒為敵後﹐長達三年的國內戰爭﹐以凱撒的全面勝利而告終。於是凱撒與他的心腹馬爾庫斯‧安托尼大造凱撒稱帝的輿論﹐激起共和派的不滿﹐刺殺凱撒於長老院。馬爾庫斯等又興兵為凱撒復仇﹐擊敗共和派。順理成章﹐馬爾庫斯應成為凱撒位置的接替人﹐但凱撒生前指定了一個能幹的年輕人做他的義子。幾經週折﹐又爆發內戰﹐最終凱撒之義子於凱撒死後22年成為羅馬帝國的首領﹐即奧古斯都大帝。羅馬帝國誕生前的這種頻繁內戰﹐與古希臘的庭前辯論而處蘇格拉底死刑﹐以及後來議會中的黨派之爭是一脈相承﹐與中國仁義道德掩蓋下的權術成為鮮明的對照。

拉丁是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但其他語言﹐諸如希臘﹑希伯來﹑古埃及等語言以及相應文化﹐不僅得以延續﹐而且與官方形成競爭之勢。而中國到軸心時代﹐諸國相爭﹐但語言文化卻大致相同。這當然與夏王朝建立很早有關﹐部落文化語言縱使不同﹐但僅限於日常生活用語﹐數量極少﹐所以統一語言也象建立在部落上的超級大國一樣﹐第一次出現﹐並無競爭對手。現在中國各地仍有少數日常生活上的方言土語﹐可視為部落文化的殘留。道家從人類人性出發﹐提倡自然反對競爭﹐也無疑起了作用。

大禹開拓的夏王朝延續四百多年﹐而羅馬帝國在凱撒家族內僅一百年左右﹐而後由於內部鬥爭﹐統治大權移向其他姓氏﹐但羅馬帝國也延續了數百年。數千年以來﹐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家喻戶曉。大禹留給中國人文化遺產是節儉﹑講實際與忠厚。或者因為中國歷來朝代都是後一個否認前面一個﹐或者因為地理位置的遠近﹐周朝在文化氣質上接近夏朝而與商朝不同。周朝是中國文化的成熟奠基期﹐為後來文化走向劃定了思維的框架。

孔子在《論語》中多次讚美堯舜禹﹐孔子讚美大禹的話十分具體﹐他說﹐“禹的人品中沒有任何瑕疵。他飲食簡單﹐但祭祀祖先卻十分認真﹔他穿著樸素﹐但在禮儀場合﹐卻穿戴得冠冕堂皇﹔他住的地方很簡陋﹐但卻竭盡全力去治理河道。大禹是個完美無缺的人。”但在《禮記.禮運》中﹐儒家又把大禹與湯﹑文﹑武﹑成王﹑周公並列﹐把他們當成用武力建立小康社會的成功範例。道學家們始終堅持大道運行的原初社會理想﹐對大禹毫無讚美之詞。下面的故事譯自《莊子.天地》﹕

堯在位的時候﹐伯成子高被立為諸侯。等舜把共主的位置傳給大禹後﹐伯成子高辭去諸侯的職位﹐象普通農民一樣種起地來了。大禹趕去看望他﹐他正在田地裡勞動。大禹趕緊步行到他跟前﹐站在風吹去的方向﹐表示對伯成子高的敬重。大禹然後問道﹐“從前堯治理天下﹐您被立為諸侯。堯傳位給舜﹐舜傳位給我。而您現在辭去諸侯﹐開始種起地來。我可以問這是什麼緣故嗎﹖”

伯成子高說﹐“從前堯治理天下﹐不用獎賞﹐人民就能自勉行善﹐不用刑罰﹐人民就不敢作惡。你現在賞罰並用﹐人們也不仁愛﹐道德在衰退。刑法的體制從此建立﹐後世的禍亂就從現在開始了。你還不趕快離開﹐不要耽誤我的農活。”說完就彎下腰去耕種農田﹐看都看大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