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耶稣:东西人文的不同进化途径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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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1984 年首先提出巫术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作用,以别于以技术突破为特点的中东及西方文明(123)。引起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同时指出,这种政教不分而以巫神为主的情形是多数民族发展早期共同特征,并不唯独见于中国。在文明的进化途径中,逐渐转移到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这一转变发生在商周之际,而由周公完成这一转变。沿人文主义的路线而主导东西文化数千年之久的就只有孔子与耶稣,但他们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本质上的差异。本文追述二人及其追随者们的不同思路与经历,以显示东西文化进化所走的截然不同的路径。

据何光沪等称,儒教一直注重天人合一,始终不脱离天人之际(45)。但本文仅着眼于社会与人生的层面,不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 人文主义与东西方历史

人文主义是强调人以及人的地位、利益、尊严、能力、成就等一种社会倾向。当然最彻底的人文主义应包括对一切人的关怀,也就是承认人的价值。

古希腊学者们一开始研究自然,自苏格拉底才转移到人类社会,而后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被称为西方人文主义的开始。他们所说的社会不包括奴隶,就更谈不上反对奴隶制了。据说柏拉图本人拥有五十个奴隶。亚里士多德专门长篇论述将人分成主人与奴隶是如何的自然与必要,驳斥那种把暴力掠夺奴隶视为不合理的说法。斯多阿(Stoic)学派哲学家塞涅卡(Seneca, 2 BC-65 AD)首先提出“对人类来说,人是神圣的”这一著名格言,今天仍是人文主义者的有力口号。只有耶稣把对人类的关爱送到社会的最低层,当他说上帝爱每一个人时,他的声音是那样地暖人肌肤,是那样地动人心弦。所以等公元313年罗马帝国被迫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时,也就离这个建立在残酷的奴隶制上面的帝国末日不远了。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很多原因,基督教至少助了一臂之力,只是未涉及暴力与社会冲突。基督教极力反对剧院、竞技场、公共浴室等供统治阶级娱乐的场所,有钱的基督徒们开始把他们的钱捐献出来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这是罗马帝国以前压根没有过的事(7)。而罗马城市的那些竞技场与戏院等大型公共建筑正是罗马帝国的辉煌所在,是统治阶级的自豪与精神寄托,是罗马文明的象征。罗马帝国后期,城市的普遍衰败无疑伤了统治阶级的士气,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而在长达千年左右的中世纪,基督教是唯一维系欧洲文化统一与支持社会稳定的人文力量。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humanism)自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开始,人们由重温古希腊的学者著作,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近代西方人文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反基督教神权的运动,基督教在西方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使它成为人文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和中国五四运动反孔一样,并不改变儒学在历史上的人文主义主导作用。

中国自周朝初年,一反商朝求神拜鬼的风俗,建立人间的礼仪制度,划分人间社会的尊俾地位,使原来礼拜神鬼的礼仪活动中加入人的内容。周初改为八卦占卜以及改敬少人格特点的天,都有人文主义内函。但真正蕴育成波及社会各个层次的持久的社会运动,则始于春秋,以孔子及其学说成为这一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

() 孔子与耶稣同为东西人文主义的划时代颠峰

孔子的儒家学说追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有着长久的渊源,而耶稣的基督教以犹太教传统为其根源,至少可以向前追述一千余年。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取得统治地位,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晚期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它们的这种在学术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前后维持一两千年,直到近代才最后动摇。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伦理系统都浸入上层社会,进入统治阶级的核心。如果我们将一种文化与其子民比做一个人的话,这两个东西巨人耸立于中古的世界中,稳如磐石,巍然不动,他们的头脑就是儒学与基督的说教。它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全面并持久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它们人文主义的内核,而二者象征着当时的人文主义颠峰。

近来张晓卫从上帝与道、戒律、因果、天命观、宗教修炼等五方面论述了儒教与基督教的相同之处,又指出二者推崇培养的都是爱人如己、忧道不忧贫的仁人君子(89)。二者无疑都以爱人的博爱观为核心概念。

相对于出世的印度教、佛教、道教系统,儒教与基督教都是入世的宗教。当然出世与入世只是相对而言,如印度教认为人与宇宙具有统一灵魂,人生就是要不断净化灵魂,最后加入宇宙灵魂,这似乎是出世的,但印度教还有社会的种姓制度以及生命四阶段、四目标等说教,又有浓厚的入世色彩。但只有基督教与儒教有如此入世精神,致使它们成为政府的官方哲学,高居统治地位达一两千年之久。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与儒学都有追求精神而鄙视物质财富的倾向,使前者发展修道院系统,而后者发展到程朱理学。与儒学与基督教相比,印度教实在是印度自上古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不能上推到任何个人,当作别论。

() 孔子与耶稣的根本性不同:耶稣更象墨子

儒学与基督教有着许多根本的不同。这里列举四点,即,1).儒学依附官方而基督教以反官方开始;2).孔子远鬼神而耶稣以神异说教传道;3).孔子主张不党不争而耶稣一开始就以坚定的排他主义出现,力争社会地盘;4).基督教有严密的组织,四处传教,而儒教停留在学术思想或个人修心养性的水平。所以在中国诸子百家中,耶稣更象墨子。

孔子出身士族阶层,即后来统治阶级中的文人阶层。耶稣的父亲是一位木匠,耶稣本人也随父亲做过木匠活。孔子曾提到小人不畏大人言,耶稣正是一位不畏大人言的小人物。耶稣逢人讲道,但他并不是当时公认的神职人员,而神职权威正是认为,他一个普通木匠,所知有限,根本没有到处乱讲的资格,而这终于导致耶稣的被处死。所以耶稣是一个打着神的名义的忠诚造反者。耶稣死后,基督教受到正统犹太教的压迫,而被迫到国外谋求出路,才展现新的生路。虽然基督徒奉公守法,很长时间不为罗马当局察觉。但他们还是不为罗马政权所容,致使大批基督教徒被杀。

孔子虽然以爱人为本的仁义说提倡对人的关怀,但孔子并不深入社会的底层,去做小人物的朋友。而这些没有太多文化的底层人士,相信灵异现象,缺乏复杂的理智思维,而又无人关爱他们,使他们倾向耶稣的说教。我国商周之际即已从神鬼的灵异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复杂的理性思维,但这仅限于统治阶层,基层农民的头脑仍倾向灵异的思维。灵异思维和知识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一面,它基于人类的本能意识。耶稣生活的时代,已在广泛建立理性思维的轴心时代之后,无疑当时的罗马在以色列当局已有清楚的理性思维,这可由当时的宗教掌权的神职人员也反对耶稣可做证明。但根据圣经新约全书,耶稣传教过程充满灵异的故事与现象,诸如起死回生、手到病除等。这些故事只会在底层人士中不胫而飞,而引起当局的怀疑。与耶稣相反,孔子远离底层人士,也远离灵异鬼神的说教,即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知识界对宗教鬼神的态度还是大致如此,可谓孔子的忠实信徒。

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又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既使必争不可,也要象射箭比技艺一样,合乎礼仪,处处表现出君子风度。我认为,孔子这里是站在文人角度,规划文人精神品格,并将其神圣化。今天西方两党制,两方以理剧争,是把事情办好,避免不周与偏差的机制。但他们不主张政府的办事人员参预党争,这样政府几年一换,政府工作人员仍保持稳定一致。也和孔子文人不党不争的说法符合。

耶稣一开始就与当权者争夺人民的支持。当权的神职人员为控制局势以利管理等考虑,对当时文本的圣经,做出某种解释,无可非议。耶稣诋毁这种做法,而他以上帝代表的姿态,将上帝之爱送给每一个人。我以为,这是耶稣站在被压迫的人们立场,向富贵阶层宣战。不是暴力的宣战,而是诚心与毅力的宣战。一次,耶稣劝一个富人把自己的钱财散给穷人,说这样做就等于把自己的财富暂且存放在天堂里。那富人表示犹豫,过后耶稣就说,富人进天堂就象骆驼穿过针眼一样难。耶稣任命十二个使徒,全权代表他,说,“你们见到他们,就等于见到了我。”可见耶稣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耶稣死后,他的使徒们说,耶稣的死代表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耶稣的死是为了从罪恶的威胁下解救人类等等,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迅速成功了。

基督教依照犹太教的传统,说他们的上帝是唯一的神,其他的神不过是偶像。犹太教这样讲不过要以色列人别再信其他民族文化传过来的神,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教,这样讲等于排挤其他的宗教文化。罗马帝国是典型的多神教,这也是征服者唯一可行的统治办法,让被征服的人民继续崇拜他们传统的神。也没有任何一种宗教传统产生同样的想法,说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也就是说,并没有与基督教针锋相对的宗教传统,使基督教有破竹之势,迅速传遍欧洲。

在中国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子更接近耶稣的思想与行为。同耶稣一样,墨子出身手工业劳动者,很可能也是木匠。他的学说表达了下层人民的心声。墨家与儒家同属战国时期的显学,《吕氏春秋.当染》说,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与早期基督教一样,而墨家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门徒刻苦简朴,具有献身精神。《淮南子.泰族训》说他们“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墨家学派钜子孟胜为信仰而自杀,183个弟子自尽为其殉葬。这比基督教徒早期受罗马帝国迫害,为信仰而前仆后继,有过之而无不及。豪无疑问,如有正确的领导,墨家门徒会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社会力量。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诸子百家纷纷献策,墨家的治世药方是兼爱。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平等博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 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 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 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 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 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 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 兼爱)

这与耶稣提倡爱自己的敌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在礼乐崩坏、杀父轼君的战国无疑是一俱良方,不过难以说服当权者一试罢了。后人讨论历史也懒得探讨那些过去的种种可能,空洞的有如丢在垃圾箱里的小说。但无论如何,只要墨家学说得以认真实施,中国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不是秦始皇严刑竣法建立大一统天下而又焚书坑儒毁灭历史,墨家门徒完全可能如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形成一个对中央集权的内在牵制力量,坚如磐石,不为任何力量所动摇。即使古代中国稍微留一些诸侯竞争的气息,中国也会在唐宋之前发达起来。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天下,全国只有皇帝一个人有自由思考的空间,人民向往的也只能是国泰民安,就很难再容下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步伐了。

() 从儒学与基督教的不同看东西人文主义的不同途径

和耶稣的基督教相比,一开始儒学就纳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现成框框,规划出安贫乐道、忠君爱民的文人精神品格。所以儒学的人文主义只有在君君臣臣的大前提下才有效,但如何把握在君君臣臣的框架内来推行儒家的人文主义,却并无可操作的机制。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以著其(此处指礼,即儒家的礼仪制度)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但如何使违反儒家人文主义原则的在势者去,并没有保证。这段话里,孔子讲的是礼仪制度,但他的的意思是由礼仪制度保证人文主义的实施,所以孔子讲到义、信、仁、让等,并不是以礼仪制度为目的。但如何保证当权者不破坏礼仪制度,不偏离人文主义路线,孔子显然把这一重要社会职能交给了天,交给了在政权中并无代表的人民大众。如果孔子内心并不希望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战争来保证儒家人文主义的实施,实际上那些就近于美丽的空话。而耶稣的基督教正是把孔子的天与人民大众结合成一种社会力量,而牵制政府,以求人文主义的实施。

孟子将孔子这一思想发展了一步,提出了实际措施。孟子说那些谏而不听的君王可废掉另立。废君另立确实成为中国数千年政权内部的一个调解机制,其成效如何,斧声烛影,血雨腥风,本文无意涉及。孟子更进一步肯定汤武革命,即废君另立失败后的第二套确保儒家人文主义实施的机制。大概由于孟子这一学说的提醒,中国的皇帝们远在秦汉二朝就去掉了诸侯国。汉景帝杀晁错就是削诸侯时内心愧疚。晁错削诸侯的建议即背叛了孔子,也背叛了孟子,破坏了由诸侯革命确保人文主义实施的第二套机制。诸侯不在,尚有藩镇,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打消了藩镇革命的可能。宋朝以后,大帝国皇宫里坐的主人不是农民就是异族,这决非偶然,原为候补皇帝的诸候与藩镇全给皇帝消灭光了。

孟子并没有说,诸侯革命失败后的确保儒家人文主义实施的第三套机制。所以这第三套机制的行使的负面效应,我们不能直接归罪于孔孟。但孔孟可负部分责任。孔孟学说没有设计限制君权的可操作机制,导致君权膨胀,从根上摧毁了孟子确保儒家人文主义得以实施的第二套措施。中国历史上以死相谏的忠臣数不胜数,常使西方学者感叹不已。实在不亚于基督教徒对上帝的忠诚。我觉得上述所引孔子之言,含有大规模农民起义作为确保儒家人文主义实施的第三套措施的意思。我们不知道孔子以前的历史上有多少人民起义事件,但周厉王年间的国人暴动,就是人民起义以确保人文主义实施的正面例子,孔孟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孔孟认为那种机会很少,而未予以详细考虑与估价。

试想以普通农民的背景,管理一个州县尚且不易,怎么能一下子管理一个国家呢?这就意味着如登天般的艰难,如登天般的选择,这当然有使起义者望之却步的效果。但实际上儒家的人文主义浮在上面,缺乏耶稣基督教与墨家门徒接近下层人士的关怀。中国历史上,基层农民反也死、不反也死的处境比比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无声无息地死去。也有不少挺而走险,导致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农民起义规模,如果把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者包括在内,中国农民起义是持续的,有如天女散花般的普遍。所以中国农民起义之频繁,规模之宏伟,真有长江后浪赶前浪,波澜壮阔之势。历史上见记载的不过是冰山的顶尖部分罢了。这就是儒家人文主义设计不足的负面效应。这一负面效应的另一种表述就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印象:光辉灿烂的帝国文化与亿万农民的原始性贫困相映照。《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曾建议限制多妻制来解决农民光棍泛滥的问题,而中国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寂寞终生,如果儒家大臣有基督教徒的造反精神,把那些终生不见男人的佳丽领到农村与光棍结婚,不是两全其美的人文主义绝代佳话吗?英王亨利八世結婚二十年只有一個女兒﹐沒有日夜想要的兒子﹐他於是愛上了王后的侍女。此侍女甚有心計﹐一定要等亨利八世正式離婚後再與他上床。當英王亨利提出要離婚時﹐王后也表現出驚人的勇氣﹐並得到她的侄子﹐西班牙國王的堅決支持﹐基督教的羅馬教庭認為毫無考慮的余地﹐斷然拒絕亨利八世離婚的要求。英王亨利這一離婚官司打了九年之久。足以顯示﹐近代歐洲的西方國王並無絕對的權威﹐與我國西周與春秋時代的諸侯相似。東西之不同至少部份反應了儒教與基督教的不同。

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居然徒步爬上蓝天。中国有两个朝代是由普通人开创的,他们的朝代都深深打上了农民思想的烙印。这就是汉明两朝,与官僚开创的唐宋相比,有许多逊色之处,跟诸侯革命而建立的商周二朝,相差就更远了。更可悲的是中国文化遥遥领先,异族入主虽不失为确保儒家人文主义实施的第三套机制的一部分,元清二朝即逊色于唐宋,又由于异族统治的血腥与暴力而有不比汉明的一面。

上面讲了诸侯与农民革命,而农民革命较诸侯革命更为不易,因而农民革命的可能对皇权的牵制力量也远不如诸侯。这就是说,未必一定革命,社会力量略低于王朝的诸侯国存在,本身就是内在的一种牵制力量。如果你王朝丧失民心,我们诸侯就可以趁火打劫。而周历王时,仅首都市民暴动,就导致诸侯共和代政,而后诸侯共和又还政于周朝。所谓暴动,不过是愤怒的市民们手执棍棒涌入王宫。周厉王逃往外地,至死不归,很有引咎自退的意思,任凭史家记载他执政期间种种劣迹,又表现了他的大度。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值得中国人民大为骄傲的正面例子。和周历王国人暴动相比,二二八台湾一个省的人民和平起义,手中并无武器,当局得以用缓兵之计,从大陆调集军队,导致血腥镇压。汉景帝应诸侯国要求杀晁错,平定吴楚叛乱的周亚夫无视于汉景帝让他解救梁王的圣旨,而按兵不动,梁王是汉景帝未参加叛乱的亲属。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诸侯国存在对皇权的牵制,使在势者行为谨慎。所以文景之治,与诸侯国的存在不无关系。

孟子讲废君另立与诸候革命的同时,还给了那些与君意见相左的臣僚们一个出路,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 这就是离开自己君主而到其他诸候国另谋出路。等诸侯国消灭已尽,这种大臣中的持异见者的出路就没有了。周亚夫平定吴楚叛乱立了大功,得罪了汉景帝,也只有怨死于狱中一条路。

由耶稣基督教代表的西方人文主义,一开始就是一个打著神的旗号的人文主义关怀,开始为非官方的秘密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力量,这可由当局处死耶稣的辗转周折看出来。正如当局害怕的那样,耶稣使徒恰恰利用耶稣的死使基督教迅速壮大。而后成为欧洲居统治地位的宗教,虽然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有很大的发展与提升,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人文主义保持耶稣本人的思想特点,把上帝解释成唯一可敬可爱而又法力无边人格神,基督教徒保持访病问苦、深入基层的传统,和世俗权力分隔开来。这使基督教得以成为西方社会生活中牵制世俗权力的人文主义社会力量。由于基督教的单一神教传统而世俗权力无论如何低于神的这一常识,基督教远离世俗、超然世外的姿态终于诱使世俗权力反而谋求基督教庭的加冕,来增加他们的信誉。

耶稣以前的西方当然也有以神的名义论述人人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但都远没有耶稣论述的这样清楚、这样有号召力、这样有凝聚力。

如果墨家门徒也如耶稣基督教一样,把墨家的尊天明鬼传统发展成代表中国古代基层人民的宗教系统,把基层人民凝聚起来,就会象基督教一样,有战胜一切世俗权力的力量而又不取而代之,真的象孔孟所讲,天意人心为世俗权力的来源,得以牵制世俗权力,确保其不脱离人文主义的施政方针。这正是中国古代缺乏而又无以解决的问题。可惜墨家如同儒家一样,走谋求做官、说服统治者的道路。而后期墨家转向研究认识论、逻辑学等,离基督教的神与基层人民的思路就更远了。

() 两级社会的概念与东西人文主义思路的不同

原初社会是由人类天性所决定的,一切听从直观与本能,或可认为是心理学家们讲的深层潜意识,包括著名心理学家卡尔.杨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而集体潜意识正是古代多神教的(paganism)心理基础。原初社会包括家庭以及家庭周围社会圈子,人的关系以面对面的交往为基础,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以猿猴社会大小与其脑容量比例推测出,人类原初社会应为150人左右。原初社会的大小与特点还有许多其他资料的支持,现代社会中原初社会结构已经消失,但其踪迹仍清晰可辩,如一个成人的亲朋平均数目仍为150人左右,而这些亲朋之间的交往,仍如同猿猴社会一样,面对面与平等互惠。这里不便一一列举,连同二级社会一起,读者可参考有关著作(6)。本人拟撰写一系列文章,将从不同侧面论述到两级社会的区分及其功能,于本网站张贴,听从方家指教,同行评议。有兴趣的同行,可注意阅读。

二级社会是原初社会之上的社会,远大于一两百人的大型社会,或建筑在原初社会之上的社会。二级社会与人类遗传天性无关,也就造成其无法稳定的原生缺陷。国家、军队、监狱等是使二级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二级社会的第二个原生缺陷是,它的形式可有无数可能,因为与人类的天性本能无关,我们无从预先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到那儿算那儿。现代的社会趋于同一,但上古时代,各种民族文化五花八门,就是这一原生缺陷的反应。

我们现存的二级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理性系统,容不得半点含糊,更谈不上灵异现象。谁要神志恍惚、白天见鬼,只能自行负责,要导致社会损失,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基督教一旦进入世俗权力中心,也同样讲理性思维,所以今天当牧师也要神学院毕业,决不会随便让个木匠的儿子来布道传教。历史上不少巫婆神汉,有如洪秀全梦见上帝耶稣一样,陷入灵异思维的梦幻中,基督教徒们毫不犹疑地把他们架在火堆上烧死。对一个人来说,现实与想象并无绝对的不同,西方心理学家们常说,原始人把梦当成现实,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在原初社会把梦当成现实并无大妨碍,甚至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但把它提到二级社会就可能造成问题。我们说话都要有一个把边的,把那些不和事宜、不合理性的思维压入潜意识。

人类开始时生活在数百人大小的部落组织内,也就是原初社会。这里用不着谈什么仁义之类,这就是老庄等早期道家学者们一再称赞的古朴社会。在原初社会中,有如老子所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人民生活在无阶级的均平社会里,最符合人文主义的理想。老子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作者以为,老子讲的正是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可逾越性,也就是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种社会,与人类天性无关。西方学者,将这段话翻译成现存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

赫胥黎称,现存(二级)社会本应由神来管理,而神的智慧与人相比恰如人的智慧与动植物相比(10)。更兼之,二级社会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而一个民族仅可能在黑暗中选择一种,就可想当人类第一次由于人口增长而进入二级社会时是一个多么混乱与恐惧的局面。除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中国的尧舜禹时代等少数外,大多立即由混战而出现阶级与国家,象两河流域为沙漠与荒山相围,古人并无处可逃,国家的出现伴随人民寿命的缩短,可想象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可怕局面。为社会稳定,神道设教必不可少,并且以神为主。

由于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开始,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就是人类文化进化史,就是一个使二级社会不断完善,减少神权,而不断适应人天性的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一步接一步的人文主义进化史,也是一个二级社会中人的不断自我认识、自我解放的过程。但不管二级社会如何变化,人的天性并无变化,所以人文主义的进程,也是人类在二级社会的混乱中迷失方向而后找回自我、重回原始的过程。

再回到上节所讲诸侯与农民革命的不同,中国夏商周三朝,王朝与诸侯的关系,有点象原初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原初社会中,大家面对面,没有人掌握生杀大权。王朝与诸侯之间也这样,面对面,王朝名义上高于诸侯,并没有乱杀诸侯的权力,因为诸侯握有军权与地盘;至少小的诸侯与农民是面对面,而王朝与农民隔了一层,不是面对面;皇帝与大臣面对面,但皇帝有生杀大权。历史上的罗马教廷与英王亨利的关系也有如中国王朝与诸侯的关系,虽有上下尊俾与礼尚往来,并无绝对的权威可行使。英王亨利一心要生儿子,就把罗马教廷扔到一边,自行其是了。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暴徒也知道避免与受害者面对面,宁从背后下手。古希腊神话的特洛伊战争中,阿基里斯杀死阿马孙女王时违背了这一原则,他与手中正在死去的阿马孙女王面对面。一煞间,四眼相对,阿基里斯全然不知道即将死去的眼神里,哀怨中透著多么迷人魔力,勾魂摄魄,使的他立坠爱河,爱上了这个女人。他应庆幸自己,如同下文提到的皮格马利翁一样,终于找到了理想中的美,可惜他杀人有余而回天无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他只有悔恨终生了。这样看,中国历史上共和行政成为绝无仅有的正面例子就不足为怪了。我有时想,秦汉王朝除去诸侯,在天之灵,是谁象阿基里斯那样悔恨绵绵无绝期呢?恐怕只有受苦的百姓。

张光直等的文章指出,西方文明是突变意外(breakout),而中国文明是未突变的常规(no breakout)。这正好说明东西文明的不同路径。本文拟从两级社会的区分阐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途径。西方由城邦直接演化成二级社会,就是打破原初社会的建构,由个人重组二级社会。而中国自大禹开始的夏王朝,就采取屋上建屋的二架结构,即中国的二级社会是建在原初社会之上,由于夏王朝是当时人所知世界的超级大国,并无旗鼓相当的国家与其争霸,夏王朝得以内省而求方向,即以人类天性作建国方针,故其二级社会以原初社会为蓝本,这里称准原初社会形式。相当古代的天然人文主义。

西方文明以中东为起源,而中东文明以两河流域为最早,由于这些渊源,或被统称为地中海文明。和后来的古希腊文明一样,两河流域以城邦开始,众多城邦你争我夺,以城邦保护神以及相应的宗教文化为凝聚力。它们引入竞争机制,技术突破、社会变革、财富积累等等,以大型寺庙为中心的神职人员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而后才分离出来国王与其政府。所以西方文化一开始就与中国的政教合一不同,中国的神权依附于世俗权力,而西方的神权始终有其独立的地盘,在中东早期文明中,寺庙拥有大量的财富、土地,雇用大批的人员,更象今天的公司企业集团,不过其主导思想是宗教罢了。

等到后来的以色列人,宗教不光有大型寺庙,还有一书本,这就是圣经旧约部份。如果您翻开圣经,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宗教教议,而是一个早期民族的传说历史,把社会道德习惯说成是神的旨意,由今天心理学家的推测,那不过是人类内省的潜意识。犹太教的早期神权当局称为预言家,即为世俗社会预言法律与风俗习惯,有法律的解释权,其社会职能有点象今天的西方议会。就是说,宗教掌管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道德风俗与法律基本取向,而政府只不过是执行机关。这跟中国儒释道三教专管风俗教化完全不同,中国儒释道充其量不过是皇帝政府的文化部长,对法律没有过问的权力。文化部长当然可以随时撤职,所以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取缔宗教、关闭寺庙的事。

儒教与佛道不同,参预政治,但儒教参预政治是通过文人当官来实现的,并不是儒教本身是政府的一部分。即使这样,中国政府对儒教还有随意改造的权力,所以费正清就直接了当的说,是汉武帝出于大一统政权的需要创制法儒杂交的帝王儒学,根本不提董中舒的名字,也就更反应历史的事实(11)。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求中国古代文人的责任。费正清认为,汉武帝与董仲舒的帝王儒学与孔孟学说有本质的区别。

儒学与基督教同样注重它们门徒的精神品格,虽然儒教并不借助神的魔力来神化门徒的精神,孔子在《论语》中一再论述君子的造型,他实在是将文人精神品格神圣化了。有如艺术家手中的艺术品一样,中国古代文人自我修养与精神规划,成了他们手中的艺术品。如同安贫乐道的基督教徒一样,儒教熏陶下的文人,为自己的信仰献身,前仆后继,死而无怨。象明朝的方孝儒,为拒绝与永乐帝合作,竟不惜全家与朋友八百余人遭斩,其精神足以流传千古,催人泪下。话又说回来,永乐与建文帝为叔侄,他们家的私事,谁来当皇帝,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又何必这样认真呢?这又不是儒家人文主义路线问题。皇帝家的事当然也有是非曲直,总不至于因为他家谁来当皇帝的事就有权导致那么多家庭人头落地、妻离子散吧?做皇帝,找谁写即位诏书不都是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强人之难呢?这些都是二级社会理性思维发展的极端,不见于原初社会的。如果方孝儒是一方之主的诸侯,永乐帝又怎敢自讨无趣去请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呢?

所以方孝儒等人的死,不是为了朱家谁来当皇帝的屁事,而是为了维护孔孟所规划的文人精神品格的神圣性,就象古希腊神话中的艺术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一样,酷爱自己雕刻的象牙美人,以至于厌弃世间的所有女人而放弃性爱家庭。认为自己按理想创造出来的美人才是最美的,甘愿为它牺牲,这种牺牲就透着精神世界的美好。每当我读历史读到儒家文人为信仰献身的故事,心里忍不住一阵酸痛时,我就作如此想,觉得宽慰些。

(1) Chang, Kwang-chi (2000): Ancient China and Its Anthro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Breakout: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edited by Martha Lamberg-Karlovsky. Cambridge, MA, US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 军:张光直和马克思国家起源理论的比较研究,原载《学术探索》(昆明) 20052112115.

(3) Martha Lamberg-Karlovsky (2000):The Breakout: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 US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4) 何光沪:在儒家与宗教讨论会上的发言。儒家与宗教研讨会现场录音() www.confucius 2000.com

(5) 蒙培元:如何理解儒学的宗教性?www.confucius 2000.com

(6) YS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pp36-45.

(7)RW Winks & SP Mattern(2004):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AD 60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02-204. 

(8) 张晓卫:儒教就是宗教──从基督教看儒教。 www.confucius 2000.com

(9) 张晓卫:儒教当然是宗教──从基督徒看儒教的君子。www.confucius 2000.com

(10)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 组译,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

(11) 费正清: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62页。







$12.95 per cop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n Anthropological/Psychological View
Paper back with references and index, 243 pages

You-Sheng Li,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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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dition 401 pages; 中文版﹐401頁﹐書後有文獻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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