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級社會的分野及其不同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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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遺傳學迅速發展與普及﹐成了家喻戶曉的人類共識。但現代遺傳學的視野局限於人類具體性狀與行為的研究﹐很少問及社會。當今人類生活的大型社會並非來自遺傳﹐遺傳所限定的社會乃數百人之內的原初社會。我在《中華道學的一個新解釋》一書中﹐已對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概念做了簡單的交代﹐這裡做進一步的說明與闡述(李柚聲﹐20052006)

人類與生俱來的社會是原初社會﹐在一兩百人之間﹐由人類的天性與本能意識維持其內部的和諧﹐並保證其功能的行使。原初社會的原則是面對面的交往與平等互惠, 雖然有一個頭人管理﹐並不存在絕對的權威。頭人以商量與說服作為主要管理手段﹔有相對穩定的傳統可遵循﹐並無法律。原初社會已有文化的初步分化﹐這種文化沒有修飾人類天性的能力﹐是道家用上古社會強調自然與人性的根據﹐故原初社會只有一種。

所有動物社會基於遺傳與本能﹐即原初社會。西方學術界深受達爾文自然競爭學說的影響﹐強調黑猩猩社會中等級與競爭的一面﹐但猩猩等猿類社會還是與人類原初社會相接近﹐包括頭猿管理﹐無絕對權威﹐以及平等互惠等。它們不斷用相互修理皮毛等互示友好的行為鞏固現有關係﹐而二級社會的人類關係是相對固定的﹐由法律系統保證。在現代社會中﹐原初社會相當家庭與親屬﹑朋友圈子﹐大致也在一兩百人之間。這一親朋交往圈子還多少保留一些原初社會的特點﹐如平等互惠等﹐但在意識形態與組織結構上﹐已為二級社會所侵蝕。許多跡象表明﹐原初社會個人與社會有心理與情感的溝通﹐頗似天人合一式的與週圍社會整合為一心理感覺。二級社會中的個人與社會無法做心理與情感的溝通。

二級社會是人類定居後應付人口增長的臨時創造﹐與遺傳無關﹐所以二級社會有無數的可能形式。人類一旦選定某種社會形式﹐就有其獨特的演化途徑與方向。我們現在生活的社會﹐龐大而複雜﹐是歷史上人類不斷調整以應付種種困境的臨時措施的積累﹔與其說是人類的創造﹐不如說是一個特定文化形態或社會形式的自身演化。馬克思所述社會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進程中﹐即擯除了人類有意識的選擇與創造。

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之間存在着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們不能說人類在數千年的時間內已經成功地跨過了這一鴻溝。當今世界的混亂與社會的種種頭疼問題說明﹐我們至少還部份的處在鴻溝之中﹐甚至還全部在鴻溝之中﹐仰望藍天﹐祈求神的拯救。馬克思學說具有同樣信念﹐說人類偏離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後﹐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重回共產主義。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對原初﹑二級社會之間存有難以逾越的鴻溝有清醒認識的哲學家是老子﹐他在《道德經》第二十九章裡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作者認為老子這裡講的是古代的原初社會與現代二級社會的根本性不同﹐後者與人類遺傳無關﹐所以不得不引入軍隊﹑監獄﹑警察等法定暴力機構以維持社會穩定。老子講天下神器不可為﹑不可執﹐是說二級社會的不可人為操縱性。原初社會的主人是人不是神﹐二級社會的主人是神不是人﹐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不可逾越。老子這裡講的神﹐未必是人格的神。數千年來在知識與科學上登峰造極的人類仍對之茫然不解﹐跨越無術﹐稱之為神並不過份。本文擬從宗教﹑意識﹑社會﹑個人諸方面敘述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不同﹐作為本書各章論述的前提與基礎。作者意識到﹐這是一個缺乏借鑒的開拓性工作﹐即使我力求全面考慮而後下筆﹐片面與錯誤在所難免﹐敬請方家與讀者教正。

 

() 生物進化與人類文化進化

 

在講述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種種不同之前﹐簡述一下生物進化與人類文化進化的同異﹐以幫助讀者進一步把握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概念。

當代遺傳學的重要發現,就是生物進化的原動力是突變,而突變的本質是遺傳錯誤。達爾文 首先提出生物進化的學說﹐已為大量的考古發現與近來的分子生物學進展所證實﹕不光人類與猿猴同祖﹐地球上的所有動植物同源﹐來源於四種核紺酸排列組合而形成的核糖核酸分子。限於人類當時的知識﹐達爾文用環境變遷對生物的選擇壓力來解釋生物的多樣性。現在看來﹐生物遺傳物質核糖核酸的複製機製具有內在的錯誤傾向﹐即核糖核酸的突變是生物進化的動力﹐環境不過是選擇因素﹐使某些突變種得以存活。這決定了生物本身有向高級與多樣化發展的內在動力﹐生物進化的前景是無限的。

圖一是人類與類人猿的系統發生圖﹔人與現代猿類如黑猩猩等在一千五百萬年前有同一祖先﹕古猿。圖上畫出了古猿進化史上的十個主要分支﹐但古猿在一千五百萬年前所面臨的進化前景具有不確定性與無限性。圖中畫的十個分支是環境選擇與偶然的產兒。作為中華民族搖籃的黃河在可考歷史上有二十六次主要改道﹐圖二虛線標出其中的八次。河道的走向很像生物與文化的進化﹕一種走向一旦確定﹐其他可能走向就自動消失。只是黃河歷史上的改道向我們顯示了這種可能。河流﹑文化﹑生物的前途都是不確定與無限的。(圖一與圖二)

在人類文化的進化史上,原動力仍然是突變。文化的突變是對傳統的背叛, 而且經常是個別事件或偶然想法成了扭轉文化走向的關鍵。人類文化本身具有向前發展的原動力﹐其發展前景同樣具有不確定性與無限可能性。由於環境改變與重大突變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生物與文化同樣進入急劇進展的不穩定期。所以﹐生物史與人類文化史同樣是長期的穩定期間以短期的急劇進展期。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是這樣一個急劇進展期。現在學者似已公認,西方自文藝复興數百年以來,是一次大突變,而世界其他傳統文化,乃是文化演進的常規。西方文化自突變獲取強大的生命力,如洪水猛獸般沖擊整個世界。這是文化自身重大突變導致急劇進展的例子。作者以為﹐由於人口增長而使人類進入二級社會可做為環境改變而導致的人類文化急劇進展﹐我傾向認為人類目前仍處在這一急劇進展期內﹐尚未進入二級社會的穩定期。圖二的黃河改道有一個關鍵區域﹐圖中用圓圈標出。黃河由山地進入平原的地段恰似人類由原初社會進入二級社會﹐即不同層次導致的走向不穩定。一旦河流進入平原之後﹐改變河道的可能性也相對減少。人類尚未進入二級社會的平原地段。在高原山地﹐黃河水流湍急﹐泥石俱下﹐在平原水流平緩﹐水中只有細沙維持黃河的名稱﹐ 河南花園口附近的關鍵地段具有山地與平原的特徵而居中。現存人類社會兼俱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特點﹐混淆了二者的界限。

 

() 宗教與迷信

 

古希臘學者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70)說﹐戰爭是一切之父﹐戰爭是一切之王。戰爭使一些成為神﹐一些成為人﹔一些成為奴隸﹐一些成為自由人。赫拉克利特的關於國家的說法為馬克思國家理論所支持﹐國家是階級衝突不可調和的產物﹐暴力是現代秩序的基礎。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剛出現不久的二級社會中﹐對二級社會的性質有透徹的了解才這樣說。他清楚地指出是戰爭創造自由人﹑奴隸這樣不同的階級﹐也就是創造了以階級為基礎的國家。值得指出的是﹐赫拉克利特同時說﹐戰爭創造了神與人的分別。就是說﹐戰爭創造了現實社會中的等級﹐也同時創造了社會理念中的等級﹐包括神的概念。從赫拉克利特的論述可得出﹐現代意義上的宗教見于國家出現後的二級社會﹐不見于原初社會。《尚书吕刑》与《国语楚语》都有关于绝地天通的记载,大致说,五帝时期天子派人治理,才将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分别开来。此前是民神杂鞣、民神同位、家为巫吏等,即原初社会里虽然有人与神的概念,二者之间却没有严格区分与界限,甚至没有高低的分别。神与人处在同一境界与同一级别。

記得小時候﹐讀到中國憲法等正式文件時﹐注意到宗教與迷信是並列的。我頭腦裡從而獲得一個清晰的概念﹕宗教與迷信是一類的東西。其實﹐將宗教與迷信並列是頗有見地的﹐這是從原初社會來仰望二級社會所得的印象﹐即原初社會沒有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宗教與迷信。生活在遠古時代的人們﹐可能認為有一個名叫羲和的人駕着車子每天將太陽從東邊載到西邊﹐但這是他們的科學﹐與今天的科學家們認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並沒有什麼不同﹐都不能算作迷信。他們同樣依據所掌握的現有信息作出最合理的假設﹐並按照這一假設規劃他們的物理與精神上的行為﹐即科學的社會實用價值。本文無意分辨古代神話傳說中﹐哪些相當古人的科學﹐哪些相當古人的宗教﹐哪些相當古人的文學創造而具有美學價值。這些非本文的範圍。

明知其無﹐仍信其有﹐謂之迷信﹔不知有無﹐而堅信其有﹐謂之信仰﹔將某個信仰系統化﹑制度化﹑組織化﹐來解決社會人生的某些難以解決的問題﹐諸如追求人生意義等﹐謂之宗教。在不知的範圍內﹐確定信仰﹐信仰可以無數﹐但二級社會中宗教只能是一個或數個﹐且社會一旦選定後﹐不允許個人再作選擇。人是集體動物﹐社會生物學研究指出﹕週圍人的言語與行為對我們有強大的影響力。因而﹐二級社會中﹐宗教不可避免的導致大規模的迷信。基督教徒相信耶穌是上帝生的兒子﹐與現代科學與社會共識相違背﹐這種違背只能使他們的信仰更加極端化﹕因這一信仰而導致大規模社會衝突﹐歷史上不乏記載。至於普通人宣稱﹐他們見到上帝與耶穌﹐並直接接受上帝的指令﹐就更加普遍了。迷信另有一個含義﹐即社會早已證明其無了﹐某些文化水平低的人仍不知道而堅信其有。這樣的迷信﹐與明知其無﹐仍信其有的迷信都不見於面對面的原初社會中。所以現代意義上的宗教與迷信只存在于二級社會中。

梁漱溟先生曾說﹐人類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且每以宗教為中心。人群秩序及政治﹐導源于宗教﹐人的思想知識以至各種學術﹐亦無不導源于宗教。為了維持社會﹐發展文化﹐尤其少不了宗教。(《梁漱溟全集》第三卷第97-99) 很多中國近代學者接受了樑先生的上述觀點。其實梁先生的論述是對二級社會的寫照﹐與原初社會無關。在二級社會裡﹐人類面臨無數可能﹐而這些可能不僅涉及社會﹐而且涉及價值觀念﹑道德基礎等人生面臨的基本問題。正象風雨飄搖中的海船需要拋下一個錨作支撐點一樣﹐生活在二級社會裡的人們需要一個遠高于生活的參照點﹐這個參照點不為生活中的風雨飄搖所動。宗教正是這樣一個參照點﹐所以近代學者就開始把宗教定義為一個取向體系(瓦鄧布葛﹐2003)﹐這個取向體系的參照點在天上﹐不在人間。又稱為終極關懷﹐即高于一切的關懷﹐也就是統領一切的一個參照點。

如果說﹐二級社會的人們生活在風雨飄搖中海船上﹐原初社會的人腳踏實地﹐生活在陸地上。他們的生活本身就具有終極性質﹐他們不會幻想出一個終極的現實(ultimate reality)來彌補現實的不足。終極現實只能在對現實的批判中產生﹐成為這種批判的參照。

原初社會以人類天性為基礎﹐不需要生活之外的參照點作為社會生活的穩定系統﹐故而原初社會中﹐ 文化可不以宗教為基礎而發展。我相信﹐原初社會的文化可發展到極高的階段﹐只是在原初社會中﹐ 文化缺乏二級社會的定向積累而已。如果把文明定義為國家的出現﹐而國家是階級不可調和的產物﹐文明就只能產生于二級社會。禁忌遵循這一思路﹐呂思勉先生說﹐古代之文明在宗教﹐後世之文明在學術﹐學術主智﹐宗教主情。(呂思勉《圖騰與禁忌》182) 如果把文明作字面上的理解﹐即高度發達的文化﹐文明未必需要國家作前提。作者堅信﹐道家們反對的是國家文明﹐並非高度發達的文化。近來讀到鄒昌林先生的文章﹐鄒先生同樣將文明與國家分別開來﹐認為國家文明是文明的異化﹐而非文明本身。也就是說﹐鄒先生認為﹐以國家出現為標誌的文明僅是文明的一種形式﹐文明還可以有其他形式。(鄒昌林﹐2005) 應當指出﹐以國家出現定義文明來自人類學﹐而人類學的發展基於考古。考古見到的文明只能是埃及金字塔等大型的建築﹐而這些大型建築需要國家出現來組織人力。小的農村就不容易為考古學家挖到﹐更何況古人的精神與文化。

在原初社會中﹐人們也同樣會將信仰系統化﹑制度化﹑組織化﹐來解決他們所面臨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問題。原初社會中﹐沒有強有力的權威﹐其話語環境局限于面對面交往的少數人之中﹐故而原初社會的宗教更加實用化﹑更加個人化﹐體現人類思維的固有形態﹕自由﹑任意與飄忽不定。所謂民神雜糅家為巫吏是說﹐原初社會的宗教以個人與家庭的活動為主﹐或可成為個人宗教﹑家庭宗教。宗教也與原初社會的頭人政治一樣﹐沒有權威﹐即在宗教上﹐人們也同樣各行其是。即使有統一的宗教活動﹐也得以成員的自願與樂意參加為前提。

至於原初社會的宗教面貌﹐牟鐘鑒﹑張踐(200375)在《中國宗教通史》中對原始宗教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我同意他們的意見與認識。他們說﹐原始宗教有自發性﹑氏族性﹑地域性與實用性。自發性即原始宗教並非某個文人成熟﹑系統的思考﹐而是多人即興思維﹑隨手拈來的積累。氏族性即以自己的原初社會為考慮的出發點﹐沒有普世性的胸懷。地域性即就地取材﹐神靈觀念來源于自身環境﹐結果是多神的﹐各種神可有高低大小之分﹐沒有系統化的隸屬關係﹐或稱自然宗教。

至於實用性﹐我這裡引用牟鐘鑒﹑張踐二人原話﹐實用性﹐人們崇拜神靈的目的主要不是為了精神的解脫﹐而是為了讓神靈幫助解決現實生產和生活中遇到的難題﹐達到消災免禍﹑治病去邪﹑人丁興旺﹑五穀豐收﹑六畜繁盛﹑社會安寧的目的。

總之﹐牟鐘鑒﹑張踐對原始宗教的描述進一步支持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宗教觀念的根本不同。原初社會的宗教缺乏二級社會的功利主義因素﹐使其更具有美學功能。

人們常有兩個錯誤概念﹐一是認為古代原始社會的人整天忙於糊口﹐沒有空閑時間。許多研究表明﹐人類自出現後十余萬年中經營的採集漁獵生涯最適合人類的天性﹐他們的食品品種繁多而富于營養﹐戶外行走使他們身體健康。(Lee, 1984) 農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食品單調﹑營養缺乏﹑居住擁擠導致傳染病劇增等一系列厄運。( Haviland, 2003, pages 294-298) 足以說明科學進步並非完美無缺。

二是認為﹐古代原始人沒有精神生活。這和誤以為道家主張復古就是反對文明犯了同樣的錯誤。古代原初社會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如何﹐我們無從得知﹐只能推測。他們雖然沒有現代的劇院與圖書館等設施﹐他們卻有大量的空閑時間﹐面對無邊的大自然。他們如同我們一樣有好奇心﹐生活變得單調枯燥後﹐會另闢蹊徑來解決心情煩悶的問題﹕或對週圍山林草木探險﹐或與同伴玩耍與交流﹐或靜坐養神讓意識帶他們探討內心世界的廣闊與絢麗。莊子曾提出朝徹的概念﹐意思是說﹐一個人早晨看到旭日東昇﹐霞光紅日所展現的大自然的壯觀景色對人的心態有轉化作用﹐使他豁然開朗﹐種種憂慮蕩然無存﹐心地清澈﹐沉浸在自然的美好之中﹐意識也一時昇華到另一世界。這種古代原始人也有的心路體驗﹐與現代社會高層的文人雅士们在象牙塔里欣赏艺术的精神体验并无什么两样。

如果說﹐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人在精神生活上有什麼不同的話﹐和現代人相比﹐原初社會的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多樣化﹐更娛樂化﹐更美學化﹐更深層化。他們的精神生活毫無政治的意味與金錢的俗氣。與當代人的精神生活相比﹐莊子的精神生活同樣顯示上述特點。唯一的不同是﹐莊子絢麗多彩的精神生活能以化為文字﹐為后人了解。

我們這裡將美學一詞作更加泛意的理解﹐即深層意識層次上的陶醉與忘我﹐猶如道家的天人合一。在現代神經學裡﹐是指大腦系統傾向于回歸的最適宜狀態。

許多研究與文獻證實﹐處于採集﹑狩獵階段的原始民族由於食物品種寬廣﹑體力鍛煉適當而身體健康﹐一般來說﹐他們有充裕的業余時間﹐幾乎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工作。他們在森林草地上一邊採果子一邊吃﹐更象今天的娛樂。是農業發明後﹐食品單調﹐使人類面臨營養缺乏﹑勞苦與身體損傷等問題﹐但他們也同樣有充裕的業余時間。業余時間促使精神的追求﹐這種追求首先是美學的﹐即毫無功利之心的自我娛樂。處于這種純美學式﹑純自然的娛樂之中的心靈﹐與後世二級社會中個人的種種宗教經驗﹐諸如天人合一﹑通靈﹑神秘等不無相通之處。我這裡將這種毫無功利之心的自我娛樂稱為美學追求﹐因為它更象我們今天欣賞一幅高雅的藝術品時﹐心靈提昇到遠離生活的另一境界﹐這是一個美學的境界。

阿爾姆斯特朗(Armstrong, 1994xix 5396)說﹐我們的祖先在成為可辨認的人類之後﹐就立即禮拜神﹔他們創造藝術的同時創造宗教。象征性的故事﹐岩洞裡的原始圖畫與彫刻是表達人類的驚異與神秘感的一種企圖﹔今天的詩人﹑藝術家與音樂家們為同樣的慾望所驅使。通過想象才能接近的上帝可被看作一種藝術形式﹐接近表達人生價值﹑美與無限神秘的偉大象征性藝術品。

阿爾姆斯特朗的上述論述證明藝術與宗教相通這一重要結論。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上帝並不等於藝術品﹐宗教與藝術是有分別。在宗教與藝術的分離界面上﹐原初社會的宗教更接近藝術。

世界上有成百萬的史前岩畫﹐其相當部份與性交相關﹐甚至有人與動物性交的場面﹐讓人想到今天廁所裡的骯髒涂鴉﹐儘管前者可能沒有後者性壓抑的宣泄﹐更接近純娛樂﹐即美學的追求。古人象我們一樣﹐好奇﹑頑皮而企望表達。所以﹐原初社會的宗教是多種功能的﹐包括﹕藝術與娛樂﹐社會組織﹐以及以天然人性為基礎的道德與價值取向等。

總之﹐如果說﹐原初社會也有宗教的話﹐他們的宗教更接近人類生活本身﹐而二級社會的宗教應付二級社會多種可能性給人類帶來的不安定性﹐即上面談到的﹕原初社會的主人是人不是神﹐二級社會的主人是神不是人。

 

() 意識形態的其他領域

 

除了宗教以外﹐尚有許多意識形態的不同可作為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分野界限。道家推崇自然﹐去矯飾﹐存天性﹐才是值得讚美的。二級社會的出現首先讓人們認識到﹕自然並非完美的﹐完美只能是人與自然抗爭的結果。二級社會的一個印記標識就是這種向自然的抗爭指向人類自己。他們認識到﹐人類生來是不完美的﹐需要改造與懲罰。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而墮落的故事被認為﹐上帝造人沒有造好﹐所以上帝有後悔之意。聖經中寫到﹕耶和華(上帝)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憂傷。(聖經﹕創世記﹐65) 這種認為人性中有重大缺陷的思想決非原初社會所有﹐它是二級社會不穩定在人類意識上的投射。這種罪惡感表現在社會結構上﹐社會向其成員施加強大的壓力﹐迫使他們無限延展人性潛在可能﹐走向荒唐的地步。馬戲團可有人與動物同臺表演的場面﹕經過人的嚴格訓練以後﹐動物也只不過登上橡皮球的簡單動作﹐人卻要表演登上鋒利的刀刃上等高難度高危險動作。二者同臺﹐卻截然不同﹐當然這是雜技演員願意而動物勉強之故﹐但雜技演員的願意來自二級社會的文化與壓力。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社會就是一個不斷施壓﹐使人們不斷完成他們原來不能完成之事的馬戲團。

國內近年來對人的異化作了深入與廣泛的討論。異化這一二級社會所特有的社會現象首先為黑格爾提出﹐馬克思作了系統的論述﹐此後成了社會學的一個主要科目﹐教科書必有的內容。結果﹐其含義越來越廣。這也與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不可執的說法相一致﹐即二級社會控制了人﹐而非社會為人所控制。人們失去了與生俱來原初社會﹐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大而又懷敵意的二級社會。人們就開始訓練在火焰與刀刃上行走的能力了。這也包括中國婦女裹腳﹑西方婦女緊腰等惡習。

精神病學裡有一個病理概念﹐稱為強迫觀念。強迫觀念的有無是劃分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界限之一。醫學上說﹐一個不能為邏輯理由所抑制的重複出現的意念﹑感受與行為﹐稱為強迫觀念。出門後﹐怕忘了鎖門﹐返回去檢查一遍﹐這正常人也有。如果返回去過了﹐還懷疑自己檢查的可靠性﹐返回一次又一次﹐就是病態。這種個人強迫觀念也發生在原初社會﹐但二級社會可發生大規模的集體性的強迫觀念﹐即整個社會為某些強迫觀念所困擾。比如﹐在五十年代裡﹐美國出現所謂麥卡錫運動﹐人們毫無理由地懷疑他們的鄰居是共產黨間諜。又比如﹐當今社會很多少男﹑少女追求漂亮﹐以至荒費學業﹑損傷健康﹐個別人致死。我在《中華道學的一個新解釋》第二章裡論述英雄的概念在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中如何不同﹐提到原初社會中人們或把偶然的殺人現象當成禁忌。現存的原始部落就有將殺人者逐出部落的傳統文化﹐即這種禁忌的體現。原初社會的這種強迫概念規模較小﹐具有與社會生存緊密相關的現實理由。類似禁忌一旦成為二級社會的集體強迫觀念﹐即可走向與人類天性相違背的極端。

在原初社會﹐人們沒有嚴格的理性思維﹐這是由人腦的思維結構所決定的。這並不妨礙原初社會的人們作理性的判斷與推理﹐與二級社會的理性思維的區別在於﹕前者以生活經驗為基礎﹐沒有發展成抽象的理性思維系統。現代二級社會的理性思維是多系統的﹐諸如自然科學﹑歷史﹑哲學與宗教就有全然不同理性思維系統。在哲學這一領域之中﹐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等又都建立自己理性思維系統。作為個人﹐我們只能接受一個理性思維系統﹐再參照其他系統的基本原則﹐對我們並非理性的大腦思維作選擇性的抑制﹐講出口與寫在紙上的話表現出嚴格的理性﹐並非大腦的天性。

與理性思維相關而又相似的是我們生活的價值系統。有人願意把掙來的錢買衣服﹐有人卻願意花在飲食上﹐人們有着不同的價值觀。原初社會的人也同樣有不同的意願與取向﹐但他們的價值觀以天然人性與人的基本需求為基礎的﹐所以只有一種﹐即自然價值觀。這種原初社會的自然價值觀在早期道家學說裡有了系統的描述與提昇﹐並為學者們所熟悉﹐這裡不作重複。在原初社會中﹐社會與個人有同樣的價值觀。在二級社會中﹐社會要與社會成員分別開來﹐社會要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以作為社會的穩定系統之一。相對于原初社會豐富多采行為意願與價值取向﹐二級社會要選取單一價值將其系統化﹑制度化並與社會權力相結合﹐即現代的所謂官方意識形態。這是二級社會建造的需要﹐社會的等級與公正的衡量需要一個固定的價值系統﹐用以形成社會的統一理性﹐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不同的二級社會可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目前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界裡﹐各有權力與人群作背景﹐相互競爭與較量﹐導致戰爭與衝突。這與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不同﹐後者是統一價值系統內部的競爭。

中華道學的一個新解釋第三章提到四種個人初次由原初社會進入二級社會時的心理效應﹐也屬於兩級社會意識形態的差異。類神世界效應是說﹐個人能跟原初社會在心理上融為一體﹐卻無法與二級社會進行心理溝通﹐只能尋求代表﹐這種代表﹐就是類似神的人物。人類在二級社會中生活在生人中間﹐要學會在用社會權力織造成的社會網格中與陌生人打交道﹐其結果是恐懼與孤獨。第三個心理效應是﹐人在原初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熱情在二級社會中轉變為麻木與冷漠。上三種心理效應結合在一起產生第四種心理效應﹐即不見于原初社會而盛行于二級社會的虛偽與奢侈。

() 业余时间与周边潜能的开拓

 

人类学家相信,工作与业余娱乐的区分开始于农业与畜牧业的发明之后。为未来投资促使人们增加工作时间与强度。国家出现后,出现了用于监工的有闲阶层,人类才被迫认真工作,形成我们今天的工作时间长于娱乐时间的习惯。只有个体农民一直没有人在背后监工,他们闲散的天性得以延续。如果个体农民可以把娱乐与满足衣食需求结合起来,象史前人类那样,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与劳动。

业余时间与娱乐相连,而娱乐与文化相连。不仅我们周末看电影、读书消遣等本身属于文化活动,业余时间的娱乐也是文化创造的动力与来源。教科书与字典对文化已有较多的定义,我这里引入一个新的定义,即将文化定义为,如何使用业余时间。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赋予我们一个研究文化的特定视角。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后的时间名为业余。只有在没有温饱之忧时,一个人才可能有享受闲散娱乐的兴趣。这样的定义下,原始人类、农民,甚至动物都有业余时间。

现代社会中,业余时间已变成上班工作后剩下的时间,其实我们大部分工作并不是为了基本生理需要。我们的工资中包含税收,用来供养政府与军队,也包括奢侈娱乐的消耗在内。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用业余时间做饭洗衣服,这些活动与人类基本生理需要的联系比工作还紧密。

动物与现代人类使用业余时间的方向不同?动物放松身体,享受即时的欢乐,这和原初社会的人类一样。这种即时的欢乐追求,毫无功利之心,即本文所称的美学追求。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05-1980) 认为,人与动物截然不同,动物有其自然天性作指导,人类已失去天性的后盾,直面人生,成为自由人。就是说,人类有违背天性而为所欲为的自由。从道学观看来,业余时间本应闲适欢乐,人类决心用它来追求身外之物,这种追求就天地广阔,没有范围与限制。从人性角度看,这种追求既然违背人的天性,就不会有固定的方向,也不会有固定的价值系统。除了只手举泰山等物理学不允许的事外,人类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绝顶痛楚而又荒诞不经的人类业余时间的消磨,莫过于在公共场合自焚。某些自焚者死前狂喊狂奔,某些自焚者却显得安详镇静,步履轻盈,嘴角还挂著淡淡的笑容。文明人的精神作用足可以使肉体的痛苦变成脸上的笑容。据说明朝的方孝儒拒绝给永乐皇帝起草即位诏书,酷刑之下,他的脸变得血肉模糊,还能在笑声中,破口大骂反贼篡位。

有这些极端的例子,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为何在有闲阶层的监督下,古人放弃业余时间追求闲适欢乐的天性,而如蚂蚁一样地终日劳苦;为何数千年后的今天,专制的国王被推翻,技术革命使生产力直线上升,多数人却仍然工作时间多于娱乐时间。实际上,人们如同上述面带笑容的自焚者一样,在笑容下忍受长时间的劳苦。

我们的行为由先天人性与文化环境所决定。由遗传决定的人性可以用一系列的自然需求、基本能力与周边潜能来定义。周边潜能是自然需求或基本能力的过分延伸,虽然过分,但仍在人体与大脑的能力范围之内。一个人可以轻松愉快地走路、跑步,通常不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如果逃命的话,他就会超出正常的速度,不顾他肉体与精神的痛楚。我们就说,这个人在使用他的周边潜能。基本能力与自然需求即基本人性。周边潜能非人生所必须,二级社会可以迫使它的成员开拓周边潜能而生活。原初社会能够包容人类全部天性。二级社会并非人类天性的产物,有特定的方向与目的,迫使人们开发某些周边潜能而抑制某些基本人性。

一个问题是, 这种迫使人们开发某些周边潜能而抑制某些基本人性的文化能否对人类基因池施加方向性的影响,选择某些基因,淘汰某些基因,如那些与逆来顺受、铁血纪律有关的基因被选择,那些与懒惰散漫有关的基因会被淘汰。在回答这一有关人类行为基因问题前,我们首先看看普通性状基因的情形。

一般人都知道,中国人喝了很多牛奶后会胀肚,欧洲人就不会这样。这是东方与西方农业文化不同的结果,而农业文化是一万年之内的事。最近,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们对数百名东亚人、欧洲人、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对比研究发现,由于饮食文化与环境的不同,每一人群对250个左右的基因进行了阳性的选择。如以上三种人群中分别增加了分解蔗糖、乳糖、甘露糖的酶的相应基因频率。(Sample, 2006; Than, 2006)

对具体食物消化分解涉及单个基因,至多数个基因。而与上述忍耐、纪律、懒散等人类社会行为相关基因的数目要大得多,又与文化影响混在一起,一时难以研究清楚。我倾向于认为,人类主要是改变生活习惯来适应数千年来劳动强度与劳动时间的增加,即人为地开发某些周边潜能而抑制某些基本人性, 而不是依靠基因池的改变。这并不排除人类基因池的轻微变化,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人类今天的行为。人类远离天性的种种行为主要是文化的产物。

一个有力证据是,人们因文化不同而显示巨大差异,而他们的本性仍相近,即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不光地球上的人类全部可以相互结婚生子,他们还属于同一种属,而且种族主义者们数百年来制造文化先进民族是遗传上优秀民族的神话,科学的进展将他们的神话一一揭穿。他们的民族对比研究不是方法有问题,就是材料不准确,甚至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更重要的证据是,许多迹象表明,人类对二级社会的种种制度与要求,虽然已经纳入生活的常规,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还远没有纳入我们天性的范畴。而纳入天性范畴,需要基因与身体结构的改变。支持这一结论的是强大社会压力的存在。

在当今二级社会中,一个显然特点是:社会所提供机会的总和远远小于社会成员雄心壮志的总和。这最初是监工的有闲阶层想出来的办法,现在已深深植于我们的社会体制中,这就是淘汰制。如果勤劳、纪律等特性已纳入我们的遗传基因之内, 就用不着竞争、淘汰等机制来修饰我们的行为了。在强大社会压力的驱使下,我们不是在适情恣意、毫无羁绊,而是在忍受。

据美國心理學會統計,百分之四十三的美國成年人因精神緊張而遺留下健康問題,美國門診病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九十,主訴與精神緊張有關。精神緊張一項就使美國工業每年付出三千億美元。而僅是病假誤工等造成的損失﹐不包括醫療费用。

据心理學家統計,一個人平均每天有六万個思緒,絕大多數思緒只是腦海深處的自言自語。但這些思緒的百分之七十五是陰性悲觀的,不是擔心工作,就是气惱鄰居的言行。喬普拉(D.Chopra)是一位印度裔美國醫生,著名的新時代作者。一位神經病學家告訴他,一旦你認識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使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來回避痛苦的事實,你就明白人的動机是什么了。 我們夜間紛繁离奇的夢,七個中有五個是陰性悲觀的。

你如果問人們為何整天工作,晚上操持家務,終日不得休息?他們几無列外地回答是為了追求幸福。科學家們一直想找出一個衡量幸福的客觀指標。無數的調查研究得出同樣的結論:幸福能使一個人身体健康。癌症﹑中風﹑心臟病﹑精神病﹑自殺等五大疾病的發病和不幸福直接相關。如果人人追求到幸福,其結果將會有效地降低這五大疾病的發病率。恰恰相反,這五大疾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例如﹐二十世紀中﹐美國加拿大的自殺率增加了一倍(Macionis & Gerber﹐1999﹐p587 )。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可悲的事實:人類不斷加油,但离幸福越來越遠。這說明﹐社會壓力對我們的要求與我們的能力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在二级社会中,人们确实都追求最高、最理想的目标。说这与个人天性有关,不如说是二级社会设计的必然结果。二级社会的特点就是确定单一的方向与价值系统,然后将社会按这一系统分成诸多固定的等级,作为社会的稳定系统,也作为社会的衡量系统,以求刺激社会成员向同一方向努力。我在《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第六章第三节《社会金字塔》中指出,社会的这种价值衡量系统可持续数百年不变,形成一种文化。如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的蒙古人一心一意在战场上杀人等等,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已在西方的带领下走上积攒财富的道路。这是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同,正如细胞组织与器官的不同。二级社会需要一个固定的价值系统来组织社会,而原初社会是建筑在人性基础的社会,直观本能是其天然的组织体系。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在思维创造上的不同或可以用史前岩画与埃及金字塔的不同来表示。经过数百年的文明洗刷,世界上还有以百万计的原始岩画供人欣赏。如近年来发现的宁夏中卫地区大麦地岩画群,共有8453个岩画个体图形,分成3172组。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还有1500多个图画文字。岩画的时代上限为两万年前。金字塔是十万奴隶数十年在皮鞭下的血与泪;上数岩画给人的印象才接近庄子的思想与行为:放荡不羁与汪洋恣意。(图三、图四)

庄子在精神文化方面的贡献并没有给庄子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他一生穷困潦倒,见魏王时穿着粗劣的衣服,鞋子破了用麻绳绑好。这是因为他们对二级社会的各种追求了无兴趣,他的学说对当时的二级社会了无用途。他的书可带给失意文人以安慰,也同时消蚀人们为二级社会献身的斗志。阅读了《庄子》一书的人无不对他的丰富想象力留下深刻印象:他硬是用平常的文字创造出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多样化、更加美学化的虚幻世界。

对中华道学传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庄子是一个很有精神个性的人。他的精神个性表现在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个人自我表现的绝对自由。结果是放荡不羁与汪洋恣意。这是人生追求自我的圆满实现。

弗洛伊德(1856-1939)是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人类心理的医师。他的有关人类神经系统的理论强调,神经系统运转的基础是神经原的惰性(neuron inertia),是一个不断寻求平衡稳定的过程。所有人类细胞、器官、肢体具有返回最适宜状态的倾向,即所谓最小激动状态。我们的脑子就是要自动回到闲适的心态。依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当我们激动时,我们的神经系统具有减少激动以保护自身健康的倾向。我们的神经系统也同时需要最低的信息与刺激以保持最适宜状态,也就是略偏阳性的闲适心态。精神与心理的种种障碍都是背离了人脑闲适心态这一生物原则。

闲适心态是中性的,而美学的大脑最适宜状态却是偏于阳性的。美学是一切人生追求在精神深层上的回归,这包括娱乐、享受、艺术欣赏、事业上的成就感以及道德与宗教上的追求等等。这种种追求中的阳性结果,会给我们欢乐、幸福、兴奋等感受,这些感受是与外在环境与人生历史时刻相结合才显得不同,如果忘掉外在世界,在精神深层里,这些不同的感受就更加相似。依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当我们激动时,我们的神经系统具有减少激动以保护自身健康的倾向。所以,美学感受就是人生追求所带来的欢乐、幸福、兴奋等阳性感受的最后回归点。这也是本文美学追求这一概念的基础。

人生实现自我(self-actualization)追求是马斯洛首先提出来的。马氏认为,人的天性就是追求最高、最理想的目标,只要他们的人生道路不为恶劣的社会环境所堵塞,他们就不会放弃这种追求。马氏的所谓最高、最理想当然是针对二级社会的竞争环境提出来的,要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力,要取的与周围人相比的最大成就。马氏对他认为实现了自我的一组人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人包括林肯、索罗(美国作家)、贝多芬、罗斯福、爱因斯坦。(Kagan & Segal, 1995, pages 389-390; Arnheim et al, 1972, pages 444-447)

《論語》中記載﹐孔子對自己的一生心路體會作了如下描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自十五岁开始努力,到七十岁,也就是去世三年前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水平:心想到哪就做到哪,而又事事在社会规范之内。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大型的二级社会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的时期。足以见得二级社会并非象原初社会那样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就连圣人孔子也要苦苦磨炼一辈子才能完全适应社会。

从孔子的例子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二级社会里,人可以感觉象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自在,找回原初社会的个人感觉。主张反扑归真的道学追随者未必一定要远离社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马斯洛所列举的最终实现自我的人也如同孔子一样,自然融洽而又随心所欲。他列举了这些人的许多特点,诸如:他们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他们与人类为伍;他们的价值与态度是民主的;他们的幽默感是哲学的而不是讽刺的;他们超越了环境而不是应付环境。我想这些也实用于孔子。马斯洛还提出人生高峰经验的概念并对其做了研究。高峰经验是人一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经验,这时的人与周围世界更和谐,更自治,更有自发倾向,更富于感受,更少意识到时间与空间的存在。

孔子连同马斯洛的实现自我的人在二级社会中属于少数,尽管他们的学说与思路各异,他们的人生历程都是对二级社会的超越而与道家反扑归真的原初社会模板相符合。孔子的晚年已经超越了现存社会,精神已经提升到美学的境界,与庄子殊途而同归。在二级社会中这种少数人的美学境界是与多数人的失意成为对照的。

 

() 文化

 

文化为人类所特有的骄傲已有数千年历史,圣经上就有人为万物之主的说法,中国古代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只有最近对动物研究的进展才使人类认识到,很多动物也有文化。动物的文化也象人类一样,随著地缘与族属的不同而变化。只是,各种字典与教课书仍以文化为人类特有来定义文化。如一本教课书这样定义:文化是人们用来确定利益与追求利益的一整套行为与观念。

如果把动物考虑进去,就需要把文化重新定义。因为我们的行为由遗传与文化环境所决定,文化可定义为行为的后天学习部分。这样的定义也允许动物拥有文化。如鸣禽的歌声即后天学习的结果;黑猩猩用树枝在洞里钓白蚁吃也是它们时代相传本领。这两种动物文化的列子都有地缘的变化。我们上面已介绍本书对于文化的定义,即如何使用基本生理需要满足后的剩余时间(李柚声,20052006)。上节已经指出,业余时间的使用可以把动物、原初社会的人类与文明人类分别开来。

如果一个人可以满怀幸福感地自焚,我们也就可以说:除了物理学不允许的事外,人类业余时间的使用没有什么限制。个人行为是这样,作为人类社会的整体行为也大体如此,只是人类社会要用多少年的时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方向,之后也难以象个人一样,想停下来就可以停下来。上面已经提到古埃及人的金字塔文化、蒙古人的战争文化以及近代欧洲的财富积累文化,无不迁延数百年之久。将人类历史划归为一个固定模式的企图是对业余时里人类想象力的低估。

以如何使用业余时间定义文化也反映这样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事实:创新发明是在业余时间作出的,即人类文化是业余时间的产物,只有金字塔、帝国的建立与财富积累是工作的结果。当我们的脑子为饥寒、危险、令人厌烦的常规工作所占领时,我们的意识聚焦化,无瑕他顾,又如何谈到发明创造呢?不断翻新是业余时间里闲适娱乐的需要,也是一切美学追求的特点。历史上有很多有关发明的故事说,一个科学家面对一个难题,整天思索与试验而不得解决,却在疲劳后的酣睡中把问题解决。说明,我们的脑子在闲适时更富有创造性。当今社会也有现成的理性思路与常规让人们在枯燥无味的重复中发现新东西:你如果每天夜晚都数天上的星星,坚持数年之久,就有希望发现前人所不知的天文现象,只是这种数星星的方法是别人在业余时间建立的。我们可以说,光辉灿烂而又种类繁多的人类文化主要是业余时间的创造。

原初社会也有文化。原初社会的文化没有脱离人性的基础,受人性的制约,没有选择与修饰人性的能力。二级社会的文化已经脱离了人性的制约,反而对人性有修饰与选择的能力。原初社会的文化只有一种,二级社会的文化可有无数种。原初社会的文化虽然也会有差别与变化,但都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变化与差别。这好比土壤本身可有种种变化与不同,仍归属土壤本身的特性及其表现。原初社会社会的文化如同土壤本身的变化。二级社会文化与人性的关系有如植物与土壤的关系。植物虽然长在土壤上,植物品种繁多,每种植物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与进化途径。人类种种文化也如此,各有自己的演化途径。

具体到一个民族与社会来说,原初社会时期的文化是多方向、多样化而富于创新。进入二级社会时期以后,一个民族与社会只能在二级社会文化的无数可能中选择一种。结果,二级社会的文化是,单一方向,单一形式。古埃造金字塔文化、蒙古征服欧亚大陆的战争文化与近代西方财富积累文化都迁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其方向单一,规模宏伟而又整齐划一,并不允许个人作其他选择。作为个人,只能在社会选择的大方向之内营造自身的自由与生活,别无他方。就像飞机上的乘客,有在飞机内活动的自由。另一个比喻是,原初社会的文化是大地上的动植物王国,二级社会文化是人类园圃内的蔬果、圈栏内的禽畜。

二级社会文化对人性的选择与修饰突出表现在文艺娱乐的教育作用上。当今社会的文艺娱乐虽然标榜独立、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无不在社会选择的大方向之内操作,表达既有的生活观与价值观。当然,在大量的人群在二级社会中受到精神创伤时,也有不少文艺娱乐抒发他们的情感,这种个人情感的抒发无损社会沿既定方向前进。作者认为,二级社会文化方向的扭转不是个人的行为所能影响的,这如同水分子要扭转河流方向一样不可能。二级社会的文化走向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

业余时间的使用对人类来说,又有任意性。对一个人来说,他的业余时间是用来积攒财富呢还是用来建造金字塔,对他本人所关注的个人幸福而言并没有什么差别。这就决定了一个社会突然转变文化走向是可能的。这种社会文化走向的转变与个人幸福无关,个人也就无从说服亿万他人摈弃一种文化。一片地上,可以长庄稼,也可以长野草,也就完全可以一夜间改种树木。对于大地来说,其差别并不大。

上面讨论了现存社会对成员施加强大压力,使他们向既定方向努力。这种压力的行使有赖于二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 的竞争与不信任,而这种竞争与不信任随其构成的敌对集团加大而增加。两级世界大战之后,有联合国的运作,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减低,文化的交流增加。无疑,现存社会对成员施加的压力有减缓的趋势,近年来,人们可望向闲适与懒散的人性回归,这种回归这少可减少人类之间的不必要冲突。

 

() 社会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不同在于,前者是无阶级社会,后者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系统,或称阶级社会。这种等级系统除了稳定社会外,还有一个隐藏的含意,即社会价值的取向。等级系统是按固定的价值系统建造的,也就成为推动社会向既定方向前进的主要动力。在古埃及,要看一个人的金字塔或坟墓造得多大,在蒙古要看一个人杀敌多少,在当今社会就是要看你给社会创造多少财富。知识与艺术在现今社会中也可以折合成财富,用钱来衡量。

二级社会的等级与价值系统一旦崩溃,世界上便为混乱所主宰,充满血腥的罪恶。因为人性天生的多价值、多方向,与二级社会的单一价值与方向有本质上的冲突,二级社会的圆满与理想只存在天堂之中。二级社会的太平盛世不过是相对而言,罪恶较少而已。

原初社会的决策系统建筑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是头人与社会成员协商的结果。原初社会虽然人数很少,生活还是以家庭与个人为主,原初社会的头人政治没有能力把成员大部分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集体福利或其他固定目标。大部分人用大部份业余时间追求毫无功利成分的纯娱乐,即本文所说的美学追求。与此相反,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还是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与社会活动。

原初社会没有阶级,有头人与普通成员以及男女老幼的区别。黑猩猩社会中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原初社会的这些社会区别,是本能意识与平等互惠原则的补充,以免社会过渡分散,达不成应有的决策。二级社会的等级有稳定社会与显示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同时是阶级剥削与压迫成为可能。

二级社会的主人是神不是人,所以二级社会需要一套不为个人左右的、自外在领域引来的决策系统。外在指人性之外,人类自然社会之外。中国数千年的帝王制就是自外在领域引入一个独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来作决定;西方用议会辩论与投票方式做决定。哈蒙德(Hammon, 2000)在分析了欧洲与中东民主概念在古代历史上的传播与变迁后,结论说:中东与两河流域的平等与公正是统治者送与人民的礼物,而西方民主最初来源于一个印欧概念:权力的终极来源是手持武器的男子全体会议。充分说明,民主也是外在概念,并非原初社会的土生土长。二级社会决策系统的本质就是人不可信,或相信武器,或相信人类的凭空创造:如皇帝等偶像。

原初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基于礼尚往来、平等互惠的原则;二级社会人与人的交往受社会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制约。二级社会的平等、公正等概念与人性无关,与个人意识感受无关,是人类创造的众多理念系统的一部分。

原初社会除了它的成员意愿之外,没有另外的外在目标。而成员的意愿是人性的自然体现。二级社会具有外在目标,与人性无关,也与社会成员真正意愿无关。如上面提到的金字塔建造、征战杀人与创造财富等并非社会成员的真正意愿,他们的意愿在于个人幸福。二级社会的外在目标还很大程度上受与周围其他社会的敌对、竞争关系所决定。原初社会考虑自然环境的敌意,如猛兽等。与自己一样聪明的敌人要比猛兽强大得多,要更难对付。汤恩比说,人类面对猛虎而毫无防御能力时的存活机会远大于人类面对自己而缺乏对策时存活机会。

原初社会与它的成员能做感情与心理上的沟通,成员在心理与感情上觉得自己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也包括周围环境,即所谓天人合一。庄子对天人合一做了详细的论述,不过他讲的是二级社会个人通过认识与修练而达到的一种心理经验。作者认为,这种心理经验是原初社会个人的正常心理体验。这是一种基于本能意识的精神深层体验,也是道家以及其他宗教系统追求的目标,就是在二级社会里找回这种原初社会的心理体验。

二级社会是人类文化的创造,是人类天性之外的事物,是外加的。个人无从与二级社会做感情与心理的沟通,人们并不感到自己是二级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二级社会的联系仅仅是生产与社会活动中建立的联系,由社会的结构与法律来维系。正象上面讲到的孔子与庄子从不同角度努力,而最后殊途同归,个人在二级社会种种努力中也会偶尔找回这种感觉。最常见的是,人们组成不同的社会团体,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相互对立,而个人对这种二级社会的事业全面投入,也会产生类似个人属于整体的感觉。这是以社会对立面为前提的,如热心慈善事业的人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助人为乐与什么人对立,他们却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纠正,是与当今主流社会方向相对立的。

 

() 世界的多层次运作与两级社会

 

《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一书引入一个重要新概念,即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宇宙观。这样一个进化观点符合早期道家学说,也与现代科学发现相一致。老子形像地描述了这一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宇宙生长过程。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四十二章) 现代科学认为,宇宙来源于一百四十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科学家们的考察只能无限接近大爆炸开始的时刻,现在可考察到爆炸后的十的三十余次方分之一秒。科学家们相信,宇宙开始时如此微小,肉眼难以看见,而这一点内部均匀如一,没有差别。科学家们不能考察大爆炸以前的情形,因为那里不发出任何科学家们能够观察到的射线或其他信息。综上所述,我们满有理由地假定:大爆炸之前的宇宙是无,是以大爆炸形式生出有,再生出世界万物的无,也就是道的本体。这里的有包括有形与无形的,如时间与空间。柏拉图学说认为,人类理念是脱离人类与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道家思路近于唯物主义,认为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有赖与物质世界而存在,即先有物质,后有精神与理念,即宇宙有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的演变过程。不过这种物质与精神都产生于无。

宇宙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过程的一个普遍形式是,多层次,逐级放大,逐级复杂化。只要略微扫视一下周围,就会立即发现我们的世界是分成不同层次来运作的。如我们的物理世界分成如下层次:

 

1) 基本粒子

2) 原子

3) 分子与各种单纯物质,液固气三态

4) 由液固气三态物质组成复合的各种物体,如山川、云雨与生物

5) 星球以及它们的卫星

6) 星系,如我们的银河系

7) 宇宙

 

我们的语言也分不同层次来完成它的表达与信息交流功能。语言分如下层次:

 

1) 字母,汉语与英语的二十六个拼音字母,字母仅是一个符号

2) 单词,单词表达一个概念

3) 句子,句子表达一个意思

4) 段落,段落表达肤浅与零散的认识

5) 文章、书与著述表达人类深刻系统的认识

 

分成不同层次而逐级放大是我们复杂世界运作的共同途径,这包括我们的外在世界,包括我们的内在世界,也会包括我们宗教想象中的理想国。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世界分为七个层次来运作,为简单起见,我这里仅以人为例来说明。某些动物也有社会,为原初社会,只有人类组成二级社会。

 

1) DNA 或脱氧核糖核酸分子

2) 细胞

3) 组织

4) 器官与人体功能部分如肢体等

5) 个人

6) 原初社会

7) 二级社会

 

在生物界的上述七个层次中,细胞与个人,或其他动植物个体,是较其他层次更为基本、更为独立的层次。我们不妨将细胞与个人相比较,组织层次相当人类的原初社会,器官与人体功能部分如肢体等相当人类的二级社会。人类社会目前还没有相当个人或生物个体的三级社会,如果我们接受本书宇宙进化的学说,就会相信完美二级社会与三级社会的可能。器官与人体功能部分如肢体是由各种组织构成的,细胞并没有象人类社会那样把它们的原初社会──组织打乱后由单个细胞直接构成器官。单个细胞离开组织后不能存活,有两个例外:白细胞与癌细胞。前者因其功能要求它们单个细胞进入其他组织之间去吞噬入侵的细菌;后者是严重的病态。古时个人第一次离开他们熟悉的原初社会而生活在二级社会的生人中间时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威胁了他们的生存。所以老子才说了天下神器不可执、不可为的结论,并主张作为二级社会的政府存在不为原初社会的成员所查觉。即所谓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

本章第一节曾讨论生物与文化突变。生物突变的本质是核糖核酸的变异,即密码改变了。所谓密码是对基因说的,而基因不过是核糖核酸中给高层次,细胞、组织、器官与个体,携带有关信息的部分。就像农村的少数农民给国王生产日用品和提供政府其他服务一样。就是说,基因突变在上述DNA 或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层次上毫无意义。同样,对二级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文化突变对原初社会的个人来说,只有美学追求上的意义,不过是新奇好玩罢了。

图三列出由下向上逐步发展的诸层次,以显示由低级进化到高级的方向性。最底层为无,不是普普通通的无,是一个全能的无,它有发展成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潜在能力。具有如此巨大潜能的无就是道家的道,也是哲学意义上的神。根据道家的学说,道是无处不在的,即存在于它所创造的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之中,赋予事物的本质与特性。重要的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道能使事物有向前进化与发展的潜在能力。哲学意义上的神同样无处不在,同样赋予事物的特性与进化的潜在能力。作者倾向于认为,这种向前进化与发展的潜在能力,包括建造完美二级社会的能力,在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那一天,就已经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中了,并向人的意识层投射,变成人类对人生意义,对艺术,对精神,对宗教的不懈追求。(图五)

(文献与插图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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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n Anthropological/Psychological View
Paper back with references and index, 243 pages

You-Sheng Li,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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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dition 401 pages; 中文版﹐401頁﹐書後有文獻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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