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道家思想

                                                閱石軒(柚聲)

(2007年六月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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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能概括毛泽东一生的话莫过于他本人年轻时所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就毛本人以及自1949年至1976年毛控制下的中国大陆来说,用毛的这三句短语描绘,恰如其分,并无夸张之嫌。前苏联领导人与西方人士曾抱怨说,红色中国象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这全是毛一人的性格表现,既不代表中国人民,也不代表中共全体成员。毛一生把他的国家与政府折腾了个底朝天,角角落落,无一幸免。这也包括他本人家庭在内,足见毛对他的这三句短语,身体力行,无半点虚伪的意思。如果我们不被表面的辞藻与渲染所迷惑,而细加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毛的种种行为后边却隐藏著道家传统的底蕴。

毛当然不是一个真诚与自觉的道学思想家,但这不否认毛思想中的道家思想因素,也不影响我们从道家思想来分析毛的生平事迹。马克思曾说,�我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他本人并不实践马克思主义,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虚伪,但马克思无疑相信他本人的学说。毛曾说,他年轻时信仰孔孟,后来改信马克思主义。但我以为,毛的思想离马克思与孔孟都较远,而与道家思想接近。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受到广泛批评,这种经济对意识的决定性影响到了毛的中国变得无影无踪。而且相反的是,毛终生强调思想与政治的作用,与那些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人作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与经济生产有联系的人几乎都成了毛的攻击对象。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要在全世界都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才会发生,毛却把自己领导的农民革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如果把列宁与毛泽东的创造性发展部分去掉,回到原汁原叶的马克思主义,毛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意识部分就会充分显露出来。

毛的儒家思想影响已为许多学者论述,我以为在儒、道两家中,毛与道家近而与儒家远。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孟之道标榜,但穷则独善其身,躬耕田里,以老庄哲学,修心养性。又由于老、庄以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理想,正符合我国数千年来的农村现实。结果我国农村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近于道家,而离儒家较远,不过用孔孟之道标明家庭伦理而已。毛在农村长大,耳闻目染,不觉浑身浸透了道家的精神。历史上农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都有明显的道家倾向。

要说儒家思想在中国农村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仅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农民热中佛与道。毛的家算不上知识分子家庭,毛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当过兵,做过买卖,他虽然认得几个字,却极力反对毛深造而进入农村知识分子阶层。毛的母亲信佛,毛还与母亲商量过如何劝父亲信佛。据说毛的父亲遇虎受惊后也变得尊重佛教,间或烧些香。在中国农村,一般人都佛、道不分的,很少人儒道、儒佛不分。佛教是纯宗教,不干预政治,而中国农村的道学思想影响并不是这样,它即包括宗教哲理,也有提倡均平社会的道家政治理想。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哥老会在湖南势力强大,在毛的家乡曾聚众闹事,组织吃大户等。所以,毛的家庭在当时农村所处的层次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与儒家思想较远。毛的家庭与周恩来的家庭正好相反,后者近于儒家而与道家较远。周恩来的风格更接近儒家推崇的雍容文雅的中庸之道,因为他幼年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毛幼年时也学过儒家五经四书,那是新旧交替时代已经走了味的儒学,不足以帮助他超越家庭的影响。

毛传记中有许多有关毛幼年时如何同情穷人,说他与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背著父亲把稻米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还与家中长工一起对付父亲的吝啬。这些记载是可信的,只是要指出,这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持家致富的父亲恨不得把一个钱掰成两个,不当家的母亲与儿女才有展现怜悯之心的余地。老子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令而自均。� 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上天降下来甘甜的雨露,用不着谁来命令,人民自己就会走向均平;用富足有余的弥补那些贫困不足的,这是天然的规则;而人间定的规律却相反,拿不足的来奉给富裕者。总之,依照道家思想,平均主义是人类天性的表现,持家致富是文化的赋予。

现代大型社会为二级社会,有别于史前的原初社会。远古时候,原初社会是家庭以上的唯一社会层次,大约在150人左右。游群组织与部落即原初社会。原初社会是人类遗传天性的自然延伸,在原初社会中人类天性得以充分显露,没有迫使人性向某个方向改造的外来压力,所以是均平社会,也是和平社会。人类的本能意识足以保持原初社会的内部和谐。原初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有心理与情感的沟通,在心理情感上,原初社会是统一的整体。个人无法与二级社会进行心理与情感的沟通,二级社会的整体性有赖共同的理念与组织建制。发财致富的理念加上以钱作为社会衡量尺度是当今西方社会的基础。(有关两级社会的论述请访问作者网站: taoism21cen.com)

中国道家传统以均平的原初社会为理想社会。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与城市相比,农村更接近原初社会。国内传统说法经常把农民说成极端平均主义,也就是道家的天然平均主义,冠之以极端,为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意思。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毛思想远较其他人更接近道家的均平社会思想,成为他抛开中央大多数,顽固地推行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政策的思想根源。

总之,如果从毛著作中剔除那些马列主义时髦词语,就可以看出毛的思想深处的确颇有几分黄老道学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内用黄老而外示儒术。 同样我们可以说,毛是内用黄老而外示马列。毛把他的国家引入无休止的混乱,人们谑称为打摆子。人得疟疾,隔日寒战而后高烧,之后却一如常人。毛的无数政治运动也无不如此,除了内部消耗外,并无什么成就,一如原地踏步。也就符合中国道学传统的无为原则,尽管这种无为并非心甘情愿。毛死后中国大陆迅速改变,二三十年下来,经济、艺术、思想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变化,就连祖国大地城乡面貌,也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毛的中国确是无为的瞎折腾了。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成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有如风烛残年患了癌症,马克思开得药方是共产主义。毛把它与自己年幼时所熟悉的农家梦想混淆起来,中国农民梦想一个质朴而均平的社会。一个多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世界使中国一时难以适应,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悲境地。令人惊叹不已的是,毛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领袖, 竟看不出一点需要改革的地方,而一心沉醉于他少年时的这一梦想。他一生同那些略有点新思维的人做殊死斗争,他一丝不扣地窒息了数亿中国人的进步思想。

毛的床上放了半床古书,就可以想象他的家庭生活如何了。毛还羡慕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抱怨说自己是例外。毛最后一个生日是同一群年轻的护士女友度过的,妻子江青亲手做了毛喜爱的鱼汤端来请求一见,毛让护士传话说,鱼汤放下,人不要进来。我上大学时,毛的女儿也在北大学习,传说女儿见父亲也不过每年一两次而已。江青文革期间,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哭诉阶级斗争搞到自己家里来了,使得毛的儿媳连夜奔逃。

根据他私人医生李志绥,毛生活十分简单:他经常整天披著睡衣,只有要接见客人时才穿戴起来。但接见赫鲁晓夫时,以在游泳池旁为由,他仅穿裤衩,以示对世界霸权的蔑视。赫鲁晓夫要与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毛一脸不高兴,说:�那你们出军舰飞机,我们出人好了。�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噎了回去。据说毛第一次在中南海接见海外回归的李宗仁时,也是在游泳池里只穿短裤。试想毛庞然巨体,一身肥胖,摆在客人面前,诚然不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名言。毛从不刷牙,仅用茶水漱口,也不洗澡,改用毛巾擦身。据说毛洗脸不用肥皂。毛住在中南海,那里原是皇家园林,毛让卫士们在屋旁种菜。一次他批评种花养草的资产阶级习惯,说公共场合还可以种花,个人家里应该种更有用的植物,如蔬菜果树等。结果成千上万的私人盆花搬出来放在公路两旁。毛死后数十年,他的子女都已进入晚年,一个个安于做普通公民,他女儿李讷见了记者的口头禅是,�我是一位普通老百姓。�她身穿补丁衣服,后边就跟著人数落,�你是北京城唯一穿这种破旧衣服的人!�这和后来邓小平等新领导人的子女截然不同,听说胡锦涛上台后情况有所改变。这或与毛年轻时在农村受的影响有关,与道家提倡古朴的思想相一致。张戎女士指出,毛没有其他奢侈的嗜好,却喜好在山沟里造别墅,着意奉迎的地方官在全国各地为他造了不少。这也反映了毛厌倦城市生活,有回归自然的内在意向。

土地改革,即平分土地的政策,在其他国家不太成功,中国大陆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毛是这一政策的提倡与推动者。由于道家的思想影响,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限制土地兼并,甚至平分土地的国家政策。在二十世纪的新时代,毛是这一老传统的倡导者。以雇用两人即为地主的标准,土改前地主仅占总农户的379%,无地的纯雇农为极少数。地主阶层平均每人2632亩土地,中农每人305亩,前者仅为后者的五倍多。这和中世纪欧洲领主与农奴为主而自由农民极少的情形恰成对比。欧洲农民破产后成为被雇用的对象,从而走上农业商业化的路,而中国农民在毛的领导下还守著越来越小的一片土地,做着数千年来世代相传的梦。

二十世纪上半纪,中国战争频仍,最终搅乱了农村的平静,使农民呼唤的心声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主调,毛正是顺应这一形势而得以露头角的。试想,人人手中一杆枪,却没有面包吃,那不是共产主义还能是什么?毛年轻时就读过老、庄的书,只不过他脑子里活跃的是《三国演绎》的群英会,哪会把老、庄时时挂在嘴边。据佛洛伊德等心理学家的分析,人脑有意识与潜意识之分,人们经常不自觉地将不合时宜的思绪压抑下去,进入潜意识领域。但这不妨碍不为人觉察的潜意识对人的行为起绝对作用。有人做实验,在决定买哪种车时,让人们分别在三十秒内与一个小时作出选择。一个人在一个小时内可以综合现有资讯,考虑各种利弊得失,作理性的判断;在三十秒内只能凭感觉,依靠潜意识。结果表明,人们在三十秒内作出的选择更好些。心理学家于是说,我们生活中的决定还很大部分依赖潜意识。人的潜意识常与幼年时的经历有关。毛的幼年心境无疑近于道家而与马列主义无关。毛的自力更生、人民公社等无不是毛思想深处道家理想国的反应,与马克思主义扯不上边的。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道家、道教的思想、人物、典籍、典故,随处可见,但多为随手拈来,并无深意。如毛在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说,�老子曰无动为大�,老子《道德经》全文中并没有�无动为大�的话,毛主张动,就拿老子的虚静主张作陪衬。又如毛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写到,�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是在千百万人民失去生命终于换来胜利的1949年说这番话,用以说明中国人民不怕死。其实老子是少有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以丧礼庆祝战争胜利,与毛引文的原意相去颇远。毛在1958年十二月对《张鲁传》的批语才披露了毛思想深处道家乌托邦思想。下为批文的摘录,可以看出,毛本人已经把马列主义抛开,把自己同历代农民起义连在一起了: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这里所说的群众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毽�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毽�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毽�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毽

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只有老、庄一家无视于天上地下的一切权威,独行其是。庄子以�与天地同生,与万物同体�的豪语著称。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上帝的同胞兄弟,我与宇宙一个身体。�现代学者多认为庄子为中国隐逸派的代表人物。隐逸家想象如何漫无边际,只影响他们自己。毛接见前美国记者斯诺时用北方农民中流行的歇后语说,�我是和尚打伞。�结果原话翻译过去,见于西方报界,被理解为毛老年孤独,阴雨连绵之际,一人执雨伞于荒野中的画面。毛的意思却是,�我毛某面对人生世界,无法无天。�但毛实际上却是中国大陆活著的上帝,其可悲结果已尽人皆知。

毛幼年时即造他父亲的反。毛于1935年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全是因为他的反共产国际立场,而又善于利用共产国际领导失误的机会。国内战争时期,毛拒绝斯大林的和平建议,斯大林死后,毛迅速与苏共决裂,公开批判苏联。毛不顾内部强大的反对意见,一手推动农业集体化,导致臭名昭著的大跃进运动,使亿万人挨饿。在上下一片抱怨声中,毛熟知黄老韬光养晦之道,从自己的政治联盟开刀,倒湖南老乡彭德怀以绝怨言,而使对立面主政,自己退居二线以观时变。数年后毛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向所有干部开刀。使毛甚为不快的是,革命干部一进入政府办公室就立即变成官僚,而需要另一次革命来打倒他们。其结果是毛的不断革命论,但不管有多少次革命,有多少人被打倒,毛本人是唯一的例外,任何革命都不能碰他。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要同时担当几个角色。家庭中,我们是丈夫妻子,父母儿女。在工厂或机关,我们是雇员与公职人员。在城市,我们是市民与国民。社会就是通过这些种种角色把所有的人组织在一个社会的网络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说过�纲举目张�的话,亿万人组成的社会网络在毛泽东眼里,有一个握在他手里的纲绳,他手一提,所有的人都被牵动了。这当然是一幅过于简单化的社会机制图,但二级社会的人事关系的实质正是这样。人们说,西方社会网络是钱本位,中国社会网络是官本位,就是说毛用官位的升迁作为社会衡量单位。官位的特权待遇与等级分别就需博大精微,高度发达,才能达到毛一提纲绳就牵动亿万人的效果。这本身与毛的均平社会梦想相违背最后,毛发动四清、文革等运动摧毁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致使官位的差别不足以牵动官僚,更别说平民百姓了,所以肉体刑法、冤死狱中以及大规模的恐怖在所难免。

中国历史准确记年从周朝厉王时国人暴动开始,此后中国农民起义之频繁、规模之宏伟为世界所罕见。汉朝与明朝即为起义的产物,这两个朝代都由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直接导致社会上下层次的大规模变换位置,有如整个社会翻了一次烙饼。这是西方闻所未闻的事。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以革命方式推翻清朝,脚跟还没站稳,共产党又革国民党的命而获得成功。毛掌权才十年就觉得不对头,开始用各种形式把矛头指向内部,直至文革期间妨1789年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而成立上海公社等权力组织,社会于是分成两派,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出生于官僚世家的周恩来,历经沧桑,熟知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把戏,他把两派斗争称为翻烙饼。这一派掌权,把另一派烙在下边,不是进监狱就是关牛棚。等另一派从监狱里爬出来,大权在握,就开始烙前一派的饼。这种翻烙饼式的革命的终极目标就是指向道家理想中的均平社会,只不过只能逼近而不能真正地达到就是了。毛的种种瞎折腾不过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戏剧性缩影。

我在拙著《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一书中,曾将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相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从封建社会开始而发展成统一领导的郡县制。二者不同的地方:秦统一中国成功,而企图以武力统一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失败告终。法国大革命推动欧洲社会全面改革,而中国却把社会改革与农民革命分割开来:即李、商鞅等人主持的变法与百余年后陈涉、刘邦等人的起义。周厉王时国人暴动就是与统治阶级争财权,并无社会改革的具体构思,以后的农民起义也无不如此。中国的革命起义既然不包括社会改革内容,便只能是翻烙饼式的改朝换代,原地踏步,以世世代代的流血斗争指向永远达不到的道家均平社会。这听起来似乎好笑,但今天的世界仍进行著这一斗争,诸如扶贫与抑制财产积聚的种种社会运动,无不用均平社会的理想作武器来对抗社会的不平等,只不过不流血就是了。

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前,中国北方农民称自己为自在王,就是悠闲自得,在自家天地里生活得象国王一般。除兵荒马乱与旱涝灾荒时期,农村生活相对稳定,大体如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著一种淳朴而又欢乐的生活。闲暇时间很多,至少冬天半年无所事事,他们的业余时间也用于精神生活,包括求神拜佛的宗教追求。他们每年节日之多,婚丧嫁娶之隆重,各种游艺活动之频繁,规模之宏大,致使经常把农活放在一边而全体出动,如此等等,会使今日城市上班族顿生羡慕之情。与现代人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更近于史前的原初社会生活。

要把上面提到的农民业余时间组织起来向高层次发展,无论是经济或是艺术,都需要二级社会的建制,即统一的理念与价值系统,再建立起相应的等级制度。这种二级社会的建制不存在,农民就只有在传统形式下消磨他们的业余时间。等级制度意味着强大的中间阶层,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扫荡中间阶层,使农民直接生活在天子之下。学者们多认为,中间阶层势微出现于宋代,知识分子们没有多少在二级社会施展抱负的空间,又回到孔子所说的�古之文人为己�,转为内求,从而出现宋、明两朝的理学运动。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听起来似乎抱负很大,但也没有突破他作为一个农村少年时的思想圈子,成为历史上扫荡中间阶层的最后一战,其结果有如提着自己的小辫上天,在原水平上用劲。

在中华道学传统中,是没有民主之说的。道家提倡均平、节俭、慈爱与无竞争,可能具有类似民主的社会功能,给人以公平的感觉。早期道学思想家们常用水来阐述道家的思想原则,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流水式思维,以趋下与迂回为特征。这种朴素的道家思想,在某些黄老学派手中变成宫廷权术,即所谓�斧声烛影,千古之迷�。而道家蔑视一切权威的无神论则在他们手中变成冷峻无情的铁腕政治。毛在政界一露头角时就显示出这些特点。

当毛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受西方影响,人们侈谈自由、民主与社会改革,中共也有一套选举原则来确定其领导人。毛大权在握,把那些原则搁置一旁,一心一意地构筑他个人的权力网。无论对与错,他都稳坐江山,无人敢有异议。在他之前,中共领导每过几年换一套人马,而毛上台后即铁板钉钉,前后四十一年,直至死亡也没有指定明确的接班人。毛死前的十余年中,他的黄老君王之术暴露无遗:他和他的朝中高官玩弄捉迷藏,致使无人知晓他的真正意图。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下一致认为毛要纠正过左的倾向,但毛羞于自己意图为人尽知,一百八十度转弯,以反右倾机会主义结束会议。六七年文革期间,上下都觉得毛要倒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志,毛一反常态,打倒谢的对立面杨成武等人。这使他周围的人个个陷入迷津,人人心存疑忌。毛晚年专靠他的卫士、舞友,以及三两个亲属如毛远新、王海容等作消息来源,也就成了被西方讽刺的共产党宫廷政治。这也反应,毛的与人交往囿于亲朋面对面交往的圈子里,习惯于当家长;缺乏二级社会中与独立个人平等交往的思想,致使中国对外交一度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

《庄子》为毛最喜爱的书之一,而具有道家倾向的李白是毛喜欢的诗人。庄子行文的汪洋恣意也是毛的讲话风格;李白的浪漫与豪放也见于毛的诗词。和具有艺术气质的唐玄宗、宋徽宗为著名的道学皇帝一样,浪漫诗人的毛近于道家,而离儒家甚远。毛当然对道学有所取舍,不是全面接受。老子提出�俭、慈、不为天下先�的三宝,毛勉强做到的仅仅是俭一项,其余两项,毛却正好相反:残酷无情与称霸国内外。

阴阳对立而又相辅相成,互相转换,所谓柔弱胜刚强,是道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毛用它来说明俾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革命道理,即被压迫的人民要推翻统治阶级的不断革命论。或称为两点论,二分法,辨证法等,这一道家理论成为毛的口头禅,充斥他的一切著作与演讲。这一阴阳相转的理论当然也适用于毛本人:这样一个千姿百态、斑驳陆离的一生,这样一个君临天下、叱咤风云的人物,晚年躺在中南海的卧室里,日复一日地看着他周围人等他死的那种急不可待的神色,强弩之末,剩下的只有无奈了。毛十几年前写的一首词,《念奴娇 鸟儿问答》,结尾一句是�不须放屁,请君充我荒腹�。毛死前将它改为�试看天地翻覆�。试想,毛不信神不信鬼,死后哪有看天地翻覆的福份。何况毛的死是上下盼望已久的事,又怎么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呢?所以还是实际一些好,毛于是发动批邓运动,用以清除死后政治动荡的因素,但批得连毛自己都觉得有气无力,于是在批邓的长篇谈话中,提到他死后妻子江青及其左派朋友时,毛脱口而出,求起邓小平等人来了,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贵手终于没有抬,毛死后十余年,江青自缢于狱中。就连西方报纸也报导,受江青迫害的作家们在家里举杯庆祝她的死。即使毛在天有灵,也只能感叹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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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n Anthropological/Psychological View
Paper back with references and index, 243 pages

You-Sheng Li,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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