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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监狱与人间地狱

 

人间监狱与人间地狱

 

柚声(2011年七月十八日)

 

中国向来有人间监狱的说法,其语义与西方的人间地狱相似,是与人间天堂相对的观念,讲得是人间苦难犹如地狱。中国人宗教信仰不如西方虔诚,对地狱印象不深,才用现实中的监狱描绘人间苦难。记得年轻时读鲁迅的书,鲁迅就讲过,中国的监狱正是让犯人吃苦受罪的地方,其用意犹如西方的地狱。如果中国监狱也像西方监狱那样:囚犯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时时绝食抗议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话,中国人就都要申请搬到监狱里去住了,所以将监狱地狱化势在必行。(《准风月谈后记》)

 

西方监狱是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以限制人身自由作为一种惩罚,当然也是一种与社会的隔离。鲁迅先生讽刺当时的政府官僚受中国文化传统束缚,缺乏对西方自由概念的了解。那么古代传统的中国人是否有不同的自由观呢?是否中国传统自由观的自由不能为现代监狱所剥夺呢?事实正是这样。作者曾长篇论述道家学说的自由观,说,“抛却愚蠢,重回天性,才是道家追求的自由。”就是抛弃世俗的追求,返朴归真,追求天道自然。像庄子推崇的坐忘,佛家讲的面壁九年,就会视西方式的监狱为天堂了。

 

那么西方的所谓自由是什么呢?本人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与其他社会文化分类不同,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两种社会,要放在宇宙发展的大视野中才能看出。这如同分子、物体、星球、星系、宇宙的区别,也如同汉字与文章的区别。从而说明这两种社会生活的有本质不同:1) 原初社会:美学,怡悦,本能,直观,和谐,天人合一,人的原有世界;2) 二级社会:功利,奋斗,理性,方向性,矛盾冲突,天人二分,尚未为人所把握的神的世界。如果说,中国文化追求的是原初社会式的自由的话,西方追求的是二级社会的自由。二级社会也即马克思主义说的阶级社会,也就是本身有目的而依据自身目的将自然环境人化的社会。这时的自然环境成为人类达到目的的工作对象。这种目的显然有无数个,其矛盾冲突在所难免,结果导致资本奴役社会,剥削阶级将工人变成奴隶的社会现象。作者认为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不可逾越的一面,二级社会有不可操纵的一面。因其不可操纵,目前又处在二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早期,二级社会个人的这种追求个人目的的自由就不免沦为监狱了。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特(1905-1980) 认为,人与动物截然不同,动物有其自然天性作指导,人类已失去天性的后盾,直面人生,成为自由人。就是说,人类有违背天性,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这是文明人类所特有的,天地仅存的自由,是文明人的特权。萨特也同时认为,这是(二级) 社会的判决,人类无权拒绝这一自由。”[1]

 

萨特最后一句话的英文原文为,“We are condemned to be free”。这句话里的动词是法庭宣判犯人处罚条例的意思。所以说,萨特要讲的实际意思是:人类被判终生监禁的无期徒刑,而执行地点是名字叫自由的监狱。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始人受制于自然没有自由,有了自由的文明人受制于社会,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学说,认为将来的理想社会重回史前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是伴有物质的极大丰富。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认识到南非昆桑人才生活在物质的极大丰富中,他们地广人稀,食物伸手可得,他们大部分时间用来游逛、相互访问、谈天等,他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许多证据表明,史前营狩猎采集的人类生活正是这样: 三万年前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77厘米,女子165厘米;而美国男子在1960年平均高度为175厘米,女子153厘米。无数证据表明,三万前的人类知道控制生育。[2] 结论是,史前原始人并没有受制于自然,他们同样有自由。

 

南非的昆族人每个游群平均三十一人,有一个无权的头人管理。调查他们的人类学家李查德问他们社会中有没有那种非常有权有势的猷长、总督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立即回答显示他们头脑中已有类似概念。

 

“我们当然有总督!”他们说,“事实上,我们全是总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总督。”这是原初社会中自由含义的最好注释。

 

今天我读一本题为《自己与社会》的书,碰巧读到一段文字可作忧字的注角。忧到尽头就产生滑稽色彩,这段文字读起来也不无幽默的韵味。录在下面,或可权当诸位饭后谈笑的资料。如果能博得诸位一笑,余意已足:

 

“如果说一种语言是一座监狱的话,我们就是这座监狱里的囚犯。这座监狱规定了我们世界的大小与疆界,也朔造了我们的世界观,并为我们提供了我们世界内的一切事物。我们这些囚犯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建造,再建造更牢固的墙壁与铁栏,(务使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后代毫无越狱逃脱的希望。

 

上面引言中括弧里话是我加,使整段话的意思更完整。这样能起到监狱作用的语言是非常发达的语言,语义清晰,能替我们勾画出一个完全出于幻觉的世界,使我们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我前面跟贴中讲的美学与情感的交流,需要的语言以简明扼要为主,像中国古典诗歌那样。一个语言如果太发达,太精微,短短几句话就会传达太多的概念与信息,人脑会为那些迅速传来的概念与信息所左右,无法激起情感与美学的感受。也正由于此,人类诗歌与演唱格调都是缓慢与重复,万万不可塞入很多信息。

 

总之世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好坏参半才是常规,这正用得着郑板桥一句话,难得糊涂,世事不能太认真。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一个根本不同是语言的作用不同,前者语言是一种心理情感交流的载体,后者是信息交流的载体;前者是美学,后者是理性。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与汉语状况一致,中国历史上二级社会不发达,对二级社的认识与开发很不够。二级社会与人性无关,人不可信任,要引入人之外的理念、偶像作为社会交往的平台:诸如公正、正义、尊重他人的权力与自由等等。

 

我甚同意一些学者的呼吁:汉语急待发展,但中国学术界很少感到这一需要,一般人甚至不理解这一问题的存在。日前我碰到一位学理工做工程师的朋友,他问我:他听说汉语是一种不发达的简单语言,问我是不是这样。他工作是用英语的,尚且没有注意到汉语与其他语系的不同,何况普通人呢?

 

我曾学俄语、英语,曾短时自学日语,与汉语相比,它们的语法都比汉语复杂。复杂的变格使每个词限制在语句的相互制约之中,语义含糊的余地很小;与汉语相比,它们都有大量的外来词汇。

 

现代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人的主体意识是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建造,现代人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现代人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脑子里不停地自言自语,而思维与社会交流更是以语言为基础,就连夜里做梦也离不开语言。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早就指出,现代人已经超越人性的束缚,成为自由人,人生是他们不断自由选择的结果,与先天遗传本性关系不大。就是说,人的思维乃至常说的素质等均与语言有关。一句话:不同的语言培育不同的人,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已。

 

据说台湾学者柏杨说过:中国人,人人都是一条龙,但在一起就变成一条虫;外国人,人人都是一条虫,但在一起就变成一条龙。在农村人刚刚学作生意时,我姑妈这样描述她的印象:“一个人做生意,钱少做不了。几个人合伙做,开始还行,挣几个钱后就吵呀闹的,不是停工就是散伙。”要是外国人的话,他们就去打官司,一字一义地争论一通,然后尊重法院裁判而能继续合作。外国人这种一字一义地争论的习惯从古希腊开始,所以他们语言发达确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有一个在北京医学院科室工作多年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的朋友对我说,“我们是长年斗,人家是每年分钱时大吵大闹一次,以后就各干各的。”在世界上,中国人有钱人不少,但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到处开分公司的巨型企业据说没有一家是中国人开的。这跟二级社会文化与语言不发达有关系。

 

中国象形文字,使直接吸收外来词汇很难,几乎不可能。如从日语引入的经济一词,就很像中国人自己造的新词;摩托车一词也是半中半洋,而摩托这样词在汉语中很少,即使这样,摩托二字也可让中国人望文生义。英美人就很难对他们的外来辞分解成汉字式组成部分而望文生义。比如白血病这一病名,中国不识字的乡村老人听了也会知道这是一种有关白色血液(细胞)的病,而多数英美人对 leukemia (白血病)一词毫无望文生义的认识,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记忆,在医生的解释下,他们才知道那是一个病名而不是别的什么物件,从而与一种特异的病联系起来。而白血病对汉语与英文来说都是外来词。

 

我这里胡说一下:可以考虑让在校学生与报纸开始在汉字文章中直接加用英文词,开始时在英文词后括弧内同时给出相应的中文。不知可否一试?当然,我这里只是胡说,如果您不同意,大可不必认真。

 

为了让您不必认真,我这里讲一个笑话:一个学习汉语的美国人惊叹地说到,“汉语可太神奇了!说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是我们美国队输了。说中国队
大败美国队,还是我们美国队输了。”有这样神奇的汉语,我们就大可不必认真了。

 

很多年前,一位外国朋友听到我说汉语简单而语义不清时,他惊讶地问,“那你们中国人怎么打官司呢?”我回答说,“正由于此,我们中国人很少打官司”。清朝四亿人口只有两万官僚,政府仅到县一级,纠纷都依自然生活的原则自行处理了。就是说,中国人历史上不光追求原初社会式的自由,他们也绝大多数生活在近似原初社会的农村,政府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的另一世界。

 

如果这些亿万生活在近似原初社会的农民有一天突然进入二级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们既无二级社会的准确语言,又没有二级社会的法律知识与纪律素养。更糟糕的是,他们顽固地以原初社会来看待二级社会,要求一个乌托邦式的均平社会。一句话,他们压根就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接受一座人间监狱,即接受自由的限制,又强调自己的权益。他们会形成亿万人的乌合之众,不会轻易接受任何讨价还价的秩序。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灾荒与兵荒马乱,历史上真得会偶尔将亿万农民推向二级社会而形成亿万人的乌合之众。

 

中国一个血液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搬到四川,调查当地居民的血型,发现当地人是由湖南一带迁来的。这样一个事实似乎没有人知道。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迁来的呢?去查有关历史,这才知道,两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战乱屠杀曾导致此地人口接近绝灭。当时千里无人烟,清兵都无法在当地驻扎。历史学家估计人口从三百多万一下子掉到几万人,多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短期内死掉了。中国历史上朝代循环常常导致大规模的屠杀。

 

秦汉之后大规模的战乱与灾荒常导致人口的突然下降,如历史记载汉武帝与武则天时人口减半。据陈平称,这样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在中国两千年中至少发生过十次,而欧洲仅发生一次。西汉六千万人口,到三国初年仅剩下百分之二。[4]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二级社会不发达的代价,也是语言不发达与思维不准确的代价,也是坚持原初社会理想而不接受二级社会现实的代价。由于长期二级社会的经历与体验,西方人比较现实,接受了人间监狱的思想,进了监狱再讨价还价,以求改善二级社会中个人的生活环境。中国人历史上缺乏二级社会的经历与认识,总以人的天性看待二级社会,就不得不接受人间地狱的现实。如果人间是地狱的话,那又怎么可能期待我们的监狱不是地狱呢?鲁迅提到的南京监狱官僚人员,我们对他们也无可厚非。倒是西方人接受人间监狱的现实,犯罪后才有住进真正意义上的监狱。

 

 

文献

 

 [1] 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第154-156页。

 

[2] Marvin Harris (1977): Cannibals and K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p4-25.

 

[3] 柚声(2011):试论孔子将人类社会生活美学化的思想 (2011年七月修改稿)http://taoism21cen.com/Chinesechat/wenzhang24.html.

 

[4] 陈平(1979):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1116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