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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襄公守作战规则于楚看西方争文化的不同:

() 东西方文明早期阶段战争性质的不同

(《学灯》第二十四期)

柚声

 

多年前,我读过一篇人类学家对一场原始部落民族战争的观察记录,现在还清楚的记得,虽然手头没有相应文献,但此属人类学常识性质,人所共知:双方列队相向,之间相隔五十米左右。每方有三四十个男人,列成一排,个个手握标枪。他们这样相互喊话叫骂,间或相互投标枪,但并不是大家一起投,而是一两个气愤忍耐不住的人,说明他们缺乏纪律。这样的相互投枪不至于投中某人,因为有躲避的时间。这样叫骂很长时间以后,突然意外发生,一人中枪,伤势如此严重,双方立即撤退回家去了。偶尔偷袭发生,被偷袭的一方也设法偷袭对方以为报复,这大大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与生产,迫使双方协商而终止偷袭。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这样的战争规模与残酷程度维持不变,也不增加频率。

宋襄公时代的战争已经不是这个样,但列队之后开始与不偷袭是一样的,说明当时战争仍保留原始部落民族暴力冲突的特点。这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当时各国军力尚没有达到控制国内所有土地与控制所有人口的程度,农民可以自由迁移,所以孔子才在《论语》中三次谈到以德政吸引远处农民归附的问题。当时中国农民有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这相当当代西方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一样,竞选中不守规则的尼克松只有下台了事。春秋时期战争中不守规则而偷袭者同样被人唾弃,即管仲所说,不贪小利以自快,而失援于天下。

西方源头的地中海文明早期阶段的战争并不这样。古代地中海文明以两河流域与埃及为最早,以后才有形成西方文明渊源的古希腊与犹太文明。这样就形成了众多文明相互竞争,而两河流域与古希腊文明本身又分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之间也战争不停。与中国一统天下相比,西方一开始真象圣经所说:兄弟互相残杀。尤其是两河流域与古希腊文明,以商业与财富积累为特征,原有家族打破,以自由个人组成城邦社会,位于河边、海岸,成为交通与商业交换的枢纽。这样背景下的战争不再是以人性为制约的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不再是在平等前提下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它以掠夺财富、资源、奴隶为目的。他们通常把战败国男人全部杀死,将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这给财富积累与战争不断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与社会运转机制,即形成了一套弱肉强食而使强者更强的战争传统。在商业与奴隶的基础上建立的财富积累文化将生产资料控制在少数人掌握的社会机制之中,将整个社会人口组织在内,一个人脱离了这个现存的社会机制就无以生存。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这样的二级社会运转机制。

中国在战国时期进入二级社会,诸侯国军力开始强大到控制疆域内所有土地与人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才变成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农民不是奴隶主的奴隶,而是独裁君王的奴隶,孔子时代诸侯国要修德政吸引远处农民来归附,那样的农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为了谋求生存,战国时期的中国与古希腊一样,各国联合成松散的阵营以求力量均衡,而最后为一个边远地区的一个文化落后但更加军事化的地方势力征服,而归于统一。由于原初社会遗风的有无,显示以下不同处:

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两个联盟成员国有政治制度的不同,其联盟关系相对固定,而不象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朝秦暮楚,中国的诸侯国要自己争当霸主。进入战国以后,中国的强国仍有充当霸主的愿望,而古希腊没有;中国的强国有自选封号如王、帝等来自尊的倾向,古希腊没有;中国出现统一思想与制度的文化专制主义思潮,古希腊没有;中国的强国秦国,出现范睢远交近攻与杀伤对方人员的所谓攻人策略,古希腊将俘虏变成奴隶。这些不同导致最后武力统一的落后国家,在中国是众诸侯国的一个,而古希腊是等于外来势力的马其顿王国。以上这些不同都由于中国误认为战国时期的二级社会仍是原初社会所致,而古希腊对二级社会的性质已有深刻的认识。

 

29.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方战争文化的不同:
(四) 《孙子兵法》与古希腊方阵:东西方战争文化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