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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襄公守作战规则于楚看西方争文化的不同:

() 荷马史诗与三国演义:战争中个人英雄主义的不同

(《学灯》第二十四期)

柚声

 

荷马史诗描写特洛伊战争,而特洛伊战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发生在公元1200前年左右,当时是车战时代。而荷马史诗形成于公元前八世纪,即步兵方阵战的时代,相当中国春秋早期。荷马史诗将车战与步兵战混合起来描写特洛伊战争,战争双方乘战车到达会战地点,然后下车后手执盾牌刀剑进行步兵式战斗。

荷马史诗与三国演义虽然一是史诗,一是小说,却有高度的可比性。二者有以下类似之处:1) 都是长期市民口头流传之后由个人整理成文的作品;2) 二者都以历史上层人物的战争经历为故事内容,流露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3) 二者是东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作品,而后广为流传;4) 二者都表达不同程度的历史悲剧感,着重描写失败一方,荷马史诗描写特洛伊的陷落,三国演义描写弱小而最终失败的蜀国;5) 二者都是东西方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巨制的文学作品,代表战争中主体意识角度长篇叙事的成熟。

三国演义的故事在宋代就开始广为流传,明朝初年才出现大致定形的本子,与荷马史诗的年代相比,前后相差两千余年。这一差别代表二级社会层次主体意识的发展程度,这里指社会集体意识,或称为社会意识。这有关市民社会的有无,上面已提到,古希腊城邦国家是一个市民组成的社会,组成一个庞大的市民话语圈,涵盖国家与社会,市民同时是农民。而中国在宋代由于商业的空前发达与不断与外族战争才出现壮大的独立于政府与农民之外的市民阶层,形成市民话语圈。中国的市民话语圈始终不像古希腊那样涵盖整个国家,更不包括农民。

荷马史诗与三国演义都是歌颂社会上层人士英雄主义理想的作品,并以第三人称书写,但都是从读者听众的市民阶层视角来叙事的,即这些将军王公之类的形像有与普通人共通之处,引起共鸣。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美女私奔导致,而结束由木马计所导致。现代学者通常认为,特洛伊战争确有其事,但美人私奔与木马计以虚构可能性大。这种虚构正是为了增加叙事的趣味性,以沟通普人的心理,代表市民阶层心目中的战争文化。为美人而战方显出英雄本色,这是西方的道德观念,所以希腊主神宙斯到处勾引女人而生儿育女。三国演义中没有一位英雄是为美人而战的,相反,书中第一大美人,貂蝉上为社稷大义,下遵父命,而去离间董卓与吕布父子。吕布虽然中计而杀董卓,但毕竟没有因美人而开战。这里值得指出,貂蝉之父,董卓之于吕布,都是义父,非亲生,才有这种有伤风化的事发生,说明作者虚构这些事时也有社会道德底线的考虑。相反,乱伦情节充斥古希腊与圣经故事。木马计反应古希腊战争装备技术的高度发达与战争精心谋划的理性精神。试想,建造一个腹内可藏数人的庞然大物的木马本身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代表西方工程建筑的早熟。三国演义中战争装备技术是诸葛亮制造的木牛流马,有的现代学者认为是一种山地可用的独轮车。三国演义庞大的工程却是曹操建立的铜雀台,是集权的标志,与提高战争效益无关。

作者曾分析荷马史诗说,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与希腊联军统帅之间的矛盾是全书故事的主线,导因就是为了掠夺妇女的分配引起。这种把人生中高雅的情爱降低成一种刺刀下分配的战利品,决非原初社会所能达到的。 问题的另一面,正由于英雄敢爱敢恨才产生社会的行为规则。作者又进一步指出,《伊利亚特》及后续作品所描写的特洛伊战争实际上是一次掠夺战争,战争结束时就有将儿童杀死,将战败国的王后等妇女当战利品运走的场面。全诗充满对战争掠夺的赞美与财物分配细节的描述。而正是这种战争掠夺物的分配促进社会行为规则的建立与社会公平信念的建立,而这种社会公平与规则据有二级社会的性质,它们是外在于人的,或基于神的信仰,或基于公民投票建立法律。[13]

杰尼斯提出所谓双相脑人的理论,说双相脑人根本没有道德观念,没有长久记忆,只有足够他们用来执行命令的即时记忆,他们用幻听来听取神的命令而统一行动,也就是今天的精神病患者。[14] 根据杰尼斯研究,欧洲是在双相脑人全面退出社会的公元前第五世纪才首次提出道德的概念,而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说明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注重道德。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东西方社会规则的不同,西方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社会道德规则被盲目执行到精神病的程度,可见其强大与发达。

儒家学说常被说成道德伦理哲学,而儒家鼻祖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仁,而仁者人也,也就是原初社会基于人性本身,并不需要建立一套外在于人的道德系统与相应的社会规则。结果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在去道德化与残酷化的进程上急剧进展,儒家仁者人也的说教对这一进展没有起到足够的抑制作用。导致中国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率与规模远大于古希腊的战争频率与规模,这可由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用兵三万人,而秦将白起一次坑杀赵国降兵四十万,仅仅放生240名童兵来说明。有力的说明,无论是双向脑人的盲目性道德规则还是苏格拉底为之献身的法律,对战争的约束力都大于儒家的说教。

荷马史诗与三国演义对英雄都做了理想化的文学处理,让高级将领的英雄们交战前相互对话,然后相互撕杀,而将大量的战士行动作淡化处理,不给详细交代。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有利于读者心目中英雄人物的树立。三国演义有一个列外的英雄,他不撕杀,但为智谋与欺诈的源泉,这是孙子兵法兵不厌诈的化身,即军师形像诸葛亮。荷马史诗没有相应的人物。这里提一下特洛伊英雄赫克托(Hector)在战死前与家庭,妻子与幼子,最后一次告别的场景:

他的妻子哭着恳求说,赫克托,我的丈夫,年轻而又温暖,威武而又强壮。在您使您的孩子成为孤儿,妻子成为寡妇之前,我恳求您,可怜我们,请您好好站在这个安全的城墙之内,为我们娘俩多停留一刻!

赫克托回答说,您所说的一切也正压在我的心头,但我又如何面对特洛伊的男人们与托着长裙的女人们,如果我在战场上畏缩,像一个懦夫。我的精神催促我不要这样。我清楚地知道,我要勇敢地挺立,总是拼杀在特洛伊战士们的最前列,为父王,为我自己,赢得荣耀。从我的心与魂魄,我清楚地知道:当神圣的特洛伊必须死去的一天就要到来。父王以及父王所有的人民必须死,父王抛出杀伤的长矛厰

赫克托伏下身去时,他的幼子为他的盔甲金属所吓,大声哭叫起来。赫克托大笑起来,旁边的妻子也跟着笑了。赫克托脱去盔甲,抱起儿子,亲他,抱在双臂里,把他抛上空中,再接着他以为玩耍,然后边祈祷边将儿子放在亲爱的妻子怀抱,妻子在满脸的泪水中露出笑容。她的丈夫赫克托看到了,心头涌上怜悯之情。赫克托抚摸他的妻子,想安抚她,轻轻叫着她的名字,说,亲爱的,用不着这样决绝,用不着这样为我悲伤。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打入地府,如果我命不该如此的话。无论是英雄,还是懦夫,都不能从命运里活著逃出来。

以重视家庭著称的中国要等两千多年后的《红楼梦》才有如此儿女情长的细节描写。三国演义的英雄们没有一个如此展现他们内心对妻子与儿女的情与爱。关羽之情表露在对结义兄弟的情义上,有在嫂子帐外彻夜守卫的细节描写,对应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套话。三国演义以蜀国来倾注同情之笔,一方面体现同情失败的弱者,另一方面体现作者忠义的道德观念:忠于早已灭亡的汉王朝。关羽则以忠义精神而受历代统治者青睐,是关公庙遍布大地的重要原因。

与三国演义忠义精神相反,《伊利亚特》里作为小头目的英雄阿基里斯为战争掠夺妇女的分配的小事,与主帅闹翻,竟拒绝参战,成为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自我意志色彩。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下,是造反与反叛的重罪,要被杀头的,所以三国演义的英雄们没有这样的行为。

 

31.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方战争文化的不同:
(六) 对后来历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