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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柳宗元《敵戒》看東西方敵我觀念的不同

从宋襄公守作战规则于楚看西方争文化的不同: 补遗

從柳宗元《敵戒》看東西方敵我觀念的不同

李柚声

 

唐朝柳宗元有一篇短文《敵戒》﹐讀起來﹐朗朗上口﹐頗有韻味﹐引於下﹐與讀者

賞﹕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

強;六國既除,訑訑(yi移)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

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shen審)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愈。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jin,自夸)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mao,年老昏亂)。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譯文﹕人人都知道敵人的可惡﹐卻不知道敵人大有好處的一面;人人都知道敵人的危害﹐卻不知其利之大。秦國有六國為敵,兢兢業業地使國家強盛起來;六國被消滅后,秦朝驕傲自得,很快就滅亡了。晉國軍隊大敗楚軍于鄢陵,晉國大夫范文子感到懮慮。晉厲公不懂得范文子的告誡,越發驕橫,全國怨聲載道,最后被人殺死。魯國大夫孟孫速憎恨大夫臧孫紇,孟孫速死后,臧孫紇去孟孫速家里吊喪,哭著說﹐能夠幫助我治病的良藥孟孫速死了,我也活不長了。明智的人懂得這個道理,最終還遇到危害;何況現代人根本不考慮這個道理呢!敵人存在就害怕,敵人沒了就手舞足蹈,解除戒備,自滿自足,恰恰造成更大的禍患。敵人存在,可以免除禍患;失去敵人要招致錯誤。懂得這個道理的人,他的德行光大,名聲遠揚。能夠預防疾病的人,才能夠長壽;自恃強壯的人,容易死于暴病;縱情逞欲而戒備的人,不是愚蠢就是昏庸。我寫下這篇《敵戒》詩,能夠思考其中道理的人可以免除過錯與災禍。)

 

柳宗元在這篇短文裡講到三對敵我﹐即秦與六國﹐晉與楚﹐以及兩個魯國的官僚貴

族﹕孟孫速與臧孫紇。

 

作者曾把所有人類社會分成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與人造二級社會後發現﹕中華文明開始于原初社會﹐而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地中海文明起源于人造二級社會。原初社會的生活秩序基於天然人性﹐是一種廣義的美學秩序﹐包括情感與心理的交流﹔二級社會的社會秩序基於理性的價值系統與相應的社會建構。[12]這樣一個不同的開始影響了東西方的戰爭文化 [3]﹐也造成二者敵我觀念的不同﹐本文為作者那篇討論東西方戰爭文化長文的一篇遺漏內容的補充。[3]

 

作者在討論中國宗教文化的原始性時注意到﹐原初社會的宗教文化可用泛靈論來概括。[4] 兩歲的孩子會把自己的小枕頭与大枕頭放在一起說,枕頭要找媽媽呀!即把大枕頭看成小枕頭的媽媽。這是孩子從自己的体驗來推知周圍世界,又由對周圍世界的觀察認知自己,也就是天人合一。泛靈論是指﹕原初社會的成員把週圍事物看成和自己一樣﹐有思想﹐有意志。受這一思想的約束﹐他們也同樣把他們的社會與後來出現的諸侯邦國作類似理解。柳宗元這篇短文《敵戒》就把諸侯國與個人同列﹐作同等對待。這裡需要著重指出﹐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都有個人﹐但有本質的不同﹕二級社會的個人是人為之人﹐即人造之人﹐為社會文化與個人人生選擇的產物﹐有無數種﹔原初社會的人為天然之人﹐雖然各自不同﹐與人為之人相對﹐只有一種。這裡又有一個需要作者強調指出的是﹕這裡把人為之人說成無數種而天然之人只有一種﹐乃為本文論述需要﹐也是從我們生活在二級社會的人們的眼光來看問題﹐以適應讀者眼光。生活在當今南美原始森林裡的原始部落﹐與世隔絕﹐其人生照樣可以千奇百態﹐不為我們所知﹐也不能為我們所理解罷了。

 

在柳宗元看來﹐不光諸侯國與個人是一樣﹐互相為敵的個人也是一樣的﹐互為敵人的諸侯國也是一樣的。敵對的個人與諸侯國對我方的良好作用僅僅在於他們與我們為敵﹐而使我們戰戰兢兢而不得不努力求強﹐就是激勵我們不要懶惰的一種外在力量而已﹐而這種外在力量本身也與我們作為個人的自己一樣﹐一樣思想﹐一樣行為﹐用不著關心他們不同于我們的一面。這是本文所說原初社會的天然之人只有一種的含義所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在人類眼裡﹐天下億萬個烏鴉都是一樣的﹐在烏鴉眼裡﹐天下七十億人也都是一樣的。作者曾論述人腦左右半球及其連結可能是人類建造二級社會的神經學基礎﹐即兩個大腦半球各代表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有力的說明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同樣複雜精微﹐不過複雜精微的方向不同﹐我們無法進行比較罷了。[5]

 

中國在戰國時期進入二級社會時代﹐囿於此前長期原初社會超級大國的影響﹐無論個人與社會向不同種類的人為之人與人造社會的演進步伐微小﹐這與同時的地中海文明的大千世界相比才變得明顯。按亞理士多德的觀察﹐小小的希臘地區就有一百五十餘種值得描述的不同政治制度的城邦國﹐在柏拉圖與亞理士多德看來﹐中國戰國時期所有諸侯國都可以歸為一種﹕君主國。

 

戰國時期二百多年﹐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強國和一二十個小國長期共處。雖然這些諸侯國都是君主體制﹐政治上並不完全一樣。以秦﹑楚﹑齊三個最強的諸侯國為例﹐秦政近于法家﹐楚政近于道家﹐齊魯之政受儒家影響最深。齊有著名的稷下學宮﹐楚國出了大詩人屈原﹐而秦國以官吏為老師﹐焚燒詩書。秦法家政治有利于戰爭﹐統一中國十餘年後為楚地人項羽﹑劉幫所滅﹐不到百年時間﹐回到齊魯的儒家思想。中國古代這種政治思想走向至少和秦﹑楚﹑齊三個諸侯國的不同政治思想傾向有關。回過頭來再讀柳宗元《敵戒》﹐就覺得柳宗元不顧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不同的政治傾向而把它們一同對待有些偏頗了。就作者所知﹐不光柳宗元如此﹐中國自古以來就很少深入探討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政治方向的不同﹐更不注意諸子百家給中國指出的截然不同的方向與出路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知識界不僅受原初社會泛靈論影響﹐頑固地以己度人﹐還面對二級社會的大千世界視而不見﹐以原初社會天然之人的心境來看二級社會的自由個人與政治設計﹐認為天下的億萬烏鴉都是一樣的。戰國時期諸子如墨子﹑孟子﹑莊子﹑韓非子等人的認識與思辯能力甚為可觀﹐正如柳宗元所說的﹐他們相互攻擊﹐雖然暗中吸收對方某些觀點以壯大自己﹐缺乏把諸多學說等量齊觀的多元價值觀的開闊胸懷。正由於這樣﹐在沒有來得及仔細欣賞面前這片中華大地上斑斕多彩的文化景觀之前﹐莊子就避世而遨游夢幻之境﹐孟子就唱著大丈夫高調投入自我超越的心學懷抱。

 

通常認為四書之一的《大學》篇為戰國初年的曾參所作﹐提出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張。用修身﹑齊家的經驗來治國﹑平天下﹐即公然漠視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本質區別。如果二級社會的大千世界有一千種可能方向﹐至少要有一千種不同的方法來對待。儒家漠視世界的複雜性﹐統統要以修身﹑齊家的道德功夫來對待﹐無異於用達芬奇的傑作來抵擋砲火的攻擊。

 

西方文明來源於古希臘與希伯來文明。希伯來的猶太教系所謂單一神教﹐認為世界只有一個神﹔古希臘的大哲學家柏拉圖提出單一的理想國﹐都說明西方同樣缺乏對二級社會多樣性的認識。但他們的單一神教與理想國是基於二級社會的現實提出來的﹐作為一種二級社會的信仰與理想。換句話說﹐他們追求眼前大千世界背後的統一﹐並非著眼於日常生活。柳宗元的《敵戒》以及曾參的《大學》篇志在指導人們的日常生活。柏拉圖的理想國把現實各種政治體制看成這一理想國的退化型﹐作為雅典的大哲學家﹐柏拉圖的理想國借鑒更多的不是雅典的民主制﹐而是與雅典敵對斯巴達。可見柏拉圖理想國代表一種哲人超越現實敵我觀念的一種純理性思考﹐中國古代缺乏這種超越的眼光。從聖經可以看出﹐猶太人開始認為上帝耶和華是猶太人的神﹐基督教開始把上帝說成人類唯一的神﹐隨形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即上帝本身是超越敵我的。

 

為了寫此文﹐我查閱了百度百科與維基百科敵人(enemy)一詞的條目﹕百度百科為中國人所寫﹐敵人定義與描述均十分簡潔明了﹐而維基百科由敵人(enemy)一詞給出多種不同解釋與不同社會境遇﹐中國人讀了﹐就如墮十里霧中而不得要領了。足以顯示﹐東西敵我觀念的不同延續數千年以至於今天。

 

與其他宗教一樣﹐希伯來的猶太教主張對敵人採取寬容態度。聖雄甘地說﹐對遵從(ahimsa 不傷生﹐不殺生)這一原則人來說﹐世界上沒有敵人。不傷生﹑不殺生來自印度教的古老傳統。猶太百科全書(The Jewish Encyclopedia)說﹐當一個人發現一個朋友與一個敵人同時需要幫助時﹐他應該首先幫助他的敵人﹐用以克制內在惡的傾向。耶穌則說﹐你們聽說過﹕應當愛你的鄰居﹐憎恨你的敵人。只有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些迫害你們的人祈禱。(馬太福音 543-44)這一對敵態度來自猶太教的古老傳統﹐如聖經說﹐若遇見仇敵的牛﹐或驢﹐迷失了路﹐總要牽回來交給他。若看見恨你的人驢壓臥在重馱之下﹐不可走開﹐務要和驢主一同抬開重馱。。(出埃及記 23:4-5)聖經箴言說﹐你的仇敵跌倒﹐你心不要歡喜﹐恐怕耶和華看見就不喜悅﹐將怒氣從仇敵轉到你身上。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吃﹔若渴了﹐就給他說喝﹔因為你這樣行事﹐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和華必賞賜你。。(24172521-22)

 

聖經上這些話可看作是柳宗元《敵戒》一文主題思想的進一部延伸﹕既然敵人存在有好處﹐敵人完蛋後﹐自己無法再活下去﹐為什麼不在有生之年趕快來幫助敵人呢﹖這樣相互為敵﹐才可為人長命百歲﹐為國萬世江山。這也是聖經說的﹕幫助敵人後﹐上帝有賞。但中國戰國之後還有一個大一統的文化專制傳統﹐於是諸葛亮在《後出師表》中說﹐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即敵我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所以柳宗元《敵戒》一文講到敵人存在的好處就嘎然而止﹐隻字未提如何幫助敵人來使敵人長期存在的事。夏商周三代時期的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並不是這樣。

 

原初社會有對人的忍讓與寬容態度﹐但與聖經與柏拉圖的超越敵我有所不同。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話。《國語﹕鄭語》記載周朝太史官史伯回答鄭桓公詢問時﹐批評當在位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的不良作風﹐說道﹕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更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絯極。故王者居九_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史伯這段話顯然有後來漢賦的鋪陳渲染氣勢﹐與音樂一樣﹐靠曲調的重複造成一種特有的心態情緒。

 

中國古代五經四書加在一起也遠沒有聖經長。在聖經中﹐上述對敵態度被重複敘述﹐措辭不同﹐但語義準確﹐可作為一個二級社會宗教團體規範成員行為的準則。論語字數僅一萬餘字﹐分二十章﹐常被認為是一本箴言警句的書。含有新舊約的聖經漢語本分1189章﹐共有96萬多字。作者曾注意到語言在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中的不同功能﹐在原初社會﹐語言首先用作心理與情感交流﹐是原初社會深層意識層次整體性的表現﹔語言在二級社會主要用來交流信息﹐製造統一的社會意識形態。[5]論語沒有使用一個敵字﹐原初社會沒有真正的敵我觀念﹐他們的敵我至多是原初社會美學秩序的裝飾而已。

 

中國在戰國時代進入二級社會時代﹐但受長期原初社會生活經驗的影響﹐中國知識界對二級社會的開發﹐對二級社會個人活動空間以及相應社會規則的建造﹐遠遠落後于西方。中國諸子如孟子﹑荀子﹑莊子等書不過數萬字而已﹐與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的多卷本巨著不能相比﹕受原初社會影響﹐中國人要說的話還沒到那麼多的地步。

 

作者注意到﹐中國在春秋以前﹐基本維持原初社會超級大國的局面﹐打敗仗的一方要服于人﹐而同時的包括古希臘在內的地中海文明圈內﹐打敗仗的一方通常要成為奴隸。中國歷史上沒有典型的奴隸社會階段﹐對奴隸是怎樣的一群人缺乏具體的理解﹐如雅典城邦的警察由奴隸擔任﹐奴隸為主人耕種﹐而主人參加戰爭﹐而奴隸一般不參加戰爭。中國西周時期﹐國人當兵打仗﹐而野人不當兵﹐而野人實際是沒有被西周統治階級控制非漢族人群﹐所以他們也很可能不交稅。戰國時期﹐諸侯國軍事實力第一次達到控制整個疆域的程度﹐這些野人或普通農民失去自由遷移的能力﹐成為兵源﹐軍隊人員大增﹐並由春秋的車戰時代進入步兵戰時代。希臘奴隸與主人一起﹐是同一個經濟體的成員﹐中國農民(野人)有自己的獨立經濟。東西方這一不同延續到近代以前的整個歷史﹐古希臘奴隸制為羅馬帝國所繼承﹐中世紀變為莊園主與依附於莊園的農奴﹐而莊園僱用騎士來打仗。西方這一大致相同的體制﹐使猶太教與柏拉圖理想國的思想為西方后代所繼承﹐成為後來的基督教文明。

 

中國自秦漢以來的社會模式為﹕

 

皇帝朝廷及其家族 變形的准原初社會(黃老法家)

官僚及后備文人集團 二級社會(儒家)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會(道家)

 

黃仁宇是在美國教授中國歷史的著名教授與歷史學家﹐俱有東西匯通的眼光。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政治早熟﹐在秦漢時代就形成了一套現代國家才有的官僚體制與相應的社會結構﹐也就是上模式圖中的官僚及后備文人集團。 作者注意到﹐中國歷史可以看作一個政治儒學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只進行到中間階層﹐未來得及儒學化頂層的朝廷與皇帝﹐沒有建立皇帝由科舉制度產生的機製。[6] 結果只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缺乏妥協的余地。即所謂漢賊不兩立或天無二主了﹐也就形成了柳宗元的局限﹕看不到敵我雙方妥協雙贏的可能前景。也就讓我們看到在廣州國共合作時的同事蔣介石與毛澤東同樣來自上模式圖的中 間階層﹐各自帶著同樣由農民組成的隊伍一爭雌雄﹐各不相讓。日本投降後﹐前蘇聯與美國以及整個世界輿論﹐無不敦促國共合作以組成聯合政府﹐六十余年後的今天﹐聯合政府尚無眉目。

 

東西方敵我觀念的不同與其不同的自由有關﹕受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影響﹐古代中國人以擺脫世俗﹐回到原初社會的天然之人﹐看作真正的自由﹔包括古希臘與馬克思主義在內﹐西方思想界以為只有脫離人類天然慾望而進入純理性思維的境界﹐一個人才有自由。馬克思把人性(Gattungswesen, or species-being) 看成人類社會關係的總和﹐一個人要認識到他被現有社會生產關係異化的事實﹐才可能出現真正主體意識﹐把握人生與客觀世界﹐成為勞動的真正主人﹐這一切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從原初社會的天然之人來看﹐二級社會的一切都是敵人﹐也就沒有進一步分析與區別的必要﹔西方的所謂純理性思維的自由﹐純粹是人為之人﹐代表不同的社會方向﹐原是不可調和你死我活的性質﹐從尊重對方的權利出發﹐才有妥協雙贏的可能。至於原初社會的天然之人﹐在進入後現代之前﹐西方視他們為野蠻落後的。

 

文獻

 

[1]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2] 李柚聲(2009):換個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紀中華道學。北京:線裝書局。第253-56頁;第189-194 頁。

 

[3] 柚聲(2012)﹕從宋襄公堅守作戰規則而敗于楚看東西文方戰爭文化的不同。

(《學燈》第二十四期) (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4]柚聲(2011) 從孔子對鬼神態度看中國宗教文化的原始性。(《學燈》第十八

期) (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5] You-Sheng Li (2010):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Taoist Philoso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USA: Author House.

 

[6] 李柚聲(2012)﹕科舉制度与柏拉圖理想國:中國政治儒學化在歷史上的成功与

可能前景的評析。自作者網站(http://taoism21c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