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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襄公守作战规则于楚看西方争文化的不同:

() 对后来历史的影响

(《学灯》第二十四期)

柚声

 

1)天无二主的同质文化与多元共存的多元文化:东西不同的社会结构

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农民自由迁移,少数族裔与汉族杂居,又到处是荒地,并没有绝对权力的经济基础与建制,是一个原初社会式的多元共存。经过战国的血腥洗礼,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延续二千余年,即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亿万农民成为独裁君主的奴隶。这时即中国历史上的一句俗话:天无二主。

而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西方古代奴隶社会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这样,是一种财富积累文化,将生产资料控制在少数人掌握的社会机制之中,将整个社会人口组织在内,一个人脱离了这个现存的社会机制就无以生存。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这样的二级社会运转机制,独裁君主式的奴隶制没有这一功效。西方这种财富积累文化是多元共存,伴随穷富阶级对立与地域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与中国三代时期的多元共存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二级社会的多元共存,奴隶要依附于主人而由众多的主人再形成多元共存的社会。二级社会的多元共存造成多元竞争,而导致社会结构的不断改造,结果是战争不断升级的同时社会走过奴隶、封建与资本主义等阶梯式演变过程。

西方在所谓中世纪封建时期,有一个罗马教皇与基督教文化的统一,与中国三代时期有些相似,一度失去了这样一套财富积累的社会运转机制,虽然技术、材料、奴隶来源件件具备,生产还是退化到原始阶段。考古资料显示,公元650年到公元950年间,欧洲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采集与养没有圈栏的猪,并非依靠农业,因为这期间人类居住区大多是森林、荒地而又地广人稀。[15] 一个大学教授讲课说,松鼠可以从一个树上跳到另一棵树的方式,从巴黎到莫斯科不用着地;另一个教授说:欧洲中世纪的一个皇帝如同一个小地主,拥有十几间房子而已。上面提到,古希腊的二级社会多元共存容易形成两个对抗的阵营,而原初社会式的多元共存不容易形成对抗的阵营,保留原初社会美学社会秩序的同质性。中世纪欧洲系二级社会,只是形式上与中国三代时相似:二级社会多种多样,基督教用拉丁文,用了一千年也没有统一欧洲语言。

2) 匈奴与日尔曼人的不同命运:东西方历史学家都喜欢把同时汉朝与罗马帝国作比较,他们疆域与人口大致相仿,唯一的不同是文化:多元共存与天无二主的同质文化。这两个大帝国同样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中国树立起至今矗立的万里长城,被西方讥为锁国与保守的象征。面临同一问题的罗马帝国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多元共存的文化没有留下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社会文化空间。汉帝国志在驱除匈奴,而非对抗与共存,所以派兵到遥远的荒漠,千里运兵,耗费巨大,黄仁宇记载说:出塞14万匹马,入塞不满三万。[7] 最后把匈奴赶到欧洲,但北方照样出现其他游牧民族,起同样骚扰作用。天无二主,最后只有被游牧民族的元朝所灭。古罗马采用在与日尔曼民族交界处长期驻军的办法,结果这些驻军与日尔曼人混熟,雇用贫穷的日尔曼人参加罗马军团,到最后罗马军团里大多为日尔曼人的程度。结果日尔曼人大举入侵罗马帝国,他们的意图是抢劫罗马的财富,而非天无二主的取而代之。结果欧洲进入类似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基督教统一下的封建割据,这种形式的落后有提升人道主义的进步性。

3) 基督教与儒学的不同:基督教组织基层社区生活,儒学或儒教并不这样。在当今科技时代,西方教堂仍担当此任务:将不同阶层的人组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交往平台,有礼拜、不同年龄性别的各种读经班,有颂诗班与聚餐等活动。 作为基层人们社会生活组织者的基督教在中国没有类似的组织,黄巾起义与张鲁的汉中政权,以及后来的白莲教、哥老会等都没有发展成中国式的基督教。这其中的原因:帝国集权的需要而压制大一统文化的挑战者;儒家官僚的排斥,而自身以诗、书、琴、画与宋明理学代替宗教;中国农村基层准原初社会的相对完整,其社区生活没有组织在任何一种二级社会的宗教文化内。

4) 三层分隔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周期性动乱:

西方两千多年是一个伴有社会变革的战争不断升级的过程,而中国战国时期战争急剧升级并伴有社会大变革,但此后两千年为周期性混乱所代替。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在战国时期有了根本的变化,成为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帝王制,其模式如下:

皇帝家族 变形的准原初社会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会

老子与孔子都讲究上下分隔,丝毫没有古希腊一两万人吵吵嚷嚷来建构社会的想法。中国历史的上模式三层隔离程度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鲁迅《阿Q正传》讲农民与政府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认识与意义:政府处死阿Q来改变破案无能的形象,阿Q用这样一个并非人人都有的境遇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有了这样的眼界,鲁迅才认为中国文化根底是道教,作为中国通的李约瑟有类似看法。这与作者将中国农民划归准原初社会一致,而两级社会的不同有如汉字与文章的关系,有不可沟通的一面。再加上历史学界的一句套话:中国王朝内法外儒,内黄老而外儒学。费正清则认为皇帝爱好法家,官僚知识分子爱好儒家。无论如何,中国历代皇帝的思想行为离孔孟学说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这里把上三层的思想文化暂定为黄老、儒家、道家。这里的黄老为权术思想,更接近法家,与老庄原有思想不同。

一般说来,上三层结构在宋代达到成熟,处于二级社会的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完全致于儒家学说的熏陶之下。他们是一套学者官僚,常为西方赞叹不已。这帮儒家学者官僚既管不了皇帝也管不了亿万农民,等战乱或野心家的鼓动,农民进入二级社会层次时,他们既没有基督教式的二级社会道德意识,有没有西方市民阶层的法律与社会规则习惯,儒家官僚并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只知道如何给他们的大头目当官僚。这种上下分隔的社会结构与两级社会的不可逾越性造成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与社会结构的停滞。上面提到的白莲教与哥老会等,他们既无法穿越上模式的中间阶层,也不会得到这一中间阶层的青睐,除非他们达到要当皇帝的程度。同样,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遇到同样的命运,某些学者否认明末这一萌芽的提法,只能说上社会结构模式连资本主义萌芽的生活空间也没有留出来。近代西方列强呈现出打败中国皇帝的能力,进入上中间阶层的视野,引起中国知识界从洪秀权、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的诸多人物与他们的政治运动。严格讲,他们既非资本家,也非农民,也不代表薄弱的市民阶层,而是上中间阶层被列强威胁激发起来的务实运作者,他们都有儒家仁者色彩,有原初社会式均平社会思想倾向。同一时期,中国战争开始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急剧升级。曾国藩就是儒家学者,他的军队也全由农民组成,洪秀权的军队同样全由农民组成,对照来看就知道中间阶层的务实运作的含义,也了解上社会层次中上下分隔的含义。在鲁迅看来,太平天国事件中被砍头的两千万农民都是阿Q。中国农民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即已进入二级社会,而当代的电子通讯更把亿万人们带入近邻的地球村,基于原初社会的孔孟思想如何适应二级社会,仍是一个课题。

文献:

[1]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2]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

[3] Claudio Cioffi-Revilla and David Lai (1995):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2700 BC to 722 BC: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467-494.

[4]刘宝才, 钱逊,周苏平, 2001 《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 杨宽(1997):战国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页。

[6] 黄仁宇(1993): 《中国大历史:第二章》。台北:联经。

[7] 黄仁宇(1989): 《赫逊河畔谈历史》。台北:时报。

[8] 陈平(1979):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1116日三版。

[9] 近藤则之:关于《左传》形成的新视点──对礼论的重新评价。

广濑薰雄 译 曹峰 徐送迎 校。《国学学刊》2010年第2期 。

[10] 骈宇骞等译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12] Victoria Tin-Bor Hui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柚声(2008):五服制度与东西方早期文学思想(《学灯》第八期)(http://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771)

[14] Julian Jaynes(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5] F. Delouche (ed) (1993):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urope.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3, p137.

 

31appen. 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方战争文化的不同: 补遗
從柳宗元《敵戒》看東西方敵我觀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