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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前景的评析 ()

李柚声

 

摘要:自汉武帝将儒家学说定为国家官方指导思想以来至清末两千年,可看作儒家用仁义礼等原则改造国家与政治的一个逐渐过程。从儒家以民为贵的贤人政治看,儒家是很成功的:在这两千年中,农民群体增加,政府与最高决策机关缩小。与柏拉图理想国分为哲学王、武士、劳动者不同,中国社会分为朝廷、官僚知识分子、农民三阶层。如果把王莽新政看作国家儒家化尝试失败的话,宋朝科举制度成熟是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儒学化的成功,依照这一发展趋势,下一步应是朝廷与皇帝的科举制度化而产生儒家圣王统治,由于历史的局限,未来得及实现。与中国科举制度相似,柏拉图理想国也用教育加选择的方法选取最高统治者,哲学王。这一设想在中世纪欧洲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国得以实现,并有与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类似的成功与问题。东西方不同:西方基督教与世俗政权并存而平衡竞争;儒家帝国内部含有无以摆脱的世俗成分。柏拉图与儒家同样受原初社会眼界的限制,东西方以突破基督教与儒教束缚为现代化的起点。后现代开始彰显儒家圣王理想国魅力与不朽价值。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科举,儒学,圣王

 

 

一、中国历史可看成一个政治逐渐儒学化的历史

 

柳河东 将儒学史分为原始儒学、原典儒学、汉唐经学、四朝理学、当代儒学五个时期,即概括中国自尧舜以来的全部历史。[1] 这四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从儒学观点看,有一个战国与秦汉早期的断裂带,即礼坏乐崩与法家治国时代。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取得官方统治地位以后,顺理成章,中国政治具有恢复尧舜周公时代政治模型的内在要求,这里称之为政治儒学化过程。应该说,中国历史上这一政治儒学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历代儒家学者与儒家官僚们的大力提倡与身体力行有关,也是儒学居官方地位两千年的必然结果。自汉武帝独遵儒术的公元前134年到清亡的1911年,共两千零四十余年。考虑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潮流,办洋务等导致政府功能与机构的扩大,与儒学思路相左,故这里取两千年的概数,而不包括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在内。中国儒学政治理想与柏拉图理想国都注重教育与选贤任能,本文援引以作对比。

 

《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人民是主要的,国家是次要的,而最上层次的君主朝廷是最次要的。中国历史逐渐接近儒学理想的过程可以用孟子这句话作为尺度来衡量。

 

民为贵 孟子解释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即国家以农民百姓为基础,也是儒家政治的目的。所以农民百姓没有儒学化与任何改变的必要,作者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处于准原初社会层次,而道家思想为原初社会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与哲学化,故中国农村文化为道学。至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概念,读者可参照作者其他文章,这里不便重复。[23] 虽然儒家官僚有教导农民百姓的责任,但儒家对农村的影响不大。农民在冬天无所事事,儒家官僚并没有象西方那样组织他们追求物质文明,也没有直接组织他们的业余活动。汉武帝独遵儒术时期中国人口大致有四千万,到清末长了十倍,人口四亿。中国人口主要在乾隆在位前后增长,与时局稳定有关,更与美洲的玉米、红薯、土豆引入有关。

 

社稷次之,即国家是次要的。这里的国家引伸含意为不包括农民百姓的政府,即所谓统治集团。在这两千年里,统治集团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与孟子社稷次之说法相符。首先是诸候、门阀氏族、贵族的消失。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政府官员是世袭的诸候世卿,秦汉后尚有残余,如汉初、明初都有诸候存在,东汉以至隋唐有门阀氏族,为贵族阶层。据说明清时代,政府各级官僚的祖父一代百分之七八十是平民百姓,这样才有朝上锄地郎,午后上朝堂的俗话。明清40%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4] 诸候贵族的消失并没伴有政府官员的增加。根据费正清提供的资料,登记官员数目:唐,18000;宋,20000;清,20000。根据这些数字,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因诸候贵族的消失而增加,也没有因人口的增长而增加。费正清说,在别处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统治这么多人达这么长时期的例子出现。[5] 费正清的话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成功的佐证。虽然两千年中,儒学经历了经学到宋明理学的变化,仍可用儒学概括中国政府官僚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其间科举制度的确立为关键,下面将作详细讨论。

 

君为轻,即皇帝与他的朝廷议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最次要的。这里首先要将朝廷议事机构与中央政府区分隔开来,中央各部归为政府,已在费正清说的登记官员数目之内。皇帝的最高决策机构在这两千年内有逐步简化成小圈子的倾向,即明朝废宰相与清朝建立军机处。至于皇帝的柏拉图哲学王式的选择,则进展不大,清朝废除太子制而在皇帝死后宣布预先定好的继承人,这样则未必是长子继承,而且由皇帝与臣僚商议而定,这与清朝皇帝皇子以勤奋与文化修养著称有直接关系。这可看作最高层次向柏拉图理想国靠近的实质改变,尽管是一个微小的开端。

 

儒家在中国政治取得这样举足轻重的进展之后,就要逐渐实行无为而治的理想,所以陈启云引用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时说,列文森将中国儒学历史分成三个历史时期:又说又干;光说不干;不说不干。[6] 儒家理想是要最终建立一个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圣王统治下的大同世界:开始时,儒家不得不又说又干;等事事安排就序,动动嘴吩咐一下就可以了;等社会运转有如一部自动的机器时,儒家人物当然要垂衣裳而天下治,不说也不干。列文森说,第二时期开始于宋朝,正是二程与朱熹理学的高峰时代,儒家吟唱的是理学与心学的高调,就是说连动动嘴吩咐一下也是孔子政者正也的榜样政治,并非具体指令。第三时期开始于西方哲学的传入,其中当然以利马窦传教与鸦片战争为标志性事件,所以清朝的儒家学者无所事事就做起考据编撰的事来了,也就是作自己能作的事。就孔子政者正也的榜样政治来说,作自己能作的事是一种榜样,让其他人也作自己能作的事;也可理解成,儒学最后深入每个人的心里后,儒家即用不著再说什么了。儒学影响所及的中国文化圈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新加坡、日本。就儒家大同世界的理想来说,中国、朝鲜、越南实行了共产主义,连马克思主义产生地欧洲也放弃共产主义之后,亚洲三国还坚持,他们的共产主义有更多的儒家大同理想内涵。在现代科技与财富积累的大潮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韩国、香港,以及日本以弹丸之地长时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都可以看成列文森所说的儒家不说不干而乐观其成的巨大效果。印度与中国同有佛教或类似的印度教传统,中国另有儒教传统,这一儒教传统的有无很大程度上与中印近代史的巨大差别有关。西方有将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归功于基督教清教徒传统者,本文将亚洲近代商业化成与儒家文化影响联系起来,也不算过于牵强。这里需要强调指出:这种儒家文化影响的后世效果来自人的素质,而非儒家学说本身。儒家理想高于四小龙与日本现代化的成果,东亚现代化过程实质是对儒教束缚的突破,如废科举,到了后现代才开始看到儒家学说的价值。

 

与原初社会美学秩序一致,儒家主张君子不器,即儒家鄙视世俗的社会走向,导致游民阶层、周期动乱与外族入侵等问题。下面讨论,柏拉图理想国在西方历史上有类似成功与问题。

 

二、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1) 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考察中国政治儒学化的历史,首先要明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在战国以前,诸候国之间有大片荒地,国家军事力量还没有达到控制疆域垄断所有土地的程度,农民有自由迁移而在诸侯国中作选择的能力,有类似当代西方民主选举的作用。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军力达到控制疆域而垄断所有土地的能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亚洲农民成为独裁君主的奴隶。战国前后这一社会本质的改变没有得到此后儒家官僚知识分子们的清楚的认识与足够重视。[2,第272-73]以下为秦汉之后中国社会的模式:

 

皇帝朝廷及其家族 变形的准原初社会(黄老法家)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儒家)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会(道家)

 

作者将人类社会分为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中国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2] 上中国古代社会模式图中,三层次之间是分隔的,很大程度上各自成为一个世界。如果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统总结出一个人生哲学来概括这三个层次的话,我想到的最确切字眼分别为黄老法家、儒家、道家。汉朝统治者曾用王霸杂之来概括他们自己,再加上内法外王、内黄老外儒家等讲法,这里用黄老法家代表,即并非赤裸裸的法家,加上了黄老权术的润滑剂,当然这也是皇帝朝廷层次未来得及儒学化的结果。[23] 广大的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而主张小国寡民的道家坚守老子原初社会的信条,宁可避世也不与帝国时代二级社会妥协,结果道家思想常常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精神来源,而汉末黄巾大起义成为中国道教开始的年代。上三层次之间的隔离程度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与研究。[3]

 

同样,柏拉图理想国之中的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层次也各有不同的心灵类型。[789]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基于二级社会,而儒家与道家以原初社会为理想。柏拉图认为古希腊的寡头、民主等政治体系都是他的理想国的退化型,而儒家把现实政治看成失去大同世界后退而求其次的小康,就是说:二者都没有人类二级社会面临无数可能的认识,二者都为人类追求他们心目中唯一的理想社会,从而使它们据有高度的可比性。

 

李英华详细对比了儒家圣王与柏拉图哲学王的异同。[7]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人分为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层次,分别代表智慧、勇敢、欲望三种人类品质,为了抑制其中上两层次的欲望,统治者、武士不准结婚与拥有家庭,但可有性生活,不准有私有财产。将柏拉图理想国的三层次与上模式图中我国古代社会的三层次相比就知道东西文化的不同,柏拉图显然看清楚了二级社会的非人本质,才剔除家庭这样人类与生俱来需求。在儒家看来,不要家庭的人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根据英国学者巴克,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教皇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教皇正是通过终生学习、修养而后通过选举竞争产生的,而牧师、修士、俗人相当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层次。牧师、修士没有家庭与私有财产,而俗人有。[89] 李英华没有提到,柏拉图理想国产生于古希腊,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而犹太教盛行于农耕田园生活的犹大国。基督教没有继承古希腊那种富有活力与创新的精神。与此相对,儒家与道家均以原初社会为理想,满足于农耕田园生活,儒家理想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超出上模式图中的中间阶层,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所谓书院,可谓儒家圣王、圣徒的理想国,与罗马教廷统领的欧洲相比,规模小了一些。

 

2) 夏商周三代时期社会结构与柏拉图理想国更相近:中国秦汉之后的社会与柏拉图理想国一个重要不同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文化与国家建制远高于周围民族。柏拉图时代的希腊有统一的文化与信仰,城邦国林立而缺乏政治统一,某种程度上与夏商周三代时期相近。中世纪欧洲也与古希腊世界相似:有统一的文化与信仰,没有政治统一,所以出现类似柏拉图理想国的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国就不足为奇了。柏拉图理想国基于古希腊城邦国,很小而与其他城邦国平等相处。罗马教廷虽然统领欧洲基督教,但管辖地区很小;拜占庭帝国疆域也始终不大。等马基雅维里(1496-1527)写《君主论》催促君主们学习古罗马用战争征服去统一意大利与世界,就与成吉思汗不约而同,也就开始给罗马教廷下的基督教世界与宋朝的儒家帝国画句号了。

 

儒家圣王理想追求的是原初社会的美学秩序,在二级社会的现实中成为生活的艺术化,表现为礼乐与理学家心学式自我超越。柏拉图理想国内部的和谐有赖于哲学王对正义的深刻理解与内化,这种正义外在于人,所以有共产共妻的规定,导致基督教牧师、修士以上不结婚的传统。柏拉图理想国讲到的其他人生品质包括诚实、勇敢、节制等,也同样体现二级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这有利西方社会市民化、民主化,从而加速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国市民化、民主化、资本主义化步履艰难,与儒家道德美学秩序与大同理想不无关系。

 

 

三、中国朝廷与国家儒家化尝试的失败与罗马教廷理想国式的有限成功

 

 

孔子本人毕生精力用于推动诸候儒学化,他的学说也给官僚知识分子提供了人生观与处事准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政治重点在朝廷,在王莽改革失败后不得不转向官僚自身的改造。

我们可以把王莽新政看作朝廷与国家儒家化尝试,王莽企图废除土地私有而恢复井田制,企图废除奴隶买卖等措施无不具有儒家思想内涵。王莽自幼年博学好礼仪,成年后无论通达而作高官时,还是穷困潦倒时,都克己好施,为人称颂。他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隶,王莽即令儿子自杀,这种行为在今天也令人敬佩。王莽改革的其他措施诸如五均、六莞等也无不志于抑制豪强以保证平民生活。当代学者启良高度评价王莽的政治尝试,说,王莽的改制实是在进行一次乌托邦实验,其性质同后来农民起义的均田的主张是一样的,同样是出于天下田天下人共耕的理念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尝试。[10] 启良与本文相同,把儒家学说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欧洲近代才出现各种乌托邦试验,都是少数人的局部行为,而中国在两千年前竟由皇帝主导全国式的乌托邦试验,可见东西方社会与历史的不同。结果是一样的,这样无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区别,以人类史前均平社会作为模板的试验无不以失败告终。这种试验的失败并不泯没它们的社会意义,它们照亮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东西方的历史都是一个逐渐走向理想,不断增加民主、均平与有利于普通人生活的方向前进。同样,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接近儒学理想的过程。

 

耶稣创建基督教的早期,基督教徒过共产主义生活,经过保罗等人的改造才成为罗马帝国内部广泛传播的宗教。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成为欧洲维持社会秩序与统一的力量,并部分接管政府职能,被历史学家称为基督教世界(Christiandom),确切地说,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另一方面,与基督教强调精神文明相对的追求物质文明的世俗力量一直存在,使得基督教行使政府职能只能是暂时与局部的,没有改变西方长期以来世俗政府与基督教相互牵制与平衡的政治格局。

 

以目前罗马教廷为例来说,与柏拉图理想国和儒家圣王体系甚为接近:教育,筛选而任用贤能,最后是哲学王或圣王专制。罗马教廷历史上曾出现腐败问题,儒家官僚制度也出现过腐败问题。世俗政治的存在是罗马教廷腐败问题的外在牵制力量,而中国官僚制度内的世俗成分恰恰是腐败的助燃剂。

 

在历史上存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与中国汉武帝以来的中华帝国甚为相似。拜占庭帝国脱胎于古罗马帝国,当它正式采用基督教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即先后停止了罗马帝国的长老院、行政官的功能而使其徒留虚名,也摈弃了公民会议等共和国民主成分,成为专制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存在1123(330-1453),在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征服;而儒学统治下的中华帝国存在1415(公元前136-1279),在1279年灭亡于蒙古帝国。此后拜占庭的东正教 和儒学继续存在;东正教的希腊与儒学的中国继续存在。二者都与周围和平共处,而不采取古罗马帝国式的扩张政策。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基于广大农民的准原初社会,而拜占庭帝国承袭古希腊与罗马帝国的传统,基于国民组成的二级社会。正由于此,每个中国朝代历时较拜占庭帝国的朝代长得多,中国典型朝代为三百年左右;而拜占庭帝国1123年中历经12个朝代,93个皇帝,即每个朝代平均不到一百年。另一方面,中国改朝换代大多经过长时间战乱,拜占庭帝国大多经过军人政变以及首都市民闹事改变朝代。这是在二级社会中,众多地方势力可随时取而代之;而基层为准原初社会的中国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组成足以代替帝国的政治力量。

 

总之,如用西方政治作参照,在官方儒家学说的影响下,中国政府沿柏拉图理想国方向演进,而与近代西方民主的扩大政府职能与让民众广泛参预的方向正好相反,但与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国相似。

 

如果把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看成是柏拉图理想国影响下的产物的话,柏拉图理想国取得了与中国政治儒学化相类似的巨大成功,同样有又说又干、光说不干、不说不干的三阶段:耶稣与他的使徒过共产主义生活以及欧洲中世纪基督教部份接管政府功能和拜占庭帝国相当又说又干阶段;拜占庭帝国的衰败与欧洲基督教逐渐退出政府功能相当光说不干阶段;拜占庭帝国灭亡与欧洲宗教战争迫使基督教退出以政府为主导的世俗话语圈,则相当不说不干的阶段。基督教进入不说不干的阶段比中国儒学早,二者同样让位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中国历史上游民阶层、周期动乱与外族入侵相当,欧洲出现不守旧规矩的资产阶级,从基督教博爱角度看,残酷与规模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宗教战争与此后的欧洲对世界各国的侵略战争则相当中国的外族入侵与周期动乱:儒家与基督教在这些大规模暴力事件面前一样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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