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正传》看中国古代社会的上下分隔制 (上)

李柚声

摘要：本文以鲁迅《阿Q正传》作样本并结合作者亲身经历分析了中国古代上下分隔制度的利弊得失，同时无可辩驳地展示了这一分隔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这一分隔反映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不同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可逾越性。作者最后分析了这一上下分隔对中国历史造成的影响，中国历史缺乏将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引向二级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力。

关键词：阿Q，精神胜利法，原初社会，上下分隔，城墙

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这两种社会有本质的不同，其差别犹如汉字与文章，属于不同层次。作者曾这样概括两种社会生活的不同：1) 原初社会：美学，怡悦，本能，直观，和谐，天人合一，人的原有世界；2) 二级社会：功利，奋斗，理性，方向性，矛盾冲突，天人二分，尚未为人所把握的神的世界。[1]

由于中国夏商周三代期间的社会仍处于原初社会或与原初社会近似的准原初社会层次，老子、孔子都主张上下分隔制，即统治阶级与庶民分隔开来。[2，3] 老子说，好政府的存在不为它的人民所感知。孔子则讲“上智下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由于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中国自秦汉进入帝国时代以后，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下分隔的传统。与西方以及当代社会相比，中国古代的上下分隔性就更加明显，以至于朱元璋有严禁官员下乡的命令。从《阿Q正传》及农村实际情况看，中国古代农民对朝廷政府如何运转一无所知，几乎是未能真实地感知其存在。当代电子时代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近邻时代，人类便进入了所谓后现代，当今西方人们中间的一个时髦就是要仅仅为现在活著：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民也象阿Q 那样只为现在而活着。[4] 作者认为：中国农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仍处在准原初社会层次，一般不识字的农民既不知道头上的政府是如何运转的，也不知道地球上的人类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本文以《阿Q正传》作例子来分析上下分隔的含义与实质，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分隔的具体表现与后果。

一、《阿Q正传》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上下分隔性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差别犹如汉字与文章个关系，文章的含义衍生于汉字的排列组合，这犹如青蛙吃虫子，在生物圈里却有利于物种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农业。同样一件吃虫子的事在青蛙是填饱肚子的享受，在生物圈却是物种的平衡与农业的丰收。《阿Q正传》里的中国社会也是这样：政府处死阿Q来改变破案无能的形象，阿Q用这样一个并非人人都有的境遇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风风光光地作了一次革命党。虽然政府与阿Q 都考虑面子的问题，只有阿Q的考虑是纯面子而无物质利益成分；政府官员的面子有关职位升迁，甚至工资的增减。只有原初社会才是纯美学式生活秩序，二级社会已为利益与财富所左右。作者同意鲁迅对道家无为自乐的倾向有讽刺挖苦的一面 [5]，但鲁迅先生思维深刻、视野广阔，在《阿Q正传》诸多人物中间，阿Q是鲁迅先生唯一倾注同情的人物。就作者所知，鲁迅这篇《阿Q正传》是第一部用文学的笔法刻画中国社会上下分隔制的作品。

1) 阿Q 与胡适门人所代表的两个不可沟通的世界：鲁迅在第一章序中，历数诸多有关阿Q 名字、籍贯等无法解决的难题后，写道：“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作者显然把胡适门人与阿 Q 作为上下分隔形成的两个世界的代表，前者还包括赵太爷与他的儿子茂才公。这两个世界的隔阂与对照构成小说的幽默与趣味，鲁迅先生把自己列为阿Q 这个世界的人，所以他用“引车卖浆者流”与“不入三教九流”等话来自歉，但也同时说明鲁迅先生同情阿Q ，因为阿Q 才是真正的引车卖浆者流。

阿Q 本人并不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他符合王学泰游民定义。鲁迅写阿Q 是有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人物的，而这个原型人物正是一个无固定产业的游民。阿Q 据有王学泰所说游民的特点与毛病：只顾眼前，有了钱便汹酒赌钱；欺软怕硬，凌虐处于弱小地位的妇女等。[6] 这些劣根性并不见于勤劳朴实的广大农民群众，所以阿Q 与小D 合起来或可代表中国农民的形像。另一方面，作为游民的阿Q 来自农民，是他没有土地房屋，来往于城市乡村的特殊生活环境造成他的诸多弱点。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先生用阿Q 的形像来表现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以期唤醒沉睡的民众。总之，阿Q 是中国庶民大众的代表，也是中国人主体的农民代表。中国农民虽然大多有一片他们自己的土地而阿Q 没有土地与自己的房屋，但他却进过城，而进过城的农民毕竟是少数。以下以原初社会特点来分析鲁迅先生创造的阿Q 形像，以显示鲁迅先生精到的观察与对中国社会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

2) 原初社会的人生当代性与二级社会线性历史观：今天阿Q 的名字已经进入中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的口头用语。拿汉字与文章作比喻，那是一篇讨论某个具体汉字的哙久人口的杂文给某个人群留下了经年累月的印象，并不表明那个汉字与其他汉字有什么不同。象上面提到的西方后现代活在当下的时髦一样，阿Q 没有二级社会的线性历史概念，只知道活在当下。西方现代人要经过修炼与心理学家的指导才能仅仅活在当下，而阿Q 生就地活在当下，因为他没有获得现代人的二级社会线性历史观。作者坚信：中国历史上中国农民社会生活变化不大，因为原初社会由遗传决定，只有一种，而变化限于政府与知识分子阶层。阿Q 在去刑场的路上看到吴妈后很想唱一句戏文：《小孤孀上坟》、《龙虎斗》，或者“手执钢鞭将你打”等等，在阿Q 眼里，这些戏文只有梦幻般的美学意味，而没有任何历史与理性的说教。在阿Q 看来，历史剧与梦幻剧，悲剧与喜剧都是一样的，那是远离他的另一世界，在他只有美学的娱乐作用，并不赋有任何现实的意义。

3) 名字与主体意识：我们今天提到鲁迅这一名字，我们脑海里会出现鲁迅先生的形像，并会连想到他的人生、作品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等。一般说来，这也大致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印象，体现一个成熟作家对社会以及自己在社会的位置的深刻理解。杰尼斯氏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是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建构，也就是“人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一流行说法。[7，8] 为雅观起见，这里称这种人造之人为：人为之人，以区别于文明之前的自然之人。在《阿Q正传》中只有举人老爷、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以及政府法官等人是人为之人，阿Q 仍属于自然之人。虽然这两种人都有杰尼斯氏所称的主体意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人为之人在二级社会中提供的众多可能中选择与创造自己独特的人生，自然之人并不是这样，他们的选择限于生活与美学范围，因而他们不是二级社会线性历史的自觉参预者与创造者。这里用一句中国文革时代的一句套话：阶级意识的有无决定一个人行为是自觉还是自发的。作为农民一员的阿Q 并不据有农民自觉的阶级意识，更没有代表农民阶级与政府官员以及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斗争以争取自身阶级最大利益的想法。准确地说，阿Q 仅仅生活在未庄的熟人圈子里，是一种准原初社会，对上层社会没有丝毫的理解。形像地表现这一点，鲁迅先生说阿Q 没有正式名字，也没有姓，从他自己说姓赵后被赵太爷训斥后改口否认来推断，阿Q 没有正式名号与姓。在熟人生活圈子里用不着正式名号。这一名号问题的另一表述：自然之人由遗传决定，更据有同质性；二级社会人为之人本质上据有异质性，二级社会的文化造就无数不同的人，所以生活在二级社会的赵太爷就骂阿Q 不配姓赵了。

4) 阿Q 的精神胜利法与原初社会的美学生活秩序：在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精神胜利法似乎滑稽可笑，但以阿Q 的处境，也是明智之举。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处在阿Q 的地位，几乎可以肯定是要悲惨到不知道如何活下去的程度。在未庄的男人里，阿Q 只能与小D 打个平手。鲁迅先生写阿Q 在王胡旁边坐下去时这样说：“他于是并排坐下去了。倘是别的闲人们，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这王胡旁边，他有什么怕呢？”这个王胡还是把阿Q 狠狠地揍了一顿。这说明阿Q 怕村里所有男人，不敢跟他们平起平坐，否则有挨一顿打的危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阿Q 没有患上今天常见的抑郁症，更有甚者，阿Q 心态平衡的同时还不停地显示出趾高气扬的乐观。想到这些，我们或许要原谅阿Q 偶尔欺凌弱小的毛病了，尽管鲁迅先生笔下阿Q 这一弱点，不过是群体毛病在阿Q 身上的表现而已。

阿Q 的愚昧集中表现在他被政府当成替罪羊来处死，他还自以为自己革命造反所致。阿Q 做过盗贼，还在村里卖他的盗窃品，村民完全可以告发他而致他死刑，当时政府不过拿漏网惯偷来搪塞时下破案的责任，实在不算什么。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作者所在城市大街小巷闹得沸沸扬扬，说市公安局随便弄个人处死以便放走是局长儿子的真正的杀人犯。阿Q 自以为革命党罪被杀，而在他心目中，革命党是白盔白甲、明火执掌地抢劫，所以被处死也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所以才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的豪言壮语，唤取满街的喝彩叫好。以一个怯弱的盗贼之罪，换取一个心目中革命党式堂而皇的死刑，阿Q 精神胜利法有其实在的心理美学价值。

在太平天国事件中，曾国藩的军队也全由农民组成，洪秀权的军队同样全由农民组成，两人对垒导致两千万农民被砍头。那些农民的死实在比阿Q 的死更来得无趣。

5) 分隔的上下层次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认识与意义：我们宇宙世界是分成不同层次来运作的，在物理世界分为：基本粒子、分子、物体、星球、星系、宇宙等，在生物世界分为：DNA 、细胞、组织、器官、人体、原初社会、二级社会等。上述诸层次中下层次存在本身即构成上层次的意义，也就是象上面说的：青蛙吃虫子与农民丰收有意义。这一区别也可以用自由党与柿油党来代表：自由党传达自由与人权的含义，而柿油党在目不识丁的农民眼里就只剩下滑稽好笑了，也就是纯美学意味。

《阿Q正传》提供了许多这方面描述。比如，阿Q 吹牛说自己姓赵，被赵太爷训斥一番，并被打嘴巴。这却给阿Q 带来无限好处。书上写道，“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阿Q 向吴妈求爱，且不说二人之间如何般配，单就阿Q 死前游街见到吴妈仍忍不住爱慕之情，如此纯真爱的表达，竟得到如此悲惨结局：挨了一顿竹棍，还丢了饭碗。吴妈上吊自杀闹剧显示这上下分隔到无以理解的程度。阿Q 想要参加革命，无疑他有资格参加这一革命，而上层社会的假洋鬼子没有一丝一毫的考虑的余地。等阿Q 自己上街革命，喊，“造反了！造反了！”

“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伶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赵太爷、赵白眼都来怯怯地想搭讪阿Q ，以便讨革命党的口风。阿Q 被处决的大团圆使上下各得其所：政府得以改变破案无能的形像，阿Q 则终于在自己心目中作了风风光光的革命党。

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基层的原初社会

柏拉图理想国分为统治者、武士、劳动者三层次，而这三层次分别代表不同不同的心灵类型，代表人类的智慧、勇敢、欲望。[9，10，11] 上面说到老子、孔子都主张上下分隔的社会理想，又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处统治地位，形成以下三层分隔的社会结构：

皇帝朝廷及其家族变形的准原初社会(黄老法家)

│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二级社会(儒家)

│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会(道家)

以上社会模式代表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主要是宋朝科举制度成熟以后，形成一个以孔孟思想为主体意识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约有数十万人。上中国古代社会模式图中，三层次之间是分隔的，很大程度上各自成为一个世界。如果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统总结出一个人生哲学来概括这三个层次的话，我想到的最确切字眼分别为黄老法家、儒家、道家。汉朝统治者曾用王霸杂之来概括他们自己，再加上内法外王、内黄老外儒家等讲法，这里用黄老法家代表。广大的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而主张小国寡民的道家坚守老子原初社会的信条，宁可避世也不与帝国时代二级社会妥协，结果道家思想常常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精神来源，而汉末黄巾大起义成为中国道教开始的年代。上三层次之间的隔离程度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与研究。

人脑分为左右半球，因病在幼年切除半个脑子的人可有正常智力。因为两半脑之间的联结有限，右脑所得印象、感受等可能要编码后才能传递到左脑，而语言中心位于左脑，理性思维也是左脑功能。右脑功能更近于美学。作者推测，人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联结可能是人类建造二级社会的神经学基础，用以说明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不同层次式的区别。这里讲的左右脑分工是就大多数人来说的，二者分工有一定的相对性与可变性。正如语言与理性思维也可能勾引起一个人的情感等美学感受体验。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两种社会生活的本质不同。[12, 1]

上面提到与道家真人相近的自然之人与人为之人。这两种人的重要区别在于：人为之人的主体意识首先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为二级社会文化所朔造。结果造成自然之人以业余心态看待世界与人生，而人为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受社会目标的影响。作者写到：“总之，二级社会层次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和宗教代表原初社会玩耍游戏的一种形式而已。二级社会的多样性与原初社会玩耍游戏的多样性相当。老子、孔子仍以原初社会业余时间用于玩耍游戏的传统来看待人生，也就是美学的人生。”[13, 1]

三、作者自身经历的验证

1) 从作者经历看《阿Q正传》所描写的上下分隔：作者这里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生活的中国北方农村来验证《阿Q正传》的描写。这里首先指出：作者在当时生活的300百人的小村庄里看不到阿Q 式的欺软怕硬与偷盗行为，也没有赵太爷式的人物，却有秀才一名。晚清一度把秀才、举人、进士分别等同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生，我村的秀才实在远远不如《阿Q正传》里的秀才一家人，他只不过比其他农民多认识几个字而已。在作者眼里，这300个人全部属于阿Q 与小D 式的下层原初社会人物：他们纯朴勤劳，在收割修房等大型劳动中，他们密切合作而不分你我。他们之间穷富差别也不大，土改时在300个人中仅有富农与贫农，没有地主与雇农。中国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土改时，全国共有地主400万户，占总户数的3·79%，这些地主共占有土地2188万亩，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4·75% 。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是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在农民手中。[14] 中国当时是个当之无愧的小自耕农世界。这样看来，作者家乡较《阿Q正传》更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作为文学作品，《阿Q正传》并不能完全作为现实来看待，所以这里作者结合个人观察来讨论。

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刚刚开始放电影时，记得我一次和农民一起看电影后听大家一起议论看过的电影。他们注意到的是电匣子如何会说话，影像如何不真实，电影人物动作如何笨拙等等，当然也赞叹某个人物的动作灵活，似乎有点功夫等等。因为是初次看到，他们谈论了好几天，我的印象：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电影本身的故事情节以及要传达信息与寓意。就是说，农民据有纯美学的眼光，没有把电影人物和自身生活联系起来的习惯，而是把它们看成是来自另一个精灵神幻世界。同样道理，阿Q 没有追求表象背后二级社会式意义与权术的习惯，他的眼界停留在表象层次，才认为自己是因为革命党罪而被处死。

就我村300人来看，他们世世代代作农民，生活没有给他们展现任何其他可能。虽然他们中个别人也偶尔说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话，但他们心理明白，那些离他们很远。另一方面，他们有阿Q 的精神胜利法，却没有阿Q 欺软怕硬，周围也没有人欺负他们。对于这些满足现状的人来说，生活也可以如同天堂里一样美，至少心目中可以这样。

那时的中国北方农民称自己为自在王，就是悠闲自得，在自家天地里生活得象国王一般。除兵荒马乱与旱涝灾荒时期，农村生活相对稳定，大体如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著一种淳朴而又欢乐的生活。闲暇时间很多，至少冬天半年无所事事，他们的业余时间也用于精神生活，包括求神拜佛的宗教追求。他们每年节日之多，婚丧嫁娶之隆重，各种游艺活动之频繁，规模之宏大，致使经常把农活放在一边而全体出动，如此等等，会使今日城市上班族顿生羡慕之情。与现代人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更近于史前的原初社会生活。

这些在自家天地里作国王的人们也需要娱乐与梦想，他们不梦想一个可企及的世界，那样的话他们就需要努力了。他们梦想一个精灵梦幻的世界，对他们来说，仅仅有娱乐的作用，因为那是一种仅仅存在于梦幻中而不可企及的世界。象阿Q 唱《龙虎斗》一样，我村农民看古装的帝王将相戏，也听说书艺人说唱三国、水浒之类，我上小学时也被邀请去给农民读这类的书，他们都甚为喜欢。他们聚在一起时，闲谈的重要内容就是这些帝王将相的戏文，长年不断。他们有纯美学的眼光，只讲那些带有夸张、滑稽与戏剧性情节，以为娱乐。我从没有听到他们从中领会出什么人生道理来。他们也经常谈论村人经历以为娱乐，这时他们也同阿Q 一样嘲笑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嘲笑是善意的，是着意强调人生幽默的一面。我父亲年幼时在城市读书，之后参加抗日战争，他有一次对我讲到：关羽死于自己的毛病骄傲，张飞死于自己毛病暴躁。有了二级社会的眼界才会讲出这样的人生道理来，也象今天的社会，即使帝王将相的古装连续剧也充满人情与生活的启示。正由于此，我们的人生才是文化的人为创造物。总之，古希腊神话与犹太圣经故事把人生放在神的名目之下，诗经抒发原初社会个人情感，在帝国笼罩下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农民象阿Q 一样追求纯美学式的幻想，而非现代读者与观众所理解的主题意义。

2) 从中国农村男女平等观念看古代社会的上下分隔：一般说来，男女情爱的生物学即支持男女平等而不同：女性对生殖投资远大于男性，生物学使男性性冲动强而赋予女性选择男性的优越地位。人类进入文明以后，战争频繁，财富生产等赋予男性社会优势，人类从而进入男权社会。如果把妾、嫔妃都归于妻而不做区分的话，东西方历史上均以一夫一妻制为主，一夫多妻制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历史上一夫多妻制存在程度远远高于西方，这样才使英国国王亨利要离婚再娶而不得的事仅仅发生在西方。这其中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分隔，而西方社会上下存在着各种沟通的渠道，以至形成古希腊公民大会的公共话语圈，这一公共话语圈对一夫多妻这一引人嫉恨的现象有抑制作用。中国夏商周三代上下分隔，农民流动性对邦国有选择权，迫使当权者亲民，但对一夫多妻制抑制力较差，因为那与基层农民生活社会相去很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处于准原初社会层次，人们朝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男女平等与一夫多妻制现象呢？作者家乡远近几十里地以内，作者听说的一夫多妻仅仅限于少数几个离开本地的资本家与军阀之类，共产党干部长期离家未能离婚而另娶的现象有情可原谅，不在此例。毫无疑问，准原初社会朝夕相处的现实使人们自愿遵守一夫一妻制，虽然现代人类学家倾向认为：人类历史上并没有群婚阶段，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在史前人类就有，但史前的一夫一妻制一定没有中国农村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