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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的中国主要社会生活层面是原初社会的证据及其历史影响

 

柚声(2009)

内容提要: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并以此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发现,与世界所有古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维持和平的超级大国与将新出现的二级社会建筑在众多原初社会之上的二架结构系统,这使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长期稳定在原初社会或准原初社会的层次。这一社会形式到战国时才发生根本改变。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开始于城邦国家的典型二级社会,走了一条战争文明的发展道路。参照西方文明,本文列举了八方面的详细证据说明,中国战国前为原初社会,并讨论了这一历史事实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深远影响。本文提出,人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及其联结为人类二级社会的建造提供一个可能的神经学基础。

 

关键词:原初社会,二级社会,二架结构,超级大国,人性

 

如果说中国、两河、埃及、印度四大古文明中的其他三个都在文明的开始时期就密切来往,而趋于一致的话,中国文明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中国文明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许多特质,在当今科技与财富积累突飞猛进,缩成一个小小地球村的世界又面临财源耗竭诸问题,学者们推测:不同的文化将取代现有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研发中国古文明的特质而贡献于当今世界就显得更有必要。

中华文明前后五千余年,对周围民族与文化显示出强大的包容性与整合性,与其他文明此起彼伏的历史局面不同,而得以连续发展,本文提出中国文明基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更接近人类的天然本性为其内在原因。与西方古代城邦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我国战国以前的主要社会生活层面近似于原初社会。以下将分节叙述原初社会的概念及其特点,战国前为原初社会的可行性,战国前为原初社会的众多历史证据,以及对后来两千余年历史的深刻影响。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①②(Li, You-She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2005. ②柚声: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之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在出版中)

 

可以将人类自古至今所有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这是一个最本质的分类,因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从定义可以推演出这两种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不同。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就是人类生来即有的社会,人性显然是这种社会的和谐与运转的支柱,人性本身足以使其稳定。因为由遗传决定,所以只有一种。原初社会基于面对面交往,平等互惠的原则,由于脑容量的限制,这种社会有150人左右。因为他们面对面而又朝夕相处,他们之间有心理与情感的沟通,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上是统一的整体,每个成员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原初社会有一个头人管理,这一头人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意图的能力,他只能靠说服与依从众人意愿,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对那些不服从领导的人,他没有惩罚的可靠手段。尽管原初社会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为简单起见,本文将原初社会头人管理系统称为头人政治。

二级社会既是人造社会,就有目标与方向,也就是社会的思想体系,同时有相应的社会建构与这一目标与方向相适应。如果把现今的二级社会看成是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社会,富有程度就成了社会奖惩与衡量的尺度,从而形成以财富多寡为标志的众多阶级与阶层。二级社会既是人类创造,自然会有无数可能的形式,一个社会只能选择一种形式,堵塞其他可能。为防止社会成员无节制地寻求其他可能,军队、警察、法院等法定暴力机关必不可少。在二级社会中,将既定意图强加于人成为可能,并成为组织大型社会项目的必要手段。在二级社会中,其成员不能与社会进行心理与情感的沟通。二级社会的统一性有赖全体成员对社会既定目标与方向认同。所以,原初社会基于直觉与潜意识,二级社会基于人类意识与理性思维。为帮助读者理解这一不同,下举两个动物的例子说明。所有动物社会都是原初社会。

黑猩猩社会基于面对面的交往,每只黑猩猩都能对其他黑猩猩的历史有清楚的了解,对它们的行为有个大致的预测。黑猩猩有张开手向据有食物的同伴讨食的习惯。比方说,黑猩猩甲与另外的黑猩猩一起刚刚欺负过黑猩猩乙,为表示自己的不高兴,黑猩猩乙远离黑猩猩甲,不跟它一起玩。恰好,黑猩猩乙获得了食物,黑猩猩甲走过来,把手一伸,要分享黑猩猩乙的食物。二级社会的人类在这种情况,很可能不理睬面前这位厚脸皮的乞食者,以示报复。黑猩猩社会的行为准则是:黑猩猩乙照样给出食物,但扔在地上表示它的不高兴。这说明黑猩猩社会整体性的深层意识能够压倒各种意向相反的记忆。

第二个例子是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过一个人工喂养猴子的记录片:大约有二十个猴子在动物园里组成一个动物的原初社会,如同人类原初社会有一头人一样,这一群猴子y有一个雄猴子担当头头。饲养人员将土豆撒在地上喂养它们,这个群体让母猴与她们的幼猴先吃,其余的猴子站在周围保护,以防不测。要等这些母猴幼猴吃饱以后其他猴子才能吃。这是它们在野生情况下世世代代形成的习惯。有一个淘气的年轻雄猴不守规矩,它总要在头猴不注意时偷吃,头猴的惩罚是将它赶走,追着要咬它。喂养人员的规矩是要等全体猴子到达后才开始喂,同一只雄猴贪玩,要其他猴子等它,甚至要来驱赶它,它才赶到喂食的地方。作为惩罚,全体猴子都不愿意和它在一起,它只能自己独处。但当饲养人员把这只众猴怨恨的淘气猴子装笼运走时,全部猴子都长时间目送它的离开,充满悲伤之情。并且第二天全部猴子情绪低落,为伤感之情所笼罩。

猴子内部对这只淘气猴子的惩罚在相当人类意识层次进行,有因果关系,与人类理性认识相似。而这只淘气猴子被移走时,涉及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面的社会整体性,由本能意识支配。只有二级社会的人类才将意识层次的理性压倒潜意识的本能。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巨大差别,类似于生物进化史上的鱼类上陆,鱼类上陆形成后来的鸟类、爬行类、哺乳动物等,其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鱼类与陆地动物的中间型总鳍鱼出现于四亿多年前,两亿年前才出现哺乳动物,就是说,这一演化用了两亿年的时间,从另一面显示其差别的巨大。

这样一个巨大差别决定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不重叠,一个社会非此即彼,而中间型只能是不稳定的过渡型。理论上说,一个二级社会也可以把中间型社会形态当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建成稳定的中间型社会。但这实质上是二级社会。这里强调意识的作用,一个社会了解到二级社会的存在与可能而选择原初社会的形式,这种选择本身就是社会的方向与目标。如散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村落,多是近代文化的产物,理应划归二级社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活在加拿大与美国的胡特利特(Hutterites)社会。他们总数有数万人之多,分成大约一百人左右村落单位,没有私有财产,在集体食堂用餐。共产主义村落或为世俗,或为宗教,但以宗教组织的共产主义村落更稳定。与史前的原初社会不同,他们有坚定的信仰系统来抵制现代私有制文化的侵蚀,所以它们更象现代的宗教社会。

 

中国古代社会的二架结构与超级大国使原初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中国自黄帝与夏朝开始,就选择了屋上建屋的二架结构,即将新出现的二级社会建造在众多的原初社会之上,这一社会形式到战国时期才得以改变。又由于中国是他们所知世界中的超级大国,没有旗鼓相当的外在国家与其争雄,从而导致本文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仍生活在原初社会,或者生活在与原初社会近似的准原初社会之中。以下论述这一结论的可行性。

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的社会,除非受外在强力影响,人类有组成原初社会的天然倾向。下面即本文设立的重要假设:

 

在下列条件下,原初社会或准原初社会将自动形成:

1) 社群人数在数百之内,人数过多时,社群有一分为二的自由;

2) 社群内,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是面对面;

3) 没有与二级社会接触,也未接受二级社会文化影响及思想输入;

4) 没有威胁生存的外在力量。

 

这一假设是由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社会这一定义推演出来的,是必然结果。以下论证我国战国前的社会能够满足上假设中的四条要求。以下为夏商周三代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模式:

天子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诸侯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村落家族 原初社会

按本文定义,上模式图中的天子与诸侯应系二级社会,实际上,他们仍生活在近似原初社会的准原初社会之中,因为上述重要假设的条件一一符合。他们既无从受到二级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又没有威胁他们生存的外在力量。以下六条给予详细解释:

 

1) 天子、诸侯、村落三层的家族均以原初社会形式生活;

2 ) 天子与诸侯家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较村落家族高,但十分之一的税 收并没有改变村落生活的闲适自得的格调;

3) 天子与诸侯虽不住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天子与诸侯的人数在数百人 之内,不超过数千人,组成准原初社会;

4) 同样,诸侯与其所属村落原初社会头人组成另一级的准原初社会;

5) 以上各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均按原初社会的平等互惠原则处理与协 调之间的关系,其管理依据原初社会头人的管理原则;

6) 以二级社会层次上的行政管理与军事冲突接近于零为理想,也就是道 家的无为而治。

 

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二架结构形式首先由黄帝创立。《史记》开头就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学者们认为,神农氏可能代表一个时代,并非一个具体的统治者名字。在神农时代,农业发展了,人们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但这一时代的末期,由于局部的人口密度增加,或由于自然灾害而食物缺乏,暴力冲突不断,无人能够制止。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挑战应答的逻辑,面对这一挑战,出现了能人黄帝,他的应对办法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征服了侵凌诸侯的炎帝,又禽杀了作乱的蚩尤,从而赢得天下万国的和平安定。黄帝的功劳在于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久出现了尧舜禹这样众人称道的德治与无为而治的典型,足以说明黄帝使用武力是为了和平。大禹治水,以公益工程组织社会,扩大与巩固了这一建制。所以说,黄帝与大禹奠定了夏商周三代超级大国维持天下和平的建制,和联合国维持和平功能不无相似之处。联合国在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即世界上的军事强权。

 

业余时间的使用与文明历史发展的多方向

 

作者意识到,本文属于一个全新方向的开拓工作:以西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研究国学,而其指向又与社会学领域内占据对优势的西方学术思想相反,所以这里插入一节业余时间与文明发展多方向的讨论,以企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思路。

研究早期历史的学者首先将某些标志列为文明之标准,如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蔡尔德(Vere Gordon Childe 1892-1957)1950年提出文明的十个标志:人口密度,劳动分工,剩余产品的管理,统治阶级出现,以地域组织的国家出现,远距离奢侈品交易,纪念性建筑,标准化的艺术风格,文字,科学,以及数学。①②(①参见Martha Lamberg-Karlovsky, "Introduction: In the Begging", in Martha Lamberg-Karlovsky, eds., The Breakout: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 Pr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pXIII. ) (Vere Gordon Childe The Urban Revolution,"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21:3-17,(1950). )这类文明标准显然没有把二级社会的多种可能方向考虑进去,有欧洲中心论之嫌。一般说来,文字对一个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疆域辽阔、历史悠久与组织复杂的南美印加帝国没有文字,用结绳记事与快速信息传递代替文字功能。鉴于此,张光直提出从个别地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分期出发来定义文明。就是后来的自己跟以前的自己相比较来定义文明。③(张光直:《论中国文明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3-82页。) 本文无意探讨张光直先生文明定义的具体应用,仅从业余时间的使用来阐明二级社会的不同方向。

一个审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本质差异的视角是业余时间的使用。业余时间定义为基本生理需要满足后剩余的时间,而不是现代人们下班后的时间。原初社会的人们象其他动物一样,将业余时间用于放松与自我愉悦,二级社会把社会成员的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社会的既定目标。所以文明是建筑在业余时间之上的。如果人类象快速成长的桑蚕与北京填鸭一样,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并无任何业余时间可谈,一个必然的结论是:这样人类就不会发展任何文明。这里得出本文一个重要观点: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与人类生理需要无关。当今世界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道路,这并不等于物质文明是唯一的二级社会形式,更不等于它是将来世界中文化竞争舞台上最好的形式。物质文明的兴起与战争有关,在战争面前,人们只能发展物质力量以自保。

原初社会的人类业余时间的自我愉悦活动包括精神创造,即包括哲学与美学的追求,这里的哲学包括一切知识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追求,获得新知识而感到愉悦是人的天性。哲学与艺术是文明的精髓。至少从理论上推演,文明的发展可以是纯学术、纯艺术的,这种文明发展自身是一种人类自我愉悦的过程,无须战争催生,无须有闲阶级在后面监工。

总之,人类业余时间的使用可有三个层次:精神层次,物质层次,以及身心健康也就是个人幸福层次。如果用追求这样一个字眼来描述人类业余时间的使用的话,这种追求相对人类天性可有三种不同的程度:1) 不超出人类天性的业余时间使用风格,即放松与自我愉悦;2) 进一步达到孜孜以求的程度,称为工作或劳动;3) 这种追求与战争文明联系起来,变成帝国辉煌的一部分,人们经常做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不惜损害个人身心健康,我们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个人,变成社会机器的一个螺丝钉。

作为一个民族与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的追求可以游离在上述三层次、三程度之间任何位置,只要他们能生存下去。西方历史上的战争与财富积累属于物质层次的追求,二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但也可以分离。如古印度河流域文明与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有显著的财富积累,没有战争痕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财富迅速积累,并没有伴随战争的升级。古希腊曾分成以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城邦国联合体,好战的是斯巴达,而财富主要积累在雅典。

加拿大与美国有一种称为阿米施(Amish)的人散在各地,是基督教演化史上形成的一个分支。他们拒绝现代物质文明,过着农家许行所称赞的耕而食、织而衣的原始生活,就更不用提电视与网路文明了。阿米施(Amish)人似乎生活得更快乐,有研究表示,他们精神病发病率与自杀率都是周围文明人的二分之一左右。① (Susan Rensberger, Understanding the Amish, New York: Alpha Books, 2003, p153-154.) 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虽属二级社会,其社会追求停留在上述程度1) 与程度2)水平上,主要限于精神与个人幸福层次,与人类天性相去不远,生活比较轻松的原故。如果阿米施人生活在古代的地中海文明圈内,他们的文化再伟大也早已成了刀下鬼,没有流传到今天的可能。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才能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思路与其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在物质文明相对低下的条件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

 

我国战国前时期以原初社会为主要社会层面的证据

 

由以上论述可知,超级大国保证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在二架结构维持原初社会的建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说明人类具备这一固有的社会需求。就教科书描述的世界各大洲古文明来看,这种古代超级大国维持和平的政治建制并未出现于世界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古代被称为曼茶罗体系(Mandala),①或称为银河星团政体(galactic polity),②(Mandala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ndala_%28Southeast_Asian_history%29

②参见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3) ,都是一个意思,即象宇宙的银河星系一样,虽然在文化交流意义上是统一体,并没有一个超级的权力中心。东南亚这种文化交流范围远远超出政治建制是古代世界普遍现象,只有中国是例外。古代地中海文明圈的文化交流涵盖印度河流域,到亚历山大大帝与古罗马时代才出现纯武力打造的超级大国,这一超级大国没有征服周边的波斯帝国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出现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之后,各种文明体系业已牢固地建立,如同当今的联合国一样,他们只是文明的继承者,而中国古代超级大国是思想体系的创建者。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夏商周三朝的传承与异同。《礼记表记》中列举了夏商周三朝的特点,提到夏与周同样敬鬼神而远之,而商朝尊神敬鬼,近来甲骨文的挖掘显示,商朝人殉总数竟达万人以上,武丁时期曾出兵一万三千人之多征讨方国。但零星的历史记载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说明:商朝已进入典型的二级社会。据王玉哲考证,周朝上代原系夏朝的一个分支,即夏与周同族同源。(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424-435)周朝推翻商朝后进行了重大政治改革,许多学者认为由巫神为主转变为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发生在商周之际,周公起了重要作用。周朝末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中国文明演化史的关键时期,即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为后来奠定了哲学基础。本文虽然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统一文化传统的整体,是从改革与传承意义上的统一,并非将夏商周三朝等同对待。

 

() 早期诸子百家缺乏对二级社会的认识

 

诸子百家多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有机会了解上下层社会,而他们的学说大多以社会生活与政治管理为主题,但早期诸子百家显然缺乏对二级社会的认识,有力地提示中国战国以前主要社会生活层次为原初社会。

孔子与孟子都讲了许多显然不适合二级社会的话,而只能用面对面的原初社会中的头人政治来理解。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些话显然仅仅适用于原初社会的头人政治。二级社会的领导人要拿出办法来解决问题,给予下级以明确的方针与指导,并非事事能够以身作则就可以了事。农民至少整个冬天无所事事,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追求公益,似乎儒家全无考虑。而这种将国民的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物质文明是西方的思路,似乎不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视野之内。

孟子反对用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认为只要实行仁政,得人心就可以统一天下。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提出了被现代学者李申认为是小康社会经济理想的具体标准。①(①李申: 《小康上下五千年》, 《南方周末》2003119日。) 孟子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不挨饿挨冻,对老年人有较好的照顾,这并不难达到。现在很多国家与地区达到了这一标准,并未见统一,也没有完全制止战争。只有原初社会条件下,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后,人们安心于懒散的闲适生活,才可出现大一统的和平局面。在二级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想利用他人的劳动力来实现他们无限制的野心,而二级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另外,孟子这种以仁政而王天下的说法,需要人口的自由移动,只能在原初社会条件下,既无国界又无户口概念才有可能。

老子无为而治实际上是原初社会头人无权威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哲学化与理想化。原初社会一切听从天然与人性,就是无为而治。这里应该提到的是,儒家同样提倡无为而治。《论语泰伯》提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老子在《道德经》第29章里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的 意思是说:人类世界是神圣之物,不可对它有所作为,不可把它占为己有。对它有所作为以失败告终,把它占为己有要失去它。 这些话显示老子对原初社会与现代二级社会的根本性不同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说明老子观察社会与历史的深刻与敏锐。老子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典型的二级社会。老子讲天下神器不可为、不可执,是说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这是对二级社会性质的一个正确的推断,也是对上述二架结构系统的一种描述。就是说,天子与诸侯们对他们的下属社会不可为、不可执,即不能随意操纵,也不能占为己有,因为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有绝对权威。真正二级社会的国王有实权,但又嗜权如命,成了权力运转机制的奴隶,是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另一含义。

《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的话说,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从夏禹到周朝都属于小康世界,遵从礼仪制度,由礼仪制度来考查在势的统治者们,来辨明他们的是非、诚信、过错、仁义以及前后的一致性。不遵循这些原则的统治者,人民将他们视为祸殃,要失去他们的位置。这同样说明这一二架结构系统中并无绝对的权威,而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平衡体系。

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译文:当君王做君王的事,作臣子的做臣子的事,作父亲的做父亲的事,作儿子的做儿子的事。论语.颜渊)孔子这里显然把君臣的关系等同父子,原初社会的头人往往是做父亲的人物,也足以说明孔子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混为一谈。由于孔子的影响,中国后来确实把君臣的关系看成父子的关系。如上面《中国历史上的道学皇帝》一文中提到,刑部要以儿子咒骂父亲的罪判处上疏的海瑞绞刑。父亲因为生儿子气而打骂儿子并不算过分,所以皇帝因为生臣子的气就有权处死臣子。孔子还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译文:天下大道通行时,老百姓不议论纷纷。论语.季氏)所谓庶人不议是指人们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己的原初社会内,对上一层次的社会很少了解,阶级差异在人性容纳的范围之内,人们无从议论。

至于墨子提倡兼爱,反对战争,农家许行主张国王也要耕而食、织而衣,无不反应原初社会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到了战国时期的荀子与韩非子才有对二级社会清楚的认识,知道二级社会的秩序光靠仁义的说教是不行的,需要礼与法的赏罚系统来维持。但他们都有一个对原初社会形态的正确认识与理解,也提示我国长时期以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为主要社会生活层面的事实。如韩非子在《五蠹》说,有巢氏、燧人氏以及大禹都是为人民解决生计问题而王天下,商汤、文王、武王都是行仁义、伐桀纣而王天下,而当今的战国是军事实力而王天下的时代。所以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

 

() 道家与儒家同样以原初社会为理想

 

《庄子.天下》论述诸子百家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道家提倡返朴归真,所以庄子由学科的划分来论述诸子百家,说古时大体全貌的一统道术分裂成不同的学科,如同耳目鼻口一样专门关注人生世界的某一个方面。这说明,中国古代的道术是对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界、人类自身世界、人生体验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等全部概括在内一种学术思想。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它不是特立独行地另辟稀径,而是对古代这个一统道术的直接继承。这是因为中国文明开始时长期停留在原初社会层次,所以学术思想显示出全方位的特点,也就是庄子所谓天地之纯、古人大体的一统道术。道家哲学,正是对古代二架结构保存的原初社会这一体系的哲学概括,是原初社会这一体系的哲学化与理想化。

与此相对,古希腊文明以二级社会为起点,追求财富积累与物质文明,所以他们的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界的思考,探讨自然界由什么组成的等问题,到苏格拉底才转向社会与人生。思考自然界与思考社会,都是一种方向与目标,是二级社会有特定的方向与目标这一社会现象在哲学思考层面上的折射。

一个直接结果是,中国道家以原初社会为理想社会。老子以小国寡民的原初社会为理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儒家同样以原初社会或近似原初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很多赞美尧舜禹的话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还赞赏禹的具体为人,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以下是《礼记.礼运篇》有关原文的摘译:

 

孔子说,古时大道运行无阻的时代,以及三代那些英雄人物,我虽然没有能亲眼目睹,可是古书记载得清清楚楚。大道施行时,天下为公,选择有道德才能的人管理社会,讲究诚实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光亲爱自己的父母,不独爱抚自己的子女,使得老年人得到奉养,幼年得到抚育,而壮年有机会贡献自己的力量。鳏寡孤独以及残废者,都得到瞻养。男人有职业,妇女们有夫家。财产货物摆在地上,并没有人想占为私有;有能力,唯恐不能使出来,却不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的心思断了门路,偷盗作乱的事情不会发生,家家户户不用锁门。这就叫世界大同。

 

这就是说,中国思想史最先出现的道家与儒家两个哲学体系都以他们现实中的原初社会为理想,在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代,儒道两家都不愿失去现实中的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系统。他们缺乏二级社会的亲身经历,也就无从提出二级社会的理想,是战国前中国社会主要为原初社会的又一证据。

 

() 夏朝与周朝的五服制度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必然结果: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等同的普世胸怀

 

《禹贡》与《国语周语上》均有五服的记载,并用几乎一样的名字称呼五服。五服的意思是政治中心对周围行政区域的划分以远近为标准,而最外一圈行政区域称为荒服。《禹贡》说荒服地区可以任人居住,而《国语周语上》说,荒服地区的诸侯一生中来朝见天子一次即可。总之,那是超级大国的边沿,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边沿。这说明,中国古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权力中心,自己代表整个人类世界,因而他们也为整个人类负责。他们的文化也应是整个人类的原初社会文化,而非二级社会某一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全人类。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范围等同起来,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必然结果。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小册子里表明,中国王朝要的是天朝王天下的虚荣,并非实际的统治权。在经济上,朝贡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价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为了显示天朝物力的丰厚,往往是打开仓库,听凭对方挑选。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对外贸易记录的原因。①(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北京:三联书店,1994)

葛剑雄所描述的这种王朝与诸侯国的物质来往更具原初社会人类交往的性质。中国古代超级大国不是贸易的机构,也不是西方国家与民族的含义,而是一种人类大一统的文化建制。所以,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还把英国误认为向天朝进贡的诸侯国。同一道理, 今天,边远的小国参加联合国,即不吃亏,也不得有失尊严。

《诗经.小雅.北山》的两句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常常被用来说明中国古代家天下而缺乏民主传统。其实,正是这种人类大一统的文化建制的反应, 是人类对地方政权的抵制。根据王玉哲考证,中国战国前,有点而没有面的概念,与异族杂处,压根就没有统一的政权。这两句诗不过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也说明这种人类大一统的文化建制是人类固有需要。《北山》的作者据说是一名抱怨的小官吏,说明这种愿望并非来自最高权力中心。《红楼梦》第104回写了一个无赖倪二,喝醉酒躺在大街上耍酒疯,官人过往的轿子来了也不起来,说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足以说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下层人民对土地私有与政权局部化的反抗,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希望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

所罗门群岛南端有一个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岛,替柯皮亚(Tikopia),仅有一千余居民,成为人类学家深入研究过的少数人群之一。该岛虽有外界二级社会的思想输入与强权政治影响,面对面交往使当地社会仍近似原初社会。其领导人家住茅棚,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可说,也声称有对岛上全部资源的拥有权。说明原初社会的人们对现实与愿望之间的区别没有二级社会那么清楚。

 

() 与荷马史诗比较,《诗经》、《山海经》体现了原初社会思维的全方位

 

上面已经提到,原初社会系统也同样可以发展文明,但缺乏二级社会的定向积累。这种文明发展自身是一种人类自我愉悦的过程,无须战争催生,无须有闲阶级在后面监工。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显示了这些特点。从又一方面支持中国战国前主要社会层次为原初社会的推断。

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前后达一千年之久,如果底下的法老尸体忽略不计的话,金字塔是一座毫无实用价值的纯艺术品,是二级社会定向积累的结果。而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史前岩画,是人类原初社会艺术思想全方位的体现。例如近年中国发现的宁夏卫宁地区大麦地岩画,共有八千余幅个体图案,分为三千余组,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等。现代人有了二级社会的生活体验,喜好用我们固有的价值观来解释那些史前作品,如解释成宗教行为,解释成年轻人性冲动以后的黄色涂鸦等等,不能体现原初社会思想全方位的特点。埃及金字塔与上古岩画都是实用价值不大的纯艺术品,一个是宏伟壮观,一个是斑斓多姿而已,难以定论谁高谁低。后者是人性原有的色彩,前者是皮鞭与刺刀在千年不懈的追求中打造出来的单调。只有有了这样的眼界之后,我们才能鉴赏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

加拿大与美国等移民国家提倡文化多元化,但他们的多元化无论有多少个元,也不能代表二级社会的全部文化,都可以用物质文明来概括。而原初社会的全方位文化代表原初社会的整个文化,因为它是基于人类天性的,是天性的自然表达。不同的原初社会的文化可能有所不同,那只是表达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

全方位与单一方向的差别,只要我们对比一下《诗经》、《山海经》与出现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就可显而易见。这四部作品全部是口头流传为主而后由文人记录、修饰与添加而成的,是欧洲与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同样是诗歌与神话。《诗经》共三百零五首,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大致代表民歌、文人作品与庙堂颂歌三个类型。这种把民歌放在前面,而把与政权相连的庙堂诗放在后面的做法,说明编辑者没有把这一诗歌集放在单一体系内的思想。《诗经》不足三万字,总行数在数千之内。《山海经》全书十八篇,约三万一千字,记载了一百多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多条水道,百十个历史人物。另外有三百左右的动物,主要是鱼与兽,各种神有数十个之多。《山海经》以地理为线索,既无思想体系而言,对诸多邦国也无对比评价的意思。

出现于公元前八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长一万五千余行,叙述希腊联军围攻小亚细亚的城市特洛伊的故事,以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和猛将阿克里斯的争吵为中心,集中描写了战争结束前五十天发生的事情。《奥德赛》共一万二千余行,叙述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攻陷特洛伊后归国途中十年漂泊的故事,集中描写的是这十年中最后一年零几十天的事情。

原初社会以个人为主,所以《诗经》以抒情为主,抒发个人在社会与人生中的各种感受。《山海经》记载各地的零散传说。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讲的是一场长达十年的战争与战后一个英雄人物回家的故事。荷马这种宏篇巨著的史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二级社会环境下数百年定向积累的结果。一般认为,荷马是一位行吟诗人,为有闲阶层人物演唱。而行吟诗人与作为听众的有闲阶层人物是促进古希腊演唱诗歌不断发展的两群人。中国社会没有出现这样的两群人,也就无从出现古希腊这样宏篇巨著的定向积累。《左传》记载春秋末年吴公子季扎到鲁国访问,要求观赏周朝的古典音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唱了《诗经》的风、雅、颂诸部分,季扎能够一一品评到位,难能可贵,所以被记载下来。这种场合显然是不普遍的,难以与古希腊行吟诗人之风相比。

原初社会的秩序是内在的,基于人性,而二级社会的秩序是人造的,也就是外加的,常常以暴力为后盾。也就是上面说的,史前岩画是人性的天然流露,而金字塔是皮鞭与刺刀的作品。这也可以用来区别中国的《诗经》、《山海经》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原初社会虽然有个头人管理,没有二级社会那种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体系。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反应出这一点,前者没有后者那种强有力的逐级统属的神系。

我们首先要指出,原初社会也可以有主神的概念,在众多神灵之中有一个是主神,这一主神或可解释成原初社会头人政治的精神折射,或可解释成天地万物运转来源的推想。但这一主神形像模糊而缺乏权威,有如原初社会的头人,位尊而无权。在《山海经》与《诗经》中出现的帝与天的形像正是这样。

《山海经》将天上的最高神与地上尧舜与黄帝之类的君王统一用一个字来称呼,叫做帝。更令人惊讶的是,《山海经》中帝字经常语义不清,让读者不知道讲的是天上的帝呢,还是地上的帝王天子。这种天上与地下不分的思想是原初社会人神同位的体现,也就是头人与社会成员同位的精神折射。只有二级社会阶级划分之后才强调人神的不同。《山海经》中帝的权威与位置一如原初社会的头人,并非绝对的。《海外西经》中形天故事为人称颂,说: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午。从字面上看,帝亲自动手将形天杀头与埋葬,而形天的不服,也憨然可爱。这是原初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实力竞争主要限于个人体力,而非社会组织能力这一社会现象的反应。二级社会的帝无论在天上或地下,都有一套组织机构来保证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对用不着自己动手杀人的。

《山海经》中帝在《诗经》中变成天,这是周朝改信天的缘故。也是《山海经》比《诗经》早出的证据。《诗经》中经常有对天大骂出口的描述,现代学者将其解释成对周王谴责,以天比作周王,这很有见地。周王是地上的主人,相当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而天是天上神仙的主人,二者在普通人的脑海中占据相似的位置。一个普通人很难感到联合国秘书长对他生活的直接影响,人是富于联想的动物,他们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不快,与天与周王联系起来骂,无疑更加有力。如《□(+)风》中第一篇《柏舟》中就有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重复唱词:娘啊,天啊,为什么不体谅人呢?显然把母亲与天等同起来骂。母亲对女儿不体谅,原因如何,作为女儿心里应该清楚,与天同骂,就把这一不体谅强调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是借用天表达自己对现实不能接受的一种情感。

刘宝才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先秦卷》把诗经中骂天的诗句说成是西周末年宗教思想动摇的证据,未必得当。①(刘宝才:《中国历史:先秦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5)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夫天者,人之始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象《雨无正》《召□(上日+下文)》《瞻仰》诸篇都是首句呼天而全诗讥刺世事,这是对信仰天的一种回归,只是这个天如同原初社会的头人与家庭的父母,是可以发怨言的,是可以骂的。这种骂并不能消除人之本的父母,也不能去掉作为人之始的天。与此相反,国王并不是时时可骂的,中国战国前有不少因劝谏国王被杀的例子,并没有古希腊那种以亵神罪处人死刑的例子。中国古代对天与上帝的信仰长久停留在原初社会阶段,没有被二级社会的等级制度所神化,因为中国此时压根没有出现典型的二级社会。

以荷马史诗为基础的古希腊神话有一套严格的等级体系,无疑是二级社会阶级分化在人类精神上的折射。古希腊创造了一大群听从主神宙斯指挥的神,而神人结合生的才是英雄,英雄相当城邦国家的国王一级,而英雄指挥的才是平民组成的战士,战士下面是奴隶。这样从主神宙斯到奴隶就已经有了五个等级。《伊利亚特》中英雄阿基里斯指挥的战士是蚂蚁变成的,取人数众多与苦战盲从之意。就是说,在荷马诗中,连二级社会主要层次的战士、市民都失去了人本身的意义,而成了社会机器运转中的一个螺丝或蚂蚁。

上面提到,由原初社会变到二级社会犹如鱼上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更显得突出,社会在人面前变得不可理喻。《伊利亚特》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起因是由不和谐之神未被邀请参加众神集会的一点不高兴所引起。而且这次长达十年之久、导致千万人丧失生命的特洛伊战争自始至终全部由神导演,双方军队的运作犹如诸神手下牵动的两群木偶。神的一点不高兴就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如希腊战士杀死野兔,导致希腊联军总指挥官的女儿殉神;希腊联军攻入特洛伊城后,一个军队小头目将雅典娜神像拖下来,导致回家海路上,凤涛大作,使希腊全军覆没于海浪之间。这些都是二级社会权力现象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折射,不见于《诗经》与《山海经》。

荷马史诗与古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命运预定而不可抗拒的理念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或认为这一理念才是真正的古希腊宗教信仰。古希腊与中国同有占卜预见未来的传统,只有古希腊将命运不可抗拒放在如此高度。特洛伊战争中两个英雄,阿基里斯与海克特尔的死亡都预先一再讲到,二人也坚信命运的不可改变,而英勇无畏地面对预言的结局。这里提一下古希腊悲剧《国王奥狄浦斯》的故事:奥狄浦斯年轻时为他命运的预言而长年苦恼。这预言说,他将来要杀死他的父亲,与他的母亲结婚。为了避免预言的命运,他毅然放弃舒服的宫廷生活,远离父母,走上流浪的生涯。在流浪路上,一次与人争斗不小心将对方杀死,后来才知道死者竟是当地的国王,因他把怪兽的谜语猜中而被市民拥为下一个国王,并娶已死国王留下的寡妇为妻。多年后才知道,他杀死的国王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娶的妻子是他的亲生母亲。原来他离开的父母仅仅是他的义父义母。他向天边流浪是为了避开命运,却自己找上门来,与命运砰然相撞。这个曲折的预言故事,是众多古希腊预言命运故事的代表,它们都一再表明:命运,无论多么悲惨,是不能避免的;无论多么曲折,命运最终都是要兑现的。这反应早期二级社会在人面前不可理喻,而又强有力地左右与践踏每一个人的人生,是个人初次进入二级社会时软弱无力的哀鸣。①(李柚声:《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第305-317) 中国古代没有典型二级社会,也就无从有这样的体验,所以《诗经》、《山海经》没有丝毫这样面对社会机器无能为力的思想。

 

社会道德与价值取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准备详细探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都具有自己的道德与价值取向,只是前者基于人性,后者基于社会的建造方向。我们这里用与基本人性明显相违背的价值观的有无来区分荷马史诗与中国的《诗经》、《山海经》。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主要生产葡萄酒、橄榄油、白银等商品,商业发达是直接结果。而商业有利于自由个人与财富积累文化的妊育,内部民主制度驱使向外寻找财富来源,也就是战争掠夺。

《伊利亚特》的特洛伊战争实际上是一次掠夺战争,战争结束时就有将儿童杀死,将战败国的王后等妇女当战利品运走的场面。全诗充满对战争掠夺的赞美与财物分配细节的描述。英雄阿基里斯与希腊联军统帅之间的矛盾是全书故事的主线,导因就是为了掠夺妇女的分配引起。这种把人生中高雅的情爱降低成一种刺刀下分配的战利品,决非原初社会所能达到的。原初社会饥饿的人群也可能攻击他们的邻居而获得食物,但他们通常用偷袭的方式,以减少冲突与伤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偷袭与古希腊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掠夺是两码事,前者不进入《诗经》这样的作品,相反,《诗经》充满对各种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后者却成为长篇巨著歌颂的主题。违反人性的战争掠夺文化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建造起来的。亚里士多德曾长篇论述奴隶制与战争掠夺奴隶的合理性,可见希腊文化已经远离天然人性。

人类的天性之一就是不杀人,把乱杀无辜作正面描写而赋予诗意的美,决不是原初社会的文化特征。《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参加特洛伊战争,二十年不归,生死不卜,由于奥德修斯家族的显要地位,有一大群男人来追求奥德修斯之妻,奥德修斯回来后装扮成陌生人,与这一群追求者们竞争箭术得胜后,竟在他们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一一射杀。奥德修斯之妻在一大群追求者面前竟能为丈夫守节二十年,这种把贞节观推到吓人的高度也是二级社会的文化产物。《伊利亚特》则描写将私奔十年后的妻子海伦抢回来,夫妻重园,全无妇女贞节观念。所以《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代表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奥德赛》明显晚出。《诗经》、《山海经》没有这样违反人性的过头细节描写。

 

() 孔子与苏格拉底比较:不同社会环境打造不同的人、不同的哲学思路

 

孔子与苏格拉底分别为东方与西方伦理学之父,是中国与古希腊第一个用理性研究社会与道德的哲学家。孔子死后九年苏格拉底出生,二者都以讲学为生,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写作,全凭学生们的追忆记录传世。由于时代久远,这样的追忆记录都多到不能让人相信的程度。一般说来,孔子的《论语》与苏格拉底的庭前答辩是最可信的。本文主要根据这两个本子来论述不同社会在他们学术思想与人生上所打上的烙印。

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是他的苏格拉底辨析法,而孔子最大的贡献是他的《论语》与仁义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而苏格拉底对于西方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辨析法,或称为诘问法。他运用一系列的诘问来协助人们判断一种信仰或道德观念是否站得住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剔除那些看似有理而实际上漏洞百出的假设。这一方法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就是这样从假设开始,寻求真理的。苏格拉底的辨析法反应二级社会向既定目标前进过程中,需求解决面临问题时的实事求是精神。也反应人们生活在早期的二级社会,面临众多可能而社会生活不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寻求终极真理的良好愿望。与苏格拉底科学的客观态度相反,孔子是把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一统考虑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全方位思维。正由于此,《论语》允许于丹作如下理解: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①(①参见鞠曦:《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心得之即用见体──《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四)并与范鹏、陈明》200858日,http://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623)

 

在今天,于丹的所谓心灵快乐的真谛是宗教与心理咨询的范围,与哲学家毫无关系。而苏格拉底的庭前答辩与今天处于同样境遇的人的说话并无什么不同。他甚至说,人死前说话是有灵验的,他愿意用这一灵验预祝判他死刑的人们得到比他更坏的结局。可见苏格拉底和现代人一样,生活在二级社会。只有孔子生活的原初社会才把社会管理、哲学、宗教、心理咨询,教师、人生指导等统统由一个人来担当。至于孔子仁义学说是原初社会管理体系的直接发展,第()小节还要详细讨论。

孔夫子的终生追求是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苏格拉底的终生追求是寻求真理。二级社会是追求其目标的社会整体,而中国的二架结构社会模式,要求上下相分离,除交税与偶尔的军事服务外,原初社会的村落家族与诸侯、天子的准原初社会相分离,以防在交接层面出现以自由个人组成二级社会,而这种典型二级社会的出现对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存在都构成威胁。老子主张最好的政府不为它的百姓所察觉(《道德经》第17),而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些都侧面支持二架结构上下相分离的推论,也是上述社会模式的内涵。在这上下分离的二架结构结构中,孔子属上一层,社会出了问题,他们有责任帮忙解决。另外,在原初社会中,社会出了问题,人人都有责任帮忙解决。所以,当孔子生活的社会遇到不可解决的重大难题时,孔子就终生为之奔波了。体力劳动并非孔子的事,孔子虽然出身贫贱,多能鄙事,但他明显轻视体力劳动,被讥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苏格拉底生活在典型的二级社会中,社会管理与他无关。他认为自己的天性不适合作政客。他被神前问卜说成最富有智慧的人,他用他的智慧来追求真理。他严厉地检察自己,也严厉地检察他人,声称:没有经过检察的人生是不值得度过的。他这种态度大受青年人欢迎,他总为青年人所簇拥着。总之,他是城邦国家的自由市民,在完成他个人的市民职责之后,人生是属于他自己的。苏格拉底有现代西方人的实干精神,虽然主要精力用于哲学与真理的追求,教导青年,他还数次参加战争,作战勇敢。他是一名石匠,有人说他教学生从不收费,仍以石匠谋生,雅典城的某些石雕是他的作品。苏格拉底的生活态度与孔子迥然不同。

对宗教神灵的态度孔子与苏格拉底也截然不同。苏格拉底在庭前答辩中被指责为无神论者,实际上苏格拉底是坚定的信神者。从后来柏拉图的转述得知,苏格拉底的宗教信仰比当时雅典民众更加理性化了。他心目中的神与道家的道和儒家的天不无相通之处。孔子对宗教神灵却采取了非常实用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避免谈怪力乱神的事。对社会人生的洞悉程度,对宗教神祉的洞悉程度,以及对道德的推崇程度,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十分接近,他们对宗教神灵截然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社会传统的不同。一般说来,原初社会宗教信仰以个人与家庭为主,整个社会的宗教活动居次要地位。原初社会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宽松气氛允许孔子对宗教采取实用态度。苏格拉底那种坚定地为信仰而献身的毅力完全是二级社会的产物,原初社会可能有殉葬与殉神的情况,与苏格拉底自觉为信仰献身有本质的不同。原初社会的秩序来自人们的深层意识,二级社会的秩序是人造的,也就是外加的,在文明早期,常常求助于神灵的权威,古希腊正是这样。苏格拉底的自由思考,危及神灵信仰与社会稳定,只能被处死。

 

() 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运转的社会机制

上面已经论述中国缺乏二级社会方向性的思想体系与相应文化。这里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组织整个社会奔向同一目标的社会机制,而这里的目标是指这一系统安全与稳定之外的目标,如财富积累,疆土扩张等。

纳贡与十分之一的税收换取超级大国的保护是中国战国前国家建构的实质,而这种超级大国的保护功能有赖于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实力平衡与个人交往的相互信任。王朝实力大于诸侯,几个诸侯联合的实力就大于王朝,这是一个实力平衡系统。人性作为失衡后自我调整的主要指导力量,也就是这系统保持平衡的强有力的缓冲剂。如同原初社会对错误行为的众口谴责,这一二架结构系统也运用众口谴责的作用制止错误行为, 与偶然实用的军事征伐,可以指向同一错误行为。至于何为错误行为,主要以人性为基础,即人心所向,而这种人心所向不是今天文化灌输后的人心,而是天然人心。所以,这一原初社会的超级大国有保证本身安全与稳定的功能,但难以容纳其他目标。

财富积累文化将生产资料控制在少数人掌握的社会机制之内,将整个社会人口组织在内,一个人脱离了这个现存的社会机制就无以生存。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这样,当时人的生计是农业与狩猎采集,当时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土地的绝对控制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没有建立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的机制。据王玉哲考证,中国古代自夏商到西周的国家只有点而没有面的概念,国家统领的华夏族据点之间任由少数民族居住。①(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夏商两朝都多次迁都,而中国农业为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也需要不断迁移,估计西周农民迁移可能是很普遍的。孟子施仁政而王天下的主张说明,中国古代人民确实有自由移动与选择国王的自由。他们在一个诸侯国生活得不高兴,就搬到邻国去住了。周厉王要象现代国家一样把山林收归国有,可能企图建立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的机制,结果遭到灭顶之灾。

生活在战国早期的曾参在《礼记.大学》中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他说得十分清楚,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拥护君主德政的民众。土地有了民众的占领与耕种才能说是国家的土地,否则外人异族可以随时占领的荒地不能算作国家的领土。这同原初社会的头人政治一样,人们的拥护是决定一切的,财产与土地并无太多的重要性。

另一个控制社会人口的机制是军事实力,即用杀人手段驱使社会人口听从命令,形成追求统一行动的社会机制。上述实力平衡系统中,逐级制衡,军事实力可以对付生存安全的威胁,如蛮族入侵、自然灾害等,除此以外就很难组织起来奔向其他目标,因为这一系统缺乏相应的社会机制。周幽王废太子,而被废的太子向他外祖父告状,结果京城陷落,幽王被杀。可见国王的军事实力存在于制衡之中,并非绝对权力。现代军队建立在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等逐级绝对服从的基础上,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建立的,因为严格的纪律并非人之天性,乃是文化的赋予。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控制资料而控制人群的社会机制与杀人为基本手段的军事强力都有能力迫使人们脱离人性的指导。在这种机制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二架结构保证人与人的交往限于面对面与平等互惠的原则,人性得以自由显露,从而展示出人性强大的社会威力:稳定原初社会形式,抵制二级社会的出现。即控制大量人群的社会机制的缺乏与二架结构的原初社会建制是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的。

结论是中国古代既无通过生产资料控制社会的机制,也无通过军事实力控制全国人口的机制,不可能进行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常年大型工程项目。这可由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来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掌握了冶金术,但根据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中国自夏商至西周都用木、石、骨、蚌作材料制作农具;中国早已掌握陶瓷的烧制,中国自夏商至西周都用堆土的办法来建造城墙。(张光直:《论中国文明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第73-82)这里就更不用提人民的房屋了,中国农民数十年前住的还大多是土房,而农具、城墙、住房都与生存有关。中国当时缺乏这种将冶金与烧砖推向大规模生产的社会机制,因为那是这系统本身安全与稳定之外的目标。

唯一的例外是大禹治水。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由于地震等原因,堵塞了原有河道,新的河道还没有形成,因而每年夏季闹洪水,这样一年一次的洪水的来临是对整个人群的动员,可以认为是对生存直接威胁,从而成为安全与稳定之内的目标。即使这样,这一治水过程显然加速了集权的速度,导致第一王朝的建立。①(李柚声:《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2006年,第86)

至于和其他文明对比,我这里援引一个外国学者安德森的论述,他将国家成立的途径分成高级文化模式与从部落通往政治威权的路径,前者即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与中国,后者如铁器时代凯尔特人或日耳曼蛮族建立的王国。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显然是列外。安德森主要以商周两朝与四大文明古国的其他三国相比来论述中国古代国家特点的。农业技术仍然停留在接近于新石器时代水平,比较简单,没有两河与印度河流域的灌溉工程,也不像埃及盆地那样利用常年的泛滥来灌溉土地。古代中国城市化程度显著较低,商业不发达。中国似乎不曾卷入国家之间的征服、外交、商业,仅仅是与周边蛮族接触,体现其强权的战争仅具青铜时代的战车规模,其规模不大。奴隶不多,用于家庭,不可能将之视为奴隶社会。①(安德森/盛勤 闻钟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二十一世纪》,总第58期,2000年四月。)安德森这些描述都说明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运转的有效社会机制。

有人主张国家出现的标准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与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②(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 中国古代阶级的存在主要是超级大国与二架结构各级平衡的结果,各级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不大,所以农业、城市、商业、战争的规模都不大。

 

() 中国古代的军事冲突与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类似,而西方文明从开始就是不断升级的战争文明

 

由于上述超级大国与二架结构的社会特点,我国长时期的军事冲突富有原初社会暴力冲突的特点。史前人类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也可能攻击他们的邻居,称为小规模袭击,多为饥饿所逼。当两个群体发生矛盾而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时,史前人类也通过按礼仪程序进行的战斗来决定。它允许双方展示勇气与情感,受伤多不严重,极少造成死亡。因为暴力并非基本人性,而是人类某种情况下才表现出来的周边潜能,所以饥饿与矛盾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同时更可能和平解决。这样的暴力冲突停留在个别现象水平,受人性的制约。所以人类历史数百万年来,这种冲突既不升级,也不增加频率。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把我国春秋时代的战争称为贵族战争,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①(黄仁宇:《赫逊河畔谈历史》。台北:时报,1989年。)一句话,他们的战争还受人性的制约。战国时代的战争才真正具有二级社会战争的性质,战争是为了建立与人性无关的强权政治,是不同社会取向导致的政治冲突。所以战国时期的宋襄公与楚国交战还讲礼仪,就受到人们嘲笑。

上面提到安德森所说,中国似乎不曾卷入国家之间的征服、外交、商业,仅仅是与周边蛮族接触,体现其强权的战争仅具青铜时代的战车规模,其规模不大。商、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真正的常规军人仅限于保护王室的虎□(偾去掉单立人)军,为数很少。中国历史记载商代夏,周代商都是末代帝王失却民心,众叛亲离情况下进行的。这样的记载是可信的。但末代帝王的劣行记载则要在上实力平衡系统不允许叛离人性太远的背景下来理解。与上面提到的荷马描述的特洛伊战争将战败国的人虏为奴隶装船运走相对,《史记夏本纪》与《殷本纪》记载,商灭殷时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周灭商时,封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

以上说明,由于超级大国的二架结构形式,中国古代得以生活在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之中,以自由个人组成的二级社会只能缓慢地出现,到战国时代这一局面才彻底打破。西方文明来源 于地中海文明,包括中东、北非以及希腊、罗马等。一开始就以商业与财富积累为特征,原有家族打破,尤其是两河流域与古希腊,以自由个人组成城邦社会,位于河边、海岸,成为交通与商业交换的枢纽。这样背景下的战争不再是以人性为制约的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不再是在平等前提下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它以掠夺财富、资源、奴隶为目的。总之,在社会造就控制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人口的少数统治阶级后,整个社会人口就成了这个经济运转的一部分。这给财富积累与战争不断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与社会运转机制,中国战国前不存在这样的社会机制。

当人类知道如何向邻居发动战争而获取额外利益时,人类世界就开始了军事竞赛,战争的胜利者永远是那些最军事化而又装备良好的社会群体,也是那些脱离人性制约的文化。这时,人类面临的挑战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社会的,而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不断增长与升级的充满敌意的人类自己。汤恩比说,人类面对群虎而毫无防御能力时的存活机率远比现在面对自己而毫无防御能力时大。

艾柯哈尔德(William Eckhardt) 最近提出所谓辨证进化说来解释人类文明的进化,他如此描绘他的学说:

 

辨证进化说寻求文明、帝国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阳性反馈,使三者形成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前进的螺旋运动。除非阴性反馈建立而导致三者向反方向螺旋运动。①(William Eckhardt: A Dialect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S. K. Sanderson, eds., Civilizations World Systems Studying World-Historical Change, Walnut Creek, USA: AltaMira Press.1995 p75-108.)

 

艾柯哈尔德用战役频率作为战争的度量,用帝国面积和作为帝国的度量,用进入百科全书与教科书的名人数目作为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将这些名人称为天才,即天才的数目构成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的研究结果发现,整个世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只有上升,没有出现过下降。就一个地区而言,五千年中也有上升,也有下降。当支出超出收入时,此螺旋运动即反方向运动,文明走向衰败,表现为分散化,封建化,与异族入侵。艾柯阿尔德发现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不仅文明、帝国与战争同时上升,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表现为:奴隶制,种姓制度,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制等。换句话说,艾柯哈尔德发现文明、帝国、战争三者之间紧密相关,提示三者互为因果。

艾柯哈尔德的理论来自对世界各地的资料分析,也包括中国。但他的理论适合我国战国时期,并不符合我国战国前的情况,也不符合联合国成立之后的世界。

艾柯哈尔德的学说主要概括地中海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可由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70)来证实,他说,战争是一切之父,战争是一切之王。战争使一些成为神,一些成为人;一些成为奴隶,一些成为自由人。赫拉克利特的说法为现代国家理论所支持,国家是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暴力是现代秩序的基础。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典型的二级社会中,对二级社会的性质有透彻的了解才这样说。他清楚地指出是战争创造了神、自由人、奴隶这样不同的等级。一句话,战争创造了现代文明,所以称之为战争文明并不为过。在战争面前,人人自危,哪还有时间讲什么人性。

老子同样对二级社会有透彻的了解,他倾向于原初社会,所以老子仍以原初社会的理念看待战争。老子在《道德经》第69章里说,两军对垒时,要不带武器,不能挽袖露胸,要让对方清楚地知道我方的和平意图。老子又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31)

老子这里把战争胜利看成不好的事,因为双方死了人,要用丧礼来处理。今天的国家如果这样处理战争,军队就要乱了,人民也要反对,政府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垮台。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适用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与当今联合国一样具有普世胸怀。

联合国的建立带来的和平建设的新局面,离开帝国文化支撑的财富积累文化能够支撑多久,尚难以预测。人民无疑会逐渐注重幸福而轻视财富,注重精神而看轻物质,向中国战国前的思想文化靠拢,也就是向人类天性靠拢,当然这种靠拢是新水平上的靠拢。上面提到不同的文化将取代现有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竞争,研发中国古文明的特质而贡献于当今世界,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影响,目前就显得更有必要。

 

() 儒家仁义学说与礼仪制度是原初社会管理体系的延伸而非二级社会出现的指证

 

如果把儒家与道家学说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单是儒家或道家都不能概括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只有儒道互补才代表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走向。作为一种哲学,儒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思潮,中国文明开始时就有儒道互补的前驱思想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可能经常偏离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形式而不断导致暴力冲突,当权者不得不提出德治的人本主义方针与强调礼乐制度来进行纠正。在这些暴力冲突面前,儒道不同而互补:前驱儒家企图用贤人政治力图控制社会秩序,减少动乱;前驱道学家们从原初社会角度,主张返朴归真,回到古代原初社会的模式。儒、道两家努力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使中国停留在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阶段,防止动乱中出现二级社会。春秋时期第一个出现的哲学体系是老子,支持这一阶段的流行哲学为道学而非儒学的估计。儒家的仁义与礼乐均起源于原初社会的管理体系。

儒家学说以仁义说为核心。仁义学说是原初社会遭受困难而面临分裂时常用的方法,只是未必叫做仁义就是了。老子在《道德经》第38章讲述了原初社会解体的演变过程,他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里的德并非现代意义的道德,而是道在现实社会中体现。总之,老子说,当古代原初社会失去道与德而面临解体危险时,人们首先向仁寻求帮助,就是唤醒人们的深层意识,提醒他们是人,是这个社会整体的一员。上面提到,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是统一的整体。再下一步就寻求义的帮助,义让社会成员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里的对与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对与错,而是让成员行为不与基本人性相违背,不与自己深层意识的社会整体性相违背。据现代人类学研究,这也是原始社会控制分离者的办法,他们没有把社会整体性强加于任何成员的力量,只有用仁义之类的话提醒人们。

现代人有二级社会的经历,也失去了对这些话在心理与情感层面上的感应能力,古代原初社会人类对这些话的反应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一个表面类似的情况是:两三岁的孩子淘气,父母屡说不听后叫道:你不要妈妈啦!,孩子听后立即停止淘气。其实淘气的那段时间内,孩子完全可以不要妈妈,孩子也不懂失去妈妈意味着什么。据说,六个月的孩子在得到一个新玩具而兴高采烈时就会与母亲不断交换眼色来达到情感与心理的交流。妈妈代表了孩子深层意识层面上这种社会交流的整体性,孩子不能割舍。

中国农村生活最接近道家原初社会的理想,某些地区至今仍有家族与族长。族长不再有召集家族会议的能力,他通过协商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行使族长的职能。当族内矛盾闹到影响家族的统一时,族长就通过亲朋向闹矛盾的双方发话。第一句话,要有良心。这就是儒家仁的含义。如果还没效果,他就发第二句话,要对得起祖宗。祖宗代表家族的整体,也就是儒家义的内涵。总之,在没有二级社会管理机制可用的情况下,人们仍呼吁人类的良心意识来维持统一。

《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我们无从了解夏朝乃至西周初年的礼乐制度如何,《礼记》所载多是后人的发展。我们可以肯定,夏朝乃至西周初年的礼乐一定更加近似于原初社会人类的礼乐行为。在语言与社会建制不发达的原初社会,礼乐是一种社会交流与整合的系统。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当古代人在一起而无所事事时,他们会相互表达自己的感受,达到心理与情感上沟通,而这种沟通无疑是一种神经系统的良性刺激,有益于心身健康。这种表达的形式之一,就是礼乐,以歌舞等形式出现,兼有娱乐、心理与情感交流与精神提升的作用。礼乐开始于创作,形式一旦固定后就变成了传统。同语言一样,礼乐是一套具有内在结构的表意系统,未必涉及语言的使用。与法律与语言相比,礼乐更富于情感与心理交流。所有原始社会都有它的礼乐制度,并在社会运转中起重要作用。只有二级社会日趋成熟的今天,礼乐制度与宗教生活才退居次要地位。儒家强调仁义的同时强调礼乐,也同样反应儒道两家同以原初社会为理想,儒家以原初社会为模板治理二级社会的思路。

 

() 从其他社会学家看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这一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文明的特征。这一特征也为其他学者所注意到,只是未象本文作者这样从人性角度审视历史,同样支持中国战国前为原初社会的推断。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四大古文明的提法多年来为学者们所接受,只是近年来对其他文明的研究与进一步了解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并没有改变四大古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的突出位置。上面提到,安德森指出,四大文明中中国文明是一个例外,其他文明都以灌溉工程作为文明发展的杠杆:灌溉工程的施行与维持需要二级社会的建制,灌溉农业形成了国家出现的一个条件,即所谓地域因子(circumscription), 使那些不满意强权政治的人不得轻易出走。如果他们离隍7d另谋生路,就要忍受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大落差。安德森所指出的城市化、战争、商业、政权等的落后,都说明与其他三个古文明不同,中国仍处于原初社会。

王玉哲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 )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原始社会。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其中的古代指奴隶社会阶段,亚细亚的代表原始社会阶段。

马克思显然把中国古代社会归为原始社会,也就是本文作者所谓原初社会。这种把中国战国前社会归为原始社会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并不孤立。王玉哲说,在早期讨论中,我国有较多学者持此看法。日本和印度的个别学者也有此主张。后来,学术界经过多年的讨论,这一看法已不为学者所重视。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一说法又抬起头来,风靡于我国史坛。

王玉哲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改变了他们把中国古代社会归为原始社会的看法,认为亚洲农村公社的农民仍是奴隶,不是奴隶主的奴隶,而是专制君王的奴隶。王玉哲认为中国自盘庚到战国前即为这种所谓家庭奴隶制。但王玉哲自己的书内详细论证了,中国战国前的社会没有统一的政权,而是华戎杂处,诸侯对王朝的贡献是很有限的。这一政权局面显然是:各级相对独立,各级之间的关系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即并没有这种左右农民生活专制君王的存在。即王玉哲全书论述仍支持中国战国前为原初社会的估计。

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提出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oriental despotism)。魏特夫跟马克思一样相信政治不能代替经济,一个政治体系要有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能够将农村公社社员变成奴隶的独裁君王一定要有一个经济基础来赋予他这种能力。魏特夫以研究东方历史著称,他研究的结果是:大规模水利灌溉的施行造就了东方历史上这种独裁君王的出现。他认为中国这一社会转变,灌溉与独裁,出现春秋战国时期,伴有劳佣地租向租赋地租的转变。就是说,即使按马克思、魏特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东方独裁制的理论,中国战国前仍以原始社会为主。

这里必须指出,水利灌溉在春秋战国广泛施行,但并没有普遍到能成为中国农业的一种新生产方式的程度。中国数千年来,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力发展,但并没有改变基础农业自给自足而二级社会的政府主要靠赋税运转的局面,即上面所列社会模式图中,最底一层变化不大,中国农村五十年代以前,仍以自耕农为主,与夏商周三代农民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至于土地的拥有权与占有使用权的分别对农业生产并不重要。

 

() 杰尼斯的双相脑人学说与二级社会的神经心理学基础

 

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也是古希腊及西方文明的渊源。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庞大灌溉系统的挖掘,以城市为中心。他们在城市中心树立高大的神坛,上面建筑神庙,作为城市的保护神与社会的凝聚中心。这一建筑不仅远是城市最大的建筑,而且数十里地外就能看到,成为大地景观。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宗教信仰:一个神的重要性是以他的战士们的战绩与征服土地的数量来衡量的死后的天堂里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除非你是一位神。死者在那阴暗、可怕与令人沮丧的幽冥世界里,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自己死掉。()

战争文明需要一个威力无边的神,也需要一个可怕的地狱留给那些挑战神权威的人。以神为中心的庞大的祭坛式建筑也成了一切战争文明的标志,包括埃及、古希腊、犹太文明,以及中美与南美文明。古印度文明与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祭神活动似乎以个人与家庭为主,缺乏引人瞩目的祭坛式建筑,因为他们是和平文化。可惜的是这两种文明都远在轴心时代以前消失,给后代难以留下较大的影响。印度与米诺斯文明的消失有很多解释,但战争文明不允许和平文化的存在是最终意义上的解释,否则的话它们有复活的可能。面对强大的战争文明,相对孤立的中国古代超级大国是唯一保存人类和平文化的途径。这给东西方古代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最能说明这种不同的是所谓双相脑人现象。

美国心理学家朱利安.杰尼斯在1976年提出双相脑人学说(Julian Jaynes, 1920-1997, bicameralism, 译名为作者暂定)[Jaynes, Julian, ?????],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是在三千年前左右才出现.此前的人类为双相脑人,右脑幻听,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传达到左脑,左脑执行命令。杰尼斯推理说,左脑与右脑之间的连接很局限,要将信息从右脑传到左脑,需要编码后才有可能,而语言正是编码的信息。医学发现,语言中心位于左脑,左脑患病,病人常伴有失语,能听懂别人的话,但不能回答,这种越来越多的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发现,是支持杰尼斯学说的众多证据之一。杰尼斯学说认为,现代精神病人是这种双相脑人的遗留与再现,也就是说,三千年以前人人都有精神病。杰尼斯的学说基于对地中海文明的分析,他承认自己对中国古代史不了解。

杰尼斯的双相脑人学说却意外地给人类二级社会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神经心理学的可能解释与基础。如果我们假定原初社会的人们主要依靠右脑的功能来维持社会的运转,人们相互交流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感受:包括情感、图像、感觉、境遇、音容笑貌等等。这种整体感受有特异性,就是说一个具体的整体感受很可能对一个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是不能重复的。这象一个人一口气读完《红楼梦》,得一个总体感受一样,用其他途径来重复这一总体感受是不可能的。人们也像动物一样用具体的图像、感觉、情感等来思维,是非理性的。这种整体感受无法转化成编码的信息,所以传到左脑之前,只能有所选择,有所抛弃,并且要编码成一个理性思维系统。这正是人类由原初社会转到二级社会所要经历的变化。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左右半脑的分工,而幼年切除一个半脑的人却能维持一个大致正常的生活,他们仍可以受高等教育,称为冰球、象棋冠军等。[Charles Q. Choi(2008): Do you need only half your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March 2008, p104.] 人类两半脑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智能潜力的储存,适应二级社会的建立。二级社会的人们主要是靠左脑功能来维持社会的运转。左脑思维是编码思维,利用语言以及人类创造的概念与逻辑规则来思维。这就决定了原初社会有一种而二级社会有无数种,二级社会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否则无法运转。

我们在回过头来看宗教,原初社会的宗教与二级社会的宗教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宗教更具原初社会宗教的特点。或者说,艺术、宗教、哲学同起于人类面对内外世界时的惊奇之心,而表达的方向与方式不同,同样达到超越现实的完美境界。原初社会的宗教停留在这种表达与自我超越的层次,并无特殊意义可谈。二级社会的宗教担当许多不同功能,从个人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里不准备详细论述。

上述双相脑人现象不过是二级社会出现早期,社会用以组织社会奔向同一目标的一种方式。在极端危险的战争环境下, 人类需要高度的统一,而当时的社会认识水平无法达到理性认识的统一,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社会结构来保证统一,以神的感召来产生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种强大的客观需要使人们产生幻听,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社会中只有儿童没有接受二级社会文化的洗礼,我们可从儿童的行为来推测原初社会宗教信仰的情形。两岁左右的小孩子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和他们一样,有同样的想法与需要,这就是泛灵论。他们会把自己的小枕头与大枕头放在一起,说,枕头要找妈妈呀!

中国古代宗教信仰有明显的泛灵论倾向,因为他们缺乏二级社会的社会经历。夏商周三代人们祭拜天、地、山、河流、云、雨、风、雪、日、月、星辰等等。中国流传久远的祭拜山神、土地、城隍,不过对人们自己的居住地区的一种尊重,把它们当成和自己一样对待。据说西方人刚刚占领美洲时,有人要求当地的印第安人挖掘土地,他们回答说,现在是早春,地正在怀孕期间,怎么好打搅她呢?

小孩子把枕头当成人,决不会把枕头当成神,他们听从需要,并无遵从权威的习惯。要他们面对医生打针而不哭,那是做不到的。原初社会的神灵也像他们的头人和自己一样,权威不大。自夏商开始,都城中心地带并没有两河流域城市那种庞大的神坛。明清的北京城足以说明这一点:城中心是庞大的皇宫建筑群,而把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别建在南、北、东、西四个方向拱围着中间的皇宫。这显然是把神灵放在了人类社会的周边了。与西方古代社会一切围著神灵转,恰成对照。

结语: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文开头提到,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超级大国的二架结构经过战国时期的血腥洗礼后,中国的社会模式变为:

 

天子家族 变形的准原初社会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

村落家族 准原初社会

 

这一社会模式与上述二架结构的社会模式主要区别在于中间的诸侯国消失,代之为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按费正清提供的资料,庞大的清朝仅用不到两万名官僚,但有一百二十五万获取科考功名的后备文人集团。①(费正清:《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105页。)这一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以儒家的仁义学说与礼乐制度为基础训练内容。上面已经提到,仁义学说与礼乐制度虽属二级社会的思想体系,却是原初社会头人政治的直接衍生,仍能以人类大一统文化的面目出现。这种人类天朝的面目虽有欺骗之嫌,物质交换并不吃亏的边远小国也没有持异议的必要。亿万农民大众和二架结构时期一样是交税而换取和平安定的保证,这种爬上陆地的鱼很大□

'7b度上仍生活在水里。这也是这一系统强大包容性与整合性的来源。改朝换代仅仅是天子家族的改变,从同一后备文人集团中挑选一两万官僚而已。

这一系统数千年来得以延续不变,也就意味着二级社会机制与中间阶层的薄弱。古希腊的雅典城帮仅十余万人,健全的二级社会机制使他们能调集各阶层的智慧与力量,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财富,建立强大的海军,树立宏伟的神坛建筑,创造博大精微的哲学与文化。中国数千年来没有类似古希腊这种庞大的二级社会机制的建造。如果将原初社会比作大地的话,中国建造的是坚固的平房,发展空间是四面八方,没有多少倒塌的危险,而古希腊建造的是高楼大厦,发展空间是高空,容易倒塌,倒塌后也不容易重建。二者财富积累差别巨大,而精神文明的建造,哲学与文化却相差无几,就两者的总人口平均感受而言,哪个更幸福些,毫无疑问,是中国系统下的人更幸福。

上面提到安德森说,奴隶不多,用于家庭,不可能将之视为奴隶社会。作者同意这一说法,中国体系内没有驱使奴隶阶级的社会机制。古希腊的自由市民也是农民与军人,也同样勤俭、勤奋,但大多拥有奴隶,奴隶担当主要生产与家务,他们已经与今天的社会经济运转机制相似,富人、平民、穷人、奴隶全都成了社会生产机制的一个部件,由这个机器自身来运转,以商业为其润滑剂,造成人人苦干的风气,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这样一套机制。中世纪欧洲失去了这样一套机制,虽然技术、材料、奴隶来源件件具备,生产还是退化到原始阶段。考古资料显示,公元650年到公元950年间,欧洲生活来源主要是狩猎、采集与养没有圈栏的猪,并非依靠农业,因为这期间人类居住区大多是森林、荒地而又地广人稀。①(F. Delouche (e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urope.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3, p137.)同样,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任凭异族居住期间,如何防止奴隶逃跑都无法解决,就更不用说监工与防止奴隶叛乱的社会机制。当时农民大众自己财富占有量甚微,物质生活水平不高,如何能允许一个财富更少、物质生活水平更低的奴隶阶级。如果商朝军队抓几百名俘虏强迫他们在短时间内筑城建房是可能的,在全国范围内管理一个奴隶阶级完全是另一回事。奴隶阶级的存在与本文二架结构系统以人性为主要稳定运转机制的理论相冲突。中世纪欧洲人在森林里打猎摘野果子吃,在今天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生活,如何将这些人转到财富积累的轨道上来,提心吊胆地监管奴隶生产,没有庞大的社会机制,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短时间内是不会如愿以偿的。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区别之一是语言功能的不同。在原初社会的面对面交往中,语言与情感、心理交流交织在一起,有美学的意味。二级社会中语言沦为社会交流工具,是交换信息,统一意志与步伐的手段。刘梦溪先生说,最好的书,我想是那种不管时间地点,随便翻开书的任何一页,都可以读下去,并且读出味道来。即使你的心绪不好,也可以在傧5c读中忘却自我,恢复宁静。①(刘梦溪:《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刘梦溪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页。)刘梦溪以这一标准判断儒家经典《论语》与《孟子》,结果《论语》有此奇效,《孟子》就不行。《论语》与《孟子》代表了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孔子生活在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晚期,而孟子生活在二级社会的早期。《论语》是面对面语言的记录,与情感、心理交流交织在一起,有很重的美学意味,更象一件艺术品。《孟子》虽然读起来也大多是谈话记录,但要适应当时二级社会谈话习惯的要求,传达的是哲理与卓见,包含的是信息与知识,不再象是一件纯艺术作品了。孔子讲如果富贵可得,为人拿鞭子赶车也心甘情愿;孟子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与浩然之气。钱臭熏蒸下的我们讲起话来更象孟子,只不过说明,我们与孟子一样痛失原初社会罢了。

诸子百家大多一面议论,一面造词,引入新概念。说明他们在二级社会出现时期有制造二级社会语言的必要。如五千字的《道德经》就引入了道、德、玄牝、玄德、玄览等一大堆新词新概念。即使《道德经》成为世界广为传播的经典,里面的许多新词没有得到传播。第14章定义新词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这种词义的夷、希、微就很少被人使用。

人类学家认为,猿猴互相修理皮毛来巩固社会联系,裸体的人类用聊天代替皮毛修理。原初社会的语言与礼乐同样有在情感、心理水平上整合社会的功能。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以代表人类的面目出现,使典型二级社会的出现在战国前的数千年内缓慢进行,其结果是语言与文化的大一统局面。长江以北,包括川蜀的广大地区,自古就使用统一语言,即使后来的吴、越、楚三国,地处江南,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间的交往,也没有语言障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二架结构系统以代表全人类面目出现,而二级社会的建立又与二级社会语言的发展同步的结果。现在澳洲、美国、加拿大使用英语,是新成立的移民国家要选择一种语言,他们选择了英语。与中国古代的语言传播性质有本质的不同。

母系社会阶段的存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题目,西方历史教科书一般不讲母系与父系社会的交替,而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把母系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作者曾指出,这可能反应东西方父系社会代替母系社会的方式不同,西方是父权社会将母系社会征服,而中国是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平行发展而逐渐将后者同化。(李柚声:《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第88-89) 这里必须指出,母系社会未必妇女当领导,男人也未必嫁到女人家,而是男女平等的一种史前和平文化的代称,或应称为母性社会。古代原初社会的头人可能大多为男人,这不妨碍社会推崇妇女与膜拜女神,也不妨碍以老年妇女为社会凝聚力的中心。什么力量将一个母性社会的和平文化转化成后来的父权社会的战争文明呢?作者狄米欧(DeMeo)认为,在大约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中亚、阿拉伯、北非这一广阔的区带气候变得干燥,出现沙漠化:

可以看出,长期的干旱伴随灾害、营养不良、饥饿如何提供一个重要的激发性影响,开启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特别是当干旱面积广大而长久不缓解,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正好在这一气候转变的期间,出现人类社会的类似伤害,包括人类文化中的暴力武装与男权出现,考古证据分布在在广阔区域范围内。(J. DeMeo: Saharasia Orgone: Orgone Biophysical Research Lab2004)

这样出现的男权暴力社会是二级社会,或称为雅利安人,或称为中亚地带的草原文化,这包括中国古代的匈奴人在内。这一新出现的男权社会显示出巨大的战争优势,到哪里就成了哪里的主人,他们进入印度、波斯,也进入了包括古希腊在内的整个欧洲,将原有的母性社会的和平文化征服。代表这种男权暴力文化的匈奴没有征服中国,没有能够进入中国古代的权力中心。狄米欧认为,商为来自北方草原的外来文化,夏与神农一样系南方本土文化。这也说明,大禹家乡为四川石纽可信。 但狄米欧不知道,周与夏同族同源。这与本文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相一致,即中国古代母性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没有走征服的道路,而是长期平行存在。本文第二节所列二架结构的模式图中,底层的原初社会代表母性社会的和平文化,而诸侯与国王层次代表父权社会的暴力文化,与西方相比,这样的暴力文化就大为逊色,只承当了社会警察的职能。

中国古代这一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系统也有其负面历史影响,其一是限制了二级社会运转机制的开发。战国后诸侯为文人官僚所代替,失去了诸侯对中央集权的牵制力量,皇帝的权力增加并没有伴随相应运转机制的开发。如建筑长城与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大型项目,全靠行政命令,缺乏内在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用现代商业机制,改由政府出钱雇人完成,就有政府钱多钱少与农民愿意被雇用与否等自限因素在内,不会越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界限。二级社会运转机制的薄弱导致秦朝与隋朝末年的大起义与王朝的骤然灭亡。历史记载,武则天与汉武帝时均户口流亡过半,暂且不论这流亡是饿死还是逃亡,一个担当起户口流亡过半而不垮台的社会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正常社会。在原初社会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显然与皇帝权力增加而缺乏相应的二级社会建制有关。周厉王时代首都内的愤怒居民涌入王宫,即导致周厉王弃职逃跑。周厉王并没有调集军队包围都城,显然军队仍在人性的制约之内,不愿跟随周厉王去干违反人性的事。与此相对,太平天国占了小半个中国,死亡两千万人,而以失败告终。现代学者都认为太平天国的政策较清政府更具人道主义内涵,而且又与国家主要人口同族,就是后来掌握军权的曾国藩无论在学识与道德能力上,也较清朝的同治、慈僖太后好得多。中国社会缺乏在混乱提供的众多可能中进行有效选择的机制,就更不用提安定时期了。

 


Chinese Society was Essentially Primary Society before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Evidences 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Chinese History

 

Summary: All human socie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tically coded primary society and man-made secondary society.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shows, unlike any other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rted with a super state of the two- level system, namely, the newly emerged secondary society was built on top of numerous primary societies. This system enabled Chinese people to still live in primary or quasi-primary society after civilization. A broad array of evidences was presented to support this conclus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Chinese history was discussed in contrast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started with typical secondary society of city states. The modern world with a powerless United Nations as a platform for countries to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 at various levels is pretty much lik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culture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Key Words: primary society, secondary society, the two-level system, ancient super state, human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