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处回网站首页: 21 世纪中华道学 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败于内与败于外

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视角﹕败于内与败于外

 

柚声 (2014/03/31)

 

摘要﹕对人民管理过松,人民会自相残杀而败于内﹔如果对人民管束过紧,人民得不到应有的锻炼,缺乏战斗力,就会败于外,为外敌所征服。所以管理要松紧适当。作者将夏商周三代归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与当今联合国一样没有绝对权威,所以那时的中国既不败于内,也不败于外。战国时代,中国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急剧升级,战斗力空前高涨。秦始皇与汉武帝开创的秦汉王朝为此后中国选定一条对自家人严加防范的不断败于外的道路:开始阶段尚有短暂的内乱,即使三国鼎立也毫无战国时期多元政治的景象,中唐以后汉族政权不得不安于半壁江山,而后不断为异族与农民武装征服,而由异族政权开拓疆土。与中国相反,西方选了一条在文化与战乱上彻底败于内的道路,罗马帝国接受外来的基督教文化,而又容忍古希腊所代表的世俗文化,使欧洲至今四分五裂,而用练就的战斗力向世界征服的同时,输出文化,将世界现代化。日本介于中西之间。如果安史之乱以后的千余年相当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话,中华文明面临文艺复兴,而西方面临下一个黑暗周期,只有中西相互借鉴才有望度过目前的地球生态危机。

 

关键词﹕败于内,败于外,儒家,原初社会

* * *

 

我幼年生活在北方农村,离天津很近,村里很多在天津混过几年的人,他们说天津孩子打架不像农村这样,仅仅两个男孩打。天津孩子们打架以亲兄弟们组成的家庭团队来打群架。在这种情势下,如果父母对儿女管束过紧,他们的孩子就缺乏应有的锻炼,没有战斗力,在打群架时败于外人﹔如果父母管理子女过松,他们在家里经常自己打架,就无法组成团队一致对外而败于内。这一现象提供一个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有视角,本文即以这一视角向读者展示﹕中国自秦汉以后走了一条败于外的道路而不自觉,以至越到后来越严重。

 

 

一﹑从达尔文自然竞争﹑适者生存的理论来看人类社会的败于内与败于外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贵州时买到有名的天演论一书,讲到这一败于内与败于外的道理,不过讲的是社会与国家管理。该书这样写到,

 

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1]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接着解释这里天性的含义,他说的天性即达尔文自然竞争与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指导下的个体行为﹕不顾他人而专门考虑自己的自行其是,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指导原则是自我约束。

 

总之,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里讲了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社会对其成员管束过紧,让他们人人自我约束,就会导致败于外的结果,为邻国社会所征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对其成员管理过松,让他们人人自行其是,就会导致败于内的结果,陷于内部混乱。

 

本文作者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西方地中海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而中国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到战国时期才进入二级社会。[23] 由于赫胥黎生活在欧洲,受欧洲传统文化影响,只知道西方二级社会的文明史,所以他讲的只能是文明人类的二级社会。

 

正由于此,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里用很长的篇幅将国家社会的管理与园艺过程相比较。赫胥黎认为,园艺过程与宇宙过程相对抗,园艺家对园田生物进行间苗等筛选过程,而给园艺家选留下来的生物足够的营养与空间,来保证它们的成长与成熟,一切为了园艺家的丰收目的,而非让园田生物自然竞争而淘汰那些不适应的生物。即园田管理者有对农作物与牲畜进行人工选择的权力,握有生杀大权,来保证被选择生物的优厚生活条件。

 

赫胥黎认为,人类国家社会也像园艺家一样管理人民,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生活条件,园艺家间苗去掉的生物是园艺家认为不好的生物个体,而人类社会中被淘汰的人遗传未必有问题,被社会选中的人也未必遗传优越。人类国家社会的管理之所以得不到园艺家的效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为统治阶级控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赫胥黎认为,国家社会管理人员与被管理民众之间的智力差距不如园艺家与动植物之间的智力差距大,即赫胥黎与当今西方某些保守主义政治家有近似的看法﹕现代国家社会不是人类所能管理的,只有智力远远高于人类的上帝才能管理。

 

这也符合作者多年前提出的两级社会理论,把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原初社会的主人是人不是神,二级社会的主人是神不是人。[23] 人造二级社会有无数种,一种二级社会有其目的与方向,以及与这一目的与方向相适应的社会等级结构。人类不可能对二级社会的无数可能与方向达到深入的理解,不可能对每种社会可能与方向有历史性的预见,因而对目前国家社会的方向不可能达到据有历史前瞻性的共识。这也是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执、不可为的原意,即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

 

这样以来,与园艺家管理不同,人类文明史上的国家社会管理者有广阔运作区间,也可以把他们的臣民管得很紧,甚至如同园艺家管理农作物与牲畜一样,握有生杀大权,也可以把他们的臣民管得很松,像无政府一样,任其所为。但结果是一样的,亩产千斤的小麦与迅速增肥的北京填鸭一旦进入原始森林而与其他自然界动植物竞争,只能遭遇灭顶之灾而败于外。那些采取园艺家办法来管理的国家与社会就面临被其他野蛮民族征服消灭的可能﹔那些只知道争斗的国家与社会就有陷于混乱而自行泯灭的可能。

 

 

二﹑达尔文理论的局限性与夏商周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

 

达尔文自然竞争而适者生存的理论已被广泛接受,成为世界各国中小学教材内容,但达尔文自然竞争学说也有它的局限性。自然竞争而适者生存有如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生物体还有自由与回旋的余地,并非在生死线上挣扎,等待大自然的残酷选择。这有如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是一个不可突破的框架一样,但天地之间已经相当广阔了﹕人类乘飞机上天,甚至上月球,人类也可以生活在深海地下等等。

 

这里作者提出一个被达尔文自然竞争学说忽略的一个问题﹕动物与人类活着有没有另外的目的追求可谈,如果有的话,动物与人类在这些目的追求成为不可能时候,便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而自愿了结生命。你如果抓住一只野鸟,把它放在笼子里。不管你多么喜欢它,给它提供多么好的饮料与食品,一般来说,这只鸟不吃也不喝,直至死亡。科学家可以给出种种解释,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启动了鸟的死亡程序,侭管生活条件还存在。

 

这里提出动物与人类进入达尔自然竞争的自身动力这一概念,而这一动力就是生命快乐本身,动物与人类是天生的为生命快乐而活的(joy-oriented)。这里的动物主要指据有完整神经系统的高级动物,如鸟兽等。如果我们观察树林的野鸟如何生活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大部分时间悠闲自得,什么也不做,只用很少的时间找东西吃。与人类玩球的娱乐活动相比,鸟类寻找食物一定是一件更有趣的娱乐活动,因为人类玩球以进球投篮为奖赏,而鸟类寻找食物以美味零食为奖赏。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鸟类在物竞天择的死亡战线上挣扎。它们在享受生活。笼养的环境使野鸟不能继续享受生活,它们自动放弃生命。生出来就生活在笼子里的鸟当作别论。

 

作者认为,古代生活在原初社会的人类与鸟兽一样,享受生活。只有文明把人类带入二级社会,由于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而陷于不同国家与社会之间竞争的泥潭,走上五千年不断升级的战争,人类分化成不同阶级,出现监督他人劳动的有闲阶层,人类才在物竞天择的死亡战线上挣扎。人类这一五千年文明史也创造了登峰造极的科学与文化。作者曾写到﹕

 

当人类知道如何向邻居发动战争而获取额外利益时,人类世界就开始了军事竞赛,战争的胜利者永远是那些最军事化而又装备良好的社会群体,也是那些脱离人性制约的文化。这时,人类面临的挑战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社会的,而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的,不断增长与升级的充满敌意的人类自己。汤恩比说,人类面对群虎而毫无防御能力时的存活机率远比现在面对自己而毫无防御能力时大。[4]

 

 

总之,进入文明后人类以自己为敌人才导致残酷的物竞天择与死亡战线的挣扎。这与自然界原有的自然竞争有本质的不同。生物界,败于外是败于其他不同的生物物种,而人类败于外,是败于人类中的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社会。

 

讲了以上这些话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特殊性,即中国人进入文明后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还生活在原初社会,像鸟兽﹑像古代原初社会中人类一样生活。准确地说,他们既没有败于内,也没有败于外。

 

 

夏商周三代的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如同当今联合国一样,并没有绝对权威,如同没有国家出现的部落民族一样,并不能完全停止各诸侯国之间以及村落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54]

 

《易经》剥卦上九爻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卢,即越富有,越不得享受,被穷人吃大户了。某些毛泽东传记提到,毛年轻时湖南家乡有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哥老会,组织农民吃大户,影响到毛家。如果毛年轻时军阀混战而导致边缘山区无政府的话,从吃大户推断,《易经》时代也同样无政府。[5]

 

中孚卦六三爻说,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与敌人遭遇后,有人击鼓,有人退却,有人哭泣,有人唱歌。只有原初社会的战争才会有如此混乱的场面,也只有原初社会的人才能把如此混乱的战争场面记录下来而不加褒贬。《易经》第一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只有这样大一统局面才会产生哭泣与唱歌并存的战争。[5]

 

像联合国有效地制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夏商周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也有效地限制了局部暴力冲突的发生与扩大,但远没有根除。散氏盘记载散氏在与相邻诸侯国冲突中失去土地,由于周王从中调停,对方退回侵占的土地,散氏制作此盘记载此事。这一考古学资料与易经记载相一致,也提示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对地方势力之间的冲突有抑制与调停的作用。

 

这样的情况下,各个诸侯国与地方势力都有相应的锻炼,而有一定的战斗力与控制局势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自古有五服区域的划分,以最外一圈为荒服地带,那里可以任人居住而不受中国王朝的管辖。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显然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把自己政权当成整个人类的唯一权力中心了。这样的世界只有内,没有外﹔他们也没有能力跟他们所知世界外的人闹暴力冲突。

 

因为桀纣二位帝王的偶然人格而导致朝代更替,而接替者是属下的诸侯国,而诸侯国与没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相差无几,有如现代西方在野党的影子内阁,使朝代更替有如当代西方民主选举更换政府一样,说不上败于谁。

 

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真正的常规军人仅限于保护王室的卫兵,为数很少。中国历史记载商代夏,周代商都是末代帝王失却民心,众叛亲离情况下进行的。但末代帝王的劣行记载则要在上实力平衡系统不允许叛离人性太远的背景下来理解。由于战争受人性制约,战胜一方把战败一方做妥善安置,并非像古代西方那样把他们虏作奴隶。

 

《孟子﹕尽心下》提到武王伐纣仅仅用了三千人。《史记﹕殷本纪》记载说,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说明诸侯有在商与周之间选择的自由。《史记﹕周本纪》记载说,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说明连战场上商朝士兵也有在商与周之间选择的自由。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里,人们心中没有建立二级社会政治信仰,没有建立二级社会结党拉派而培养的党派忠诚,他们可以自由转变而无愧疚之心,远比西方选民更自由﹕如果西方选民改变投票选择,至少要受到未改变投票选择的亲朋旧友的白眼。现代学者多认为,武王伐纣仅仅打了一天,因为历史仅仅记载了商朝士兵纷纷临阵倒戈的事,没有记载流血杀人的事,也不排除除商纣王自杀外没有死人的可能。与美国民主选举转换政府可能更加和平,美国历史上四十余位总统有四位被暗杀过,两位暗杀致死,一次选举导致长达三年的国内战争,因为美国是二级社会的选举,而夏商周朝代更替是原初社会的选举。

 

总之,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民主选举的政府更替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并非败于内的内乱,不同政党面临的是如何反应人民的意愿,并非内战。同样道理,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朝代更替,中国古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既没有败于外,也没有败于内。

 

 

三﹑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轴心地位

 

德国哲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K Jaspers1883-1969)首先提出轴心时代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定为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世界各地发生急剧变化,人类对自身世界的认识第一次提高到哲学高度,

如果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主要以文化与思想意识而言的话,就社会与政治而言,战国时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在战国时期,中国人民第一次建立成熟的二级社会,成就了被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为中国早熟的政治制度,为后来各朝代所沿用。作者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与西方战争五千年不断升级不同,战国时期中国战争急剧升级并伴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而战国前后各有两千年的稳定期。[6] 以下列出战国前后社会与政治的重要不同:

 

1) 战国前中国社会以原初社会与近似原初社会的准原初社会为主,诸侯以及他们的卿大夫全部生活在原初社会层次。战国后出现典型的二级社会官僚。

 

2) 中国社会在战国以前,诸候国之间有大片荒地,国家军事力量还没有达到控制疆域垄断所有土地的程度,农民有自由迁移而在诸侯国中作选择的能力,有类似当代西方民主选举的作用。进入战国之后,国家军力达到控制疆域而垄断所有土地的能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亚洲农民成为独裁君主的奴隶。孔子在论语中三次提到用德政吸引远处的农民来归附,此后政权有垄断所有土地的能力,从吸引人来归附变成如何看管奴隶了。

 

3) 如果霸权需要顺从者的同意的话,帝国的权威由军队与国家建制来保证,用不着顺从者的同意,春秋五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五个霸主。西方在人造二级社会时代也有霸主,秦汉后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帝国,没有公认的霸主。

 

4) 古代中国战争的性质在战国时期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划分战国前后的不同战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一观点说出了人类五千年战争文明的本质。但我们不能把这一观点用于家庭冲突,也不能用于中国农村家族村落间的冲突。同样道理,这一观点也不能用于古代人类原初社会的冲突。古代人类暴力冲突是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与文明人类战争有本质的不同。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时代在内,中国战争具有原初社会暴力冲突的特点,战国时期的战争才具有二级社会战争的性质。

 

当代学者杨宽说,春秋时代的军队以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乘着马车作战,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在一二天内就分晓。[7]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则说,战斗不出一日,这与杨宽所说不矛盾,二者概念与标准略有不同。[8] 黄又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9] 一句话,他们的战争还受人性的制约。结论是:当时大国进行的战争与小国进行的道德礼仪示范行为都是为了服人,这一点与动物世界是一样的。身强力壮的雄性黑猩猩就常常冒着危险去获取难得的食物而与全体分享,而公牛雄鹿对垒则以力服之。[6]

 

 

在《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一书中 [10],许田波将公元前656年到221年的中国与公元1495 1815年的欧洲相比较。以期回答为何古代中国能统一而现代欧洲不能的问题。许田波用霍布斯-莱维阿旦(Hobbesian Leviathan)代表人类战争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进程,认为古代中国沿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彻底。英国虽然在非洲、亚洲、美洲等地征服其他民族时十足的霍布斯-莱维阿旦式,残酷而不择手段,但与其他欧洲国家交战时一直没有放弃那种君子风度,处处表现出自我克制。在许田波比较的时间段内,欧洲没有出现像秦军那样大规模杀人的现象。我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1945年二战结束前的五百年近代欧洲相比较,把秦朝与企图武力统一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德相比。二者的战争去道德化与残酷化程度可以相比,不存在谁比谁走得更远的问题。

 

 

秦国于公元前266年任用范睢为相,范睢提出所谓攻人的策略,即大规模杀人。他说,以前秦攻魏十攻而不伤。十攻而不伤说明战国时期战争频繁而七雄得以长期共存的原因,即战败一方能够迅速修复,恢复原来的战斗力。于公元前260年秦将白起活埋降军四十万,仅仅放生童兵240名。按今天战争法庭的规定,杀死放下武器的军人就是谋杀,战国时期虽无此法律,但人心是一样的。这样规模的杀人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的。《史记》记载说,白起此后拒绝与秦王朝合作,最终被迫自杀,说,我故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ka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这说明像白起这样的将官,大规模杀人的事也只能干一次。但对历史的进程来说,常常是一次就够了。

 

秦国能在十来年内灭调六国全仗间谍外交的成功。即所谓,诸候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一离间六国君臣关系的策略很有效,是六国迅速被消灭而没有能够联兵抗秦的原因。但这样的欺诈之术只能用一次,因为没有一个人能被欺骗两次的。所以秦国统一中国也有很多偶然因素。

 

 

 

四﹑秦汉之后社会模式与中国传统农村准原初社会的特殊性

 

()﹑秦汉之后的中国社会模式

中国古代社会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学者所不了解的一面,即儒家官僚提倡小政府而使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成为可能。以下为秦汉之后中国社会的模式:

 

皇帝朝廷及其家族 变形的准原初社会(黄老法家)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儒家)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会(道家)

 

上中国古代社会模式图中,三层次之间是分隔的,很大程度上各自成为一个世界。如果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与文化传统总结出一个人生哲学来概括这三个层次的话,我想到的最确切字眼分别为黄老法家、儒家、道家。汉朝统治者曾用王霸杂之来概括他们自己,再加上内法外王、内黄老外儒家等讲法,这里用黄老法家代表,即并非赤裸裸的法家,加上了黄老权术的润滑剂。[11]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差异与之间的不可逾越性造成中国社会的上下分隔制

 

在上社会模式中,广大的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而主张小国寡民的道家坚守老子原初社会的信条,宁可避世也不与帝国时代二级社会妥协,结果道家思想常常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精神来源,而汉末黄巾大起义成为中国道教开始的年代。上三层次之间的隔离程度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与研究。

 

1)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差别犹如汉字与文章个关系,文章的含义衍生于汉字的排列组合,这犹如青蛙吃虫子,在生物圈里却有利于物种的平衡,从而有利于农业。同样一件吃虫子的事在青蛙是填饱肚子的享受,在生物圈却是物种的平衡与农业的丰收。《阿Q正传》里的中国社会也是这样:政府处死阿Q来改变破案无能的形象,阿Q用这样一个并非人人都有的境遇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凡响,风风光光地作了一次革命党。书上写道,然而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12]

 

2) 从华北割蛋流言的传播程度看上下社会的本质差异:

 

李若建广泛查阅档案资料,对年华北割蛋流言与年华东水怪谣言做了详细的描绘与分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上下分隔制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上下是一个不可勾通的两个世界,上面一个平常想法传到下面,就会变成令人不可思议的恐慌与混乱。[1314]

 

李若建认为,这些非理性流言与行动是农村民间话语圈对政府宣传的解读于反应。毛泽东从1949126日到195034日离开北京,访问苏联,前后三个月,所以才有毛泽东被苏联扣压的谣言与猜测。19505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和平签名运动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响应世界和平大会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发出呼吁,响应同年42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通告,紧接着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拥护世界和平、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全国有两亿多人签了名,占总人口的一半。

 

在这种形势下,华北北部发生了为期半年左右的割蛋流言与恐慌。北京市郊区,因为民众恐慌,仅一个400户村民的村庄,就因谣言购买手电筒1000个,门户紧闭,彻夜亮灯,每晚消耗点灯煤油25斤。农民们,一处喊叫,全村响应,一村呼喊,邻村震动。张家口地区在1950727日至88日这13天内,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即达166起。在这种高度紧张气氛下,很多路过的外地人被误认为割蛋者,被活活打死。政府对流言制造与传播者进行了打击,逮捕、处死很多人,才最后使流言平息。

 

根据各地的资料,大体上可以把谣言的主要内容复原如下: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有的说是配料)就是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毛泽东答应供给苏联,于是就派下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的人化装成和尚、道士、商人、农夫,他们都经过专门训练,能飞檐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割一个女人的子宫,拿到苏联能换三块现大洋。有的地方还传说:割一个人的肠子,以肠作证,给12匹洋布。[13]

 

1953  1954年间华东地区的毛人水怪谣言在内容、民间的反应与这一华北割蛋流言非常类似,说:有一种伤害人的怪物(毛人水怪),会伤害和割除人体的生殖器官,并用于给前苏联制造原子弹。这一谣言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谣言之一,谣言传播范围跨越了三省,涉及几十个县,上千万人口,从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结束延续的时间超过一年,有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为此被捕。[14]

 

这两起谣言流传事件目标都是指向政府,甚至说是毛泽东派人来割蛋的。另一个特点是指向不认识的外地人,表现原初社会面对面交往对二级社会的理性社会建构本身的不信任。李若建说,这与西方巫术的内在性(西方的巫婆多为本社区人)正好相反。[13]

 

3) 下面第 ()小节提到:隋旸帝修建东都洛阳时,每月役使200万人,由于工程浩大,又短期赶成,劳役过重,死者占十分之四五。每月向外运送死者的车辆,在路上接连不断。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东西千余里,限令20天完成,人民死亡者大半。 上百万人的群体中死亡大半的事情得以发生,就是农民缺乏二级社会的眼界,没有二级社会生活经验,对他们来说,二级社会犹如上帝世界,他们才如此忍受而无法振臂一呼,万人响应。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中就没有类似事件,他们面临的是逐一被杀的局面。

 

()﹑从作者家乡看农民二级社会眼界的缺乏

 

李若建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山东省临沭县是1953年流传毛人水怪谣言的地区之一,1950年这一个县文盲占总人口的98%,半文盲占1.4%,识1000字至高级小学程度的占0.58%。 暂且不说,认识一千个汉字还远不能读书,即使一个能读书的人,在没有报纸杂志可读的农村,对政府的运转与思维方式有个大致的了解并能与自己的农村生活挂上勾也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方基督教除给二级社会的人们一种原初社会的平等与亲情外,还提供一个基于人们生活经验的永恒话语圈,而这一话语圈与全能的上帝联系起来。有的西方学者说,以普通人生活为题材的现代小说有基督教式的宗教作用。莫言有了现代教育背景与对国内外事物大致了解后,再书写中国农村生活故事,他付予农村生活以二级社会的意义与境界,那不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生活了。

 

七十年代参加工作之前,在河北农村生活多年,住在一个三四千人的小镇,我们家族居住在这个小镇的西南角,共有三百人左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加入共产党的人不过两三人,而历来参加抗日与各种战争的人也是三两人而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二。这些人远远不是普通农民的典型,而是具有特殊经历与心态的人,他们获得二级社会的眼界,参预二级社会的社会活动。即使共产党在1938年就进入该地,使之成为老根据地,又经过残酷的抗日战争洗礼,百分之九十八的农民缺乏二级社会的眼界,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之中。

 

那些获得二级社会的眼界人如果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政府工作,即成了完全的二级社会人为之人,这里不做讨论。这里将那些仍留在农村的这类人分成以下三种﹕

1) 像我父亲那样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教养,又有自己的生活来源,因而与当时政治体系保持一定距离。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2) 充当农村准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政府之间纽带的人,他们经常有队长﹑闾长等头衔。作为孔子身边弟子的同时,而又担任社会职业的子贡﹑子路可算作这部分人。子贡作生意可算一种二级社会职业,子路则多次给卿大夫作家宰。

3) 有过一两次二级社会生活的经历后,成为农村准原初社会的普通成员。我的一位姑父,曾一度为县农会主席,此后却终生务农。他几度给我讲他的经历,说除了毛泽东外,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他全见过。他的讲述有明显的奇幻色彩,强调事物发展的偶然性与不可理解性。我至今记得,他讲朱德的马夫朴实到五十多岁也不知结婚娶老婆是怎么回事。

以上三种人,只有第一种,既有 1) 原初社会立足点,又有 2) 综观整个二级社会的开阔视角。西方哲人柏拉图等与中国哲人董仲舒等,失去了原初社会的立足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提到﹕子贡﹑子路都嫌孔子理想太高,不为世人所接受,即说明他们也部分丢失原初社会的立足点。刘邦、朱元璋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他们原初社会的立足点,尤其在他们当皇帝之后,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位期间农民意识的流露。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口号的不现实性

 

张仁忠中国古代史记载农民起义不下二十余次之多,每次大的农民起义后,张都给予评论。陈胜﹑吴广起义,农民军望屋而食,横行天下﹔隋末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张认为,唐末黄巢起义才第一次表达了农民平均思想,为此后历代农民起义军所模仿,如北宋朝王小波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天亩制度。[6] 其实,汉末黄巾起义就有明显的均平社会思想,如张鲁在四川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受到毛泽东称赞,援以支持他的五八年人民公社运动。

 

考虑到二级社会可以多种形式,均平社会也是一种选择,也正由于此,张鲁政权存在二十年之久,为当地农民所欢迎。中国农民出于他们农村准原初社会的心理体验提出均平社会的政治主张,而二级社会的维持需要等级与阶级分化来推动社会既定方向,稳定社会现有秩序。而均平社会仅仅物质均平而已,所以张鲁的四川政权为宗教社会,有宗教各级领导来稳定社会。

 

张仁忠提到在河北献县建立农民政权的起义领袖窦建德特殊行为,说﹕他在境内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自己布衣素食,生活极为俭朴,甚得民心。又说,隋旸帝死后,他以为自己是随朝百姓而哭旸帝。他讨伐杀死隋旸帝的宇文化及,并在破城后杀死宇文化及,并且把隋旸帝妻子萧后送到突厥去依靠她女儿生活。

 

张仁忠批评说,窦建德有失农民立场。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农民从准原初社会刚刚进入二级社会时面临多种选择,可以采取任何立场,不过受原初社会影响,也受所谓二级社会阶级立场的影响,他们大多倾向于不现实的均平社会思想而已。窦建德在个人生活上的节俭自律与他遵从忠君理念是一致的,都说明他已有较强的二级社会道德约束的理念。

 

总之,除张鲁、窦建德等少数农民领袖外,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提倡均平社会,而缺乏二级社会多样性的视角,没有设想如何抵御私有制的侵蚀,如何容忍阶级社会的存在而又与他们划清界限,像现今仍散在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村落一样。

 

()结论:上社会模式三层次有本质的不同,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上下组成一个有机整体。正由于这样,秦汉之后取代顶层朝廷的有中间层次的官僚贵族,如建立隋唐宋三朝的杨坚、李渊、赵匡胤,但也有来自低层农民的刘邦与朱元璋。宋朝科举制度的成熟代表上社会模式中的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儒学化的成功,此后官僚阶层取代朝廷的可能消失,而农民尚保存这一能力。上社会模式中,三层次各有不同的人生哲学与世界观,但上两层次同为二级社会,代表两种不同的二级社会。当农民自原初社会进入二级社会时,他们更容易适应不同的二级社会,而深为儒学所熏染的官僚知识分子进入黄老法家思想指导的朝廷则不那么容易,他们首先要放弃儒学的人生观。同样道理,北方异族文化落后,没有深受儒学熏染的包袱。

 

由于以上原因与历史事实,本文将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的中国农民看成中国帝国政府的外来力量,而帝国政府仅仅包括上社会模式图中的上两个层次。

 

 

五﹑秦汉之后中国历史上的败于内与败于外

 

()﹑内乱

 

毛泽东有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诗句,说明秦汉之后两千余年中历朝代大致承袭秦代建立的帝国政治体系,即秦朝为帝国时代奠定了政治基础,而汉武帝开始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思想体系,直到辛亥革命。作者这里把从秦汉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二千一百余年一并加以考虑,不再区分任何阶段,也不注意秦汉两朝的不同。作者以张仁忠着《中国古代史》为读本,从中录出七次内乱作为这段历史期间败于内的事件。没有导致全国性战争的宫廷内乱未包括在内。

 

这七次内乱分别为,1) 汉景帝削藩而引起七国之乱﹔2) 公元9年王莽称帝而推行新制导致混乱与骚动,在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进入京城后,市民涌入皇宫杀死王莽﹔3) 公元190年董卓立 9岁的刘协为汉灵帝以使自己专权,导致各州郡起兵讨伐,最后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前后历时90年﹔4) 西晋初期分封诸侯导致16年的八王之乱(291-306) 5) 公元304年,十余万流民涌入四川后被勒令出境而起义占领成都,而后出现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304-439)6) 安史之乱(755-763)7) 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变,历时四年。

 

作者认为,上面第 1) 次、第 7) 次内乱有其特殊性,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农民王朝的内在问题,应该剔除。下面为作者给予的理由与说明。

 

 

()﹑汉﹑晋﹑明三朝分封诸侯而导致内乱的不同

 

为了便于比较,以下均为张仁忠《中国古代史》一书有关文字的摘录 [15]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曹魏迅速灭亡的原因,在于没有宗室诸侯作为屏藩,皇室陷于孤立。宗室猪王既掌握统兵大权,又参预朝中争权夺利的斗争,随酿成16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发动八王之乱的,就是惠帝的贾皇后。

 

刘邦消灭异姓王,封立同姓王﹕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不得不分封一些异姓王,一方面是满足诸将割地封王的要求,一方面也是为了拉拢项羽所封诸王前来归附。汉朝建立后,刘邦认为他们是中央政府的严重威胁,所以处心积虑地要找机会加以消灭。

 

朱元璋为巩固朱家王朝,一方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又实行与中央集权制相矛盾的政策,即分封诸皇子为王,用他们屏藩王室。朱元璋实行分封制度的目的,一是在于加强对北方蒙古马队的防御,一是为了防止朝廷中奸臣篡夺皇位。

 

汉﹑晋﹑明这三个朝代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晋朝是氏族老将篡位而建立的,汉﹑明两朝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农民建立的王朝。晋朝封的是同姓王,有57人之多,所以八王之乱实际是朝廷内部斗争在特殊情势下的表现,与这一制度设立时考虑不周有关,也与时局有关。林语堂将中国历史分成八百年治乱周期,前五百年稳定,后两三百年战乱。秦汉与南北朝是林语堂划分的第二个之乱周期,上面所列中国历史上的七次内乱中的第 4) 与第 5)次为这一周期的战乱期。下一个周期为唐宋与元朝,最后一个周期是明清五百年与林语堂预期的未来三百年战乱。

 

汉﹑明两朝诸王内乱与晋朝大不相同,而它们之间却惊人的相似。汉﹑明两朝闹内乱的诸侯王都是开国皇帝的子孙,数目比晋朝的同姓王少得多,都发生在林语堂所说八百年周期的开始阶段的稳定期,与唐朝李世民与兄弟争皇位玄武门之变相当。玄武门之变与中国历史上无数朝廷内乱相似,限于都城朝廷内部,而汉﹑明两朝诸王内乱是累及全国的战争。汉﹑明两朝也以大规模诛杀开朝功臣著称,而与晋朝一样由氏族老将篡位而建立的宋朝,则能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决同样问题。

 

与唐﹑宋以及其他朝代相比,汉﹑明两朝初年协调内部关系的能力更差,因为他们有一个由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自由散漫逐渐适应二级社会制度约束的过程。原初社会秩序建立在美学情感之上,刘邦﹑朱元璋封子孙为王有情感因素,而这种情感因素停留在潜意识层次,用不着表达成语言即能决定性地影响人的行为。等刘邦﹑朱元璋的孙子当皇帝时,诸侯王是皇帝叔叔一代的长辈,虽然类似处境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由于农村准原初社会的残余影响,随酿成汉﹑明两朝初年诸侯王反叛的战乱。

 

汉﹑明两朝初年这种短期战乱与元﹑清两朝歧视汉朝知识分子类似,是中国历史上败于外而带来的内部问题,是外来因素输入的结果。所以,作者这里仅仅把剩下来五次内乱称为中国历史上败于内的事件。

 

()﹑中国历史上五次败于内的战乱事件分析

 

这五次败于内的战乱事件分别为﹕1) 王莽称帝﹔2) 董卓专权﹔3) 西晋八王之乱﹔ 4) 五胡十六国﹔5) 安史之乱。

 

这里第 1) 2) 次性质相似,分别为王莽称帝与 董卓专权,王莽称帝只导致短期的战乱,而董卓专权导致三国鼎立。第3) 4) 次性质也相似,但最终为五胡十六国。这四次内乱的结果是中国大一统的局面逐渐走向权力分散的割据局面,五胡十六国实际胡﹑汉政权的分隔与对峙。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败于内是安史之乱,与上四次不同,系由于异族血统的高级将领叛变所导致的全国性战乱。安史之乱大致发生在秦汉后两千年历史的中间,是中华帝国制度成熟后的内乱。这时中国已经确立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积累了近一千年的专制帝国管理经验,所以这一次内乱也有败于外的成分,即对异族血统人士过于信任与迁就的结果。也是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败于外事件的开始。作为最后一次败于内的事件,含有败于外的成分,是中国历史由既败于内又败于外转为只有败于外的历史转折的标志性事件。中唐之后的汉族政权只能维持半壁江山了。

作者认为,与汉人相比,北方少数民族的所谓胡人,与中国农民一样更接近原初社会的文化习惯。

 

 

()﹑中国历史上败于外的事件

 

1) 陈胜﹑吴广起义与刘邦建立汉朝(209-206)

2) 西晋灭于匈奴(316)

3) 隋旸帝大规模使用劳工导致隋末农民大起义(611-618)

4) 后晋灭于辽(946)

5) 北宋灭于金(1127)

6) 南宋灭于元(1279)

7) 元末农民起义与朱元璋建立明朝(1351-1368)

8) 明灭于清(1645)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比比皆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也不止以上三例。只有秦末与元末农民起义导致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农民政权开创的朝代。隋末农民起义与秦末农民起义一样是大规模使用农民劳工的直接后果。

 

隋旸帝修建东都洛阳时,每月役使200万人,由于工程浩大,又短期赶成,劳役过重,死者占十分之四五。每月向外运送死者的车辆,在路上接连不断。又建筑东都西苑时,需要许多大木料,这些木料多由江南各地运来,运者络绎于路,千里不绝,每根大柱要2000人共拽,不知耗费多少人力。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东西千余里,限令20天完成,人民死亡者大半。至于开凿运河所用的民力更多,如开通济渠时,征发了河南﹑淮北100多万人民,疏通邗沟时,征发淮南10多万人民,甚至开永济渠时,男子服役不够,又征妇女服役。此外,隋旸帝三游江都,所征民夫也不少,如第一次游江都时,仅挽船夫就用了8万人。隋旸帝在位14年间,东西巡游留居京城不过一年。他每次巡游,都是兴师动众,有后妃宫女及近卫军10余万人随从[15]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年内,出巡五次,走遍全国各地,随从众多。估计在秦始皇时候,每年征调的劳力不下200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左右,这样全国壮年男子大多被征发服兵役徭役当时刑徒之多骇人听闻,以至弄到赭衣塞路,囹圄成市。[15]

 

 

作者曾专门论述这一现象说,

 

中国农村接近原初社会生活,而大型的徭役工程形成暂时的二级社会,二者生活格调截然不同,后者更象古希腊雅典银矿的奴隶生活。和奴隶相比,农民有重回农村的希望,他们却缺乏奴隶的纪律素养。从闲适的自在王一下子变为奴隶,生活落差这样大,管理起来决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任何原因聚集的不满群众都会转化成起义暴乱的根源。服徭役的农民群体就有许多容易失控的心理因素。比如农民就倾向灵异思维,容易接受暗示;库勒的自我意识来自原初社会()的交往,这种临时的二级社会中已无自我尊严可谈。所谓失控不过说群体成员突然忘记了二级社会的行为规范,盲目听从临时领袖或模仿他人行为。失控群体一旦形成:他们行动整齐划一,表现出极大的自我牺牲与英雄主义精神。根据弗洛依德分析,将他人意愿内化成自己的意愿与超我(superego)的无意识构成如此心理群体的基础。本书用大规模人类聚集对个人心理的慑服力与二级社会的类神世界效应来解释这种集体的超常行为。

总之,中国古代的皇帝要使用大批的农工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大批监工与严刑峻法必不可少。秦始皇、隋炀帝之后紧跟着就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决非偶然。[16]

 

秦朝与元朝都是由边沿落后地区起家而入主中原的朝代,秦朝过于血腥的统治与战国时期战争去道德化﹑残酷化有关,也与秦朝为第一个这样的王朝而缺乏管理经验有关,所以才有秦始皇万代江山的幻想。元朝时的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帝国专制经验可以借鉴,但异族统治的大帝国却是第一次。结果是,秦﹑元两朝末年都在上社会模式第一﹑第二层次上的汉族知识精英阶层中形成了权力真空,是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以至于一旦出问题,没有人出头解决,也没有人出头代替,只能由农民层次上来一个层次收拾局面。隋朝末年并不如此,农民起义开始后,就有礼部尚书杨玄感﹑将领宇文化及﹑大贵族李渊起兵反隋,这些人都有着远比农民多的多的二级社会生活与管理经验。

 

()、中国历史上的败于内与败于外

 

中国历史上这五次内乱时间从几个月到三国鼎立近百年不等。即使三国鼎立,英雄辈出,也不能与战国时代相比,尤其在政治与文化多元化方面。战国时代,齐国有稷下学宫,国家出钱奉养恣意论政的百家争鸣;有楚国吴起变法而为贵族们乱箭射死;有燕王哙禅让之举,而他甚至参加劳动;秦朝则被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为警察国家,政府官吏多由战场上斩杀获功的人来充任,下有五家连坐制度,有犯罪行为而不告发,要五家同时治罪。三国时代则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这种政治与文化多元化,三国统治者来自同样的乱世英雄,拥有极为近似的文化背景与思维模式,他们这种仅仅与对方一争雌雄的狭隘心理没有给国人开阔眼界的作用,也就为国人所不齿,这种内乱终于以安史之乱而告终。三国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狭隘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国文化败于内的开始:既失去了夏商周三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又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二级社会文化体系,容忍不同方向,容忍不同生活方式。

 

作者这里将西晋为匈奴所灭之后的南北朝看作中国败于异族的开始,安史之乱导致暂短的藩镇割据局面之后,中国汉族政权就开始安于半壁江山而与异族政权对峙了,在这条败于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开拓疆土则给予异族政权了。

 

让西方学者赞叹不已的是:这些征服中国的异族都先后淹没在大中华文化中而接近于泯灭。中华文化征服异族文化是基于原初社会的大一统,而不是二级社会层面上的多元竞争。正由于这样,蒙古与满族在入主中原之前都有他们的所谓军事民主传统,并非全权专制,一旦入主中原,他们似乎面临要么接受中华帝国专制传统,要么退出中原的选择,他们都甘愿选择前者。而罗马帝国为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文化不但允许日耳曼人保持他们的蛮族文化制度,还自动放弃自己的帝国梦。

 

 

 

六﹑与西方历史对比

 

与中国相比,西方历史上既没有中国式的领土统一,也没有中国式的文化统一,就是说与秦汉相当的罗马帝国开始走了一条彻底败于内的道路,以至再也没有罗马帝国的辉煌,但却走了一条不断向外征服的道路。从彻底败于内的纷争中锻炼了战斗力,征服了美洲与澳洲大片土地,从多元文化竞争中提高了二级社会物质发展的管理体制,向世界输出,导致所谓现代化世界。

 

罗马帝国与秦﹑汉帝国相当,历史学家们常常把二者做比较:它们在人口、疆域以及延续时间都大致相当。罗马帝国征服了包括希腊与犹太文明区在内的所有地中海沿岸国家,他们在众多文化与传统中独独折服于古希腊的多元文化,即使进入帝国时期,他们也保留了较多的民主与多元宽容的成分。罗马帝国后期又全面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与张鲁政权相似,与儒学不同,在儒道两家中更接近道家学说。

 

与中国历史上内乱造成短时分裂相比,西方内乱造成永久性分裂,这是他们有二级社会多种可能的眼界,允许长期分裂的存在。罗马帝国分成东西罗马,并不相互征服,而是先后为异族所征服。让中国人不能理解的是:日耳曼族征服罗马帝国是为了抢夺帝国的财富,并不是要取而代之。一千来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中,人们赞叹罗马帝国的辉煌,但并没有人来重建帝国,因为帝国文化自愿让位于基督教的普世胸怀。与中国相比,罗马帝国在文化上败于外来的基督教文化,在武力上是败于内部的腐败无能,而非全国战争。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文化却征服了整个欧洲,比罗马帝国原来版图大得多,改称为基督教王国。这个基督教王国内部没有行政管理的统一,却向世界输出基督教。

 

秦汉之前的诸侯国中只有齐国与古希腊相近,有政治文化多元化的胸怀,而与一神教的犹太文明相当的,就只有以儒学传统见称的鲁国。秦汉政治体制延用战国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与二战德国相当。秦汉帝国最后接受了鲁国的儒学传统,并没有接受齐国多元文化的开阔眼界,缺乏二级社会层面的多元竞争,对儒学也有阉割。罗马效率高,发挥众人积极性的民主气氛,精英阶层与下层组成一体﹔秦汉高度集权,效率非常低,以至汉武帝是户口减半而无人能制止,了无民主气氛。秦汉帝国接受了儒学的大一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接受孔孟学说的普世胸怀。

 

这里有必要讲一讲帝国与霸权的不同:中国春秋时期五霸与周王朝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制定社会规则,以使各国和平共处,这种霸权文化比帝国更多普世胸怀。汉文帝把匈奴好战看作自己道德休养不够高的结果,认为普世胸怀的道德感化足以征服世界,也是孔孟仁者而王的原意,但汉武帝并不这样看,使孔孟在世要悲痛欲绝的是:汉武帝成了此后中华帝国的模式,却披上孔孟儒学的外衣。中西相比,在二级社会层面上,中国历史做的是帝国梦,偶尔有霸权梦的插曲,如汉文帝与春秋五霸,当然也包括战国时期齐国的局部地区的多元共存;西方历史做的是霸权,偶尔有帝国的插曲,如罗马帝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梦。霸权梦留有较多的内部斗争气息,使战斗力不断增强而无法制止,形成不断的向外扩张,等待霸权梦文化的下一个文化败于内的黑暗周期。

 

日本介于中西之间,由于岛国而有海洋保护,相对安全,日本又自古以来的天皇制度,与中国夏商周王朝相似,保留较多的地方割据势力,容忍更多的内部争斗,但同时保持了统一的文化与版图,其向外征服却以失败告终。

 

中国文化基于原初社会能延续五千年,而西方五千年自古希腊时就有辉煌与黑暗时期相交替的现象,中国文化可望能帮助西方世界进入即将来临的第三次黑暗时代。

 

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历史做如是观,不过基于原初社会大一统的帝国周期更缓慢悠久一些罢了。与秦汉之前的百家争鸣以及近代西方多元竞争文化相比,我们可以把安史之乱后的一千一百余年看作与欧洲中世纪大致相当的黑暗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中国未来的文艺复兴也要复苏秦汉之前的文化传统,在当今地球村的环境下,可望能帮助西方文化在五百余年后走向第三次黑暗时期的可能。

 

西方文化渊源有两个﹕古希腊与犹太文化,在地中海文明中属于两个为周围欺凌的小国文化,与这两个小国文化相当的是鲁国与宋国,夏商周三代只有商朝来自东方,有海洋文化的成分,其后裔国家宋国有二级社会传统﹕弥兵会议,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宁可战败。[6]

 

近代欧洲文明史前后为意大利﹑荷兰﹑英国三个滨海小国领头,相当中国被卷入以西方带领的现代世界中的天津﹑上海与广州,这三个城市在经济上领头,却不能建立适合自己经济现实的政治管理文化,更没有可能取代中央政治文化。美国开始也是小国﹕结论中国是大国文化面对北方小国武力强势﹔西方是小国文化面对大国武力强势,西方败于外来文化,中国败于外来武力=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的不同。

 

把基于原初社会的孔孟之道艺术化还有情可原,将其引向二级社会的宗教与哲学就有背原初社会这一孔孟学说的社会基础了。董仲舒讲天人感应是企图讲儒学宗教化,但他并不太成功,到唐朝尚有韩愈、柳宗元等人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来反对儒学宗教化,我们可以把李白、杜甫作为儒学艺术化的高峰,在基于原初社会的孔孟学说来说,此后就是下坡路了。宋词的铺叙与宋诗的哲理化,都是中国社会向二级社会迈进的征象,却又缺乏二级社会无数方向与可能的大千气象,铺叙限于人情而非莎士比亚的大千世界,哲理化限于心性而非柏拉图式的二级社会哲学体系。与西方相比,不仅有不伦不类之嫌,也有提着自己小辫上天的悲哀。

 

结论﹕东西方历史上败于内与败于外的不同﹕西方败于内,长久而彻底,古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现为不同民族与文化;基督教统领的欧洲也同样分裂为不同民族与国家。结果他们不仅武力征服向外,二级社会文化多样化与高度发达,也同样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基于原初社会,有利于大一统,不利于多元竞争,在武力上为异族征服,而在文化上包容性很强,但在二级社会层次发展不足,只能接受西方外来文化。

 

我在西方电台上经常听到人们讲﹕孔子说,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养活他一天﹔教一个人如何捕鱼,你养活他一辈子。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孔子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这句话可以用来表示东西方文化立足点的不同﹕孔子说,如果交给一个民族一种二级社会生活方式,他们最多像罗马与秦汉帝国那样维持几百年﹔如果教他们如何立足原初社会而与各种不同二级社会打交道,他们可以永世长存。作者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儒家的美学秩序与圣王理想国完全是可能的,但要有与包括战争文明在内的各种文化周旋而不被对方吃掉的能力。[11]

 

西方文明是一个彻底的战争文明,战争迫使人们为生存而发展物质实力,但并非享受生活,更非和谐的美,在战争逐渐远去的后现代,中华文化才展现出魅力。

 

 

文献

 

[1]赫胥黎(18941971中文版)﹕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

 

[2]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3]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

[4] 柚声(2008):审视东西文化差异的一个新视角。《学灯》第6期。(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5] 柚声(2010)﹕《易经》总体思想与先秦儒家道家的关系。《学灯》第十六期。(http://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591)

 

[6] 柚声(2012)﹕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文方战争文化的不同。

(《学灯》第二十四期) (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7] 杨宽(1997):战国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页。

 

[8] 黄仁宇(1993) 《中国大历史:第二章》。台北:联经。

[9] 黄仁宇(1989) 《赫逊河畔谈历史》。台北:时报。

 

[10] Victoria Tin-Bor Hui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柚声(2013):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的评析。《学灯》第二十七期。(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12]柚声(2013):从《阿Q正传》看中国古代社会的上下分隔制。中国思想网站: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opinion/2013/1224/1804.shtml

 

[13]李若建(2007)1950年华北地区的割蛋谣言。《开放时代》,2007年第3 

 

[14] 李若建(2005):社会变迁的折射:20世纪50年代的毛人水怪谣言初探。《社会学研究》,20055期。

 

[15] 张仁忠(2006)﹕中国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6]柚声(2010)﹕两级社会的概念与儒道互补的中国主流文化。《学灯》第十五期。(http://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