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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来看原初社会与人性的魅力()


摘要:将人类社会分为天然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中国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长期停留在与天然社会相近的准原初社会,中国农民也因而更少被现代文明所污染,更具有天然人性的色彩。本文从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学分析,清楚地显示在那些出身普通农村家庭的领导人有着为人不注意的高贵品质,为出身地主官僚家庭领导人所无:他们更能仗义执言而不顾个人安危。作者又以自身北方农村的经验与观察加以验证,结论说:没有被文明污染的天然人性有更长远的眼光,有更深刻的考虑,尽管它以朴实的面貌出现。结尾作者又把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四人结合他们的家庭出身做了详细对比分析。作者这里强调指出,作者仅仅以基于社会材料的科学与客观眼光写就本文,无意介入当前左右各派对前领导人褒贬争论,如有文字使某些读者不快,作者预先在此道歉:并非我的本意。


关键词(key words):中国农村,原初社会,天然人性,中国领导人,文革,大跃进,家庭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


中国共产党成功实在是一场农民革命,共产党理论又不是一般农民所能企及的,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不少地主家庭出身的,也有不少来自普通农民家庭。作者这里没有作详细研究,但作者坚信﹕中国普通农民内心深处人性制约的有无在新中国现代史上会有惊人的体现,只要研究者取材与方法得当。

人所共知,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由三部分人组成﹕旅欧的,留苏的,中国土生土长的。前两部分家庭出身要比后一部分高,也更容易接受中国秦汉之后帝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马列主义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的,以城市工人无产阶级为基础。前两部分人有二级社会的眼界,容易接受马列主义的传统,大学教授出身的陈独秀、李大钊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多揉进了一些列宁主义,只有出身农民家庭毛泽东摆不脱农民的心胸与情怀,执意走农民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后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路子。毛在解放后,尤其在文革中,把大部分中央干部甩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追求他心目中的乌托邦式理想,与他的农民家庭影响有关。据说,普通农民出身的陈永贵崇拜毛的这种理想主义态度。这里也要指出,毛的父亲是一位普通农民,但后来做买卖赚了钱,到达富农水平,才有能力供毛外出读书。

革命成功后,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就是说,毛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帝国时代中国皇帝的角色。正由于这样,林彪才说:“开始打天下,是为了平等、公道、安全。打下天下后,才知道,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很可笑。”[1] 这用得着毛死后不久国内流行的一句话:目标是高尚的,手段是卑鄙的。卑鄙的手段是否能达到高尚的目标,由读者去思考。

在毛这一皇帝角色面前,又是些什么人出来做大骂皇帝的海瑞,又是些什么人随声附和与顺水推舟呢﹖这里仅仅就五八年大跃进与文化革命作简单讨论。

五八年大跃进是以五六年农业合作化开始的,而合作化的目的之一就是无阻拦地征收农民粮食。毛泽东在五六年大批刘少奇、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这样看来,五八年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批判刘少奇开始,而刘是一个中国农村普通家庭出身,但他留过苏。刘处于旅欧留苏与土生土长的两群人之间。刘在五八年大跃进中非常积极,那是五六年被批之后,一言堂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邓子恢也是出身农村贫寒人家。

五八年大跃进,全国报纸多次刊登亩产万斤粮的谎言,结果是将农民粮食强行征收,而保证城市与出口用粮。靠农民夺取政权几年后就如此对待农民。五八﹑五九年我家乡的公社干部到农民家里搜粮食﹕把村庄围住,然后拿着枪在房顶上站岗。我父亲对我说,这跟日军到农村搜寻抗日干部一样,说不是共产党应有的作风。

在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地方党政要员争先恐后,炫耀自己的高指标的,据说有所谓四大左派狂人,冲杀在最前面。他们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河南最早成立人民公社的,安徽和四川最早宣布亩产放卫星。上海的柯庆施则以左派言论出名。后来,四川,河南和安徽是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分,而上海结出四人帮的恶果。这四个人全部出身地主家庭。面对百万农民饿死的悲惨局面,而站起来为民呼号的是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最后被打倒的是所谓彭、黄、张、周四人反革命集团,而黄、张、周是附和彭德怀说法,而张闻天原与毛有隔阂,总之这里仅仅以站出来仗义执言的第一位人物为准。

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是彭真,他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文革开始阶段摧枯拉朽的洪流面前,敢说这样话的人实在是海瑞再生。他的北京市被批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彭真出身贫农。同样与彭真一起被打倒的是所谓彭、罗、陆、杨四人集团,而后三人各有自己的原因被打倒,与彭真不同。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有两大不可缺的台柱﹕林彪与周恩来,前者稳定军队,后者稳定不可缺少的最起码的社会秩序,缺一不可。作者非常佩服周恩来,他起了别人无法起到的缓冲作用,使文革柔和化,他也保护了很多人。这里作者仅仅讨论中国农民内心深处人性制约的存在。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理想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圣王理想国也不无相通之处,二者同是二级社会可能方向之一,毛在众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推行罢了。林﹑周二人看到毛文革理想国合理的一面,某种意义上,毛等于王莽加上秦始皇。

林与周一为留苏,一为旅欧。他们家庭出身为地主﹑官僚之类,才有年轻时即上黄埔军校与天津南开的机会。从林彪死后被搜出文字来看,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他接受的只能是两千年来帝国时代的儒学传统。

文化革命中,六七年二月逆流,最著名的莫过大闹怀仁堂的谭震林, 谭于1902年出生在湖南省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即使在大城市中,中国也缺乏西方式典型工人阶级,一个小县城的工人与农民无异。我家乡的县城里居民即以农民为主,间有少数工匠之类。

作者这里属于拓荒之作,读者很容易提出反对作者结论的例子。但作者坚信中国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之中,更受人性的制约,他们更具有孔子式仁爱之心,而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接受的是秦汉以来的帝国儒学,与孔子原有学说相左。而这一点是可以为设计良好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所证实的,作者这里仅仅是一个粗浅的尝试,并非一篇严肃的论文。上面所列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的例子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统计学意义门栏,再加上下面所讲的陈少敏,具有统计学的高度显著性差别(P﹤0.001)


二、文革期间唯一投反对票的人:穷人出身的寡妇陈少敏


我记得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曾说: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不能都放在毛泽东身上,我们这些人也举手同意了。在我记忆中,他马上跟了一句说:不举手,不同意也没用。中国共产党早期阶段是允许不同意见的,所以才有几年就换一届领导人结果。战争年代集中领导的需要使毛泽东长期掌权,但也有大量的不同意见,才迫使毛泽东追随实用的策略,用新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来招揽各个不同阶层人士的支持。等革命胜利,大权在握时,毛不仅立即抛却新民主主义道路,而且开始残酷打击不同意见者,使不同意见者即失去社会地位,又失去一个人的尊严。这才形成即使不同意也要稀里糊涂举手同意强权者的不健康的政治局面。

在谈论起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激动地在中共党内会议上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文革期间唯一的中国人良心的陈少敏(1902年—1977年)。陈少敏出生在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范于村,陈少敏父亲曾于辛亥革命时从军当过连长,回乡后一边租田耕种,一边教小学。陈少敏在1924年入党,解放前后历任党内外重要职务,1956年被选为中央委员。陈少敏自1939年丈夫牺牲后就一直未再结婚。

1968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陈少敏,被允许抱病参加会议。会上在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陈少敏伏在桌上拒绝举手。散会后,康生曾气势汹汹地找陈少敏质问,但陈少敏的回答是:“这是我的权力!”。 当时发表的会议公报还是照常宣布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

作为普通人的我,也和亿万普通中国人一样,我们只知道文革期间有一个陈少敏投了反对票。根据两级社会理论,在现今二级社会中,女人较男人更少受二级社会文明的污染,更具有人类与生俱来的天然良心。而长期的寡妇生活会使一个人更女人化,也就是更像她自己,更远离一般社会影响。可能正由于此,陈少敏仅仅是拒绝举手,以平静的语气回答康生,“这是我的权力!” 男人的彭德怀才上万言书,男人的谭震林才大骂怀仁堂。但陈少敏那平淡的一句话足以流芳千古,催人泪下。


三、从中国农村的准原初社会生活来看穷困农民身上天然人性的魅力


由于家族组织相对完整、长时期和平安定环境与闭塞以及绝大多数文盲的现实,使中国农农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生活在与原初社会相近的准原初社会之中成为可能。这使中国农民绝少受当代文明污染,也使他们更多的保留了人类生来即有的天然社会习惯与人类天然人性。以往大多讲农民的落后与散漫,讲他们身上的阿 Q 精神,很少注意到他们身上天然人性的魅力。

这种普通农民的天性与传统官僚知识分子的不同,可由作者家乡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卷入抗日战争等战乱而后的不同人生去向来说明。这里把他们分为三种人。

第一种为不识字的普通农民。下面提到的我当家伯父属于这一种人。他们的知识与阅历不足以使他们适应共产党政权中干部的角色,他们仍回家务农。这种人中的少数,通过参加识字班等途径获得了阅读书写能力,也因而获得了二级社会的眼界,得以留任干部。 第二种是像我父亲,也像毛泽东那样,出身富余农民家庭,有知识与二级社会的眼界。他们或者回乡,像我父亲那样行医、教学等担当农村知识分子角色。这一种人有相当一部分成为共产党政权的干部,尤其如果他们有像子贡、子路的性格,而非孔子、颜回一类人的性格。

第三种是出身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家庭而接受了秦汉以来帝国儒学传统的人。他们大多加入了国民党队伍,有的甚至去了台湾。也有少部分人背叛自己的阶级而成了共产党的中高层干部。

这三种人在共产党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也不同,农民出身的干部更不容易适应那些非人性的政治运动。我父亲告诉我,我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姑父回家务农的导因是他被批判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而又没有人听他的辩解,一气之下回家务农了。在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中,农民显然自动遵守一夫一妻制,而这种遵守是出于人类能体贴他们感受的天性。只有非人的二级社会才能对一个同事发自内心的辩解而置之不顾。

华北农村很多农民出生入死地参加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仍回家当自己的农民。这些不认什么字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出于人类天性的呼唤,在原初社会中,终止混乱与灾难,人人有责,所以他们并没有从中谋求个人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想法。而这种谋求个人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想法正是五千年文明史中战争不断升级的原因,所以老子才有原初社会不用文字而结绳记事的建议。以下仅以我伯父的例子做说明。

我河北农村家族中一个远房伯父与父亲一样参加抗日,任游击队小队长,在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当了逃兵。他在众人面前说过多次﹕他看了过多的尸体与鲜血,实在没有能力再看下去,就放下枪,走回家来了。

他的话清楚地显示﹕中国农民还受人性的制约,他们没有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二级社会人类选择的自由。他知道回来后要受群众大会批斗,他知道共产党胜利是板上钉钉的事,他知道如果不回来他会混个一官半职,但他无法回避内心深处人性的呼唤声。几十年后今天,我们又说,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是一家人,是一个中国,而要积极推动两岸人的来往与合作。我这位远房伯父不可能看到几十年后的政治发展,而是没有被文明沾污的人性本身有更长远的眼光,更深刻的考虑。

近年来,我在网上听了许多中国大学教授的讲课,不少人在称赞清朝不战而自动退位的做法,称赞康梁变法与当时的宪政理想,说要告别革命。那些大学教授中,没有一位说要告别抗日战争,要告别对入侵的抵抗。我那位不认识什么字的远房伯父在六十多年前就与今天大学教授达到了统一看法,不过没有表达成语言罢了﹕中国普通农民没有长就一颗看那么多中国人鲜血与尸体的心。地主出身的林彪才突破这种农民的狭隘:在下级军官报告我军死伤如何严重时,林说,“我问你城攻下来没有,没用问你死多少人。”


42. 从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来看原初社会与人性的魅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