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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不同出身与表现来看原初社会与人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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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不同出身与表现: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执政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有力挽狂澜扭转局面的作用,这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虽然华国峰在邓小平之前已经扭转了局面,但邓小平为华国峰这一行动的拥护者与收益者。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城市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背景下,以极其实用的手段与眼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后将他的实用演变为非正当手段的专权来强行推行他的农民乌托邦理想。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在中共毛泽东思想的大传统背景下,大胆推行他的抓住老鼠是好猫的实用观而获取成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们这里仅仅讨论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家庭出身的关系,而非对一个人的全面评价。我们先讨论毛泽东。

毛泽东的家算不上知识分子家庭,毛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当过兵,做过买卖,他虽然认得几个字,却极力反对毛深造而进入农村知识分子阶层。毛的母亲信佛,毛还与母亲商量过如何劝父亲信佛。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哥老会在湖南势力强大,在毛的家乡曾聚众闹事,组织吃大户等。所以,毛的家庭与我家有些相似﹕毛与父亲之所以能进城读书而接受新思想影响,是他们的父亲从一位普通农民开始奋斗而挣了些钱供儿子上学。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农村所处的层次仍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与孔子原有思想接近,而与秦汉后的帝国时代儒家传统思想较远。[2]

毛的家庭与周恩来的家庭正好相反,后者近于儒家传统而与道家较远。周恩来的风格更接近儒家推崇的雍容文雅的中庸之道,因为他幼年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毛幼年时也学过儒家五经四书,那是新旧交替时代已经走了味的儒学,不足以帮助他超越家庭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以儒家传统标榜,穷则独善其身,躬耕田里,以老庄哲学,修心养性。又由于老、庄以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理想,正符合我国数千年来的农村现实。结果我国农村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近于道家,而离儒家较远。毛在农村长大,耳闻目染,不觉浑身浸透了道家的精神。历史上农村出身的刘邦、朱元璋都有明显的道家倾向。这里说的儒家传统指秦汉以后居官方地位的儒家思想传统,与孔孟思想有本质的差异。

要说儒家传统思想在中国农村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仅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一般农民热中佛与道。从我家乡情况看来,儒家影响可能限于地主官僚家庭。两腿泥巴的农民不好走进孔庙的,那是官僚知识分子去的地方。儒道两家均以原初社会为理想,而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农民受人类天性制约,与孔子思想相近,与道家相近,而与秦汉后的儒家传统思想较远。帝国时代儒学家要学会二级社会奉迎权势的本事,面对上述解放石家庄的遍地尸体会漠然视之。

西方学者评价毛泽东时常常称他是一位农民,即他的出身使他保留了诸多普通农民的特色:他对农民处境的同情与理解是他在战争年代获取最终胜利的保证,共产党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他受农民均平社会思想影响,一生高举农民乌托邦思想,而非马列的共产主义思想;由于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中农民的天然实用理性影响,毛泽东一生抛却所有理论与教条,以极其实用的眼界看待人生与政治,即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至陷入文革困境,晚年无奈中以流泪打发时间。法与天都是外在于人的,如果法为人造二级社会的骨架的话,天就是二级社会主人是神不是人这一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体现,而原初社会的主人是人不是神,生活在准原初社会的中国农民根本用着法的概念,也压根没有天的概念,他们有泛灵论的思想。在他们那里,天不过是诸多神灵的一种,遥远而又形象模糊,与西方上帝形象截然不同。[3]

 

()邓小平:从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四人对比中来认识邓小平

 

邓小平与林彪、周恩来家庭情况相似,所以他才有到法国留学的机会,邓小平似乎也到过苏联。就我所阅读有关邓小平与林彪、周恩来三人资料所得印象,周恩来最开明,也最有西方普世理性的眼界,林彪与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思想最为接近,邓小平二者都缺乏,但独有中国权力场的视野,或者称中国特色。中国革命走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极权,而是先走了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道路,而后又改为邓小平实用理论:社会主义政治加上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的家庭出身使他具有对中国传统社会权力格局有全面深刻的了解,而没有毛泽东式普通农民的均平社会思想与情怀。

邓小平以他的三落三起著名,第一次是因为反对当时中央领导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思想,以城市为中心是西方现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原意,又是苏联的革命思想,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一思想没用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现实而为我所用。第二次为文革初期被打倒,而后在1973年复出。第三次是1976年春天被解除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我觉得邓小平第一次与第三次被打倒有些相似,正是这种被打倒使他的观点与能力为人所知,成为日后复出更上一层楼的台阶。中国亿万人,尤其是基层干部们,就是从邓小平复出而又被打倒才对邓小平留有深刻印象的,使得他得以在华国峰后坚决进一步向右转而获得成功。

在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与邓小平四人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出身富裕农民家庭,其他都是士绅官僚层次的家庭。但作为个人性格与工作风格讲,邓小平与毛泽东最相近,执意执行自己的主张,而缺乏与人妥协共处的精神。毛泽东晚年说过谁也压不住邓小平的话,他没有用这种话讲周恩来与林彪,只有毛泽东与邓小平二人谁也压不住:他二人在二级社会众多可能与方向面前执意推行自己的主张与方向。林彪属于高度职业化的军人,是二级社会非人本质而使用边沿人才、超深度地开发一个人的周边潜能的典型,他在军事上极端专制独裁以确保战争的胜利,但胜利后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据说在1959年毛与林单独谈话一个多月,林才答应出山。我阅读有关林彪的网上材料,总的印象是:林彪是一个时代压力与战争胜利欲的造型,是一个为战争胜利而生而活的畸形人,他不是一个社会生活中的人,更不是政界中的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向群众传达有关材料时,当听到林彪在东北战争胜利后无视毛泽东的多次催促,而迟迟不肯进兵中原时,我立即想到这与他解放后立即退隐是一脉相承的。国共谈判,有让共产党军队占据一个省的说法,林彪进军东北三省是作好随时退入蒙古的准备的。面对强大的苏联,国民党军队无法进入蒙古作战。作为一个为战争胜利而生而活的畸形人,林彪一人创造了共产党胜利的奇迹。如果东北战争是为弱小的共产党争取生活空间的话,进军中原恰其相反,而是夺取转为弱小一方的国民党生活空间。林彪显然在这一共产党地位转变面前踌躇不定。[14] 这也是在毛、林、周、邓四人中,只有林彪最倾向于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思想的原因。就我读到的材料看,四人中只有林、毛二人顽固保持战争年代生活俭朴的习惯。

如果说林、毛二人同情弱势群体的农民是中国传统式思维的话,周恩来拥护毛的农民乌托邦思想而同情穷人就更有西方民主的思想成分:周恩来是一个与不同人和平共处而随时与人妥协的人,这正是西方现代民主的涵义。如果周恩来不因肿瘤早死的话,周恩来会给各种不同的人留下生活与话语的空间,包括至今为某些人称道的江青等人。以周恩来的学识与眼见,最大可能是他主持制定中央决策的程序化、民主化,回复中共早期的民主程序,在中央政治局与中央委员一级实行西方民主制。这是中国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作者坚信周恩来有改变中国历史而留个人信念于人间的眼界与胸怀,只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种机会,而他又不愿强加于任何人。毛泽东死后局面正好附和周恩来这种人格与需要,如果他活着是不会让这种时机白白溜走的。

周恩来显然不是毛泽东与邓小平那样专权的人。二级社会面临众多不同方向与取舍,之间大多没有利弊得失的分别,尤其长远看来,它们仅有方向与决策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展投票的民主制,即由多数人决定。而多数人决定则缺乏长远与深刻的考虑,也就是西方国家显示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面临强大的敌人,人们自愿支持权威专权,仍很大程度上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解放后和平时期,更应开放民主,但事实上却是迅速向个人极权挺进,这与毛泽东个人性格有关,也跟他农民出身缺乏二级社会不同人共处的习惯有关,使持不同意见者受到打击,才形成大家不同意也要举手的不正常局面。即使这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也使用了抛开中央直接发动群众与成立文革领导小组代替中央的非正常手段。毛泽东用这种非常手段强行推行他的农民乌托邦理想。

邓小平没有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理想的情节,但以同样手段专权而独自做决定。突出的例子是1979-1990年以入侵开始的越南战争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在多数人议论纷纷的情况下,邓小平一个人果断决定:出兵。我八十年代初在英国留学,当时大使馆定期向留学人员传达国内政治情况。在传达越南战争时,当时的留学人员大多主张不要打仗,说:这么穷还打什么仗!我也坚信这是中国多数普通人的想法。 所以在传达中央各种不同意见时,说到有人担心苏联会从北边攻打我们,主战的邓小平回答说,我担保,(苏联)不会的。我至今记得,人们在下面立即评论说,他邓小平担保个屁!

这话讲得很对,他邓小平要担保的话,要拿出钱财放在一边,苏联万一攻打中国时用来补偿中国人民的损失。至少说一句:如果苏联万一打过来,我邓小平与部下主战派一律自杀谢罪,邓小平没有这样说。中国那时的决策圈在讨论战争这样涉及上万人生命的大事也没有认真到这种程度,允许邓小平空话担保。

如果周恩来处在邓小平的位置上,就会采取多数人的意见,而采取更温和的处理方案,用来代替出兵。为平和主张出兵者的不平,周恩来很可能会通过西方双方辩论然后投票的方式,也就是中共早期的做法,来对反对派说:这是民主与决策程序的结果,不要埋怨我。

据说,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大陆很流行,以厚黑学命名的相关书籍有二百种以上。众所周知,李宗吾厚黑学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信念:皮厚心黑是社会上成功的绝巧。中国历史上高度专制而又缺乏法治监测下的社会行为规则,给皮厚心黑者开了方便之门。这种皮厚心黑者的行径与共产党大众当家作主的理念相对立,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讲的剥削阶级行为特征。如果毛泽东时代是用专权与残酷手段强制推行均平思想而没有在法律规则层次赌塞皮厚心黑者之路的话,在邓小平时代鼓吹经济资本主义化的阶段,没有设立足够的法律规则来杜绝皮厚心黑者钻营的空子,则是一种失误。作者坚信,如果周恩来在世,就会采取相应措施,而不至于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大陆流行。李宗吾的厚黑学在大陆民间流行,说明皮厚心黑者的方便之门没有赌赛。毛泽东时代在强大的均平社会思潮下,即使有此方便之门,皮厚心黑学也难以流行。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不同出身与表现来展示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对人的深刻影响,并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与邓小平四人不同表现以及与他们家庭出身的关系,结论说:没有被文明污染的中国农村社会与天然人性有更长远的眼光,有更深刻的考虑,尽管它们以朴实的面貌出现。

 

文献

 

[1] 亚耶(2014):林彪:一个精彩绝伦的历史大谜。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011114527.html;原来自:凯迪社区。[2] 柚声(2005):毛泽东与道家思想。见:http://taoism21cen.com/Chinesechat/maoyudao.html

[3]柚声(2011):从孔子对鬼神态度看中国宗教文化的原始性。《学灯》第十八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844

[4] 毕唐书(2014):林彪殉国还是叛国?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0926113877.html

(原稿写于2013年,2014十月重写,做较大变动,但基本内容没有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