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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读后()

 

李柚声(2015三月)

 

摘要:张远山在他的博克文章中讨论了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与西方对比后指出这背后种种弊病。张文说,秦汉以后的中国人把聪明用错了方向,聪明而不智慧;在中国式东方神秘主义统治下,人生成为猜谜与退出猜谜的大彻大悟过程,而中国大彻大悟者没有一个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从而使中国成为不为文明社会的野蛮丛林。我完全同意张先生的观点,被为他表达得如此清晰明了所折服,我这里用作者多年来研读的两级社会理论以及个人在国外生活听到看到的相关现象印证张先生的文章,也大大拓展了张先生所提问题的方方面面,使其更加明晰与完整。中西方分别基于天然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如果我们停留在原初社会情感美学层次而不顾及二级社会的理性的话,就压根没有神秘与猜谜等事。中国人内敛并不能排除二级社会的丑恶与残酷,圣经上帝造人后悔说法让他们以理性对待不完美的二级社会。

 

 

近来有机会阅读作家兼学者张远山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一文,颇多感触,此处不准备详谈,我也不完全同意张的观点。[1] 张文所提出的问题恰恰印证了我所提出的两级社会理论。[23] 中国历史上缺乏人造二级社会层次个人活动空间的建构,又由于作为主流文化的儒道两家均以原初社会为理想,使生活在二级社会的知识分子活动既不安全,又没有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支持,造成张远山所讲中国人聪明而不智慧,明哲保身以及彻底避世的大彻大悟。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结构的超稳定与历史上的周期动乱。几千年下来,也造成普通人的狡猾与少数政界人物的皮厚心黑,也即张远山所说的不为文明社会的野蛮丛林。

 

一、也谈中国人的聪明

 

何为聪明,张远山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这是否是他所说的中国人猜闷胡芦的一部分,我们无从得知。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学习工作期间读到英国人对早期中国人的印象:迷信与狡猾(superstitious and cunning)。如果宗教信仰是对神或上帝的坚定信念的话,迷信是一种基于猜测的暂时信念,是专制下猜闷胡芦的必然结果。以今天科学理念看,宗教信仰的上帝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人为建构,而中国人的迷信却是基于猜闷胡芦的经验,所谓以安全起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狡猾即张所说的聪明,一种小聪明。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更能抑制大脑发生的冲动,即自我克制的能力强于动物。动物王国里没有食品商店的,如果有的话,开张当天就会被顾客吃光了,因为动物见了食物不能抑制取食的冲动。这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在中国人与犹太人中表现为他们的勤奋,即在工作时更能抑制停下来休息的冲动。

我于1979年冬到英国剑桥大学做博士学位,在那里工作四年。我所工作的科室有十几个人。在这四年中,工作最勤奋的两个人即我与一位犹太人,我们俩发表论文远远多于其他人。一年到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晚上或周末加班。这位犹太人经常在我面前抱怨:英国白人会什么,不就是整天喝咖啡吸烟吗,多年不发表文章照样拿工资。

西方白人中有反犹太人的情绪,我们俩加班工作就经常受到英国白人的抱怨,但报告到上级领导那里就只提那个犹太人,说他忘记关灯等等。我在剑桥时的房东老太太一次对我说,一个城市的人们自古以来那样生活下来。一天来了几个犹太人,谁也没有注意他们,几年下来,工厂商店一个又一个地成了他们名下的财产,最后银行也是他们的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世界上经济行业的精英们也又很多犹太人,但很少中国人。

北美主要铁路是以中国人为民工劳力建造的,给北美白人留下深刻印象。雇佣其他民族的人,不光工程进度慢、器材被盗窃,还不断有罢工闹事发生。在北美,犹太人与中国人全比北美普通人富裕些,即收入与财产的平均值高于北美人口的平均值。我听人评论说,犹太人的钱是挣来的,中国人的钱是省来的。省钱是对花钱冲动的抑制,中国人挣钱的冲动未必比犹太人差,但缺乏犹太人的眼界与行为规范。沃尔玛特那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是中国人开的,中国人倾向于家族公司,中国人缺乏处理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能力,更容易分裂,而非合作成大的跨国公司。

一位加拿大学者的调查研究报告说,亚洲人、白人、黑人相比,亚洲人最聪明(wise),白人居中,黑人最差。他的报告发表后,即被人攻击,说他是种族歧视者。我以为他说的聪明是这种为长远目标而自我克制的能力。

这种为长远目标而自我克制的能力也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尤其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是越多越好。自我克制也有副作用,这在中国历史来说,就造成缺乏二级社会个人活动空间的建造,包括相应法律与行为规则。明朝末年中国出现以雇佣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它们都是独立发展,是本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相互影响学习的结果。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却迥然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在荷兰成为为人瞩目的社会力量,他们大量雇佣劳工,控制银行金融。这一新型社会生活迅速波及整个欧洲,他们的势力进入政府成为第三大势力,即在原有的贵族与宗教僧侣势力之外。之后是宗教革命迫使宗教势力脱离政府,继之法国大革命迫使贵族势力大大消减。这样以来,有几个商人工厂主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化,也使原来贵族政府成为资本主义的平民政府。这一过程伴有政府功能与机构的迅速庞大化。就是说,二级社会层次上的个人活动空间,或者某些学者讲的市民社会,不是空的,而是雇佣无数不同职业专长的人共同组建的。我们常说的法律一项,就需要培养无数法官与律师,成立无数法庭,应付人们日益增长的交往与钱财交换。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是开放社会,这种开放首先是对内开放,对国人的行为与他们的社会建构的创造性采取承认与容纳的态度,即使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改天换地、脱胎换骨的大变化。

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与社会缺乏这种开放性,对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一种无动于衷的漠视,首先是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的漠视,使他们无法传播与成长。中国在明朝末年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像欧洲那样进入政府而使政府能够代表他们的要求,就更不用谈政府的资本主义化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没有能力组建大规模的新型社会生活而成为自我管理的自发政府组织。就是说,中国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的漠视是全方位的,即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与市民,即使有一两个知识分子精英面对眼前的资本主义经济,预见一个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话,也被迫明哲保身、少说为佳而最后走向张远山所讲的大彻大悟了。张远山写到:

 

中国的大多数事情都法无明文,只能神而明之。所谓神而明之,意思就是天晓得,正常人不可能真正明白。

 

近代欧洲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就需要法有明文,就需要普通人的知情权,就需要上天晓得与正常人真正明白。欧洲这种从上天到普通正常人都晓得与明白的局面是欧洲宗教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中国历史缺乏类似的革命,中国近代变革更多是西方输入,是中国人善于学&220064;的结果。

张远山所说的秦汉以后的设谜-猜谜闷局,正是缺乏西方人这种由人民自己创建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也缺乏上下都晓得明白的思想共识。这种开放社会的欧洲宗教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与张远山所说猜闷胡芦的中国社会的革命不同。如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以平分土地推动,但夺取政权几年后就又把土地收回来,名之曰:合作社、人民公社。张远山又说:

 

近年国门开放,国人走向世界,于是聪明绝顶的国人发现了洋人的头脑简单,对中国人的聪明更加自豪。其实洋人之所以头脑简单,是因为洋人的事情都有合理、透明的规定。

 

另一个或许更接近事实的解释:西方二级社会历史长久而成熟,也是几千年战争不断升级逼出来的,人力智力在社会上分配布局比较合理,有聪明人为大社会操心,一般人就用不着那种小聪明了。

 

 

二、关于孔子十五志于学的话

 

张远山说:孔子列为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之父,同时也是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谜者;孔子十五志于学开头的一段话描述中国人逐渐聪明并逐渐放弃的六大阶段。孔子年老时讲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我对张远山这一观点与论述并无异议,但根据两级社会理论,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在孔子死后的战国时期进入二级社会。孔子思想基于原初社会,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终生奔波正是要阻止中国进入二级社会的中央集权制。秦汉以后政治模式与孔子无关,但秦始皇开始了中央集权统治,汉武帝与董仲舒将中央集权统治披上儒家外衣,在人民面前骗取政治的合法性,用孔孟粉饰自己而已。

原初社会的秩序基于情感美学,二级社会的秩序基于理性,当人们离开原初社会而面临不同二级社会的选择时,很容易为二级社会的大千世界所迷惑而无所适从。以西方文明主导的所谓现代世界是近代欧洲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结果,是一个高度理性的社会秩序。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制留下的传统社会秩序理性程度不高。现代社会各级官员是有管理专长的一群人,中国古代的官员在儒道两家哲学影响下始终不离原初社会的心态,缺乏建造西方规模二级社会的眼界与心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社会模式如下[4]

 

 

皇帝家族 畸形的准原初社会(黄老法家)

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儒家)

村落家族(市民) 准原初社会 (道家)

 

上社会模式中三层次是分隔的,各有各的人生哲学。广大农村中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生活在准原初社会的家族亲情之中,并不在乎头上的政府如何运转。所以张远山谈的猜谜与顿悟、彻误是指上社会模式图中的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即所谓文人士绅阶层。中国历史上的学者官僚系统给西方历史学界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一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与相应的科举制度在宋朝到达成熟阶段。宋朝的著名官僚如苏东波、王安石等同时是著名的学者与诗人,我曾论述诗书琴画如何成为慰解寂寞苍凉的官僚生涯与文人之心。[1]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成员是集今天的文学家、学者与社会管理人员于一身的。他们以特有的文人眼光来看待社会人生,这也包括伟大领袖毛泽东,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不与他的诗人气质有关。记得文革初期大学里的学生楼前高悬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对联,年轻学生们集会时高唱着毛泽东诗句: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沿槐夸大国,蚍蜉捍树谈何易,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那些年轻学生们,如其说是通过毛泽东这些诗句猜谜顿悟到了什么,不如说是以上这些诗句把摄了他们的情绪,形成了一种集体心态,一种情感美学的世界。在这种情感与心态的把摄下,他们破四旧,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但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他们立即悟到:那不是情感美学心态所能完成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二级社会的新世界有无数可能,他们难以统一意见,就连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本人后来也破费踌躇,迟疑不前。

说了以上这些话,在回过头来看张远山本人与他的观点。张本人是一个职业作家,同时又是一位研究庄子与道家学说出名的学者,他虽然不是一位行政管理人员,但他的这篇文章是着眼于社会人生的,即如同上社会模式中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成员一样,立足家国,而非西方社会的立足于个人主义立场。更有甚者,张多年研究的庄子道家正是主张从原初社会的闲散业余角度看世界,看人生。

一个长久被人们忽视的事实:孔子正是一位立足于并生活于原初社会的哲学家,是原汁原味的原初社会哲学家。[2]孔子讲他自己说: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这段话不仅仅像张所说,描述中国人逐渐聪明并逐渐放弃的六大阶段,也从原初社会的情感美学角度,并且用原初社会的语言描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抛却一切二级社会人间世俗厉害考虑的心路历程,一个仅仅有情感美学意味的心路历程。正由于此,张远山才可以用孔子这段话来概括自秦汉以来到今天为止的几千年知识分子们心路历程,即张所说的中国人逐渐聪明并逐渐放弃的六大阶段。

 

三、也谈顿悟与大彻大悟

 

顿误一词常为禅宗所用,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道家思想影响下产生禅宗,禅宗不强调苦行修炼与读经学习,却强调顿悟。我年轻时刚刚参加工作后,一位前辈对我们说了以下故事:

一群和尚坐在船里在江河上行进,眼前的岸边树木山石在他们的视野中无不向后退去,几个小和尚就争论起来:一些说是树木山石在动,一些说是船在动。老和尚听了训斥到:树木山石没有动,船也没有动,是你们的心在动。这个故事正是让人顿悟到佛教万象皆虚妄的教导。

树木山石在动是人在船上观察到的现象;船动是西方科学考察到的客观事实;心动是人心理体验在一刻之间体会到的美学意味。在佛教看来,这种忘却外界世界之后的一瞬间的美学体验也是应该抛却的虚妄。

张远山把顿悟解释成西方式的科学事实,现代学界的观点是没有纯客观的所谓真理与事实,任何真理与事实都是人类主观建造,不过这种建造与客观世界各种现象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关联而已。中西相比,中国历史上的知识界的视野更接近心理体验的心理感受,而西方历史上的知识界的视野更接近拨开现象背后的客观事实。与西方庞大的物质世界相比,中国注重美学意味建构的大彻大悟就显得贫乏了。让我们读一读张先生的论述:

 

顿悟就是明白了一切,大彻大悟却是不再奢望明白一切,所以大彻大悟并非顿悟。

 

可惜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的方向相反,越是聪明,离智慧越远。因此中国的大彻大悟者在放弃和撤退的同时,也放弃了可能改变设谜-猜谜格局的一切努力。所以秦汉以降,没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中国人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

 

每个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和聪明领域各有不同,感到难以应付而不得不放弃的领域也各有不同。所有聪明人撤退和放弃的总和,使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成其为文明社会,不成其为文明共同体,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野蛮丛林。

 

我以为,对张先生没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中国人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的野蛮丛林这一说法的最大支持莫过于陈林先生说的中国历史上的十次大破坏:

 

秦汉之后大规模的战乱与灾荒常导致人口的突然下降,据陈平称,这样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在中国两千年中至少发生过十次,而欧洲仅发生一次。西汉六千万人口,到三国初年仅剩下百分之二。[5] 如历史记载汉武帝与武则天时人口减半,而汉武帝时期是董仲舒提倡儒家学说,将儒学定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府的官方思想体系。据说,汉武帝死前留下一份罪己诏来劝后代改弦归正,否则就蹈秦始皇覆辙了。秦始皇时期导致人民死亡未及半数,可能与他比汉武帝在位主政时间短有关。无论如何,在雄心大志而导致全国式的大灾难上,二者可以相比,但结果截然不同:一个导致王朝的崩溃,另一个却为中国开启延续两千年政治思想与统治体系。这与汉武帝将荀子、董仲舒等人修改孔孟学说而适应二级社会中央集权社会秩序有关。

孔孟那种桀骜不群而道不和即走人的处世格调从此消失。作为汉武帝身边的大臣,司马迁仅仅在李凌问题上尽臣子本分而谈了谈自己的看法,便被判为死刑,幸亏司马迁以完成父亲未完之业为重,接受宫刑而苟活于世,我们才能读上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正是这种用酷刑强行推行个人意志的做法导致陈涉、吴广等八百民工因雨而误期就要面临死刑的土政策。也正是这样剥夺人民说话权力的做法使一个民族能面临死亡过半的悲剧而不揭竿而起推翻这个王朝。张远山文章也涵盖当今政治,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饿死三千万,也没有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任何起义都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酝酿动员阶段,思想专制堵塞这种可能。

秦汉以后的农民起义要等待时机,等待思想专制相对松懈的时期而容许较长时间的酝酿动员阶段。像一个人在煤气筒前吸烟引起爆炸而后终生不会再在煤气筒前吸烟一样,陈涉、吴广等八百民工因雨误期就面临死刑的特殊社会境遇在中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中国统治阶级吸取了这个教训,这个教训不是小皇帝生下来就有的,而是通过朝廷大臣、太子太傅以及司马迁、欧阳修等历史教科书来传到皇帝耳朵里的。

中国历史上以千百万记的官僚知识分子的知识与阅历,足以使陈涉、吴广等八百民工因雨误期就面临死刑的特殊社会境遇,在历史上不会发生第二次。同样一群官僚知识分子,他们既没有制止汉武帝时代人口死亡过半的悲剧,也没有杜绝同样悲剧的重复,以致类似灾难又发生了九次之多。这种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的重复发生足以证明张远山的话:中国历史上以千百万计的官僚知识分子们没有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中国儒家学说是以社会人生为研究论述对象的,他们没有对中国历史上人口死亡过半的社会现象进行认真研究,没有揭示出发生过程背后的种种原因与演变规律,据我所知:中国历史上留下来众多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专门研究中国人口死亡过半这一历史社会现象的。所以张远山用野蛮丛林称呼中国社会并没有言过其实,也非宣泄情绪的网路语言,而有着学者的严谨:一个能使陈涉吴广八百民工因雨误期就面临死刑的人生境遇仅仅发生一次而让天下国民死亡过半发生十次的社会,除了野蛮丛林再没有其他合适的名字。

与西方历史与社会作对照,张远山说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有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还包含所谓李约瑟问题,即中国科技在历史上长久领先于西方,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欧洲?现代科学是以自然科学开始的,这有牛顿、伽利略等人,之后才有马克思等人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而做出重要贡献。

面对人生社会与山川自然的大千世界,中国人揭示眼前现象背后真理的猜谜热情也绝不会生来地比西方人差,而是中国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不鼓励人们向那方面思考,甚至阻止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与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中国人自以为豪的最大发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指南针,都很难追究到确定的发明人,就连被成为商高定理的钩股定理也这样,停留在传说范围,这些发明人更无法享受秦皇汉武般的声誉。这与中国历史上不注重个人,而主张皇帝专权与大一统有关。孔子讲不利不器,是一种原初社会的独立个人,即强调原初社会以闲散业余视角看待社会人生的观念,鄙视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不使自己成为可为他人利用的一种器,所以孔子说子贡是器。正由于此,子贡在诸侯国中为官的程度与业绩在孔子之上,而孔子热中政治,在做官方面却一生不得志。

现代西方的所谓个人主义其实质正是孔子所卑视的这种器,他们追求所谓自我实现,似乎超越物质层次的自我,而追求个人的独特性,即我之所以为我的独特性。这种个人主义本身就具有外在于人的性质,也就是人造二级社会的本质。且不说这种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二级社会多方向的大千世界的一种内在现象,这种自我实现是借助二级社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现实来实现的,即使这种个人主义的本人是改造现世界,甚至从根本上反对现世界的,他们也是现存二级社会的一部分。

总之,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是以孔子反对的利与器为基础的,而孔子是一位原初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者,而庄子把孔子这种不利不器的个人主义与特立独行演绎成斑斓瑰丽的大千世界。秦汉以后的大彻大悟者内心也未必没有苦闷,孔子与庄子成为他们内心苦闷的一种慰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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