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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读后()

(张远山原文附后)

 

李柚声(2015三月)

 

摘要:张远山在他的博克文章中讨论了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与西方对比后指出这背后种种弊病。张文说,秦汉以后的中国人把聪明用错了方向,聪明而不智慧;在中国式东方神秘主义统治下,人生成为猜谜与退出猜谜的大彻大悟过程,而中国大彻大悟者没有一个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从而使中国成为不为文明社会的野蛮丛林。我完全同意张先生的观点,被为他表达得如此清晰明了所折服,我这里用作者多年来研读的两级社会理论以及个人在国外生活听到看到的相关现象印证张先生的文章,也大大拓展了张先生所提问题的方方面面,使其更加明晰与完整。中西方分别基于天然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如果我们停留在原初社会情感美学层次而不顾及二级社会的理性的话,就压根没有神秘与猜谜等事。中国人内敛并不能排除二级社会的丑恶与残酷,圣经上帝造人后悔说法让他们以理性对待不完美的二级社会。

* * *

 

四、野蛮丛林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南非昆桑人被人类学家广泛研究,被说成原始而富裕的社会:他们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部分时间用来游逛,他们身体健康,比同时的印度、巴西人寿命长。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经常羡慕鸟的自由自在,文明前的人类生活只能比鸟类好,因为他们毕竟有文化积累,知道使用工具。两级社会理论恰好说明原初社会适于人类,而二级社会的不可操纵性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张远山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不成其为文明社会,不成其为文明共同体,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野蛮丛林,仅仅指秦汉以后的社会,并不适用孔子时代与孔子以前的中国社会。

张远山与我具有同样的信念:野蛮丛林是人造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众多症状之一,在中国仅仅出现在秦汉之后,是中央集权制弊病。西方恰其相反,西方开始于竞争与战火的二级社会,即开始于野蛮丛林的失控状态:这在圣经是亚当、夏娃子孙相互残杀而上帝后悔造人的故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讲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破城后将对方所有男人杀死,而后将儿童妇女运会卖给奴隶贩子。如果特洛伊战争解决一个城池归属的话,几乎同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周灭商是解决包括无数城池的天下归属,根据孟子以及很多现代学者,这一改朝换代的战争仅仅打了一天,除了商纣王自杀外不排除没有任何伤亡事故的可能。结论是:秦汉战国以前,西方远比中国更像野蛮丛林。

如果古希腊人对特洛伊人残酷野蛮的话,他们对自己人文明的多。据说古希腊的斯巴达征服雅典以后,本来可以把他们全部杀死的,但折服于雅典文化,尤其折服于雅典的剧作,而没有杀死这些被征服的自家希腊人。雅典剧作演出时可以有上万人观看,其中包括外帮人,当然也可以有斯巴达人。

在近代西方,首先提出野蛮丛林一说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的此说如此出名,以致有霍布斯丛林的说法。霍布斯与此前以《君主论》一书而闻名遐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 Machiavelli14691527)一起,为文艺复兴与推翻基督教的思想禁锢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他们清楚地预见宗教秩序打破后社会野蛮丛林化过程。

许田波将春秋战国与近代欧洲相比,发现二者都存在一个战争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野蛮丛林化的过程。许田波用霍布斯-利维旦(Hobbesian Leviathan)一词代表这一去道德化与残酷无情化的野蛮丛林化过程。利维旦是古地中海文明圈传说中的一种海洋中可怕的巨型怪兽,霍布斯-利维旦丛林法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规律法则,这是文明社会失序后的一种状态,未必是自然状态。许田波认为古代中国沿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彻底。英国虽然在非洲、亚洲、美洲等地征服其他民族时十足的霍布斯-莱维阿旦式,残酷而不择手段,但与其他欧洲国家交战时一直没有放弃那种君子风度,处处表现出自我克制。在许田波比较的时间段内,欧洲没有出现像秦军那样大规模杀人的现象。[6]

这里讲一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描写战国时期战争,其中一条是诈,诈就是不守规则。如人人皆诈,诈则无效,只有大多数仍守规则时,欺诈最有效。孙子兵法的诈包括欺骗自己的兵士,说,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一个将军讲这么多的如何愚士卒之耳目的技巧而没有道德愧疚之心,这不是人类的天性,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更有甚者,孙子愚士卒还表现在破釜沉舟致自己人于死地,但要给敌人留活路:穷寇勿追,围敌时留缺口。就是为了战争胜利,对外人仁义,对自家心狠。

据葛剑雄说,中国历史上正是这样,中国对外不是西方式的征服与奴役剥削,而是一种面子功夫。当英王想向乾隆示友好时,乾隆回答说: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朕不要你什么。言外之意:你要什么,尽管来朕这里拿,只要承认朕在中国的地位。[7] 中国内乱死亡过半,一般不涉及周围少数民族。 西方正好相反,对外人战争残酷无情,对自家欧洲人战争保持君子之风。[6]

结论:中国历史上对内野蛮丛林化,对外保持君子之风的;西方历史上,对内保持君子之风,对外野蛮丛林化。这一不同各有优缺,导致二者败于内与败于外的不同。

对人民管理过松,人民会自相残杀而败于内﹔如果对人民管束过紧,人民得不到应有的锻炼,缺乏战斗力,就会败于外,为外敌所征服。所以管理要松紧适当。秦始皇与汉武帝开创的秦汉王朝为此后中国选定一条对自家人严加防范的不断败于外的道路:开始阶段尚有短暂的内乱,即使三国鼎立也毫无战国时期多元政治的景象,中唐以后汉族政权不得不安于半壁江山,而后不断为异族与农民武装征服,而由异族政权开拓疆土。与中国相反,西方选了一条在文化与战乱上彻底败于内的道路,罗马帝国接受外来的基督教文化,而又容忍古希腊所代表的世俗文化,使欧洲至今四分五裂,而用练就的战斗力向世界征服的同时,输出文化,将世界现代化。 如果安史之乱以后的千余年相当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的话,中华文明面临文艺复兴,而西方面临下一个黑暗周期,只有中西相互借鉴才有望度过目前的地球生态危机。结论﹕东西方历史上败于内与败于外的不同﹕西方败于内,长久而彻底,古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现为不同民族与文化;基督教统领的欧洲也同样分裂为不同民族与国家。结果他们不仅武力征服向外,二级社会文化多样化与高度发达,也同样向世界推销。中国文化基于原初社会,有利于大一统,不利于多元竞争,在武力上为异族征服,而在文化上包容性很强,但在二级社会层次发展不足,只能接受西方外来文化。[8]

 

五、主观幸福感

 

西方世界在战争压力下追求物质,后现代的今天,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人们开始注重幸福,而幸福很大一部分是主观的。过同样的生活,有人感到很幸福,有人感到很不幸。据说这种以国人幸福为目标的思想首先来自佛教发源地尼泊尔,佛教追求内心的安宁。我曾对比希腊、印度、中国的文明开始时代诗歌,从用词的频率推测:印度更据阳性情感,希腊最差。[9]这在中国是秦汉之前,那么在秦汉之后又如何呢?我对主体表达度的研究结果也支持张远山秦汉后野蛮丛林的说法,我写到:

 

作者以诗歌中我字频率代表主体表达度,用以检验马克思的国家专政说,发现东西方历史走向相反:西方历史呈现主体表达度的增高,而中国三千年主体表达度降低的程度与递减的持续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唐朝以后诗歌主客体我字比率与自杀诗人屈原相近,令人揣想古人的摧心剖肝之痛[10]

 

结论是:在提高国人主观幸福感上,一个可能是:中国文化在秦汉之后,既比不上西方文化,也比不上印度文化。这其中的道理是:西方与印度文化都是基于二级社会,印度教与佛教都是教人如何面对二级社会的苦难,而基督教圣经开头就讲亚当、夏娃子孙相互残杀而使上帝后悔造人在世上。中国文化基于原初社会,对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认识不足,没有想出更积极的因对办法,而是张远山所说猜谜与退出猜谜的大彻大悟。面对一个谜一样的世界,无法猜出答案而不得不退出的人生经验当然比不上印度、西方文化面对一个透明的不完满世界,而尽个人力量去改善个人生活体验的积极人生。与张远山所说猜谜与退出猜谜的大彻大悟相比,佛教内心西方极乐世界的建构以及基督教上帝天国的建构都更能赋予人心阳性情感体验。

作者这里强调指出,现实世界与主观幸福感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影响因素很多。我以上所说主体表达度研究以及中西印文化对比,与张远山野蛮丛林说相符,但并不排除其他未被本文涉及的众多侧面,并不排除其他结果的可能。作者曾指出:二级社会的大千世界如同《红楼梦》那样一部小说,读者与研究者尽可见仁见智,即使相互抵触的结论也可以同时成立。[11]

 

六、我所看到的东西城墙的不同

我八十年代初在英国工作学习时与当地人闲谈的另一收获是了解到西方城墙简单矮小,与中国厚重的城墙不同。不只一个人对我说,他们从电视上看到中国城墙那样宽大,上面可以走车,感到惊讶。我在英国彻斯特(Chester)看到的城墙就简陋的像没有一样,我今天努力回忆也想不出一个确实的印象,而我们一度天天放学后,与三五中国同学一起走在城墙上步行回家。

我后来与人一起到欧洲大陆旅游时,在法国参观一个中世纪的城堡,建在周围是平地的一个孤立小山头上。山头周围建有简陋的城墙,不过是不到一公尺高的石头堆砌而已,与我在贵州看到的农田地周围的石头墙相当。城堡讲解员告诉我们说:周围农民平时种地,一旦有战事,他们都要躲到山上来,扒在简陋的城墙后与敌人作战。西方人对传统中国的一个印象:一个大地上遍布城墙围起来城市的国家。中国每个县城都有与长城一样厚重的城墙。与中世纪欧洲相反,县城周围农民并不躲到县城里以求安全,恰其相反:厚重的中国城墙用来保护城里的少数官员,以防周围农民闹事。就是说,中西不同城墙显示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同。在上面提到的东西败于内外的不同,我在同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农民阶层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外,而不是内。[8] 中国秦汉之后的历史正是打击诸侯贵族等之间阶层而将农民直接放在皇帝之下,从根本上防止了我在法国参观看到的现象:农民与地方贵族势力组成众多的独立政治势力。

我们在回过头来看上面第二节的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中国历史上以小政府著称,政府管理仅到县一级,一个掌管高达数十万人口县政府不过是一名县官外加几名书吏衙役而已。广大农民社会的稳定全靠人性本身与准原初社会的美学秩序。所以遍布祖国大地的厚重城墙象征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之间的不可逾越性以及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上下隔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是不认字的,少量农村知识分子只能依附于农民,如果他们倾心田园生活的话;他们也可以依附官僚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农民不参预张远山所说猜谜与退出猜谜的大彻大悟活动,那是上社会模式中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事。这些知识分子也可以大彻大悟后回归田里,像陶渊明那样生活。从上中国历史上主体表达度研究,这些大彻大悟后的陶渊明式人物未必幸福,他们与庄子大不相同,庄子与他的弟子们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的亚社会,不依附于,也不仰面于任何人间强权。秦汉后的大彻大悟者仍在朝廷皇权之下生活,甚至他们的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也在地方政府的监管之下。

中国农民如果在准原初社会中像三代时期一样过那种自然生活的话,主观幸福感当在官僚知识分子之上,但农民准原初社会生活在上社会模式下有其脆弱性,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动乱受害者首先是这些农民。

在宋朝科举制度成熟后,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被彻底儒学化,他们过《红楼梦》人物贾政与贾雨村之间的生活,贾政与贾雨村是文学人物的典型化,实际生活中只能居二者之间。宋朝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与广大农民阶层之间的人物,即王学泰所说的游民阶层,阿Q可以被看成这种游民阶层的代表,据汪辉考证,阿Q一生为精神胜利法所把摄,仅仅有六个精神胜利法失败的瞬间,就是说精神胜利法在绝大多数时间是成功的。[12]从当今文学作品中江湖英雄形象与阿Q的人生看,这个阶层主观幸福感程度应该是很高的,但这仅是一个大胆与遥远的估计。

 

文献

[1]张远山(2015):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原文见张远山博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0c6b5d0102vj7n.html)

[2] 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3]李柚声(2015):换个角度看孔子。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4] 柚声(2013):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的评析。《学灯》第27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5] 陈平(1979):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1116日三版。

[6] Victoria Tin-Bor Hui (2005):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8]柚声(2014)察中国史的一个特殊﹕败于内与于外。个人网站与新浪博克。(http//taoism21cen.com)

[9] 柚声(2009)文明的特异性《学灯》第十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976

[10] 柚声(2011)孔孟的无政府主思想《学灯》第十七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700

[11]柚声(2009)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代欧洲的争及国家形成》(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 )

[12]汪晖(2011):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

(刊《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604)

 

 

张远山原文:

 

中国人的聪明为何高居全球之冠

张远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0c6b5d0102vj7n.html)

1、中国人为何聪明

 

有个在中国大地流传甚广的段子:每个民族都把自己列入最为聪明的三个民族,配方完全一样,中国人,犹太人,本民族。

 

我疑心这个段子的作者是中国人。即便不是中国人,由于中国人对这一段子津津乐道,至少说明中国人对自己的聪明非常自豪。但我对中国人的聪明不仅没有自豪,反而深感羞愧。因为秦汉以后的中国人,都把聪明用错了方向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中国的一切事情都要靠悟,所以中国人特别推崇悟性。中国的大多数事情都法无明文,只能神而明之。所谓神而明之,意思就是天晓得,正常人不可能真正明白。极少数事情虽有明文规定,但你没有知情权,质疑权,只能费思量,细猜详,穷尽心力仍然一头雾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可见秦汉以后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是被中国社会的特殊格局逼出来的。有人会说,这多好啊,如果都有明文规定,有了足够的透明度和充分的知情权,中国人就会悟性衰退,蠢笨如牛。但我认为,聪明和智慧,知性和悟性,都该用于探索客观真理和增进人间幸福,不该浪费在人为设置的闷葫芦上这种人为设置的闷葫芦,即便你有足够的聪明猜破它,也并非智慧,仅是狡智。中国社会的设谜和猜谜,都是浪费生命的瞎折腾。设谜是玩人,猜谜是被玩。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忘记了秦汉以前的中国智慧:玩物丧志,玩人丧德(《尚书》)。

 

中国生活的极少数设谜者,设置的是一个毫无必要的闷局;中国生活的大多数猜谜者,面对的是一个本可避免的难局。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白首穷经的饱学之士,穷尽一生都无法猜破谜底,因为设谜容易猜谜难。按理,毕生无法猜破谜底却又如此聪明的中国人,应该很容易想到质疑一下:极少数设谜者为什么居心叵测地设计这样的闷局刁难国民?但是聪明的中国人偏偏从来不会质疑,他们的全部聪明都用在猜谜上了。即便永远猜不破谜底,他们也不会质疑设局者的居心,只会怀疑自己的聪明程度不够,继续热衷猜谜,提高聪明程度,终其一生把聪明和悟性用错方向。于是产生了如下奇怪现象:中国人如此聪明,又如此努力地渴望顿悟,却极少有人顿悟。

 

虽然大多数中国人渴望顿悟却未能顿悟,但在永无止歇的漫长猜谜过程中,中国人确实变得比无须猜谜的其他民族远为聪明了。只有极少数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最终猜破了谜底。然而这些猜破谜底者,也没有真正顿悟,仅是大彻大彻。可能有人以为,顿悟就是大彻大悟,那只说明尚未大彻大悟,不知两者有何区别。

 

顿悟就是明白了一切,大彻大悟却是不再奢望明白一切,所以大彻大悟并非顿悟。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彻大悟者终于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顿悟,猜破中国闷局的谜底。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凭其聪明所能做的最聪明判断:每个中国人都想悟出究竟的东西,根本不值得浪费脑力去悟。与此同时,他也做出了一个凭其聪明所能做的最聪明决定:从中国生活中撤退和放弃。

 

大彻大悟的极少数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中的绝顶聪明者,但其绝顶聪明仅仅用于撤退和放弃,依然与智慧风马牛不相及。

 

聪明与智慧,原本只有程度之别,而无方向之异。聪明如果用对方向,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上升为智慧。可惜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的方向相反,越是聪明,离智慧越远。因此中国的大彻大悟者在放弃和撤退的同时,也放弃了可能改变设谜-猜谜格局的一切努力。所以秦汉以降,没有一个大彻大悟的中国人为增进国民幸福揭示过客观真理,贡献过有益思想。聪明绝顶的中国人,要么热情似火地投入猜谜(通常在其前半生),要么心灰意冷地放弃猜谜(通常在其后半生),却从不质疑合理的人类生活是否需要设谜者,更从不努力改变少数人设谜、多数人猜谜的中国文化基本格局。

 

聪明的中国人,无比热爱尘世生活,即便再苦再累,也不愿全面放弃尘世生活,顶多放弃一些自己的聪明不足以应付的局部生活。每个中国人的聪明程度和聪明领域各有不同,感到难以应付而不得不放弃的领域也各有不同。所有聪明人撤退和放弃的总和,使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成其为文明社会,不成其为文明共同体,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野蛮丛林。

2、中国人聪明六阶

孔子是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之父,同时也是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设谜者。他对人生六大阶段的经典描述,正是中国人逐渐聪明并逐渐放弃的六大阶段: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谓十五志于学,就是以意逆志地了解中国文化的一切谜面,先意承志地学习猜谜所需的一切中国式学问,踌蹰满志地揣摩猜谜必备的一切中国式窍门,以此作为猜谜者身份的入门。

 

所谓三十而立,就是志在必得地全身心投入中国式猜谜游戏,这一过程大概需要十年,也只需要十年。因为十年足以让他意识到,付出降志辱身、失去自我的巨大代价,最后竟然一无所获。

 

所谓四十而不惑,就是猜谜者对猜破谜底已经心如死灰。四十岁之前他有许多惑,而且自信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持之以恒地悟,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一过四十岁,他就明白一切都是瞎折腾,所以再也不悟了。

 

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已经明白,中国人的天命就是猜谜,猜那些根本没有谜底的哑谜。除了像少数大彻大悟者那样放弃猜谜并退出设谜-猜谜格局,他只有一条路可走:虽然不再猜谜,但是并不退出设谜-猜谜格局,而是改变自己的角色尽管他不大可能从猜谜者变成设谜者,却很容易成为帮助设谜者增加猜谜难度的入局者。这一角色改变,庶几等于猜出了中国闷局的谜底。这就是中国式东方神秘主义的最高之知:不是明白一切的顿悟,而是搅浑一切的胡混

所谓六十而耳顺,就是不仅对猜出谜底已经绝望,而且对帮助设谜者增加猜谜难度的热情也已大减,因为老境已经来临。他对年轻人所做的任何努力,所猜的错误谜底,连反驳、批评、教训的热情也完全丧失,一切如风过耳

 

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终于明白,中国的设谜者根本没打算让任何人猜出谜底,设谜-猜谜只是一个中国特色的玩人游戏。任何游戏,哪怕是荒诞的游戏,都需要规矩。而且越是荒诞的游戏,越是需要荒诞的规矩。作为中国人,只要知道权力为一切设定了规矩,一切都必须按照权力设定的规矩办,不可质疑规矩是否合理。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从心所欲,乃至为所欲为,并且自居聪明绝顶。

3、中国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近年国门开放,国人走向世界,于是聪明绝顶的国人发现了洋人的头脑简单,对中国人的聪明更加自豪其实洋人之所以头脑简单,是因为洋人的事情都有合理、透明的规定。规定颁布之前,经过了充分的民主讨论和严密的科学论证。规定一旦颁布,就不再轻易改变。如果改变,必有充分理由。改变之前,也有充分的民主讨论和严密的科学论证,因此改变的规定更加合理。大家行之不疑,久而久之,于是头脑日益简单。但是中国的规矩在颁布之前,未经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大抵不够合理,颁布者也对其合理性缺乏自信,于是常常称为试行草案,然而试行可以正式地试很久,草案可以长期地草下去。这些试行草案也不透 明,传达的范围极其有限,知者甚少,所以规矩常常形同虚设,没人当回事。被传达到的少数知情者,十分明白试行草案很快就会朝令夕改地修订,修订也未经民主讨论和科学论证,未必更加合理,往往更加荒谬。何况修订之后依然是试行草案二,还是不必当真。没被传达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只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悟性差的难免淹死,悟性好的呛过几口水以后,只能悟出几招遇急从权的狗爬式,顶多不被淹死,离自由遨游差得远。一辈子疑神疑鬼,至死都是糊涂鬼。

 

洋人的笨办法是把怀疑放在规定颁布之前,在自由质疑、充分讨论、严密论证之后设定合理和透明的规定,大多数笨伯信之不疑地按规定办事,质疑之事交给苏格拉底式以质疑为己任的少数智者,于是民众的头脑一劳永逸,越来越笨。中国人的聪明办法是把怀疑放到规矩颁布之后,先由极少数设局的聪明人拍拍聪明绝顶的脑袋,胡乱定下一个不合理、不透明的规矩凑合着办,听任大多数入局的聪明人在凑合着办的过程中对规矩的合理性、明确性将信将疑,永远摸不着头脑。但是头脑越摸不着越要摸,越摸就越开窍,于是中国人能把每一条规矩理解成于己特别有利、于人特别不利的公案。同一条规矩,可以理解成可松可紧,时轻时重,乃至忽白忽黑,需要非常特别的中国式悟性,于是中国人终于越来越聪明,聪明程度高居全球之冠,智慧程度叨陪人类末座。

 

我是酷爱智慧却决不聪明的笨人,所以常常担心: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是否可能为了永远聪明下去,永不改变秦汉以后的设谜-猜谜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