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再复《告别革命》八版感言:评价毛泽东要具体分析而避免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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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摘要:把人类社会分成天然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又由于儒道两家都以原初社会为理想,从而使中华文明缺乏对二级社会非人性的认识。本文从两级社会理论重新分析毛泽东道路与他至今尚存的社会影响,认为这一毛泽东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漠视两级社会差异的原初社会情节的集中体现。作者从介绍李泽厚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开始,最后回归到他在《告别革命》所展现的另两个突出思想:历史悲剧、吃饭哲学。作者用两级社会理论来重新审视《告别革命》的突出思想,也展示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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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阅读一些有关毛泽东的博客文章,总的印象是:褒贬两个极端,一派将他视为伟人领袖,一派将他视为死有余辜的魔鬼。从两级社会理论看,这两派意见代表现代人造二级社会的不同方向,代表对现代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同角度的偏斜。人所众知,现代中国未来走向并不为博客文章所左右。有关两级社会理论,读者可以参阅作者前文与本人博客。[1]


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李泽厚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总评价。


刘再复近来发表《告别革命》第八版问世感言一文,共识网转载时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李泽厚怎么看毛泽东。[2] 作为一位生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经历了拥毛、反毛的不同时代,而今以八十高龄长年生活在美国,汇通东西,可谓最有资格给毛泽东作全面评价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这样作。


刘再复说:最有趣的是李泽厚关于毛泽东的表述。 李泽厚在《告别革命》一书中并未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进行总评价,只是对毛泽东的两个思想执迷进行讨论。这两个'执迷',一个是迷信战争经验; 二是迷信意识形态。李泽厚这里指出毛泽东的两个执迷,十分深刻,分析也十分精到:

 

战争当然要讲诡术(兵不厌诈),要讲你死我活,但是,和平时期人们要求过正常日子,这就得讲法制,讲你活我也活。战争靠组织与动员的力量,和平时期则需要每一个人踏踏实实地工作、劳动与建设。

 

至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的执迷,李泽厚分析说:

毛泽东讲究做什么大事都要先制造舆论,即意识形态先行。然而,在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并非第一前提。也就是说,人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是意识形态。如果这两者本末倒置,就会造成灾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已走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一切生活的常识、常规都不重要,唯一要紧的是主义。[2]

 

李泽厚对毛泽东评价所采取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策略与途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也包括告别革命的书名。几千年中国传统诗词刻画的主要场景意象之一就是离愁别恨。月有阴晴园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如果说,李泽厚的告别革命没有离愁别很的情绪的话,也有几分悲欢离合的感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成名国内的李泽厚,与六亿中国人民一样,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是这种群众革命的一份子。告别革命首先是李泽厚与中国人民一起告别革命。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等人的引领下,正是向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告别。这种告别革命没有反对与批判革命之意,李泽厚告别革命一书将中国人民这种告别革命提高到学者的哲学高度,也有警示世人不要走回头路的含意。


再回到本文开头讲到国内对毛泽东评价上褒贬两个极端派别,他们都应该向李泽厚这种通融圆浑学习,向这种照顾全局而不走极端学习。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就是:告别革命。国内对毛泽东评价上褒贬两个极端派别都没有用暴力革命来推行自己主张的意向,否则就不在网上写文章而要在地下准备革命了。


至于李泽厚先生所讲吃饭哲学,不过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通俗概括而已。这是李泽厚先后几代中国人成长与生活中经常听惯了的几句话:人首先要活着,即首先要吃饭,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2]


我也十分赞成李先生以吃饭哲学取代斗争哲学的提法。但我这里从两级社会理论注重指出问题的另一面:即毛泽东斗争哲学与两个执迷的内在逻辑与其合理性。我也同时指出:国内对毛泽东评价上褒贬两个极端派别都应该向毛泽东学习,走毛泽东的道路,如果他们也像毛泽东那样坚信自己言论与理想的话。


就我所知,世界上的革命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瓜熟蒂落而一哄而起的革命,如俄国十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等等;一种是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用几十年功夫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大火。马克思所讲革命是第一种,是社会所孕育的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我多次细心阅读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虽然马克思有关论述有前后变化与自我冲突的成分,但至少马克思曾经认为:亚洲与欧洲社会不同,亚洲社会缺乏阶级分化而倾向于停滞。近来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中国古代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讲的那种欧洲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3] 这与梁漱溟几十年前达到的结论相同,梁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4]


我读欧洲历史的印象是:从罗马帝国消亡到近代文艺复兴的中世纪欧洲也陷于停滞,所以被许多学者称为黑暗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欧洲没有前后历史那样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农奴依附于庄园主而构成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地方势力,统一的基督教文化对这种竞争的暴力残酷性起到了有效的限制作用,如骑士之风的流行。 欧洲这种中世纪的停滞被打破后才有马克思所预见变化:农奴变成工人,而又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变成主人。在缺乏阶级分化的中国,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却不是这样:贫农雇农分得土地后仍做自己的农民,几年后把土地交出后做公社社员。农业合作化的起因全在于国家廉价征购农民粮食遇到困难:我河北家乡一位堂兄正是在这一名为粮食统购统销的群众运动中被逼自杀,因为他们家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可见平分土地是为了打垮比共产党早几年革命的国民党:张戎女士描述她母亲家乡四平郊区的国共拉锯战有利于共产党胜利。国民党把共产党赶走后,把平分的土地与财物还给地主富农,并枪杀共产党农民干部;等共产党又回来后,就重新土改而屠杀地富分子。富人毕竟是少数,拉锯战的结果导致农民抱团与斗争精神。

作者揭示:马克思这种阶级斗争驱动社会不断变动的理论是五千年战争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下社会变动的概括,中国把这种战争升级过程压缩在二百多年的战国时期,而战国前后各有两千年的稳定期。[5]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周期动乱。[4]



48. 读刘再复《告别革命》八版感言:评价毛泽东要具体分析而避免总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