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坚苦卓绝:我父亲、祖父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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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柚声

 

作者按:这是我在2014年于国内出版《换个角度看孔子》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无一字一句的虚构,全部是事实。我父亲在冀中平原参加地下抗日工作。面对强大的敌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投敌与脱队回家,抗日人员只能如同孔子与他的弟子一样,组成平等与亲情的原初社会团队。1941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父亲与小王、焦守健三人被敌寇追击,他们把身上的破棉袄全部扔掉,在黑夜里轻装狂奔才把敌人摆脱。最后找到当地一个堡垒户,即抗日人员信得过个别农户,他们三人要来一条破棉被。在一条棉被遮掩下,三个人睡在半泥、半雪的麦田地里。我父亲与小王当时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焦守健是监管三个县的中心县委书记,是他们的首长。这位年老的首长却坚决要睡在北边为两个年轻人挡风,说:老骨头才不怕冻。我父亲是个细心人,他等两人都鼾然入睡后,悄悄爬起来,睡到北边来为老首长抵挡寒风。第二天醒来才发觉:老首长还是躺在最北边,全身冻僵失去知觉,两个年轻人把老首长抱在怀里,直等到太阳出来,这位老首长才苏醒过来。三人才一起转移到安全处。不久后,我父亲与焦守健在战壕里并肩与日寇作战时,听到身边泥土噗的一声响,父亲回头发现;这位老首长已经中弹牺牲,手里紧紧握着抗日文件。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显然把抗日当成自己生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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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的仁这一概念,西方学者有多种不同翻译,我以为只有 Human-Heartedness 最能传达孔子原意。再翻译回来,即指怀揣人类心()的一种状态。现代社会的人为之人被社会文化与个人理性思维所控制,孔子时代的仁者能听到人类生来具有的人心的呼唤声。与他们周围人相比,我父亲与祖父成为现代人中极少数仍在关键时刻听从人类之心呼唤的少数。


现代文明史是一部战争不断升级史﹕人类面对的不是荒野中的群虎,而是吃人能力是虎狼亿万倍人类自己。在战争频繁与各种激烈的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我父亲与祖父既没有为人吃掉,也没有参预任何这种人类互吃的社会行动。他们躲避开那些没有必要的人类冲突﹕包括不必要战争,或者其他严重伤害无辜的社会运动。


我祖父生于1885年,在1943年死于痢疾,年仅58岁。今天用西药治疗不至于死。用中草药治疗无效后,将家中仅有的二三百斤芝麻卖掉得够钱后准备托人到天津购买西药治疗,后被日寇扫荡时搜去,所以祖父也死于日寇之手


我们家族曾有一个小学,由本家族略识几个字的成人来教男孩子们认字。祖父年幼时尚属大清王朝,用《论语》《孟子》作教本。就后来我与祖父一代人接触的印象看,他们对孔孟之道并无一知半解,似乎毫无印象。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不多少字,用他们自己话来说﹕仅仅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准原初社会的现实,使他们具备孔子的纯真朴实。


祖父年轻时过的是几千年来中国普通农民的生活,有自己的一片地,足够养活一家人,不过丰年吃好点,歉年多挖几根野菜﹑多摞几片树叶而已。离我村三里远有一条通天津的河流,祖父的舅舅家住在河岸上。这位舅舅在天津做生意,需要帮手,在1915年将祖父请去天津工作。舅舅去世后,他的生意面临破产,祖父伙同本村另一农民变卖土地家产而购买该生意,随后又改成杂货铺。总之生意日趋兴隆,赚了一笔钱,买了独门独院的住房。


祖父有小乱住城,大乱住乡的原则,在日寇占领东北而日逼华北的情况下,祖父变卖生意地产,而回家务农。侭管家庭变得富裕,祖父一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减当年,经营六七十亩地,还不断张罗做各种生意。他会的手艺之多,实在让今天人佩服﹕他会屋内装修,会编织与木匠,还用草药偏方给人看病。他还像孔子一样多年给人办丧事。


今天像我祖父那样的人,一定要腰缠万贯了,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没有留出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空间。与周围人相比,祖父不过略显富余罢了。一次,孙传芳部 队散兵持枪包围我家进行抢劫,祖父一人手持木棍在房顶上与他们对持。他这种老鼠面对老虎般的困兽犹斗拿来对付强盗,实在是自己找死。好在当时很多农民有枪,见到土匪持枪来村抢劫,到处鸣枪,那些散兵不知底细,在三千人的村庄里,他们又属少数,这才慌忙逃窜。


七&119971;事变华北沦陷之后,祖父又让独生儿子去参加九死一生的抗日游击战,并尽自己财力物力大力支持抗日,被选为当地开明人士。之后又将大部分土地以很低的价钱,或分文不取地分给当地农民。祖父为人可用鲁迅的话形容﹕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默默无闻的一个普通农民,祖父既没有鲁迅的激扬文字,也没有鲁迅那种被称为中华脊梁的时代承担,更没有什么主义的忘我情怀。祖父一生奋斗,成功不为了钱与财富,也没有后世留名的想法,只不过满足于准原初社会的家族乡里一名为人容纳的成员而已。换句话说,祖父也象祖母与母亲一样,过着美学的人生,一生听从人性与内心深处情感的呼唤。

 

父亲李凤岗,字哲,生于一九一九年,殁于二零一零年。以下是我在父亲去世后写的一篇回忆短文,尊从当地习惯,以第二人称君()写成,录在这里﹕

 

君生时,父母已近中年,溺爱以至不忍君离家上学。时至三三年始到献县高小插班学习,一年半后入天津觉民中学。君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及一二一六爱国学生运动。三七年日军大举入侵,君毅然投笔从戎,在华北青纱帐下与敌寇周旋。三七年秋,君参预并组织了献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三九年转到建国县任青委书记,环境恶劣,多次为敌人追击,被追得大吐血,九死一生。四二年日军大扫荡时,君因病回家疗养期间,在家内建筑地下掩藏室,掩藏县区抗日干部多人,并转送重要情报使我军免受重大损失。四七年,君筹建富庄驿友信中西药社。同年土改中家庭被误划为富农,被扣押期间,捆绑游街,满街在喊:打倒国民党的代理人!打倒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以致全家受到牵连。君心灵深受触动,此后潜心医学,自救国于枪林弹雨之中,直接改为救民众于病痛威胁之下。数年中,自学西医教科书与中医经典,结合医疗实践,撰写发表医学论文多篇。四九年调任沧州医院副院长,因病未上任,此后专心在家乡行医。五四年左右,中国卫生部拟统一测试现有医务人员而后发放行医证书,在绝大多数不及格的情况下,君独得九十以上高分,成为全县第一名。君以仁慈之心,痛病人之所痛,声誉乡里。七六年退休后,仍义务看病,自七七年到八三年间诊病七万多人次。


君母常对孙辈说,君三两岁时,怕养不活,吃饭时挑好的饭食给您,都以为您吃掉了,饭后收拾饭桌时才知道您偷偷丢到桌子底下了。所谓好饭食者不过是一片白面馒头,清苦之中益显母子之情深,君人生之卓绝。君聪慧好学,赞美之声回响于师生邻里之间,学业前途清晰可见。芦沟桥一声枪响,以君之材,铁蹄下继续深造者有之,随难民西逃求学者有之,君却以只身之躯,奔赴国难,呼号于田垄之间。君尝曰,受敌人悬赏通缉,藏于野外冰雪中过夜,第二天醒来身体不能动,要等太阳照暖身体后才爬起来,以麦苗充饥。战乱过后,以君资历,多平步青云而后被批为走资派者,君却急流勇退,久病成医竟能佼佼于医林之中。李白曰,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君以救国救人也。君持枪救国使多少人免死日寇枪炮之下?君行医救人又曾使多少人起死回生呢?当今之世,风云变幻,属功属过,莫衷一是,君救国救人之举万古流芳,未有人敢以为非。司马迁曰,推此志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之后,占领城市,此后近一年时间内河北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即样板戏沙家浜所讲抗日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时代。我父亲那样的年轻学生们到处演讲,宣传抗日,也遍访那些到处都是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草头王,准备择一加入。父亲等人感到失望:这些草头王以抗日名义从富人们敛了钱来首先自己整天酒肉吃喝,与年轻学生格调不同。父亲等人才最后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青年救国会。后来吕正操带领的共产党队伍来收拾这些草头王,让他们投降共产党,不投降者就武装消灭。


等日军打到广州、香港后,回过头来巩固华北而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时,冀中抗日战争变的十分艰苦,日军碉堡林立,枪火相接,即日军在岗楼里巡逻,可用枪打到冀中平原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以来,所有抗日人员都生活在日军巡逻兵的射程之内。民众当然站在抗日一边,但通敌的也大有人在。我有一个当家叔叔也像我父亲一样,在外从事抗日工作。一天半夜,他偷着回家,在离家一二百米的玉米地里,为等在那里的敌人队伍扫射牺牲。见过他尸体的人对我说,根本没有人的模样,不过是一团血肉而已。村里买白布把这一团血肉包裹成人的模样来进行殡葬。 我父亲把他能活过来,归功自己的小心谨慎,遵从抗日队伍为减少伤亡而制定的作战规则。当然也有智慧与技巧。我一位远房舅舅,也参加过抗日,一次与我父亲闲聊,说他能活过来同样靠小心。他说,他亲自看到一位战友在麦田地里站起来解小手,被岗楼巡逻兵一枪打死,而当时的规定是不准站起来解手的。父亲晚年书面分析说,残酷战争环境中,能幸存下来绝非命中注定,是我平时警惕性高,长年高度注意,绝无半点松懈和麻痹,睡眠少,动作机警敏捷,遇事冷静分析判断,所以能在多次危机中化险为夷免于遇难。


为减少伤亡,抗日人员出行,组成三五人的小队。多次回来时,只剩下父亲一人,被战友戏称为命最大的人。曾有三次,父亲一人为许多敌人追击,均为他成功逃脱。一次为日本骑兵队追击,一次为日军摩托队追击。我曾好奇地问他﹕如何能在多人向他一个人打枪的情况下逃脱。他说,他向当地的果树林跑,不断在树后向敌人回击。当时的果树林都是一家一户经营,不大,但却一片接一片。敌人骑兵﹑摩托车无法进入树林,他们从不同方向快速围抄父亲,并跑到树林对面等父亲。父亲要等他们刚刚到达对面地点尚为站稳时,突然转换方向,从侧面跑入附近另一树林。要同时注意,不能顺着任何一个敌人的射击方向跑,这样他们就都得不断移动枪口,难以瞄准目标。下面故事是他第三次只身为敌人追击,而追击的人是步兵。


1940年三月,当时被称为青纱帐的庄稼还没有长起来,前一年的玉米﹑高粱秆,农民不砍掉以作抗日人员的掩护,但到这时已被寒风吹的七零八落,难以遮蔽抗日人员。这是平原游击战最困难的时节。父亲等人,只能白天藏在农民家里,晚上进行抗日活动,后半夜才敢到野地里睡个安稳觉。


父亲从1937年自行组织县抗日青年救国会而进入县委后,抗日期间一直作为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进行抗日的组织工作。1940年三月这一天,他与区委书记李培信与区农会主人小吕组成一组,到建国县韩庄,准备在下午四五点钟做饭吃完饭后,晚上召开韩庄党员干部会议。父亲正在烧火烙饼时,放哨的民兵跑来说,西北方向来了一小队持枪的人,看起来不像咱们的人。李培信与与小吕即随哨兵去看个究竟。


父亲不知道,他们三人来此组织会议的消息走漏,敌人正是要来抓捕他三人的。父亲仍在烧火烙饼,村子里响起枪来。父亲跑出来,见村庄已为敌人包围。此时,李培信与与小吕已经被敌人抓获,受尽酷刑后,被木棍打死后装入麻袋,扔如子牙河底。所以这时,敌人包围村庄是为了父亲一个人。


父亲跑入一家,想藏在院子里的柴草垛里,主人老太太害怕,她说,你藏在我家柴草垛里,被日本人搜出来,我们全家都要跟着你去死。我这么大年纪不怕死,但我不能让我儿子跟你去死。 (父亲书面记载这段历史时,删去了这段话,但我觉得这话更合情理,也突显她母子之情份。)


这位老太太最后劝我父亲从门洞梯子上房逃跑。我父亲刚刚爬上去,敌人从四方一起向他打枪,原来敌人已经持枪站在村边房顶上包围村庄。河北农民一律住平房,而房顶是平的,用来晒粮食等农作物。父亲一翻身就滚下来,到了胡同里,向村外跑。他听到汉奸在打老百姓,说他有八路军的边区票。父亲跑过村庄一条街道时,一名日军与一名汉奸向他大声喊,回来,不要跑﹗并向他打了一枪。


可以想象,这时找到目标的敌人会一窝蜂地向父亲跑来,并向他打枪。好在村庄很小,村边就是农民为逃脱敌人追击而挖的交通沟,父亲对地理环境又了如指掌。等他接近交通沟时,就迅速敏捷地滚到沟里去了。跑了一段时间,就赶上一群同样逃避日军的老百姓。有两名日本骑兵向老百姓们追来,父亲在沟里向他们开了两枪。他们大概不知到沟里武装人员的数量,不敢冒然前进,他们就改下马观望了。 在沟里逃跑中,父亲后来遇到他认识的韩庄村武委会主任。父亲见他跑得一脸灰黄,没有一点血色,就问他说,你看我这脸黄吗﹖他跑着说,我怎么(只看到你的身子)看不到你的脑袋呀﹖他大概看了过多的被杀害的抗日人员,逃命期间就恶梦般地幻视了。


最后跑到安全地带脱险后,父亲才知道自己从房上滚下来时已摔成重伤,此后数日腿不能活动,喘息不能平卧,口吐鲜血,显然摔伤了内脏。父亲被安排在当时称为堡垒户的刘耀同志家养伤。他待服侍父亲稍好后,即外出工作,对父亲说,好好养伤,过几天我回来看你。他不久壮烈牺牲,这成了他与父亲永别的话。


父亲因为多次负伤,又染上肺结核﹑胸膜炎。一次病得如此严重,父亲一个人仰面躺在麦田地里躲藏,竟没有翻身的力气,白天有附近农民来喂他几口面汤。父亲这样一个体位躺了三天三夜,直到有人来帮他转移。老天有眼,那三天没有下雨,一场雨就要送掉性命的。


父亲后来因病住进当时的八分区后方医院。恰逢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以五万余兵力,配上汽车和飞机,对我冀中平原进行残酷的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我抗日武装与地方组织。为减小目标,医院决定化整为零,把重伤员安排在可靠的农民家中修养,有条件的回家疗养。父亲被安排回家。我村为当时抗日先进村,近三千人口没有一名当汉奸的,经常为抗日部队与县区机关选为驻地。


配合扫荡,日军增建岗楼。一个新岗楼离我家不到二百米,有百余名日军。深夜,在我家可以听到岗楼哨兵说话声。我祖父建房时,偷建了一个暗藏夹坯墙,即没有窗子的小屋。我小时爬进去过。卧室头上有一个称为耳屋的储藏室,里面有家俱等物。家俱后的墙壁上设有一个暗门,通入这个没人知道的夹坯墙小屋。


因为父亲在家养病的关系,我家成了抗日人员聚会与情报中转站。这些人很快看上我家暗藏的小屋,村里派来十四名年轻能干的党员,分两班在这个小屋挖地道,再在地道里挖出能住五六个人地下房间两个。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后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到我家躲避扫荡日军的县区级抗日人员多大一百多人,在我家顺便举行各种抗日会议更是不尽其数。全部安全无事,没有一次伤亡事故。白天,我母亲祖母轮流坐在门口处做针线活,算做放哨,如有日军过来,她们即回到屋里告诉父亲。书面情报的中转,由我祖父担当,他把情报塞到驴脖子上夹套中,然后牵着驴到农田地里干农活。他再找机会把书面情报转交给邻村武安庄的一位负责情报传递的人。日军从来没有发现过。


一天夜里,在日军岗楼给日军烧热水的一位本村青年,偷听到日军第二天佛晓时要出兵袭击邻县武强县某地集结的抗日游击队。这消息通过两三个人的传递,才传到我父亲。因为仅仅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父亲便半夜里自己绕过岗楼步行到邻村,传递这一信息。第二天岗楼日军果然出袭,因为父亲情报及时,日军扑了个空。


党组织见我父亲对医学感兴趣,并能在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抗战胜利后就令我父亲组建卫生所,成为后来的县医院。父亲与其他医生们在为老百姓看病的同时,掩护来往共产党干部。这些干部以病人名义住在卫生所。1950年后,父亲即回家养病,同时自开诊所。


父亲中西医都懂,并研制一些符合当地农民需要的西药配方,大受欢迎。农民显然以实用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区别,他们对于药到病除而又便宜的西药片非常乐于接受。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父亲这种研制配方才不得不停下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记得有人从一百里地外托人来购买父亲研制的配方,父亲只好告诉人家﹕七八年前就停止配制了。


今天有了二级社会生活经验的读者会说﹕当医院院长与当农村医生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在中国农村准原初社会的人来说,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救死扶伤,是一种由衷的乐趣,而二级社会的医院院长就有许多不可预测的变数,很可能与人类天性不那么合拍。文化革命后期,我父亲一次到北京,遇到外科医生出身的卫生部长钱信忠。钱听说我父亲与他一样参加过冀中抗日战争,现在又在当医生,就像碰到多年不见老战友一样,与我父亲谈了很久。过后,还主动给我父亲作身体检查。他让我父亲平躺在床上,从头到脚,一一检查,然后向我父亲讲他的查体结果与他对父亲身体状况的估计和建议。


从他那认真与略显得意的神色,站在旁边的我立即领会到他那言外之意﹕我钱信忠是个响当当的职业医生,如果我要像你那样,革命成功后立即回去当自己的医生,哪会有今天﹕被打倒后,长年靠边站,无所事事﹖我现在愿意当医生为人民服务,还可能吗﹖


这位钱信忠给我讲了抗日战争的另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历史学家调查发现,只有15-20%的美国参加二战的战士开过枪,有的战士还故意向天上放枪,因为人类有不杀死同类的天性。日军也不列外,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钱与他的抗日队伍驻扎在河北衡水地区的一个村庄,这一天早晨,钱起床后,到村头水井处刷牙,旁边有哨兵在用力吹起床号,唤醒沉睡的战士们。钱突然看到村东面,日军列成横队,个个端着枪向他们的驻地方向走过来。这些日本兵,间隔一二十米的样子,形成梳子齿状向前推进,即所谓扫荡﹕要这样把冀中平原全部扫上一两遍,以期消灭所有抗日人员。钱对我说,他们的人员无一伤亡,因为日本兵前进时,目不斜视,他们不在乎有多少抗日人员自他们端枪的士兵中间通过。据我所知,钱的抗日人员与我父亲一样,并不穿军服的,即穿着样子与百姓并无两样。日军当然把他们当成普通农民了。我父亲多次逃脱日军追击,也有同样因素的作用,那些日本兵公事公办,未必个个那么认真。很多日军开枪打一个人,人人乱放枪,最后也不知道谁放走了八路军。(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