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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级社会理论看美国新经济运动及其人文叙事()

 

李柚声(2015/06/30)

 

四、几个理论问题

以上作为本文的前导部分,现在讨论几个相关的学术问题。至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与内在问题,学者们已有全面透彻分析[111213],这里不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代表人类财富积累文化的最后阶段,如果把两次世界大战与之后的冷战时期看作人类战争升级史顶峰的话,为战争文明提供物质条件的财富积累文化也随后到达其顶峰,而后是逐渐退出历史的衰落,让位于协商共存与享受生活。如果这一切是宇宙之道有意安排的话,在今天电脑登峰造极的信息化时代,依靠信息的统盘处理来抛却战争与人之间的竞争,像其他动物一样过娱乐人生是可能的。这也与美国新经济运动相似:强调服务于社区而非利润。

 

()中西不同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向

老子说,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29)。 老子这里讲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原初社会的主人是人不是神,二级社会的主人是神不是人,因为二级社会面临无数可能方向,不可能人为操纵,战争与神灵信仰不可避免。

直到春秋末年,中国人还生活在相对完整的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中,没有出现古希腊那样的二级社会竞争与战争的局面。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本质差异导致中西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体系,只有中国哲学传统可以看作人类天然社会生活的哲学概括。由于人造二级社会的目的性与早期二级社会的不稳性迫使人们追求现象背后的终极真理,古希腊发展形而上学的逻辑思维以及相应的科技,以求在阶级斗争与战争中提高存活的几率。 正由于两级社会的本质差异与不可逾越性导致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哲学的看法,而中国学者却折服于西方哲学的博大精深,体现二级社会的超越性对人类的慑服能力。同样道理,后现代的解构与分析使人们认识到:二级社会的人是一种文化建构,他们的哲学也同样是一种文化建构,或称语言游戏。我们却不能认为《道德经》与《论语》是语言游戏,那是人类原初社会天然生活的概括与表达。

孙铁骑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则是对如何去存在'的演示'[14] 孙又指出:西方哲学不能安顿人的身心性命而中国哲学可以。只有原初社会是人类的根,人类要向原初社会回归。

 

()二级社会层次上阶级斗争式的开拓

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就是二级社会不同方向的斗争,也是人类自我为敌的斗争。自然选择迫使生物遗传演化,阶级斗争迫使人造二级社会迅速演化。从美国新经济运动的学者文集[2],也可以看到中西学者的不同,也是阶级斗争传统强弱有无的不同。美国学者们显然加入一个社会斗争的群体:从大学教授,到地方精英,再到低层民众,组成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据有自觉阶级意识的社会集团,代表一个略有不同的社会方向与对当前社会现实的修正。这种阶级对垒被描绘为主街与华尔街的斗争[15],我们这里引述一段来印证这一阶级队伍的强大有力,当然他们不再是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而是据有企业股权的普通人。

新经济的基础已经就位创建于2001年的本地民生经济商业联盟(BALLE),联谊着美国和加拿大80多个地方社区,拥有22千个独立的商业成员。在全国范围,致力建设强大的、可持续的主街经济的机构还有:美国可持续商业委员会、民主合作组织、绿色美国、新规则项目和美国城镇转型。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开始为B类企业和低利润有限公司(L3Cs)颁发特许经营执照,二者皆是盈利性质企业,但是这里企业在平衡利润获取和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之间有明确的义务。工人所有制和社区成员所有者商业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一提的是,当前美国有113百家企业全部或部分地由1,360万员工拥有。另外1亿3千万美国人是合作社以及信用合作社的成员,这些合作社提供了超过65万个工作岗位,并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资产。[15]

中国历史上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割据造成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与农民大众结合成地方势力外,其他历史阶段,中国缺乏西方这种代表不同阶级利益与社会不同方向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合为一体的阶级阵容。

 

()从两级社会理论看美国新经济运动的人文叙事

作为对抗华尔街的主街民众与他们的学者精英们,没有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老路,而是提出一个新的人文叙事来统领他们的行动。这里我主要依据 David Korten 等人的两篇文章来进行讨论。[1615] 鞠曦在指出美国的新经济运动?缺失哲学支持的内在逻辑统一后说:显然,游小建教授与?新经济运动?其他学者的西学?人文叙事?之不同,其力图以?中学叙事?,使?新经济运动?的学理实现?超越统一??整体融通。?3]

这正好与两级社会的差异有关,原初社会是人类唯一的天然社会,是所有人类身心安顿之所,而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不同人向往不同方向,分立与斗争是不可避免的。David Korten 讲了以前存在的三种人文叙事:远古造物主(Distant Patriarch)、大机器(Grand Machine)和神秘主义统一(the Mystical Unity)。从这三个人文叙事来源看,他们全非来自中国,全部是二级社会的产物。正是二级社会的非人性与不稳定性使人类有神秘陌生感,而导致上帝与彼岸的信仰,由于阶级斗争与战争的压力,人类才倒向大机器以求生存。在现代化世界起源的近代欧洲,远古造物主上帝与大机器一直是并存的,近代基督教仅仅从政府运作中退出而已。David Korten 在论述人文叙事的必要性时写到:

寄居于地球之上的众多智力物种中,人类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一直在展开人文叙事,展开内心深处的神明渴望,这是关乎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值得尊重和关注的基本困惑之求索,并以此(即构建的人文叙事)来组织人类的现实生活。也许我们可能还未认知并认可,人类的文明历程是人文化成的,神明化人文叙事(acred Story)构建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对宇宙创生(the Creation)目的的理解,对人类本性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安身立命的理解。这些叙事也隐喻着人类的可能性和脆弱性。

尽管David Korten 在这段文字中也偶尔提到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但他基本在讲一个二级社会线性历史故事的必要性,所讲人类困惑、脆弱、渴望神明与目的、方向价值的选择等等,都是二级社会的特点。这让我想到圣经上帝造人的故事:上帝造人后又后悔,发大水要淹死人类前又告诫一个信徒如何在大水中逃生。上帝创世造人尚且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何况凡人俗子的人类。人类初次进入二级社会有如鱼类由海上路,第一次落到陆地上的鱼如何困惑与窘迫,这样才有杰尼斯(Julian Jaynes, 1920-1997)的双相脑人学说。这一学说认为人类主体意识是在三千年前左右才出现。此前的人类为双相脑人(bicameralism),右脑幻听,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传达到左脑,左脑执行命令。拿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初次进入二级社会的早期人类活得像神魂附体一样,神魂颠倒,分不清天上人间。[17]

生活在原初社会的中国人在春秋末年建立哲学基础时想到的是如何描绘他们的世界与生活,如何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而非如何讲述一个上帝造人而后后悔的故事。阿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在她的《上帝史》一书中写到:当人们编造他们的神话,膜拜他们的神灵时,他们并非寻求自然现象的文字解释。这些象征性的故事与史前岩画是古人企图表达他们内心的惊奇,企图将充满周围世界的神秘与他们自身生活联系起来;今天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常常为同样欲望所驱动。[18]这段话适用于《道德经》与《论语》,老子、孔子是在表达自己内心惊奇而已,是一种自我表达。《易经》更是八卦演绎中国古人对内心世界与外界世界的感受与惊奇之心。古希腊哲学是寻求自然现象的文字解释。

我看了游小建、鞠曦、钱宏有关中学文理的文章[345],他们哲学建构与David Korten 的两篇文章一样,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文叙事,但只有David Korten 在竭力将自己的人文叙事建立在现代科学与逻辑的基础之上,尽管David Korten 也同样看到科学与逻辑的局限性。钱宏在他的书中[5],列举了很多西方科学理论与发现,我觉得他在比附,即认为自己的学说与西方现代科学有相似性与可比附性。这之间的差别与两级社会有关,中国学者受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影响,在现代中国社会利益冲突中涉足不深,更容易受个人深层意识层面感受的影响,也就是接近原初社会的立足点,西方人更是近代文化传统与个人社会环境的造型,更近于西方人为之人的立场。正由于此,David Korten 等人的人文叙事是用来与华尔街人文叙事唱对台戏的,指出自由市场和私人投资创造经济增长与就业机会的虚伪。双方都打着为了全体人民的旗号而揭露对方。[15] 游小建、鞠曦、钱宏的中学文理不与任何人唱对台戏。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David Korten 对现代神经科学的引用,他显然有社会效应的考虑,即考虑到自己人文叙事的社会效果,而中学文理就很难考虑到如此具体的层面。以下是他文章的一个小节:

人的心智是基于关爱与共享:

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是心理障碍,是一种习性和病症。分享与合作才是成年个体自然而然的健康心理和健全道德,这样的个体成熟是家庭、社区和社会良好运作的根基。 科学家通过先进成像技术研究人的大脑及其功能,确认成年个体的大脑与关爱、合作与服务是紧密关联的,这是人类真正的本性。参与合作的、慷慨的事务导致大脑掌管快乐之区域释放出,和食用可口巧克力或经历愉悦性生活一样的荷尔蒙。

除了带来喜悦的感觉之外,这种荷尔蒙还可以推进人的免疫系统,降低心律,让人平和,有益健康。相反,消极情绪,压抑免疫系统,加快心律,让人好斗或逃避。也就是说,旧经济所推崇的、当下盛行的伦理有害于人的健康。

就如我们选择了华尔街经济,以反?社会的贪婪和残酷竞争之类严重的心理病症作为奖励和庆祝,我们也同样能够,而且必须创造一个主街经济,其培育和奖励关爱、分享、和平与服务。15]

David Korten 在这里从人性角度来讲华尔街与主街的区别,某种程度上也是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的区别。二级社会正是离开人性而追求其目标,有如人体心肺肝脾各有其独特功能一样,只有原初社会才容纳全部人性而无向一个方向选择的压力。贪婪和残酷是竞争中胜出的必要品质。

总之,相去易经、老子、孔子时代两千多年的今天,中西学者在建构统领整个人类的哲学基础时,态度截然不同:前者从深层意识层面出发,所谓直观道德主义,而后者企图在科学、逻辑与社会效益方面找到立足点。

如果说,老庄设想一个存在包括屎尿在内的一切事物之中的道与原初社会泛灵论相类似的话,David Korten 的生命宇宙说,是西方二级社会发展到极端而向原初社会与道家学说回归。

 

()从适者生存到多元共存

达尔文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理论概括了欧洲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化的社会现实,以至于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成了风行一时的通俗读物。[19]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鼓吹道家的快乐人生哲学,也能在西方风行一时而久卖不衰。[20] 这反应中西文明起源的不同,中华文明起源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而西方文明起源于二级社会的竞争与战火。

即使遥远的将来完美二级社会降落人间,如同原初社会那样适应天然人性的需要,这种完美二级社会也会有很多种。对于人类或者一个人群来说,不同二级社会形式有个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选择过程,而非多元共存。

除了外交辞令需要外,多元共存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共同语言的建立。长久看来,如在一两百年后,并非目前所有社会与国家都能同样的存活与成长。

游小建提倡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改为易道学理的三位权通。很多学者解释易经与道家哲学时强调三维思路,如天地人三才、阴阳三合等等。这也与原初社会的生活现实相符。当原初社会成员中出现二元对立的分裂时,多数人不参与这种分裂而采取居中的态度,也就是中道思维。这样才可以保持原初社会的完整而不分裂。

二元对立是人类文明史上战争不断升级的结果,所谓阶级斗争的烈火迫使中间派分化而加入左右两大阵营。这是西方社会与现代世界不断变革与科技飞速进步的动力,也可以看作宇宙与人类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初,我在英国时,一些知识分子厌倦了两党制的两个极端,满怀信心地建造中间党,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二元对立有利于奋斗进取与苛求真理,中道有利于享受即时的安定。只有原初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限制二元对立,因为二元对立波及到整个社会时,原初社会就只能分裂为二了。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目前流行的各种主观幸福感调查大多是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感,代表一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当然也可细分为不同方面与不同时段。当代二级社会中,人们只能从自己接受的文化传统来评价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人为之人来评价人造社会生活的好坏。原初社会人们过自然生活,无所谓好坏,有参照,才有好坏。正由于此,易经所表达的生活没有好坏评价,更像一种自然表达与描述。从我们二级社会生活角度看,原初社会人类据有的是一种平静的心境与享受生活的向上心态。 我曾统计中国《诗经》、印度《梨俱吠陀》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的用字频率,发现:古印度人民更具阳性情感,这可能与其强调宗教信仰而又相对和平有关;古希腊人民更具阴性情感,而中国人居中。[7] 我们今天很难了解吠陀时代的宗教生活,但以今天的佛教、基督教看,他们用真诚的幻想在教友中建立一种隔绝于世俗社会的更接近原初社会的生活。曹长青指出尼泊尔与不丹的所谓最幸福国家的荒唐,说 幸福是主观感觉,但没有物质生活这个客观条件,那个主观的幸福感是建立不起来的。有言道:物质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物质却是万万不能的。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为物质生活、经济繁荣、人活得富有提供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尼泊尔、不丹,还有其它信奉纯精神(甚至苦行僧)的所谓幸福,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是反人类的骗局。[21]

我近来在香港锵锵三人行电视节目上听到王蒙讲他在尼泊尔看到地一幕:一位男性老人在雨后地上到处有小水洼的情况下坐下去,不知道挑没水的地方,却正好坐在泥水里。王蒙在旁边感到吃惊,该老人却心态宁静,似乎泥水里的屁股没有丝毫感觉一样。王蒙的观察批驳了曹长青的指责,曹的观点反应了财富积累文化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认为:穷福差别与相应的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演化与历史前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的背后是穷人的愤怒与反抗,也就是不幸福。哈佛大学和温哥华大学教授在20147月发表一项美国人民生活满意度调查,利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和其他资源,综合了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和其他因素,得出结论是纽约人是最不开心的。[22] 他们发表一幅用不同颜色标明生活满意度的美国地图,从这幅可以看出:不幸福人口主要分布在纽约、波士顿地区,迈阿密,大湖区等,无一例外是美国工业发达而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美国大城市集中的地区。

美国共和党代表工业与富人利益,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政治保守倾向;民主党代表穷人利益,倾向于改革现状的政治进步性追求。这样看,感到美国现状满意的幸福人选共和党,感到不满意而追求社会改革的不幸福者选民主党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奇怪的是,这些不幸福者的民主党选民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几乎涵盖了美国大部分沿海省份,也包括大湖区。这与两级社会理论相符:海洋更激发古人的二级社会幻想,而稳妥的大地让人安于原初社会生活。也正由于此,中国、美国的发达大城市都在沿海地带,那里也住满了要继续改革进步的不幸福人群。据说中国幸福指数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果:农村的人比城市人幸福。

我们不能祈求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能像尼泊尔人那样执迷于宗教的虔诚之中,但中国有长久的原初社会文化传统,近来教育与电视的普及最终把生活在准原初社会的中国农民带入二级社会,但与拥挤喧闹的城市相比,他们仍然更接近原初社会。同样道理,中国相关调查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市居民;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比男性高;中年群体相对于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体验着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这是因为城市、男性、中年都是更接近二级社会的原故。青年离开家庭还不远,老年因退休而重新向家庭亲朋回归。[23] 可见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主观幸福感的最大杀手。

最后必须指出,在二级社会中寻求个人幸福是完全可能的,造成幸福感较高的局部社会群体也是可能的。同样道理,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较完美的二级社#20250;也是可能的,但要与周围社会分隔开来。

 

()两种道德观

浩尔与艾密在他们讨论孔子的书中说,在西方文化理性社会秩序中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许多角色,在孔子思想中由美学秩序来担当。儒家英雄是美学的,全无西方所谓道德的意味,而西方道德指极端规范化的理性秩序对个人的一种要求。[24]这里提出孔子的美学道德观与西方理性道德观,前者适应原初社会情感交流整体性需要,后者是二级社会理性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规范与要求。孔子的仁,孟子的恻隐之心,禅宗的顿悟,宋明心学的心即理,以及当代李泽厚的情本体说,都是这种原初社会情感美学道德原则的延续,即所谓直觉道德主义的说法。

如果这些中国思想家们强调的是情感直觉的话,西方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从直觉所能把握的几个简单公理出发进行严密地逻辑推理,而最终建立欧几里德几何学式的庞大科学与逻辑体系。他们也同样建立极度規範化的庞大理性社会体系,走向逐渐升级的战争,建立日不落大不列颠帝国,促成两次世界大战,把世界六大洲带到这个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所谓资本主义现代化世界中。中华帝国强调情感直觉,停留在原初社会模式,最多在原地理位置向周围扩张,造成社会结构的停滞与周期动乱。

西方只有近代的柏格森(1859-1941)、摩尔(1873-1958)等人才把人类直觉单独出来研究其价值,成为后现代思潮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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