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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精神胜利法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写照

李柚声

柏拉图的理想国分为哲学王、军士、平民三个阶层,分别代表理性思惟、英勇情感、物质欲望三个心理层次。中国历史上自宋代以来分为皇帝朝廷、官僚文人、农民大众三个层次,我多年研究表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中国农村仍是天然社会,即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参阅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中间的官僚文人阶层完全浸透在儒家五经四书的道德说教中,宋代之后科举制度的成熟使得平民可以通过学习考试进入官僚阶层,民间才有早上锄地郎,午后上朝堂的俗话。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阿Q 是中国庶民大众的代表,也是中国人主体的农民代表。鲁迅先生用阿Q 的形象来表现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以期唤醒沉睡的民众。

但鲁迅先生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现代人造二级社会里,要有领头人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也就是社会的灵魂,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灵魂由中间阶层的官僚文人构成。阿Q精神胜利法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写照。诸如明哲保身,遇事绕道走,退隐山泽,自乐其乐等。我年轻时在中国农村生活多年,农民没有丝毫的阿Q精神,因为在熟人社会中用不着,而是在城市社会中能看到阿Q精神的痕迹。

根据国人张宏杰统计看来,皇帝是最不幸的人。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点二岁,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近十八岁。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非正常死亡的有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这样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说明上社会模式的顶层离儒家圣王甚远。

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后用了十三位丞相,有六位死于非命:三位处死,三位被问罪后选择自杀。汉武帝丞相的非正常死亡率与历代帝王相近。而朱元璋四个丞相全部被处死。这样看来,夹在朝廷王朝与过自然生活的农民之间的官僚们也面临被杀的问题,说他们的生活是提心吊胆地等待一天被皇帝杀头并不为过。

《红楼梦》朔造了贾政与贾雨村的不同官僚形象:贾政只会清谈而不通俗务;贾雨村专事奉迎拍马与玩弄政治手腕。在现实生活中,贾政与贾雨村是官僚文人阶层的同一个人的两张面孔,他们灌输的是儒家仁义道德,但不得不逢迎拍马,从而造成他们精神伤痛的一面。中国传统文人用诗书琴画来代替西方宗教的鸦片作用。

我曾用诗歌中我字频率来代表主体表达度,发现东西方历史走向相反:西方历史呈现主体表达度的增高,而中国三千年主体表达度降低的程度与递减的持续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西方研究发现自杀诗人用主体我字多,而用客体我字少,这一现象也见于自杀诗人屈原。屈原诗作游天的想像中,独来独往,也就很少用到客体我字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唐朝以后诗歌主客体我字比率与自杀诗人屈原相近,令人揣想古人的摧心剖肝之痛。

中国历史上这种诗歌主体表达度变化与南宋之后中国走向政治内敛直接相关。我们也可以从鲁迅《阿Q正传》看到类似的变化:鲁迅开始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中间写阿Q与末庄人的交往,最后才是阿Q无故被抓,上堂受审被枪毙。读者可以想像:在开始精神胜利法时的阿Q说话时只用主体我,以我如何如何的形式出现,在上堂受审时讲话用客体我字最多。这反映中国历史上缺乏二级社会层次上个人活动空间的建造,缺乏相应社会规则的保障。我读汉武帝第一名丞相窦婴的故事,感到在咄咄逼人的窦太后、汉武帝面前,他没有多少个人作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地仰人鼻息,最后因为他人酒席上失言牵连自己,拿出先帝让他事有不便,可以求见皇上的遗诏,竟被处斩。这样压抑的二级社会生活环境迫使文人们像阿Q那样,从内心的小天地里寻求恶劣社会环境的弥补:精神胜利法。这导致了中国诗歌在唐朝之后:主客体我字比率显著增加,与自杀诗人相近。这是中国历史上缺乏二级社会个人活动空间的直接结果。

中国历史上文人在官场信仰儒家,回家后信仰道家。我检查了道教诗歌,发现更严重的主体表达度降低与客体我字的减少;我也抽样检查了圣经诗歌,没有这种现象,其主体我字频率比中国古代的诗经还高。西方诗歌讲故事,创造场景,而中国文人诗是讲给知音的悄悄话,阿Q式自我欣赏的悄悄话。(/李柚声,作者网站:http://taoism21cen.com)(本文刊于:社区报,第37期,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