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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李幼蒸《忆往叙实》所想到的 ()

李柚声(完成于2017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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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忆往叙实》一书背面介绍说:透过李幼蒸的独特经历,我们看到了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痛苦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还你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幼蒸。[1]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幼蒸能在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四个领域深有造诣,而后汇通东西,立足自己创立的新仁学来与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商业化倾向抗争。

与李幼蒸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我,对这种痛苦抗争颇有感触,也使我在前几年提出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这一两级社会的理论。原初社会是情感美学的,而二级社会常常建立在一套理性原则之上。这也导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社会理想,与西方二级社会抗争,尤其与学术界的商业化影响抗争。这样看来,我自己也有一个相似的心路历程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为同一时代与社会环境所造之人。

李锐直接将李幼蒸的《忆往叙实》称为一部特殊的学术史。但李锐指出:
已经是如此有名的人,却又为什么要写一种自传性的作品,其中的少年岁月和中学时代固然不乏朝花夕拾的趣味,但一些章节对贺麟、李泽厚、甘阳、倪梁康、理查罗蒂、伊格尔斯、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牟宗三、余英时、张光直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作出批评,有这种必要吗?西学专家,怎么又要提倡孔子的仁学,阐发《论语》?更何至于有香港、台湾、华裔汉学的水平皆不足道而未来新学术将发轫于大陆的近乎非常可怪之论?[2]

对李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忆往叙实》一书中找到答案,至少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线索。李幼蒸在序言中写到:

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却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 李幼蒸继而写到:

我并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李幼蒸如何会与那么多的中外学人意见相左。其实这正是至情至性的李幼蒸,和孔子把当政者称为斗屑之人,何足算也以及孟子的舍我其谁不无相似之处,也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新学术发轫于大陆则与李幼蒸在府右街隐居读书的中国政治气候有关。中国大陆在1956年与1976年之间是在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泛滥的时期,但这种泛理想主义的高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来源的。在马克思家乡都放弃共产主义实验之后,亚洲中、朝、越三国还在坚持,原因之一就是儒家大同思想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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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用两章篇幅来讨论与李泽厚的交往以及意见分歧。如果说李泽厚是体制内的学人典型的话,李幼蒸是典型的体制外学人。李幼蒸从大学退出后就一直自学、自修,等近二十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又多次出国访问。孔子说三十而立,现代社会的人也大致在三十岁后才能据有终生独立的世界观:对人生世界有一套成熟的看法,而后不再有大的改变。我以前曾提出人生十八岁左右建立认识与思惟的框架,相当高中与大学初年,而孔子的三十而立讲的是站立于社会,也就是世界观与人生观成熟的时间。李泽厚与李幼蒸在认识思惟框架上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三十而立的人生观上。

我们对比李幼蒸与李泽厚在三十岁前后的人生经历与时代就可以看出二人如何不同了。李泽厚生于1930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美学大讨论时暂露头角,但这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李泽厚虽然衣食无忧,但时代是新中国少有的谨慎低调时期。至于李泽厚的成名美学论也全在于他适应了中共马列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求。正由于这样,后来李泽厚当上人大代表也很少发言,但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又顺应潮流喊出告别革命的论调。即使这时:李泽厚也不忘圆浑与照顾大局的风格:对毛泽东的评价停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层次,避免总体评价以防与他人冲突。

晚几年出生的李幼蒸在1966年到达三十岁,正是文革开始前后那种舍我其谁的蓬勃向上的年代。李幼蒸自己如此这样描述这段时间:等文革来临北图闭馆时,我已在那里出入了七八个寒暑,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观。这对于我其后11年在南、北家中第二阶段独立研读生活确有相当助益。这说明李幼蒸个人思想与生活在文革前后是一致而平稳的,文革的火爆没有给李幼蒸带来丝毫影响,因为他就是随这种乌托邦理想成长起来的。

1966年北京东单广场张出焚书大会横幅时,李幼蒸这样写到:

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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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晚几年出生,也经历这一时代,也有一个与李幼蒸不无相似的人生经历。据我理解:李幼蒸也同样有着一颗舍我其谁的雄心,不过与那些红卫兵努力方向略有不同而已。

李幼蒸在他书的开头写到:我的前半生的思想发展路线,可以大致描述为:先从文学到哲学,再从哲学到(跨学科的科学)理论。这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至少我个人也这样:从文学爱好,走向哲学,而后到跨学科的科学理论。

我生于1943年,在1950春开始上学,1963年考入协和医学院,当时称为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三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由于北大的聂元梓被毛泽东钦定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没有经历其他大学那样一种学生造反分化的过程,又因为我们1967年转入的协和医学院仅仅有几百名学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小地方:他们大概都据有李幼蒸与他父亲的心态与知识观,他们是师生上下一起宣布文革造反,也同样没有学生分化。李幼蒸这样描写他与他父亲:两人都属首当其冲。不想等到抄家高潮过去后,我们父子竟均安然无恙。我个人也有同样的心情与感受:首当其充而后安然无恙。

我毕业后在贵州三线建设的一个职工医院工作八年,直到1978年考入协和医院研究生而后出国作博士学位。年逾古稀之后,回想我的一生,贵州那八年竟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美好时代。我是1970年到那里,开始一年劳动锻炼,仍过学生生活。而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文革几乎打上了句号,地方政府对上级的文革推动敷衍了事,以毛泽东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为后盾的文革传到了我们连家属一共二百来人的职工医院,就只剩下平等友爱与社会生活的温馨与美好了。每周的生活会,大家都要谈自己的活思想,很像出国后参加的一些基督教徒的类似活动,从而使人们在心灵上联在一起。后来批判文革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泛滥,没有职位与工资变化的可能,也就没有政治权威,医院领导的威力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工作生活的秩序有赖那些生活会上形成的共识,也有赖人类的天性,也就是孔子与李幼蒸所强调的仁学的心诚。古稀之年的我回忆这段时光时才写到:

连家属一共二百来人的医院与其职工宿舍楼建在同一大院内,而院外是山沟住的农民。农民穿着被说成是明朝传下来的,他们不知道有清朝,更不知道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了。从他们压根没有女人裹脚的传统看,我以为还要早﹕他们可能开天辟地以来就这样生活下来,并不知晓头上政府的变迁。在这样闭塞的山区,再加上文化革命后期的松懈气氛,我们医院里很有一些原初社会生活姿态﹕谁家晚上夫妻吵架或打了孩子,第二天上班时便成了所有人的谈话资料﹔工作如此随便,很多人上着班就回家捅炉子﹑外出买菜了。附近农民专门到医院旁边做这种生意。

我在1973年到达三十岁,所以也正是我的而立之年与终生人生观树立的年代。那八年也是我一生中最成功、最圆满的一段时间。毕业工作前,由于我曾当过干部的父亲与哥哥的告诫,再加上我平时阅读的启示,我决定:在言谈行事要主持正义,同情弱小,把得罪人的话语小心剔除;个人要以毛主席所倡导的老实聪明二义行事,而聪明是多思多问,以孙子兵法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取胜的思想做指导。那年月里吃大锅饭,看不到任何人生改变的前景。我的取胜就成了刻意追求最大效果,也就是李幼蒸所说的求真、求理、求诚。我把个人追求简化成四五个目标:1)注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给医院领导与群众留下好的印象,也即关心个人的社会形象,关心与他人的社会关系;2)增长个人医学专业技能;3)增长我个人爱好方面的技能,诸如文史社会学科,也包括绘画,我爱好艺术;4)有利于我个人的身心健康, 如此等等。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说:如果一件事做后仅仅对以上一个目标有好处时,要坚决不干,如果同时对三个以上目标有帮助时要打破一切阻力去做。

我这八年成绩斐然,这里仅举一件事作例子。最後几年我要求自己每年要阅读一万页非专业闲书,我可从旁边的贵州大学借到各种书籍,那里的老师们经常到我们医院看病。我当时还主动担当组织病人政治学习、出版墙报等工作,还一度担当民兵排长,负责科室职工的体操锻炼等。当时医院每年用自由投票的办法选年度先进工作者,我年年为得票最多的先进工作者,还得以回北京进修一年。等1978年全国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时,在四个中等大小的职工医院中,仅有五人考中,其中仅我一人因成绩优异而直接送往国外留学,我又成为医学科学院研究生中第一名踏上出国飞机的人。之后就远离贵州职工医院的原初社会式的温馨与美好,而开始人生的繁忙与奔波,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才体贴到我们失去的美好与温馨的真正味道。

1981年左右作者在英国剑桥达尔文学院旁的河边(作者背后是齐尔嘉)



65. 读李幼蒸《忆往叙实》所想到的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