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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幾首舊體詩詞看我的文革經歷

 

中國文革是當時世界文革的一部分,在美國有黑人與婦女解放運動,也有學生運動,更有轟動世界的法國學生運動。我1979年出國留學時路過伊朗的首都德黑蘭,那裡到處貼有毛主席畫像與文化大革命萬歲的標語。今日西方日常生活中所謂說話要政治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至少部分來自六十年代的世界文革影響,要避免說弱勢群體不好的話:不能說黑人不好,也不能說窮人不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卻缺乏類似效果,今天中國市井語言絕不缺乏羨慕富貴貶低窮人的言語。同樣,只有中國將六億人參預的文革全面否定而不允許異議。如果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夾有很多權力場個人考慮的話,六億人參加文革有他們純淨美好的夢想。正像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們自組社會過共產主義生活一樣,文革初期我與同班同學到貴州時也將僅有的幾個錢湊到一起,過共產主義生活,並且一起睡在大木板上,全身長滿革命蟲:虱子。有一次,我們還參加集體救火,幾十個人在火苗殘屋中奮鬥半個多小時,最終將火熄滅。我弄得一身泥水,還有三五處皮膚挫傷。

我年輕時喜好文學,但並不特別喜好中國傳統詩歌,北京文革開始時大學生中間流傳毛澤東未發表的詩詞,真真假假的有二三十首。在傳抄這些詩詞的時候,大學生們也偶爾自己寫下類似的詩作。我就是這樣,老年後收拾舊物時才發現,自己只有在1966-1971年間寫有舊體詩詞二三十首。

我班一位同學擅長書法,他中學時的作品曾在上海獲獎。我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位同學將毛主席兩句詩,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寫上我們宿舍樓門兩旁後,數十名同學齊聲歡呼中開始的。之後才有同學模仿毛澤東辭句寫下自己的對聯貼在宿舍門口。總之,在我們這樣的北京年輕大學生心目中的文革是與毛澤東詩人風格聯繫在一起的,充滿了激情、浪漫與美好。

我於1970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貴州山區工作,開始一年為集體勞動鍛煉,仍過學生生活。而我曾於1966年與1967年兩度到過貴陽。如果說毛澤東為農民烏托邦思想所浸染,貴州蔽塞落後的農村就更能點燃年輕大學生的烏托邦情感。這裡轉錄我當時在貴州寫的幾首舊體詩詞,因為追憶,以後寫為先:

 

1)蝶戀花 登山

七一年春,於貴州安順302醫院工作,時間安排甚緊。偶有餘暇,與三兩同志登山消遣,後為詩以記之。名曰蝶戀花,無平仄之格,空有憐景感物之意,不復改耳。

坐失孤城殘照裡,

喜看蒼山似海噴紅日。

枯榮變換星月移,

陽光空負春無極。

痴夢雄鷹舒廣翅,

萬里東風渡我雲天碧。

山山水水連廣宇,

心潮逐浪共天齊。

 

同一年,我同胡姓同學一起去貴陽時重遊花溪風景區,成下詩記錄當時心情。花溪為南明河上游,而南明河又是長江上游。

 

2)花溪 卜算子

晴翠湧紅亭,

玉霸攔流碧。

踏破叢林不畏艱,

一望秋無際。

四載苦憾然,

今日得歡意。

欲借南明夢大江,

滾滾東流去。

 

其中四載苦憾然一句講的就是我與班上同學文革初期到貴州一事,當時年輕氣盛,別有一番心境。當時我們首次攀登位於貴陽城北的黔靈,作下詩記述於山頂俯視貴陽城區的印象。

3)登黔靈山

翠掩斜經上黔靈,

十里煙雲貴陽城。

街巷縱橫紛紛事,

紅樓彼此點點情。

藍天區區手可抵,

俗間渺渺路不通。

應憐千古文人寂,

寺藏山腰有鐘聲。

這首詩的下一首就有文革氣息,傳達時代的音響:千古浮雲積驟雨,一代狂風馬列生。理遍人間紛麻事,洞盡天地滄桑情。鐵馬隆隆展鷹雛,雲貴莽莽紅旗湧。應憐幾滴出家淚,未灑今日暴雨中。

 

文革開始時,我在北京大學讀書,北京大學的聶元梓被毛澤東定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大的學生就糊裡糊塗地成了欽定造反派,有到全國四處傳播文革信息的任務。儘管當時的報紙文章這樣講,絕大多數學生並沒有這樣的自覺能力,我班上有兩位高幹子弟得到上面的信息,堅決帶領我班同學外出。我還記得當時北大成千上萬的學生來夾道勸阻,舉著標語牌子,齊呼口號:要留下來,就地鬧革命。我班高幹子弟走在最前面,毫無退縮的意思。也正是這兩位高幹子弟同學在火車上閒暇無事時開始創作舊體詩詞,坐在旁邊的我與另一同學各附和了一首,只是沒有存留下來。

我們到了西安、成都等地,當地學生都來找我們詢問北京文革的具體情形,就有不斷所謂座談會召開。我今天回憶起來,記不得一詞半語,可見奉命行事,講的是當時流行報章語言,才會了無記憶。

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多次撰文論述文革暴力主要來自政府,所以文革造反主要是奉命造反,以政府為靠山來造弱勢群體的反。我與班上同學來到貴陽時遇到不測:當地群眾在政府組織下,成千上萬地走到大街上來要與北京來的學生辯論,把他們團團圍住,頗有揪鬥的氣勢。我與另兩位同學被這樣一群人圍住,突然有三個壯漢上來把我揪住高叫道:我們昨天看到這個傢伙在貴陽大十字街上搶劫銀行! 我說我昨天參加集體學習並未到什麼大十字街,但任何辯解都是無用的。好在另兩位同學為我解圍,高聲講解江青、陳迫達等中央領導人冒雨到北京大學看望同學的細節,那些人似乎聽進去了,就把十字街上搶劫銀行的事忘到九霄雲外,因為那是他們有權力撐腰而造弱勢群體反時的隨口編造。

我在毛澤東時代生活多年,這種由權力撐腰而造弱勢群體反時的隨口編造而激起的暴力行動時有發生,但以年輕人為多,以文化教育程度低的人為多,其中男人也較女人為多。就在上述貴陽市的混亂局面下,一個中年男人主張炮轟毛主席,被打得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周圍坐著手執木棍、皮帶的三五個北京來的中學男生。這成為我一生中唯一的暴力場面記憶。年老後才閱讀心理學得知,人腦有天生體貼別人處境的能力,即看到別人挨打而自己心痛難忍,我似乎至今還記得當時旁觀胸腔壓縮的心痛意境。

後來我們學校一位女老師為人抄寫大字報時誤在林彪名字上打了紅差號,被少數人說成現行反革命行為。這位老師竟坐在六樓頂的邊沿上準備跳樓自殺,嗚嗚咽咽地哭訴內心的委屈。我與三五同學只能站在遠處苦苦勸解這位老師回心轉意,竟以失敗告終。在我竟是同樣的胸腔壓縮的心痛意境,也是文革期間好人良心的處境:為那無數受衝擊的人們心痛,既無力相助,又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表達自己的良心之痛。

後來軍宣隊進校後第一次訓話時把這一場面說成:讓現行反革命分子在六樓頂上做死前最後一場反革命演說。這種權力支持下的任意胡說,與我們當時勸解那位女老師而挽救一條無辜生命時措詞無力恰成對比。我們當時誰都不敢說那位老師沒有政治問題,只是苦苦請求那位老師不要自殺。

只有像我們這樣遠離權力中心的普通群眾能保持通情達理的常人意識。我大學六十位同學中,工作後二十位科室同事中,沒有任何人參加過打砸搶,沒有任何人有使別人成為大會批鬥對象的能力,也沒有任何人成為大會批鬥對象。六億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也像我們這樣參見文化大革命。在上述1966年貴陽不測事件中,我班其他三個同學竟遭圍困十多個小時,徹夜不能眠,也就有了相互談天相互了解的機會,那些群眾來自附近的黔靈印刷廠。他們竟成為朋友,可見文革的圍斗與批判是奉命行事,群眾始終是一家人。由於這一原因,1967年春天,我們第二次赴貴陽,在黔靈印刷廠自願當工人,勞動鍛煉半年。我們也得以將文革中流傳的毛澤東未發表的講話與著作編輯成冊,自己排版後,印刷出版。據我所知,這是全國首例,此後群眾出版物才雨後春筍般暴長。1987年我到芝加哥大學工作,那裡圖書館僅僅收錄三五本中國文革群眾出版物,其中就有我們編輯的那種。

 

在文學課老師催促下,我自1960年時養成寫日記的習慣,一直保留下來。文革期間,因日記而遭不測者甚多,我也十分畏懼,在1970年離京去貴州時將大部分日記燒掉了,現在想來,實在可惜。1971年,在軍管會控制下的醫院查抄我的日記多冊,另有白居易詩選,我深感大禍臨頭。不久後林彪事件出現,軍管人員自顧不暇,我的日記在數個月之後還給我,並無一詞說明,可見前後轉變之微妙。很久之後我才意外得知,那些看過我日記的醫院領導都對我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好感,甚至認為我是難得的人才,可見基層黨政人員在奉命行事的同時也有普通人的情感。這裡用我在1970年燒日記時的一首打油詩作結尾,代表人生的無奈,也是文革扭曲的種種無奈。

5)浪淘沙 日記十週年

 

憶我十年前,

祝汝良言,

終生伴我壽無邊。

今日安知一把火,

送汝西天。

 

不廢陰缺天,

始有晴園,

自安明月永歡顏。

未盡餘灰新本買,

永世無完。

 

在古稀之年回想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年月除了童年外,就是1971-1978年間在貴州職工醫院的日子:充滿了平等與親情,暢談思想的生活會又把人們從心靈上連到一起。我至今記得醫院院長書記兩人赤膊挖池塘養魚給職工改善生活的場面。這樣看來,在文革浪漫的激情中面對種種無奈,善良的中國人仍能在窮山僻壤,遵循领袖的乌托邦梦想,創造出社會生活的溫馨與美好。(/李柚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