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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之人:李幼蒸早年经历与我个人经历的比较

 

李柚声(2017年三月)

 

我是在2012年接到李幼蒸(1936-)寄赠的《忆往叙实》一书,读后留下很深的印象:独特的人生经历,又有汇同中西的客观写实精神,全书又处处透露着一个晚年学者的远见卓识。我当时准备写点读后感之类的,因为年迈,又长年服用安眠镇静药物,不能如愿的事比比皆是,此事搁了几年后,重新捡起。

我生于1943年,比李幼蒸小六岁多,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的许多人生故事,我也经历过。他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又是著名民主人士。而我来自农村家庭,通过高考等比拼才得以进入高等学校。尽管如此不同,我们人生态度与思想都打有同一的时代印记,而两人的不同又印证了不同社会环境的作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强有力地直接影响一般人社会生活的年代。

对比我们两人的经历与思想可以印证二级社会人为之人这一概念。我们这些现代二级社会的无数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是亿万人创造的文化知识积累的熏陶产物,也是个人在周围环境中不断选择的产物,而这种个人自由选择的指导思想来自社会文化影响。

1) 六年之差,天地之别:

我比李幼蒸小不到七岁,又出身普通家庭,就无从有李幼蒸中小学时代阅读许多西方名著的机会。

我在小学时代阅读过的唯一长篇小说是张雷写的《变天记》,我家有一本父亲买的鲁迅选集,我读过其中不少篇目,包括《阿Q正传》。我于1957年上中学,正值反右运动,我们老师中颇有几个被划为右派。我们再像李幼蒸那样接触西方长篇经典著作就几乎成为不可能了。这段时间内,我读过《林海雪原》、《苦菜花》、《创业史》(柳青),以及孙梨的《风云初记》,当然还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著作无不是时代的推荐。李幼蒸阅读西方名著同样是时代的推荐,不过是早几年的中国社会推荐而已。

我在初中一二年级开始时读了《三国演义》。

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出身而又在医院工作的人,只有到出国之后的晚年才有可能接触李幼蒸先生中小学时代的阅读书目。

结论是:如果中国反右运动晚几年发生,我就又可能与李幼蒸一样在中学时代迷恋西方经典文学著作。这种阅读会开拓我的眼界,也会在我身上建造不同的主体意识,以不同心态去体验生活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心路历程,也很可能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没有反右斗争在学界的影响,我就可能考入文科大学。

 

2) 经济的枷锁:

读了李幼蒸的人生经历,感到李幼蒸从幼年开始就是一位少有的,冲破世俗枷锁的人,一生只追求自己的理想:知识与真理。

我个人是一位普通人,像亿万普通人一样,首先要谋生,与李幼蒸相比,就成了经济枷锁之内的人。

李幼蒸说:那时的30斤粮票,我不到十天就吃光了,剩下的日子,只好靠卖东西和长时间卧床来节约体力。(191页,忆往叙实,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下同)

我一生中没有遇到任何像李幼蒸这样冲破粮食定量的人,我是老老实实吃自己粮食定量的人,只有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之后,有一个同事对我说:同医院也考上研究生的人是买高价午餐肉来熬夜准备考试的。他们也不过在定量基础上略加点补充而已。这也说明:像李幼蒸这样自己闭门读书近二十年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与众不同的经历。

其实1957年我在住宿中学集体用餐就自愿吃定量了,那时的农村同学们都像我一样,克勤克俭,没有人敢敞开肚皮吃的。同学中只有一位县委书记的儿子,偶尔多买一点饭菜,就成为全校闲谈的资料。

我上中学每个月的费用在四五元之内。星期六步行三十里回家,父母早就准备下到家后要干的农活家务活等。星期天,我通常是下地做农活。在我记忆中,小学下午放学后与同班同学一起到农业社田地里锄草赠工分,是我一生少有的快乐时光。农忙时,学校特异提前放学,而我们可以从下午三四点钟劳动到八九点钟。

我考上协和医院的中国医科大学,全是学校无视我父亲的意见,代我报考此学校。我父亲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供儿子上大学。我开始上大学的1963年,恰值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村人被滔天的泥水围绕,向我传递录取通知的人们一起对我说:你可能成为我村三千人中唯一能逃活命的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才没有阻止我上学。我在泥水里辗转七天,到达北京后才知道,我靠那每月185元的助学金就可以生活了,我父亲也就同意我继续上学了。

我七年大学生活中,经常不吃菜而仅仅吃面食来节省,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我还寄五元钱去,随信写到:这是我省吃俭用从助学金里省出来的钱。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工作,父亲步行几里地为我送行,说:以后这个家要靠你了。我工作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寄钱。

我父亲是农村医生,但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医生也同样被合作化了。即使这样,父亲收入在农村也在中等农民以上。所以,出身农村的大学学生也都会与我一样,而没有李幼蒸的宽裕与自由。

李幼蒸写到:我在中学时代获得的家庭月费是20元,大学是25元,在家又回到20元。(45)这样的固定收入虽然多于我的消费标准,但以今天的眼光看,也算是够节俭的了。这是崇尚平均主义的中国当时特有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事。

 

3) 学习好是农村年轻人唯一出路:

李幼蒸说他本人和学校生活不合拍,他这样描述自己:我自幼至长皆与学校格格不入,不知为何要来学校学习,亦不知正规读书为何事。(188)

当时,青少年都要上学的,学校毕业之后才能找到谋生的饭碗。所以,绝大多数年轻人把学校生涯当成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当时城乡对立的户口制的中国,考上大学就成了农村年轻人唯一离开农村的出路了。

由于新中国成立与国共权力交接,李幼蒸的小学时代辗转兰州、南京、上海、杭州、天津等地,而我也经历了从中国传统家族小学到共产党新型公立小学的变化,我前后转换过五个不同位置与校园的小学,并且上了七年半小学,即多出一年半的时间。大概由于这样同一政治背景下的不同原因吧,我与李幼蒸都是十四岁左右才上中学,而我大学同学大多人比我小两三岁。

李幼蒸说他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从来就不是太好,都在七八十分这一水平。而在农村的李幼蒸就只有回家当农民一条路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两个人之一。

比李幼蒸晚生不到七年的我也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之时恰值上学年龄的人,又因共产党主张所有孩子都得上学,以及中国此后进入和平年代,我就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为数众多的学生群体。为了应付这一现实,我县在1958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高中,天津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分配到我县来教高中学生。此前,这样一个农村县城没有任何人有上大学的经历。

五八年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刘少奇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国也进入了实事求是的低调时期,一改反右、大跃进的高调。在这样一个政治气氛下,县城那些领导层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他们县的子弟开始有直接进入高等学府的机会,而这是农村子弟唯一离开农村而进入城市的机会。他们开始把自己县的子弟送入大学,甚至送入有名的高等学府当成自己的抱负,当成无上荣耀的事。在他们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第一次。

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1961年第一届县高中毕业生有三两个考上大学的,1962年考上大学的就多了一些,甚至有到天津上大学的。我是我县的第三届高中毕业生,学校一再讲学习好的同学要报考清华北大等有名学校,这是给学校增光,考上后可以不去上学,但一定要考。结果我那一届有近二十人考上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六人来到北京上大学,他们都是普通农村农民子弟。如果我早生或晚生一两年,就未必有此机会,我学习优异的弟弟就成为下乡的老三届了。

 

我与李幼蒸都在中学学习俄语,这是中苏友好关系的产物,也是政治时局造成的结果。

中学时代,我在众多学科中名列前茅,但只有俄语考试分数最高。每次小考与期中、期末考试,我的俄语得分都在98分左右。因为难得不拼错一两个字母,得100分的机会很少,但比百分机会更少的是考分低于95分。

李幼蒸这样描绘他的学校外语课程: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等bookboy几个单词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八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102)

我与李幼蒸二人的外语结果却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因为我上的协和医院要求自己的学生一律改学英语,我此后一生与俄语无缘,甚至此后想都没有想过一次。英语仅仅用于生活,会话与书写,并没有任何语言的职业活动,诸如翻译等。而李幼蒸此后学习五门外语,通过翻译介绍给当时中国急需的西方哲学的新进展。

 

4) 逆潮流而动与顺潮流而学游泳的不同:

1966年北京东单广场张出焚书大会横幅时,李幼蒸这样写到:

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

但李幼蒸并没有到焚书大会去发表号召读书的演说,而是默无声息之中,自己把焚书潮流看作个人读书用功的大好时机。这道理很简单,焚书之后,书也就成为少有的珍品,正如旱涝灾荒之后粮价上涨一样。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是科学逻辑分析的结果,是起于近代欧洲的社会理性,而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情感化,导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焚书运动。如果文革中小学学生有焚书冲动的话,文革开始时在大学读书的我并未见过任何人焚书,我自己更没有焚书,只是把不合时宜的书收藏起来而已。

1966年我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读书,文革开始时尚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我与我的同学都把四清与文革看作自己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当然也就十分注意观察事态走向与各种人物的表演。我们也都注意阅读各种文革群众出版物。文革期间,我曾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两遍毛选四卷。

1973年回母校进修一年,是以所谓回炉开始的。在1978年我又考中母校研究生,得以出国留学。这两次与众多同学再会,得知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1966年在大学读三年级的学生是参预文革最活跃、最积极的一个年级,1973年回炉与1978年的研究生也以这一个年级为最多。我就是这一年级的学生。我们受惠于文革的经风雨、见世面。

如果说李幼蒸从焚书运动而立志用功读书是逆潮流而动的话,我们这些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经风雨、见世面就是顺潮流而学习游泳了。这里刚好可以插入我1980年初在英国剑桥大学开始做博士学位时,作为世界知名教授的导师对我说的话: 我带研究生就是把你们扔到剑桥大学这个游泳池里,三四年后,我再回来看你们是淹死了,还是活过来了。大概由于文革十年的顺潮流而学游泳,我没有淹死在剑桥大学那个迷人的学术话语圈内。

 

5) 改革开放的门口里跑出来的第一批人:

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得以平稳转型,六亿人从高唱文化大革命万岁到欢呼四人帮倒台,全国没有一丝一毫的暴力表现。六亿人在经风雨、见世面之后达到一个共识:百废待兴,到了恢复经济、科教等而让其正常运转的时期了。

研读西方哲学近二十年的李幼蒸,此时正在翻译布洛克曼《结构主义》一书,1977年被人推荐给正在搜罗这方面人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杜任之先生。杜老立即安排李幼蒸到哲学所工作,并把他翻译的《结构主义》一书推荐给商务出版社出版。就这样,李幼蒸结束了他为期近二十年的避世自学生涯,而开始他的正常学术活动。 如果杜仁之在北京靠周围认识人来搜罗在野遗贤的话,全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开始正常运转时就感到缺少人手了。大概也是在1977年吧,全国开始酝酿招研究生。医院同事们纷纷来催促我去报考:就是在大学、医学院里,像你这样坚持读书学习的人也不多。你不去报考,还有谁能去?

1979年,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生中第一位踏上飞机到英国做学位的人,同行一共十二人。大概是初次之故吧,飞机中途出了故障,一个发动机冒烟烧毁,我们不得不在伊朗德黑兰停留一夜。

这样看来,即使作为改革开放的门口里跑出来的第一批人,李幼蒸更具二级社会上层人士的门路,由自己的翻译工作与引荐,而我只能靠在众多考生面前来拼搏出人头地了。而让李幼蒸来社科院哲学所工作的杜仁之老先生竟是李幼蒸父亲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时的附中学生。

6) 父子两代接力棒的不同:

子承父志,李幼蒸继承他父亲李蒸的事业,而我顺着我父亲的思路走过来。但二者有明显的不同,李幼蒸父子更具二级社会的眼界,瞄准的是二级社会的宏观形势与发展。他父子俩显然都看清了西方哲学等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

而我父亲在1937年投笔从戎,是国家有难时很多年轻学生的本能反映,而国家进入和平时期,父亲转而当医生救人,也是面临农村缺医少药局面的常人反映。

李幼蒸的名字显然表明:他是父亲李蒸的年幼一代。在抗日战争之前,李蒸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对李蒸这样中国少有的几个知识界名人来说,从1937年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是非正常的战争年代,他与学校只能逃离到华西边远地区以求生存而等待战争的过去。1949年后,因为共产党的左倾政治与李蒸的学术追求不相适应,他采取闭口隐居的方式等待这一时代的过去。这时代的过去由毛泽东逝世为标致,李蒸在毛泽东之前逝世,他的儿子李幼蒸得以继承父志,在国内外学术界一展风姿。

我虽然也承父志而在医院工作多年,但我不是李幼蒸那样目标明确,刻意以求。我在1963年与1978年两次考试中得以被录取,在个人与家庭层次带有很多偶然性,更多是社会局势的结果。我之所以承父志而在医院工作,更因为治病救人是普通人的本能意识的呼唤,从医是人生普通职业之一。而李幼蒸父子追求的学术与真理并非亿万普通人的我们所能企及的。

 

结论:年轻人喜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是人生的常态,也是年轻人较少被二级社会文明污染的清纯。李幼蒸的文学爱好得以长久保留,并进一步发展到哲学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最後到达自己终生弘扬的新仁学。我年轻时也同样喜欢现实主义文学,而后在医学界终其一生,退休后转入哲学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提出两级社会理论,认定人类要向原初社会回归的发展方向。即二人起始与晚年落脚点相近,但各自走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历程,也证实人为之人的观点:我们都是各自的社会文化环境的造型。

最後再提到一个有趣的对比:李幼蒸中学时代酷爱文学,却丝毫不喜欢写作。他的文学爱好从一开始就有学术成分,追求文学作品后的社会思考。这在李幼蒸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中,就是普通常识了。我从小学开始就表现出绘画与写作的才能,中小学时代,我的绘画与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展览阅读给全班同学。在我,这是先天才能的自然表露,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努力与追求的成分,除了遗传外,也没有家庭影响的成分。我对文学作品的爱好也是这样。只有这样,我才学医而把自己文学艺术才能终生遗忘。

我在中学二年级时,有一篇小故事登在上海出版的《少年文艺》上,高中时一篇短篇小说被收入沧洲出版的《中学生作文选》上,就我所知,我所在县中学并无第二个人有此成绩。在我一生,这两品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了,晚年才有几分自我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