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道學皇帝

                                                         閱石軒(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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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數玩弄權術與追求長生不老的皇帝宣稱他們信仰老莊但事實上並不真誠相信外﹐中國歷史上也偶爾出現個把皇帝﹐真心信仰道學。他們用道學的原則指導這個龐大的帝國。老子雖然列出管理國家的許多原則﹐但從道學角度來看﹐老子僅僅要求政府停止對原初社會的干涉。老莊二人既不是政治家﹐也非政治哲學家﹐更不象盧梭。盧梭大大方方地描繪集權主義政府藍圖﹐讓那些據有超凡魔力的領袖人物全權領導﹐來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盧梭的理想政府很像儒家的賢人政治。

道學的政治思想接近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保留政府﹐但要求政府停止它的功能。這可由老子對戰爭的態度看出來﹐老子是少有的極端和平主義者。古希臘學者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470)則相反﹐他說﹐“戰爭是一切之父﹐戰爭是一切之王。戰爭使一些成為神﹐一些成為人﹔一些成為奴隸﹐一些成為自由人。”赫拉克利特的說法為現代國家理論所支持﹐國家是階級衝突不可調和的產物﹐暴力是現代秩序的基礎。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剛出現不久的二級社會中﹐對二級社會的性質有透徹的了解才這樣說。他清楚地指出是戰爭創造了神﹑自由人﹑奴隸這樣不同的等級。

老子同樣對二級社會有透徹的了解﹐但他傾向於原初社會﹐所以老子仍以原初社會的理念看待戰爭。老子在六十九章裡說﹐兩軍對壘時﹐要不帶武器﹐不能挽袖露胸﹐要讓對方清楚地知道我方的和平意圖。老子又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31章) 。

老子這裡把戰爭勝利看成不好的事﹐因為雙方死了人﹐要用喪禮來處理。今天的國家如果這樣處理戰爭﹐軍隊就要亂了﹐人民也要反對﹐政府只能在一片反對聲中垮臺。老子心目中的政府在現實中不能存活﹐所以老子思想的實質是無政府。古今中外的王朝有幾個不是血腥撕殺而得志於天下的﹐可見老子的理念在現實之外。

由於道學思想的影響﹐由於中國社會自古以來的二架結構﹐和西方相比﹐中國很少研究如何建立一個更合理的二級社會。更有甚者﹐他們實際上採取了一套介於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的施政方針。孔子學說是針對二架結構社會的早期階段設想的﹐孔子並沒有把二級社會通盤考慮﹐所以孔子沒有社會結構改革的思想。而古希臘各城邦國家制度原有很大的不同﹐從君王專制到民主政治﹐開拓古希臘人各種不同的政治思路。

中國古代的皇帝大權獨攬﹐儒家學說雖然有一套理想君主﹑理想政治的理論﹐但並沒有多少實際辦法把皇帝控制在預期的理想範圍之內。中國古代皇帝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龐大的國家按原初社會處理﹐就像父親管理家庭那樣。歷史上的幾個道學皇帝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然他們對道學有所取舍﹐並非全部遵從﹐但他們的政績還是與眾不同﹐成為本文的討論內容。一共五名道學皇帝﹐前兩名為父子﹐故一起討論。

漢文帝﹑漢景帝父子前後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180-141年)﹐歷史上稱文景之治﹐是歷史上道學政治實驗的唯一成功例子。李申(2003)認為孟子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有三個人們認為較好的歷史時代﹐文景時期是其一。其它兩個是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與清朝的康乾勝世。文景之時﹐國富民安﹐歷史記載說﹐“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就是說﹐國庫裡錢糧堆積如山﹐根本無法計算與管理﹐只能任其腐爛。國家的富余並非來之強征暴斂﹐恰恰相反﹐來自接近無政府狀態的道家理想。所以它是道學理念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僅有的的成功。

政府是剩餘生產價值養育的社會管理與服務人員﹐包括軍隊在內。現代西方國家大約征收所得稅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還要交購物稅﹑財產稅等等﹐足以見得現代政府的龐大。文景時期接近無政府狀態可由國家的稅收推知﹕漢文帝開始時收稅十五分之一﹐到公元前167年開始免稅﹐漢景帝時改收三十分之一的稅。這裡的准無政府狀態就是道學的無為而治﹐有政府﹐但政府以息事寧人為行政方針。

文景時期政治風尚可用老子三寶來概括﹐即儉﹐慈﹐與不為天下先。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林以及車馬等御用器具無一增添﹐宮中帷帳不用刺繡﹐他自己穿黑色的衣服﹐皇后也衣著簡朴。春耕時﹐他率領群臣耕種一片土地﹐皇后則率領宮女採桑養蠶﹐這樣生產出來的糧食與綢絹用於宮廷祭祀。一次﹐有人建議建造一座供天子觀天象的露臺﹐要用一百兩黃金﹐漢文帝說﹐“一百兩黃金相當十戶中等人家的產業﹐我住著先帝的宮殿﹐還常感慚愧不安﹐怎麼還能增添呢﹖”

文景時期政治以慈悲為懷﹐輕刑薄賦。漢文帝時一個地方官吏有罪當刑﹐他的小女兒上書說﹐願意做官奴來替父親贖罪﹐讓父親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漢文帝得知後﹐憐憫她的用心﹐ 下詔書說﹐“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這是漢文帝十三年廢除肉刑一事﹐同一年又免了田賦。漢文帝對臣下也同樣慈悲為懷。吳王假稱病不來朝見﹐漢文帝就賜予幾杖。某大臣接受賄賂的金錢﹐漢文帝就用自己的錢來送給他。

不為天下先﹐就是不尚競爭﹐以和為貴。漢朝在文化與建制上遠遠超過週圍的少數民族﹐漢朝願意以兄弟平等的關係和他們相處﹐使邊界衝突減少到最低限度。南越王自稱為帝﹐漢文帝就稱他為兄弟﹐南越王感到羞愧﹐取消了帝號。北方匈奴強悍好戰﹐與漢朝常發生衝突﹐漢文帝說﹐“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就是把匈奴多事認為是皇帝自己的錯誤﹐是自己的道德不夠高﹐影響不夠遠。在這樣的道學思想指導下﹐當然是以和親與兄弟相稱為主﹐餽贈金錢﹐有時也陳兵邊疆予以威嚇﹐使邊界相對平靜。

漢景帝留下來的記載不多﹐但《古文觀止》所選漢景帝詔書足以顯示他同樣信仰儉﹑慈﹑不為天下先的道學思想。這篇詔書的譯文如下﹕

彫刻金石是要傷害農業的﹐錦繡彩印是要傷女工的。農業受害是飢餓的來源﹐女工受損是無衣避寒的原因。飢寒交迫時﹐不為非犯法的人就很少了。我親身耕種﹐皇后親身種桑﹐生產物供宗廟使用﹐我又不接受貢獻﹐減少太官﹐節省徭役﹑賦稅﹐就是為了讓全國重視耕織﹐積蓄以防荒年。強的不要奪取弱的﹐人多的不要欺負孤寡﹐老年得以壽終﹐年幼的得到養育。今年收成不豐﹐民食缺乏﹐這錯誤究竟在那裡﹖或是詐偽的人當了官吏﹐他們貪財如同商人﹐劫奪百姓﹐侵掠萬民。那縣丞是一縣之主﹐如果他們依靠官吏的權力﹐作奸詐枉法的事情﹐實在不是國家設立官長的原意。著令二千擔奉祿官吏修查長吏的職務﹐不稱職不明查的﹐丞相可以奏聞他的罪﹐佈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意思。

皇帝無為而治﹐提倡儉﹑慈﹑不爭的道學風氣﹐但漢朝畢竟不是堯舜禹的古朴時代﹐人們對秦朝時皇家排場與奢侈還有所記憶。這或者給了地方不法勢力抬頭的機會。漢景帝時吳楚等地七個諸侯王聯合反叛﹐去帶兵掃平叛亂的周亞夫採取道學軍事原則﹐不正面攻擊﹐而是切斷敵人糧草供應﹐等到飢餓中敵人逃跑時﹐周亞夫用重金鼓勵週圍人刺殺反叛首領。三個月內叛亂就被掃平。值得提出的是﹐周亞夫違抗漢景帝的命令而採取上述戰略﹐體現了當時君臣關係中的民主因素。諸侯叛亂及其鎮壓給進一步中央集權掃平道路﹐再加上政治的穩定與財富的積累﹐給後來的漢武帝帶來的一展抱負的機會。要不是文帝﹑景帝留下來的良好政治氣氛﹐十三歲登基的漢武帝未必能保住位置。在漢武帝手裡﹐政府開支增加近十倍之多﹐他頻繁興師遠征﹐登泰山封禪等﹐勞民傷財﹐他又好神仙之術﹐導致朝綱鬆弛而又嚴刑峻法﹐致使農民起義的烽火四處燃燒。漢武帝晚年有所悔悟﹐說﹐“若後世有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漢武帝多次攻打匈奴﹐促使匈奴聯合一致抗擊漢人﹐匈奴越打越強。倒是漢武帝死後﹐邊防鬆懈﹐匈奴分裂而為漢人徹底擊敗。從反面證明了文景時期道家邊防思想的正確。從另一方面說明﹐道家的政治理想近於無政府主義﹐即道家理想社會的無防禦﹐對其它政治形式的引入﹐毫無抵抗力﹐讓漢武帝為所欲為﹐如入無人之境。倘若文景兩位皇帝也如後來的唐太宗﹑明太祖一樣﹐留下一套人馬與制度﹐漢武帝就未必能得手﹐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所以文景二帝也同樣以失敗告終﹐只不過在他們死後就是了。

文景時期的道學政治的暫時性成功是當時許多偶然因素促成﹐不可作普遍的推論。秦朝統治僅十余年﹐殘酷地抑制富商﹐遷七十萬富戶到咸陽﹐劉邦又把豪傑名家十萬余口遷到長安。陳勝﹑吳廣﹑劉邦都是平民出身﹐劉邦的軍隊上下都是農民。秦始皇從上﹐劉邦從下﹐上下夾攻﹐掃蕩了中產階級。也從此開了皇帝與農民聯手掃蕩中層階級的政治傳統﹐這是早期道學家所沒有想到的。

現代學者啟良稱漢朝初年為平民王朝﹐平民政府。他這樣描述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平民王朝﹐不僅天子出身平民﹐而且其王公大臣的出身大多也是低賤的。”“漢代作為平民政府﹐更重要的還在於﹐它不僅由平民創立王朝﹐權力在平民中分配﹐而且權力向平民開放﹐通過察舉與征辟之制將平民中的優秀者選拔到權力圈內﹐授以官爵﹐並形成一種制度。(啟良﹐ 2001﹐上卷562頁)”

中國農民的天性傾向道學﹐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正是老莊所羨慕的﹐他們的天然世界觀就是道學理論的基礎。所以漢初政權上下都是農民時﹐他們就傾向道學。另一個因素是地廣人稀﹐歷史記載秦朝人口大約兩千萬﹐戰爭中又死了很多人﹐漢朝疆土遠在一百萬平方公里以上﹐每平方公里只有十幾人﹐荒地很多﹐社會衝突也就不大。地廣人稀也有利於道學政治理想的實現。

平民政府也是政府﹐政府是滋生官僚的溫床﹐中國官僚喜歡儒學﹐皇帝喜歡法家﹐所以漢武帝就創造了儒法雜交的帝王儒學。在大地主階級形成後﹑官僚階層在政府內盤根錯節時﹐再講道學政治無異於緣木求魚。皇帝講無為而治﹐只不過讓善於鑽營的政客為非作歹。所以下面三個道家皇帝都以失敗告終﹐並且導致極嚴重的後果﹐儘管他們的思想與漢初幾個皇帝的思想有所不同﹐但他們都誠心誠意地信仰道學。就道學本身來說﹐最大的不同是道教的建立與莊子思想在道學中地位的確定﹐結果後來三個道學皇帝都染上成仙的迷信思想。

唐玄宗(712-756在位)是從篤信佛教的武則天與韋皇后勢力下沖殺出來而即皇帝位的﹐所以他一開始就在佛道相爭中傾向道教﹐把唐朝的崇道活動推向最高峰。唐玄宗親受道教法籙﹐將楊貴妃稱為太一真人﹐他們都算加入了道教組織﹐為真正的道士。並以張果﹑吳筠﹑馬承禎等道士為師。唐玄宗還設置崇玄館﹐規定道舉制度﹐以《莊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四子真經開科取士﹐設置玄學博士﹐又規定《道德經》為諸經之首﹐親自做注﹐頒佈天下。這就是《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經》與《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經疏》。唐玄宗還大力提倡道教音樂﹐他以《波羅門曲》為基礎潤色並配歌詞﹐寫成《霓裳羽衣曲》﹐是中國音樂史上的著名樂曲。唐玄宗也會寫詩﹐錄兩首在下面﹕

送胡真人還西山

仙客厭人間﹐孤雲比性閑。

話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

題梅妃畫真

憶昔驕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

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唐玄宗的詩雖不能說很出色﹐但在唐詩中也能佔一席之地。這樣評價也適用於他在音樂與道學理論方面的成就。唐玄宗是真心信仰道學﹐並非一般政客的附庸風雅﹐他也很有幾分藝術的天賦。由於道學本身的藝術傾向﹐也由於唐玄宗的提倡﹐藝術得到發揚﹐一批藝術家涌現在唐玄宗週圍。其代表人物就是大詩人李白。李白深受道學影響﹐並因道教人物賀知章與唐玄宗的妹妹持盈法師推薦﹐得以供職翰林院。賀知章首先稱李白為謫仙﹐后人稱杜甫為詩聖﹐稱李白為詩仙。李白的詩感情奔放﹐流暢自然﹐想像豐富﹐飄然欲仙﹐實在是莊子再世。下面詩句選自《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

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唐玄宗對道學的無為而治頗有心得體會﹐說﹐“含容應物﹐乃公正無私﹐無私則天下歸往﹐是為王矣”﹐“理人儉愛﹐則萬方早服”(自《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經疏》) 。唐玄宗這些思想在原初社會可能會成為無往不勝的指導原則﹐代表古代社會頭人從政經驗的總結。但在二級社會﹐人生奸詐之心﹐又有好處可圖﹐能形成一個頑固的社會勢力。唐玄宗一味信仰道學﹐對這種奸詐之人毫無辦法﹐也缺乏警惕與分辨能力。致使李林甫﹑楊國忠這樣的奸臣當道。安祿山用多少年的時間準備叛亂﹐朝廷內外許多人對安祿山的陰謀有所察覺﹐向玄宗提出警告﹐唐玄宗夢想用恩寵加以籠絡。安祿山要求﹐無不滿足﹐還讓楊貴妃收安祿山為養子﹐更是父親治家的姿態。難以讓人理解的是﹐玄宗把揭發安祿山陰謀叛亂的人綁起來送給安祿山處死。玄宗這樣做就是向安祿山表明﹕我唐玄宗知道你在準備造反﹐但我還信任你到如此程度﹐你還有能反我之心嗎﹖

唐玄宗這套對付安祿山的辦法就是篤信道學而忘記了自己處於二級社會﹐不知道道學政治是基於原初社會的。他完全用面對面的親情與信任對待安祿山﹐他這種態度在原初社會中會收到良好效果﹐但在複雜的二級社會中﹐其效果難以預測。安祿山正好利用唐玄宗的無比信任﹐假稱奉唐玄宗密詔誅殺楊國忠。安祿山這樣講﹐既有欺騙性﹐又有號召性。唐玄宗不得不斬楊國忠﹐賜死楊貴妃。安祿山叛亂﹐攻下長安﹐佔領的半個中國﹐前後達八年之久。雖然最後鎮壓下去﹐但唐朝大權也逐漸落入藩鎮之手﹐唐朝開始向滅亡逼近。

中國皇帝從小受到良好教育﹐很多皇帝顯示出藝術的天份﹐但只有兩名皇帝達到第一流藝術家的水平。其一是南唐的詞人李煜。另一個就是宋朝的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有名的書畫家﹐同時是本文的第四位道學皇帝。宋徽宗推行政教合一﹐自命神霄帝君下凡﹐自封教主皇帝﹐統領全國道教。宋徽宗設立道階二十六等﹐道職八等﹐並禁止道士於宮觀內養妻蓄奴。由於宋徽宗酷愛藝術﹐蒐集天下花石珍異﹐致使奸佞之徒童貫與蔡京得勢﹐蔡京就寫一筆好字。當代學者南懷瑾說﹐“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崇信王老志﹑林靈素等的道教﹐已遠非唐代尊崇信仰道教的宗旨﹐其在幕後導演此一歷史性的宗教事件﹐實際為童貫﹑蔡京﹐以及左街道籙徐知常等的政治作用﹐徽宗唯興之所至﹐一如沉湎於金石書畫的心理﹐故不知所雲而為之而已。”

由以上所引南懷瑾的話可知﹐宋徽宗與童貫﹑蔡京﹐再加上一些道士﹐形成了一個半藝術﹑半宗教的虛幻世界。這種事情如發生在原初社會﹐並無妨礙﹐如第十二章中《想像與現實》一節中所說﹐想像與現實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但這僅限於個人或簡單的原初社會。宋徽宗同樣混淆了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界限﹐宋徽宗父子二人均被金人俘虜。下面是歷史記載的譯文﹕

好事的人說﹐郭京能使六甲法﹐可生擒金國的二位將軍而將金晉國掃蕩無余。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皇帝與他的大臣們深信不疑﹐給郭京金帛數萬之多﹐讓他自己去招募人馬。招募到的都是些懶惰沒事做的人﹐十幾天就找夠了人。敵人進攻宋朝越發厲害﹐郭京談笑自如﹐說﹕擇日出兵﹐三天可致太平﹐要一直打到陰山腳下。但不到最危險時﹐不出兵。等到京城危急﹐郭京才領兵抵抗金兵﹐但被金兵打敗﹐於是京城陷入敵人之手。皇帝到金國軍營裡請降﹐於是﹐宋徽宗父子並朝廷大臣成了俘虜。

這種故事讀起來好笑。有人說﹐遊牧民族用數萬騎兵衝鋒﹐有如當時的原子彈﹐農業國的宋朝根本無抵抗能力﹐但皇帝總不至於被捉吧。所以上述宋徽宗的愚蠢是可信的。宋徽宗被俘後﹐壓在今黑龍江依蘭﹐八年後死於該地。由皇帝成為囚犯﹐就用得著藝術與幻想的能力度過難關。下面是他寫的一首詞﹐優柔閑雅﹐很有用藝術化逆境為甘醇的意思﹕

眼兒眉

玉京曾憶惜繁華﹐萬里帝王家。

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

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明朝的明世宗皇帝(1152-1566)也同上兩位皇帝一樣﹐篤信道教而使一代王朝由勝轉衰。和上面四位皇帝相比﹐明世宗信的道教更近於迷信。他愛好三樣東西:長生不老丹、驅使鬼神的秘方﹑呼風喚雨的咒術。明世宗一即位,就熱衷道教活動,對國家大事毫不關心。盡管有不少大臣勸說他,但是都被他革職、下獄﹑殺頭。 他把皇宮變成了一個修煉的場所,一個提煉丹藥的實驗室。他還給他的父母都追授了很長的道家名字,而自稱為“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他把道教定為國教﹐自己作全國教主。致使一大批心術不正的道士與小人得寵﹐他們徇私舞弊﹐胡作非為。奸臣嚴嵩當道﹐導致政治腐敗,多次爆發農民起義,邊患十分嚴重,北方韃靼騷亂,倭寇也趁机侵略中國,就是北虜南倭的問題。

黃仁宇(1997)這樣評論明世宗這位皇帝﹐“他的主要興趣在於向神仙祈禱和覓取道家的秘方以企長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別墅裡﹐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為他除去不在公開場合露面外﹐對於國家大事仍然乾綱獨斷﹐有時還干涉細節。這位皇帝的喜愛虛榮和不能接受批評世無其匹﹐只接近少數佞臣﹐聽到的是各種虛假的情況。當他發現大事已被敗壞﹐就把昔日的一個親信正法斬首﹐以推卸責任而平息輿論。這種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關心國家的利益。”

嚴嵩一次請人送給明世宗一隻據說已經活了五百多年的金烏龜﹐事先在烏龜身上涂了染料以示奇異。明世宗叫宮女養著﹐但染料溶化後有毒﹐烏龜很快就死了。明世宗對待宮女十分殘酷﹐經常杖打宮女﹐導致二百多人死於杖下。宮女們認為皇帝知道烏龜死了﹐他們必死無疑﹐於是四個宮女一起想用繩子勒死明世宗﹐但慌亂中打了死結﹐使明世宗得以逃脫。但這一罕見事件足以顯示明世宗如何殘暴不近人情﹐與道學的慈悲心腸相去頗遠。

1566年春天﹐以正直敢言出名的大臣海瑞上書明世宗﹐力陳追求長生不老的虛妄﹐並指責明世宗不近人情的為人。海瑞說﹐“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明世宗看完奏折以後﹐往地上一摔﹐大叫道﹐“不要讓他跑了﹗”旁邊的太監說道﹐“萬歲不必動怒。這人不會跑的。他寫此奏折之前已經買好了棺材﹐與家人告別﹐僕人們也都逃跑了。”明世宗這才把奏折撿起來﹐又讀了一遍﹐還是覺得難以嚥下這口惡氣﹐下令逮捕海瑞。刑部議決為﹐按兒子詛咒父親的律例將海瑞絞刑處死。或因為當時健康惡劣﹐明世宗對刑部的請示未予批復﹐十個月後明世宗死於丹藥中毒。到底是長生不老術殺死了他﹐至於國家的爛攤子就由他人來處理了。他的遺詔說﹐“只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奸人逛惑。”似乎有所醒悟。

我讀中國道教歷史時隨機挑出以上五個皇帝﹐因為只有他們最符合道學皇帝這一稱號。過後卻意外地發現他們中間存在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從漢文帝﹑漢景帝﹑唐玄宗﹐到宋徽宗﹑明世宗﹐他們中以文景為最好﹐明世宗為最壞。唐玄宗近於文景﹐有慈愛之風﹔宋徽宗近於明世宗﹐有迷信的誤區。這一逐漸演變的過程並非上述幾個皇帝本人所為﹐而是中國歷史的演變在他們身上的反應。對道學哲理﹐他們是一個逐漸疏遠的過程﹔對於政治現實﹐他們也是一個逐漸疏遠的過程﹐但這是因為中國社會逐漸向典型二級社會邁進﹐在道學影響下﹐他們的思維方法還近於原初社會。他們逐漸用道學﹑道士與週圍奸臣小人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虛幻的世界﹐與現實的二級社會分隔開來。但他們還不停的從自己的虛幻世界中向二級社會的現實發號施令﹐導致的逐漸嚴重的後果。唐﹑宋﹑明三朝都以三位道學皇帝為由勝轉衰的轉折點﹐決非偶然。在上一章最後一節裡曾提到秦漢以後的社會模式﹐這一模式的最高一層為皇帝家族。這一皇帝家族在中國二千余年的社會演化過程中﹐逐漸畸形化﹐二級社會首先向皇帝家族滲透。依據孟子的理論﹐天子諸侯的家族有廢君另立的權力﹐這是依據原初社會可選擇頭人而天子﹑諸侯家族相當原初社會這一思路得來的﹐這就是利用家族使皇帝仍生活在原初社會中﹐受原初社會的束縛。文﹑景的家族更接近孟子的理想﹐明世宗的家族則遠離孟子的理想﹐更據二級社會的特色。上面提到明世宗杖責宮女的事。明世宗對自己的家庭也毫無親情可言﹐他的三名皇后一一死在他手下。陳皇后被他一腳踢得流產而死﹐張皇后被廢黜後死於冷宮﹐明世宗對方皇后心存記恨﹐在宮廷火災時故意讓她活活燒死。同樣自稱是道學的信徒﹐從文景慈悲為懷的君子之風﹐一千余年後演變出如此殘酷少情的暴君﹐足以說明二級社會對原初社會樸實之風的腐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