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比较:秦晖我们与当年传教士一文读后感()

李柚声(2017年九月)

摘要:秦晖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文革下乡知识青年与西方传教士来到同一边远的偏僻农村。其实欧洲宗教革命反叛的是罗马天主教廷,而给后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中国文化大革命反叛的是苏联原教旨共产主义,而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道路,但只有前者导致彻底的政教分离。我们既不应否定基督教徒的信仰与理想,也不应否定文革知识青年的信仰与理想。本文以文革后期的基层社会生活来推测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那时生活中已经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先驱因素,但没有后来的权力腐败。本文把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做了比较全面的比较,显示了东西文化的不同,天然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的不同。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八亿中国普通人民心目中的文革不容否定,在这里没有上级派别斗争的残酷,而有人类天性中的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作为文革大学知识青年,在引领我到达而立之年的1963-1973这十年内:下连当兵与下农村当农民各两个月,与士兵农民同吃同住;在工厂当工人八个月,与同学一起过钱财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荒野上建医院的工地上劳动一年,经常夜战不眠;下乡巡回医疗一年,在农村挨家挨户访贫问苦,送医送药上门;在大三线军工厂职工医院工作两年。世界上这样成长而后立于社会的人是不多的,他们有权拥他们自己的人生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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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秦晖这篇文章[1],勾起我自己许多类似回忆,也在此对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作进一步的比较,并遵循秦晖文章风格:在叙事基础上有所议论与分析,即用个人经历来说明问题。

秦晖文章结尾写到:在金堂村面对那座教堂废墟,我想这些人(知青)与那些为了信仰而主动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这些人(知青)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本文进一步发挥秦晖这一结论,强调文革知识青年理想与信仰的一面。我在1973年回炉进修与1979年考读研究生时都听到同学们议论:文革中最活跃的是文革开始时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跑回来进修与考进研究生也以他们最多。文革期间,那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的堂皇口号到处浸透着一个年轻求知的心,古稀之年回忆才知道,那浸灌成的只能是一颗终生为人类奋斗奉献的心。

我不是下乡知识青年,但我于197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山区,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同一思想、同一时代的政治运作。大概在1972年,我与一位同事下乡医疗,与贵州下乡知青同吃同住两个月,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给周围农民看病,我们也与知青一起劳动。他们告诉我:他们刚到这里下乡时,也像我们毕业第一年劳动一样,干活时热火朝天,奋不顾身,充满着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也就是所谓激情燃烧的时代特征。

因为贵州山区,有开垦荒地的余地,与我生活在一起的知青们是集体住在农村房子里,在他们自己开垦的土地上耕种。

我故乡河北献县是少有的西方早期来中国传教的据点之一,那里的外国传教士在1950年左右最後离开前,朱德还亲自赶去处理此事。那些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当地建起宏伟的教堂,还在教堂旁边建了一座大医院,为当地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在外国医生与传教士全部走后,在五六十年代,这座县医院的医疗水平还长期远远高于周围县而吸引远处病人来就诊。

与秦晖一样,我也参观过传教士留下来的墓地,为那些来这边远农村传教的西方人献身精神所折服。第一次看到教堂留下来的圣母玛丽亚彩色朔像时,为那当地农村仅见的西方造型艺术的逼真而惊叹不已。

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相比较却是学术界研究话题之一。作为文革青年而后成为下乡知青,秦晖与西方传教士来到同一边远山区,而我也有类似经历与人生体验。这里首先指出,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据有高度可比性:二者都为超越现实的理想所驱动,据有忘我的奉献精神。他们都是对人类文明传统社会的背叛,在现实中寻求更美好的社会生活,用自己的话语与行动感染不认字的农民百姓,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正式开始以前,我们首先重温一下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而电视剧渴望正是从普通人情感角度来回忆文革前后这一时代的。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讯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重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二级社会面临无数不同方向。[2] 各种不同方向用不着相互否定,这里我把文革所追求的社会方向用八亿人民的情感认识来界定,用文革十年中基层社会生活样式来界定,而非领导人的讲话与文章。也就是舍弃亦真亦幻的取舍与忘却恩怨对错,而追求背后的真情。我们无权否定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文革理想社会生活的方向,他们有权从自己角度来理解文革而不容否定。

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回家休假时,当地农村妇女不断向我讲述那些徒步进京看毛主席的孩子们:他们脸上流着汗水,腿脚上布满了因长途跋涉磨出来的血疱。当地农村妇女们是如此感动与折服:她们提着水,拿着布带与当时农民家中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赶到路边为这些孩子们服务。多年后提到此事时,她们眼睛里还浸着泪水。

如果说这些孩子背后没有信仰,如果说我见到的贵州知识青年们没有信仰,有谁能够相信呢?我初到贵州山区时,曾写过一首旧体诗词表达我个人的这种心情,结尾道:

 

安将此腔热血,撒向荒山乱石,温暖化霜寒,来年萌边草,翠绿漫高原。

 

如果耶稣与革命烈士是用自己的血肉来换取一个新世界,作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我是要把一身血肉扔在荒山乱石之间来滋润丛生的野草。平等的草野生活要从自己开始。

我是和亿万中国人民大多数一样远远站着跟大家喊口号来度过十年文革的,我大学的六十位同学中,工作后的二十科室同事中,没有任何人成为大会批斗对象,没有任何人有使他人成为大会批斗对象的能力。我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有两三次去保护文物以免被年轻人破坏。但我们同亿万中国人民一样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迈进。这也包括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才避免了五八年大跃进式的混乱而导致千万人饿死的可能。农村文革仅仅限于县与公社干部以及学校教员。但文革根绝了共产党官僚下乡的事,也就是摆脱了政府的各种干涉。农民开始管理他们自己的事,也就是更像他们五十年代前的准原初社会生活,尽管仍是农业社的集体生产。进入七十年代后,很多生产队开始搞副业,生产某些工业产品出售。在邓小平主政后的八十年代农业个体化运动时,这些搞副业的生产队抵制个体化,一度继续他们的集体化生产。

文化大革命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夭折了,此后毛泽东经常哭,甚至号啕大哭。此后全国基层对上级的文革推动敷衍了事。但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民还是在心灵上与现实生活中向毛泽东文革的乌托邦理想靠近,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靠近。相比文革前与改革开放后,这段时间的中国人生活更接近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的儒道社会理想,所谓天然的原初社会生活,孔子所讲不利不器的道德美学生活。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有中国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内涵。

近五六千年来,由于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导致人类文明史变成一个战争不断升级史,也就是人类与自己为敌。在战争生死存亡面前,人类日夜奋战导致物质财富与人类知识的积累,文明进步是以人类放弃幸福的天然生活做代价的。面对人类自我为敌的悲惨生活,才有了基督教的原罪与救世,也才有了近代的乌托邦与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

1971年到1979年,我在贵阳南郊一座职工医院工作。我们每周都有所谓政治学习时间,成了大家一起聊天,谈知心话的时间,也就是所谓交流思想。出国后,我才知道,我们那时的谈话更像基督教教堂里的面对圣经的交心活动。第一次参加英国剑桥教堂礼拜活动时,我惊讶道:这不是我们文革表忠心活动吗?一边讲自己如何活学活用,一边高唱颂歌。唯一不同是抱在胸前的宝书颜色不同,一是红的,一是兰的。

文革后期常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泛滥,也就是向史前无政府的原初社会回归,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国靠近。作为群众的我们对领导很尊重,但领导再没有晋级与改变任何人工资待遇的权力,群众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与压力。我们上着班,很多人就外出买菜了。我们工厂工人就把比黄金贵很多倍的白金用来自制菜刀,这如同把贵族小姐的项链扔入屎坑一样,是对官僚等级制度的批判,也是对史前原初社会的向往。

我们当时的例行政治会议,大多陷于闲聊,比我们大几岁的医院基层干部经常抱怨说:到处搞得乱糟糟,连个肉、菜都供应不上。我们的医科主任就说:毛主席老糊涂了,可能有些老年痴呆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听到年轻护士接着说:不用急,等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就好了。

年轻护士的这句话集中表达了文革的原初社会的理想倾向,把央央大国的最高主宰看成可尊重也可抱怨的长辈老人。这也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意:以自身情感处境来考虑对待他人。出于同一道理与考虑,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时,我们医院大喇叭广播批判江青的文章,旁边不识字的农民就跑来气急败坏地说:怎么好骂娘娘呢?老天爷听了要生气、要降灾的。等着吧,我们都要倒霉的。当地把皇后称作娘娘。

据说,老年妇女在回想她们的一生时,大多数一致认为在她们孩子小时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有价值的年月。我现在以古稀之年的平静心情回忆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年月除了我的幼年时代外,就是1971-1979年在贵州医院工作的八年。

总之,文革群众与当时的青年学生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即使他们是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潮流中形成的理想。他们那忘我的热情背后有信仰,与基督教传教士的信仰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而已。后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比前者更加宽容,宽容到拥抱失败的程度。他们才是认真执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加接近史前的原初社会,也就更加接近天然人性的本色。在残酷的二级社会竞争面前,基于人类天性的无政府主义只能以失败告终。

以上作为从我个人角度,也是从八亿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文革的乌托邦理想,而非从国家文件,更非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言谈角度来解释文革。在文革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靠近,而奉献的目标是中国八亿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以这种奉献包括宽容。文革一句挂在嘴边的话:为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如果政府推动文革要以残酷惩罚为手段的话,到了基层群众生活就变成了宽容:服务于八亿中国人民的前提就是对他们宽容,而不是改造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