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比较:秦晖我们与当年传教士一文读后感()

李柚声(2017年九月)

 

(接上)

以下我对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做进一步比较:

1)从弱小开始:基督教起源于犹太人的犹太教,在犹太人中受排挤,只有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传教,被罗马帝国镇压杀戮,真正的信仰越杀信的人越多,最後才得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被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维持欧洲和平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基督教起源的犹太教最先提出一神教,并且强调摈弃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这与处在地中海众文明的犹太弱小民族有关,也与他们在摩西带领下长途远征寻找安身之地的家园有关。

以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工人运动也同样从弱小开始,包括早期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这种从弱小开始与他们的教义直接相关,他们同情弱小,导致文革青年与传教士一样:向弱势群体的基层大众传播福音。

 

2)人性善恶的不同理念:基督教坚持人性恶的传统看法,不断提醒人类可怕的前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人类性善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我在换个角度看孔子一书中提到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与加拿大白人看法不同:他们倾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打,而我抱对世界和平走向的乐观态度。[2] 文革知识青年在文革初期可能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出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共产主义世界,同样的文革知识青年今天倾向认同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是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的必然结果。总之,适应于二级社会不同方向的竞争,基督教人士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中国文革知识青年就依据人之长情来看问题了。

3)思想灌输的产品:我虽然比秦晖大几岁,但我与秦晖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也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是接受基督教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二者都是达到一定教育水平才获得传教士与文革知识青年的标签。这里有必要指出:基督教与共产党政权都是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也就是现在说的政教合一。为了控制意识形态,二者都表现出打击异教徒的残酷,诸如基督教烧死异教徒与苏联中共处死内部异见人士。这些对我与秦晖二人成长,有何影响,则不可知之,至少这种影响不会进入农村的无知农民:他们还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之中。

4)教主是上帝或者世间某人的不同:基督教以上帝为教主,上帝并非世间一人,而前苏联却以世间一个大活人为教主,并且直接掌握世俗权力,掌握人间经济命脉。与圣经以及耶稣教导相比,基督教前后没有大的宗旨变化,仍以上帝、耶稣作教主,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本质上的重大发展,所以苏联只能以列宁、斯大林作教主。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被讥讽为毛泽东造神运动,但八亿人民离毛泽东这尊神很远,其结果只能是瘫痪了毛与八亿人民之间的官僚系统,以至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感到指挥不灵。这也应是毛泽东文革乌托邦理想的应有之意:瘫痪大部分社会权力。

5)内部派别斗争的残酷:孔子与耶稣同样在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更加仁爱友好的理想社会,耶稣结束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有学者估计,基督教早期蒙难阶段,被罗马帝国斩杀的基督教徒也远远少于各基督教派之间派别冲突死亡的基督教徒人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宗教革命战死的人数远远是人类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基督教内部新旧教派之间的战争。与欧洲宗教革命相当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根据秦晖教授的意见:政府镇压死亡人数远远多于文革不同派别之间武斗死亡人数。这里也把文革前官僚系统的所谓走资派看作文革的一派,相当基督教早期的犹太教与欧洲宗教革命时期的罗马天主教。

如果基督教的派别斗争激化成战争的话,苏联与中国等共产党政权内部派别斗争表现为残酷的清洗运动。由于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从来不给那些派别斗争的失败者以活路,至少要使他们失去一个人起码的社会尊严。

这种残酷的内部派别斗争出现在高层,并且在某个时段,但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严格的教义约束与成员的献身精神。一般说来,对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与文革知识青年来说,这种严格教义约束成就了他们身上的奉献与宽容,他们并不到偏僻的中国农村去表现排除异己的残酷。作者认为:这是天然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本质差异与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结果。

6)欧洲宗教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再腐败,也远远不能与前苏联官僚腐败相比。毛泽东时代官僚再腐败,也不能与当下中国的官僚相比。但腐败毕竟是腐败,催生革命运动来纠正。这就是近代欧洲的宗教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苏联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背叛,也是对文革前中共政权官僚主义倾向的反叛。文革结束后,一位出身上海中层干部家庭的同事对我说:文革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欧洲宗教革命死人数目仅仅少于两次世界大战,宗教革命成立的基督教只能与原罗马天主教并立。如果说宗教革命给现代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话,中国文化大革命给庞大的中国和平进入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否则要有比苏俄剧烈得多的社会动荡后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就有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文革知识青年的奉献精神,尽管与他们当日的追求可能表面上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整个人类追求理想社会,却终于二级社会不同方向的竞争局面的现代世界。

7)政教分离的不同:拜占庭帝国与基督教时代的罗马帝国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欧洲中世纪各国国王要罗马教廷加冕,但已经某种程度的政教分离,欧洲宗教革命战争之后,导致现世界彻底的政教分离。基督教局限于自己的宗教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大革命仅仅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类似现今基督教的活动领域,由于中共政权开始于政教合一,所以累及高级行政领导与官僚体制。当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得到全国上下认可之后,理应走向政教分离,即让文革开拓的以工农兵为榜样的乌托邦思想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政治经济的日常管理仍让邓小平一类人物来负责,严格遵循政治与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如同人体细胞生活在组织环境之内,不能干涉心肺等器官的运行,而心肺器官正常运行提供细胞组织环境的各种物质需要。据说林彪在九大之后就主张转向经济建设。

8)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加拿大的基督教徒告诉我:当今世界基督教可能有一千个不同派别。中国文革知识青年没有这么多派别,前苏联与文革前的中共内部也没有这么多派别。我个人认为:这些派别斗争的残酷性上,只有文革知识青年派别之间更宽容一些。我所在医院一个造反派头目在群众大会上领头呼喊:打倒毛主席!因为他是错喊,并没有人去追究。欧洲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残酷打击转变成今天基督教众多教派的共存,而中国文革知识青年的宽容导致派别的泯没。

我们这里在比较一下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国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种主要世界宗教。在世界缩小到一个小小地球村的今天,道教也远远没有走上世界,我曾多次到加拿大多伦多寻找道教庙堂与组织,以失败告终。上述三种世界宗教却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这就是秦晖对比下乡知识青年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也是道教与其他世界宗教的不同,与外国传教士相比,中国人似乎没有信仰一样。

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受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的儒道哲学影响,他们的信仰更加接近史前的天然社会,更加接近人类的天然本性。作者发现与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直到春秋战国为未来奠定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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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回到自己,以使本文接近原初社会情理交融的原貌。我生于1943年,但我家乡河北是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地区,日本投降后直接转为共产党掌权。所以我与秦晖一样,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在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大革命有个酝酿阶段,应该说与中苏分歧直接相关。中苏分歧公开化开始于1960年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的发行以及1963年九评文章的陆续发表之,这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酝酿了。

具体到我个人生活经历,从1963年到1973年是我沉浸在文化大革命气氛中的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激情燃烧年代。1971年之后,是这种激情燃烧的余热,使我有下乡医疗的机会。在这十年中,我下乡当农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下连当兵两个月,下厂当工人八个月,在建筑工地上劳动锻炼一年,在农村下乡巡回医疗一年。这结果是一个在工农兵群里成长成人的文革知识青年,跟以往在课堂书本里成才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一样的。这就是文革知识分子的开阔眼界与务实的问题意识,外加面对人类的奉献精神。

1963年我考上大学,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读书,当时的我们就经常全班同学集中来政治学习,学习讨论九评等文章。当时我们还有劳动课,每年参加重体力劳动两周。第一年,我们是参与北大南面院墙的重建,用石块与水泥建成,我们就充当劳力来搬运石块。此后则是种水稻,在校园与附近农村水稻田里劳动。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都养成清晨与下午课后在校园里长跑锻炼身体的习惯,边跑边说:要为党工作五十年!就是要锻炼出一个能够连续工作五十年的好身体。正是在这种校园内跑步锻炼时,偶尔看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我们前面跑步。

我们全班同学还经常进行军事训练,甚至枪击打靶,我们还下连当兵两个月,与军队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我们还经常半夜在校园内军事训练,导致同学掉入冬天结冰的池塘。我要卧在冰上爬过去,把同学从冰洞里拉出来。充分显示这种激情燃烧时代精神的,是我们全班同学半夜整装跑步到西山海拔520米高的山头。从北大到西山有二十多里,我们要跑到那里,然后爬上山头,自称作:占领520高地。之后,再下山跑回学校,随便吃点早饭即急忙去上课。

我在毕业后第一年劳动锻炼时,在一片荒地上建筑一座中等大小的医院,我们经常夜战不眠。以至于,我在建成前的楼上砌砖摸水泥时,经常控制不住自己,有打盹而失去意识的时刻。面对脚下黑夜的一片幽暗,我当时提醒自己:可不能这样,如果睡着后掉下去摔死,将是一件如何丢脸的事啊。这说明,在那奋力劳动的时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时代的精神要求。

1969年到1970年,我曾随协和医院下乡巡回医疗,到农村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送医送药上门。以下为当时写的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六年学府苦寒窗,始今乐共农家忙。

朝霞扫星下地晚,晚风吹坡迎谷香。

大娘呼医携针线,阿嫂就诊怀儿郎。

最是令人难忘处,村头月下语心长。

 

我在1970年毕业到贵州参加工作前曾给自己立下做人的准则:说话要同情弱小、主持正义,把得罪人的话小心剔除;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毛主席的聪明老实二义处理问题,聪明谓多思多问,老实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等等。在我考研究生前,年年都被科室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而这种先进工作者是科室成员自由投票的结果,每年我都是得票最多的一名。即我成了科室所有人员都接受、都认可的工作者。

我于1979年全国高考研究生得以于同年出国,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四年,研究成果突出,得博士学位。于1987年又全家来北美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写作。自1979年以来,前后近四十年,我人生的指导思想还是文革期间形成的:平等、友好、奉献,与宽容。导致在国外的生疏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不知道与人拼搏争斗,年年日日只知道用自己的知识与阅历在自己的领域内为人类解决问题,做贡献。虽然遵守法律与公众道德,却不知道尊敬身边的权力,也就是文革瘫痪官僚体制的直接效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娆勒(Janet Rowley, 1925-2013)发现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她的发现开始几年仅有日本与澳大利亚能够重复,我于八十年代初在英国首先重复出她的发现,此前后有瑞典与法国得出同样结论:即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是普遍存在的。在国内工作时又发现这种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与病人发病前接触农药与某些治疗性药物有关。这些发现才给后来癌症基因研究铺平了道路。

2005年退休后从事中英文写作,提出两级社会理论,对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人类文明史据有重要意义。

总之,文革后我一直是以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来解决医学界与文化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为己任,很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时仅仅是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如同大学锻炼身体一样,是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我来说,毫无疑问,我终生的人生态度就是文革时期奠定的,也就是平等、友爱与奉献的精神。这与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不同,他们的信仰更宗教化,传给人们一种特定的精神食量,给人类建筑一种特定的精神社会生活,而文革知识青年是面对整个人类的。

最後讲一个验证此事的生活故事:我在加拿大医院工作十余年,始终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在冬天冰天雪地里,偶尔不能骑车,就步行上班。而医院科室同事都是开车上班,要每月交钱定一个医院停车场的位置。其中少数人才定购身体锻炼场所的一个位置,每星期两个晚上去那里锻炼身体。因为自己是唯一的骑车或步行上班的人,我保持文革工作时的习惯,主动取得人们的谅解。我告诉他们,我不会任何可以长期坚持的体育活动,诸如球类,我就只能用骑车步行上班来锻炼身体了。为了证实我的个人考虑,我还请求科室把偶尔有的跑腿与搬动家俱等活给我干,说是给我锻炼机会。在退休前不久,科室专门告诉我:以往有两三次流感流行,全科室人员全部先后病倒请假,我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次患流感。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我在寒风里骑车步行上班受到锻炼的结果,我则坚持说那是我每年都注射流感疫苗的结果。

文献:

[1]秦晖(2017):我们与当年传教士。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961.html

[2]李柚声(2014):换个角度看孔子。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3]秦晖:我们当年为什么积极?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9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