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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據有廣闊開拓前景的顛覆性議題:兩級社會概念()

李柚聲 (本文於2021年六月22日投稿給《二十一世紀雜誌》,未被刊用)


三 人類文明史是一個挑戰自然的自造異境世界的遠征

() 戰爭文明的開始

現代人開始認識到史前人類生活的健康舒適,作者曾引用南非昆桑人的例子:「他們仍是狩獵採集文化,過着原始而富有的生活。昆族人自周圍環境中獲取各種食物,營養豐富而均衡。他們有一百多種植物可供食用,但僅十四種被認定為主要食物,其他備用。他們的食物中,百分之七十來自植物,百分之三十肉食。婦女提供百分之五十五,男人提供百分之四十五,男人提供的包括肉類。昆族中的成年人每週花費20 小時左右的時間收集食物,不用說,他們遊來蕩去,邊採邊吃,全無現代人工作時的嚴肅與緊張。他們每天消耗 2355 卡路里的熱量,經醫學檢察證實他們個個身體健康。他們百分之十的人口在六十歲以上,而同時期的農業國家巴西與印度人口中,六十歲以上的人僅佔 百分之五。昆族人的人口大致保持衡定,不增也不減,而印度為推行計劃生育而傷透腦筋,不管如何努力,人口還是直線上升。(見⓸50)

是什麼力量迫使人類走向與自己為敵的戰爭文明的發展道路呢?或者說是人口的壓力,那麼為什麼包括猿猴在內的其他動物沒有人類的人口壓力問題呢?我們這裡僅僅討論地理環境少數因素聚合迫使地球上的幾個原生文明走向控制人類物質生存的階級鬥爭史與戰爭升級史,而這種戰爭文明一旦成立,就會所向無敵地征服同化周圍其他人類群體,直到征服整個地球、耗盡地球資源。

人類最後到達的大陸是美洲,在南美洲廣大的亞馬孫森林裡至今仍生活着裸體的原始人類,而在北美的開闊原野裡,印第安人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前仍處於部落階段,沒有形成部落之上的長期固定的酋邦組織,也沒有固定的宗教信仰。美洲的兩個原生文明出現在南北美洲交結處的兩面臨海的狹長地段以及世界上最長的臨海(安第斯)山脈地區,它們又以美洲僅有的兩處沙漠為鄰。在哥倫布來到此地以前,這兩個美洲原生文明之間沒有來往,它們不能彼此為敵。

這裡有三個極少見的因素:沙漠遊牧生活造成男性戰爭掠奪傾向(盡管這是史前人類分享食物習慣的延伸),海洋巨石文化造成宗教氣氛,而狹長地帶的地理困境最終造成控制農業土地的強權階級與國家。即用戰爭中人類自我為敵的強大推動力,產生操有生殺大權的強權階級,從而使億萬民眾服從命令,造成長期大規模的統一行動。

人類遠祖與猿猴一樣生活在非洲森林裡,對他們來說,地球上最遙遠奇異的地理環境莫過於海洋與沙漠了,當非洲森林裡的古人類第一次面對無邊無際、洶湧澎湃的海洋與不長一草一木的浩瀚沙荒時,他們是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何種心態,做何感想,對他們後來的生活行為有何影響,就只能留給當今人類去晝夜揣想了。

人類最初由非洲進入亞洲的中東地區恰好是沙漠比較集中的地帶而又臨近海洋,最初形成的三個原生文明:兩河流域、埃及、印度文明相去不遠,它們從海上有貿易往來,也就使相互影響與相互軍事威脅成為可能。這三個文明又都出現在河流兩旁狹窄的可灌溉區域,而灌溉可使農業收入增加數倍之多,也就使保護土地佔有權的強權階級出現,由於財產積累遠遠超過周圍人群,他們要發展軍事能力保護自己的財產,也開始用戰爭到周圍野蠻民族掠奪奴隸。

財富積累與人類高度集中在一個狹小的地帶,導致商業與城市生活,也就是典型的人造二級社會:不同職業與商業交換導致文字來記錄這種物品交換與歸屬,也同時出現二級社會宗教信仰,甚至明文法律,以保證城市人相互交往的安全與相互可信賴性。這種城市商業生活在兩河流域文明發展最早,也最發達。最初權力集中在宗教人員與國王身上,由於大規模頻繁戰爭的結果使權力逐漸從宗教祭祀手裡逐漸移向貴族手中,也就是控制生產的統治階級。

L·S·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介紹說:「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即兩河流域文明)的類型是城市類型。第一個中心在蘇美爾;到公元前3000年時,蘇美爾地區出現十二個獨立的城邦。各城邦相互征戰不休,結果輕而易舉地就被來自北方的印歐入侵者與來自南方的閃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實際上,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歐入侵者與閃米特入侵者為爭奪這塊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區而進行數千年爭鬥的歷史。」這樣就造成了人類史上第一個典型的戰爭文明。

在戰爭與爭奪的背景下,城市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城牆外面是農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終取決於農田的收成。大部份土地以大地產形式被佔有,佔有者是國王、祭祀和一些富人。他們將土地劃分成小塊份地,連同種子、農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給為他們服務的農人。農人則提供勞動,然後將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通過多種形式繳納給寺院、宮庭或地主,作為報答⑫。

以上把兩河流域文明作為典型代表,介紹最初形成的以海洋沙漠為鄰的文明狹長地帶的早期社會生活,即戰爭文明早期階段的種種特徵。他們對外不斷征戰,對內則是控制地產的階級分化與國家暴力統治權,也與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說相一致。至於農民的負擔比重,上書介紹印度孔雀王朝時寫到:

所有這一切全靠「國王提取的六分之一」的收成來供養,不過,國王提取的收成實際上常提高到四分之一,留給農民的僅夠維持生存。法律是嚴厲的,維持秩序的手段也是無情的。軍隊號稱有七十萬人,配備9000頭大象和10000輛戰車。精幹的密探無處不在,通過信使和信鴿將一連串的報告送交首都。嚴酷的刑罰常被用作懲罰和逼供的手段。總而言之,這是一個高效率的、嚴厲的、官僚政治的社會,充分體現了考底利耶所說的名言:「政治學是一門關於懲罰的科學。」


() 戰爭文明的進一步極化


如果上述亞非大陸三個原生文明與臨近的沙漠草原人群不斷發生戰爭衝突而相互交往融合的話,歐亞大陸北方寒冷地帶形成了騎馬射獵的極富征服力量的男權遊牧民族,這一遊牧民族分別在公元前1700-1500年間與公元前1200-1100年間兩次南下先後侵佔了上述三個原生文明。第一次入侵使用青銅武器與馬拉戰車,而第二次使用鐵製武器與騎兵。入侵印度與伊朗地區的是雅利安人,形成了印度河文明與波斯帝國。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第109頁寫到:「據美索不達米亞人對事物起源的解釋,人類是主神創造出來的、為諸神建造神宇和奉獻祭品的,因而,建造神宇和奉獻祭品等責任實際上也就是構成人類存在的理由。」這與聖經上帝造人說法相一致,猶太教就是在兩河流域文明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但吸收了古埃及法老的一神教思想。

上述遊牧民族第二次南下入侵相當古希臘黑暗時期,這樣就形成了歐洲文明的先導古希臘文明的種種特質,即集中了亞非諸文明的借鑑,又吸收了北方遊牧民族全民戰爭的傳統,而後者也包括軍事民主在內。當一群人人手持殺人武器的男人們在遠離家鄉的曠野上聚集時,他們需要臨時領頭人,但人人都有隨時殺死他人的能力,結果只能是民主選舉臨時領頭人。有學者即認為古希臘的民主制來源於入侵的北方遊牧民族

亞非三大原生文明向北傳播,首先傳到科裡特島形成米諾斯文明,而米諾斯文明更具商業化特色。當文明從地中海南岸經過克里特島傳到地中海北岸時,面臨不同的地理環境,這裡沒有大河流域兩岸的肥沃地帶,而是山脈地區。在希臘半島尤其如此,在山邊地角發展農業,不能供養日益增長的人口,人們開始在山坡上種植葡萄與橄欖,做成葡萄酒與橄欖油來向周圍販賣換取糧食。

這種地理條件造成了古希臘文明的奇特之處:1)被山脈切割成眾多城邦國家,有統一的語言與文化,卻造成數百年城邦國家之間的戰爭與爭鬥,缺乏政治上的統一;2)為了生存,除了海上貿易外,還到處去開發殖民地,由這些殖民地供給希臘本土人以糧食;3)兩河流域與埃及宗教文化經由克里特傳到古希臘後,成為多神崇拜傳統,而被人們崇拜的神們跟人類相似,也有七情六慾,只不過更有力量而已,他們也相互殘殺征戰;4)像遊牧民族一樣平民軍事化,造成古希臘人的強大軍事力量,以這種強大武力到處開拓殖民地與掠取奴隸等。

這造成以往原生文明沒有的軍事市民階層,最典型的是斯巴達,把自己的國家組織得像一個軍營。男孩從七歲起就住在兵營裡接受訓練,直到結婚生育才重新回到家庭,所有不滿六十歲的男子都是國家軍人,受軍紀約束。在這裡,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消。他們把周圍種地農民全部奴隸化,即成為他們統領下的奴隸,他們同時到處征戰掠取財物與奴隸。這些軍事市民集體選舉任期一兩年的國王。

古希臘上百個這樣的城邦國家就有各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君主制、貴族制與獨裁的僭主,最後還有民主制。這樣才造就了照耀西方歷史的文化強國雅典,處於希臘半島南端海邊的雅典長期實行民主制。雅典由公民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的執政官,下設民眾法庭和五百人議事會。雅典長年舉行萬人參加的舞台劇演出,以古希臘悲劇出名,公民會議自願參加,每次也有萬人以上。在數萬公民之間,形成了民主的話語圈,並潤育高級哲學藝術的知識分子話語層次。

與兩河流域文明最後導致貴族政治不同,古希臘政治基礎是將貴族統治擴大為幾萬人的公民軍事貴族,而原有貴族在經營自己的地產與奴隸同時從經濟上支持城邦政府以換取對城邦政治的影響。這一傳統到羅馬帝國時期進一步擴大。

羅馬帝國有貴族組成的長老院與男子軍人組成的公民社會。古希臘與羅馬帝國都擁有大量奴隸,根據哈蒙德的著作《希臘史》,其中估計雅典有總人口40萬,奴隸20萬,公民16.8萬,外邦人3.2古羅馬至少有25%的人口是奴隸。根據某些學者的估算,意大利人口有超過35%是奴隸。在羅馬帝國時期,僅羅馬一城就有40萬奴隸。管理這樣一個龐大的奴隸勞動力,是軍事貴族:即以個人英雄主義精神建立起來的公民隊伍。羅馬競技場是值得詳細介紹的標致。


羅馬的競技場,也稱鬥獸場,建於公元7280年間4萬名戰俘用8年時間建造起來的,現僅存遺蹟。 這一鬥獸場專為野蠻的奴隸主和遊氓們看角鬥而造。鬥獸場平面長圓形,相當於兩個古羅馬劇場的觀眾席相對合一。鬥獸場長188米,寬156米,佔地約2萬平方米,外圍牆高57米,相當於現代19層樓房的高度。中央的為角鬥台,長86米,寬63米,仍為橢圓形,相當於一個足球場那麼大。觀眾席大約有60排座位,逐排升起,分為五區。前面一區是榮譽席,最後兩區是下層群眾的席位,中間是騎士等地位比較高的公民坐的。榮譽席比表演區高5米多,下層觀眾席位和騎士席位之間也有6米多的高差,社會上層的安全措施很嚴密。最上一層觀眾席背靠着外立面的牆。觀眾席總的升起坡度接近62度,觀覽條件很好。看台共可容納觀眾約9萬多人,底層地面有80個出入口,可確保在15分鐘至30分鐘內把場內觀眾全部疏散離場。

羅馬鬥獸場主要是角鬥士的競技表演場所,也有許多其他活動在此進行。一種表演是狩獵表演,狩獵許多野獸(主要來自非洲及中東),也會包括犀牛、河馬、象、長頸鹿、原牛、歐洲野牛、獅、豹、熊、虎、鱷魚及鴕鳥等。戰爭表演及狩獵搭配精心佈置的樹木及建築物進行,而這些佈景是可移動的。偶爾會有大規模的活動: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據說為了慶祝他在107年在達契亞的勝利,表演活動長達123天,其中包括了11,000隻動物以及10,000名角鬥士。在中午時會進行獸刑死刑犯會在裸體,沒有武器的情形下送到的鬥獸場和野獸搏鬥,最後會被野獸所撕碎。

公元80年鬥獸場工程竣工之時,舉行了為期100天的慶祝典禮。古羅馬統治者組織、驅使5000頭猛獸與3000名奴隸、戰俘、罪犯上場「表演」、毆鬥,這種人與獸、人與人的血腥大廝殺居然持續了100天,直到這5000頭猛獸和3000條人命自相殘殺、同歸於盡。(以上有關羅馬競技場材料來自百度、維基百科等網站)

結論:如果說除中華文明外的其他五個原生文明都是在沿海巨石文化影響下與遊牧民族的侵襲下形成了戰爭文明的開始階段,出現了控制生產資料土地的貴族階級與強權國家,作為西方文明開始的古希臘、羅馬帝國則是這種壟斷地產階級與戰爭文明的進一步強化與發展:從各自半島開始的進一步人造異境的遠征,以致建造出令現代遊人驚嘆的羅馬競技場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文明:是詛咒還是福音?〉一節中指出:在按國家、教會、地主和高利貸者的要求支付完租稅之後,農民剩下的勞動成果只有一半或更少,僅夠他們勉強維持生存。歷史學家們估計,在全球諸文明中,上層統治階級僅佔總人口的1%-2%。不過,無論在哪裡,他們都侵佔了整個國民收入的一半到三分之二。」(193)

但作者專門指出中國特殊:「據說,公元前1世紀時,官僚機構中共有官吏13萬名,平均每400500個居民僅攤到一名。與總人口相比,官吏數目是很小的,在中國整個歷史上,這也很典型,可以解釋為帝國政府所起的作用頗有限。」(164)


四 中華文明的特異性與原初社會式超級大國


() 歐亞古文明的邊沿地帶的原始性保留


在亞非三個原生文明中,作者選用兩河流域文明做戰爭文明的典型,而它處在印度文明與埃及文明之間,即兩面臨敵,而印度文明與埃及文明僅一面臨敵。由兩河流域發展到古希臘,就幾百年的邦國林立,長期四面臨敵了。其結論是:人類是在各種極端地理條件的極端壓力下而走向不斷升極的戰爭文明道路的。這些戰爭文明中心的邊沿地區則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人類原有和平生活的因素,從另一方面驗證人類是不得已而走向戰爭文明的。

由於航海技術限制,地中海中間的科裡特島相對安全。在科裡特島上形成的米諾斯文明社會較為平等,可能有為數不多的奴隸。他們有濃厚的宗教信仰,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設備與國家建構。

兩次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入侵淹沒了米諾斯文明,也在印度河流域建立了雅利安人的種姓制度。在這以前還存在一個近代考古發現的印度河史前文明,兩個古城市遺址:哈拉帕和摩亨佐-達羅。作者寫到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印度河流域地區建造鐵路,工人們挖地基,發現大量的古磚,正好用來墊地基。他們也同時發現很多小的裝飾物,包括陶瓷人等。四千多年前印度文明的兩個城址(Harapppa Mohenjo-Daro) 就這樣被發現了。那錯綜複雜的街道以及頗現代化的市容設施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這真是上古的奇蹟,是失去的地上樂園。……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建築在人類平等基礎上的社會秩序,它覆蓋650000 平方公里的面積……。他們有自己的書寫文字,現在發現了一共 419 個符號,至今無人能夠解讀。(51-3)

如果米諾斯文明因為在海島相對安全話,古印度文明就是離人類最初的兩河流域文明較遠而相對安全了,它們全都滅亡在北方遊牧民族入侵。這裡再講埃及文明的不同之處。

如果兩河流域提供了一個人工灌溉高產的狹長農業地帶的話,埃及的尼羅河提供一個天然河水泛濫灌溉的狹長地帶,兩岸之外又為沙漠等自然屏障保護。斯塔夫里阿諾斯認為:這樣一個特殊地理條件造成的埃及文明穩定的帝國統治,從公元前3100年開始,直到公元前525年被波斯人征服為止,前後2500多年,經過三個不同帝國,缺少兩河流域的頻繁戰爭

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絕對控制是埃及文明最後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儘管當時已有了私有財產和私營企業,但都不像在美索不達米壓那樣普遍。國家不僅控制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大部分生產,而且還負責產品的分配。巨大的國庫和政府的糧倉裡裝滿了徵收來的實物稅:穀物、牲畜、布疋和各種金屬;用來支付國家的開支,也做荒年時用的儲備物。據說,「所有人的食物供給都由國王負責」。除繳納賦稅外,每個村社還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強制性勞役。(66)

據說埃及的農民們在建造這些金字塔時的熱情很高,相信他們正在為一位能決定他們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

人類是被極端條件逼迫下走向戰爭文明的,最後走在最前面的兩河流域文明也就有它悲慘的一面:這裡雖然可以灌溉而肥沃多產,但卻多災多難:對每年洪水泛濫的恐懼,加之永遠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脅,使蘇美爾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無依無靠地面對着許多無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蘇美爾人的詩寫道:「只有人,他的壽命不會很長,無論他做什麼,只是一場虛無。」美索不達米亞人的人生觀帶有恐懼和悲觀的色彩,這反應了自然環境的不安全

上述古印度、米諾斯、古埃及三個早期文明因為地理位置稍微安全一些,它們就形成了較為和平的社會。以此來看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的不同方向的歧出,也就容易理解了。

中華文明臨近北方遊牧民族,受他們的長期不斷騷擾,但是離海洋較遠的開闊地帶。即使這樣,夏商週三朝中的商朝離海洋稍近一些,商朝顯然更富有宗教與商業的傾向,而帝國建立後的秦始皇與漢武帝都到山東臨海地帶求仙,史前的虹山文化有祭神遺址。

這裡應該指出,中國古代祭拜祖先與祭神不同,三代時期為了解決繼承人問題而不得不開始祭拜祖先。清朝遺留下來的紫禁城內幾乎看不到祭拜祖先的神壇,北京卻有天子祭拜天地的天壇與地壇。



() 酋邦概念與中國戰國前的社會狀態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美國進化論人類學家E·R·塞維斯(Elman R. Service)首先提出「遊群、部落、酋邦、國家」四階段國家起源模式,得到了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廣泛贊同⑭⑮

塞維斯提出管理好處(managerial benefits)的理論,認為酋邦出現是因為有利,即集中領導有好處。這裡領導的出現能給服從跟隨者帶來好處或利益,逐漸導致複雜官僚體系(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其中一個原因是合理分配一種當地出產的特殊產品,這需要酋長式的集中領導來協調這種再分配,而這種特殊物品的再分配對大家都有好處。另一個常見原因是大型灌溉工程需要酋邦領導。

中華文明的開始也是為了各個地方群體的需要,但不是上述物質生產方面的,而是應對共同面臨的風險:戰爭與水患。

中國北方面臨遊牧民族不斷騷擾,遊牧民族沒有固定的住房與財產,容易產生掠奪富餘農民財產的傾向。為了應付北方遊牧民族的騷擾,中國農民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軍事力量,從而造成相互征伐的混戰局面。這種混戰也可能發生在部落之間,也可能發生在酋邦之間。因為中華文明起源在一個相對孤立而又十分開闊的地帶,與兩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成立前的世界局勢就有相似之處:產生了制止戰爭的社會需要。

中國人民公認的始祖是黃帝,史記記載說:「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咸來賓從。」黃帝於是征服了侵凌諸侯的炎帝,禽殺了作亂的蚩尤,從而贏得天下的和平安定。黃帝的功勞在於他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不久出現了堯舜禹這樣眾人稱道的德治與無為而治的典型,足以說明黃帝使用武力是為了和平

中華文明早期與其他五個原生文明的一個不同特點是:中國古代沒有形成控制地產的強權階級,因為地廣人稀,沒有其他原生文明的地域限制因子,到孔子的春秋時代,農民還有到處遷移的自由。控制地產的強權階級可以使用奴隸,使戰爭掠奪奴隸而有利可圖,而周邊地區存在可供掠奪的野蠻落後民族,從而使其他五個原生文明沒有黃帝那樣來制止人世上戰爭的動力。

在此後夏商週三代的建立中,一個關鍵事件是大禹治水。作者堅信黃帝與大禹治水的可信性,並非是上古的傳說而已,這是因為中華文明遠離海洋的宗教文化神秘氣氛,保留了史前人類實事求是的現實態度,又由於夏商周世襲氏族需要記憶先祖事跡來維持氏族內的和睦團結。

中國與世界中,像黃河這樣經常泛濫又在歷史上多次發生改道的河流並不多,長江就沒有這樣的記載。促成原因是黃河從高原進入平原的河南地區有一個關鍵地段,黃河流經這裡時很容易變換不同方向入海⓸。

堯舜聖賢,天下太平無事,多年的水災就更顯得突出。堯與眾部族首領商量,派鯀治水。鯀用堤壩的傳統辦法,帶領人們治水九年,以失敗結束,鯀被處死。繼位的舜派鯀的兒子禹,承父志,繼續治水。

禹採取新的疏導的治水方針。他帶領人視察黃河流域,並走遍黃河流域相鄰的地區。大禹治水十三年,最後獲得成功。以當時超級大國天子作後盾,禹將整個黃河流域劃分成無數的工作區,分配給各個部落村莊,並發佈施工原則作為指導﹕小河導入中河,中河流入大河,如附近沒有引流的河道,允許就地形成湖伯。大禹等人站在山上以決定河流走向,然後插上木樁作標誌。就這樣,大禹領導人民十餘年,鑿龍門,闢伊闕,疏九河,並且形成五個新的湖泊。這九條河流全是黃河的舊河道支流,與五個湖泊一樣,現在早已消失⓸。

大禹兩代治水前後二十二年,鯀治水前的這次大洪水不知已經存在了多少年,但西漢時,黃河決口泛濫六十餘年,河道南移,淹沒幾十個縣。東漢明帝時,水利專家王景領導數十萬民工,堵塞黃河決口,使黃河與汴河分流,幾十個縣的荒蕪土地得以耕種。此後八百餘年,黃河沒有再改道。雖然夏商週三代歷史記載沒有後來可靠,但大禹治水後直到公元前602年沒有黃河改道的記載。這說明,大規模人工治理後的河道比自然形成的河道更穩定⓸。

大禹的成功給中國此後四千年的統治者們留下一條永遠學不完的教訓與原則﹕不要與自然抗爭,而要順從自然﹔不要企圖控制人民,跟隨他們後邊,引導他們。大禹治水的勤奮獻身為歷代所稱頌,史記說:大禹薄衣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依據舜的生前遺言,大禹承受天下,但他還讓位於舜的兒子,無奈天下諸侯都來朝拜大禹,大禹即成為夏朝開國君,大禹死後傳位給益,益讓位給大禹兒子啟,但天下諸侯都來朝拜啟說:「我君帝禹之子也⓸。」

這樣就開始了夏商週三代世襲王朝時代,從以上歷史記載可以知道:從黃帝開始,天下諸侯需要一個最高領導來穩定局勢,以免無休止的戰亂。由於禪讓的人選問題以及當時國王權力有限等,在出現大禹治水這樣一個讓人人贊服的英雄人物後,諸侯們就讓國王世襲進入王朝時代了。根據史記夏商周分封的記載,夏商周時代都派自己的子孫後代與身邊近臣到周邊充當地方諸侯,以為屏障,各諸侯國之間直到西周時期都任由少數族裔居住。

上述《全球通史》提到公元前兩次北方遊牧民族入侵也到達商朝的中國,以歷史記載著稱的中國古代卻沒有絲毫記錄。中國與其他亞非文明國家不同,當時尚是酋邦階段,這些入侵者可能僅僅到達周邊少數族裔地區,沒有進入任何漢人諸侯國。

總之,夏商週三代國王世襲成因之一是古代中國的世界裡需要一個聯合國式的無權傀儡式組織來維持和平與安全,而這一組織一旦建立,周邊酋邦部落全來投靠以求自身的安全。這一組織結構,開始只能堯舜式的禪讓,這種禪讓顯然過於麻煩,才在大禹這樣一個治水英雄之後形成世襲制度。


() 東西對比看中華文明的特異性


伊亞爾(Timothy Earle)列舉了包括塞維斯的「遊群、部落、酋邦、國家」四階段國家起源模式在內的數個相類似但從不同側面來考查人類社會進化史,然後匯總分析以期找出一個人類社會政治演化的綜合理論

伊亞爾將權力分為四種,即社會﹑軍事﹑思想意識與經濟。他分析說,所有複雜社會都有軍事權力作後盾,但軍事權力有固有的局限,即依靠軍事力量者常常為軍事力量所反叛。建築在親緣關係上社會性權力有面臨不斷分裂的可能,而思想意識難以壟斷,所產生的權力與社會性權力一樣,也難以集中。伊亞爾結論說,只有經濟權力可以單獨使一個政權穩定,而經濟來源的控制權也是獲得其他三種權力的捷徑

在結尾時,伊亞爾寫到:「精英階層必須不斷地尋找出來佔據控制地位的機製。這包括建立警察控制與宗教組織。經濟體系集中表現出要增加農民群體的依賴性。盡管如此,控制本身的穩定可能同樣地等同生存必須經濟的長期變化,而這種長期變化着的生存必須經濟是要使普通人依靠統治精英階層來得到生活必需品以及生活必須服務,普通人是不能獨立地得到這些必需品與必須服務的。

「佔據控制地位的成功體系都以權力與控制來源交織為特點。從一個以增長為取向的政治經濟所得收入要投資到經濟擴張,政治同盟,軍事支持,以及宗教外滲。這樣以來,經濟的依靠性,社會關係,赤裸裸的力量,以及神聖的合法性就持續不斷地相互交織捆綁在一起。把它們交織捆綁在一起的繩索就是資源的經濟泉流。物質財富催生更多的財富與政治控制⑮。」

伊亞爾這裡講的正是階級分化與戰爭文明的歷史演化,在這兩段文字之前伊亞爾講述從酋邦到國家的變化,他提到酋邦不穩定: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史前酋邦從來沒有穩定過,在不同地區升降中,這些酋邦同樣迅速地擴張與消退。

讀到這些文字時使我想到非洲歷史,「自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這四千多年中,非洲大部分居民生活在分散的社區之中,#21482;有當外部壓力或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發生時,才組成臨時的協調機構。」這裡的臨時協調機構正是伊亞爾所說的酋邦,它們是應部落社區的需要而產生的,當然不會長久。(⑯,⓺75)

塞維斯指出:「酋邦據有一種貴族統治性質的集權趨勢與世襲的等級地位排序,但沒有武力壓迫的正式法定機構。它似乎普遍是神權型的機構,而且對權威的服從形式與宗教信眾服從祭司、酋長如出一輒。」中國三代時期也是這樣,但他們的權威不是神權的,而是借用家族內天然秩序的尊嚴,也就是史前原初社會。

中國秦漢之後帝國時代的朝廷與下屬官僚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生活可用上面伊亞爾引言來概括,因為他們的生活來源在朝廷官僚體制控制之下,在進入平民社會的宋代之後的農民並不依靠朝廷官僚為生活來源,他們過着與史前人類近似的天然生活。

總之,如果神農、黃帝、大禹相當西方文明的上帝造人與亞當夏娃的話,在軸心時代代替柏拉圖思考與困惑的就只能是中國戰國時代的真人與人為之人了。據學者們研究在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722年間的中國戰爭情況發現,與其他時代與地區相比,這一時期的中國異常穩定,其穩定程度與二戰後冷戰時代的現代世界相似⑰。現代人並不像中國傳統農民那樣過天然生活,而是像中國傳統官僚那樣靠工資生活而在他人操控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