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忆年华 4、我幼年时的中国传统农民生活

2)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的衣食住行以及生活特征

 

 

当地农民种植棉花,家家又都有一架旧式纺线车(见图一),由妇女纺成线,然后用线织成布,农民通常在自家做饭锅里将布染成黑兰两种颜色后做衣服。妇女们也会将线染成各种颜色,然后用来在女人鞋上与小孩衣帽上绣花,即用针线峰出简单的图案。我祖母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书画家,她会印染出各种图案的布,她也为周围妇女提供绣花图案。

我祖母通常用毛笔在纸上绘出需要的图案。我曾一次参观当地造纸作坊,他们将麦秸剁碎后加上石灰在水里浸泡,最后形成细小纤维的汤水,用长方形的筛子捞起一层薄薄纤维,揭下来晾干即成一张纸。

当地农村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俗话,即一件衣服要穿十来年。十来年穿下来,就拆洗后用来给孩子做衣服,而孩子身体是不断长高的,所以是哥哥穿后给弟弟穿。最后衣服已经有些朽腐了,这才用浆糊把这些朽腐的衣服破布粘合成两三毫米厚的称为夹织布料,当地农民用来做鞋子。

当地农民用玉米面或者小麦面熬成浆糊以供使用。农民们偶尔使用浆糊来往墙上贴画,贴补纸糊作的窗子。家中用一个小铁勺来熬浆糊,放在里面可以用上很多天,但也很快霉烂掉。所以这样的浆糊是邻居中共同使用的,所以等到要使用浆糊的时候,首先到邻居家去借用,问问他们有没有浆糊,他们都没有的话再自家熬一小勺浆糊。

除了浆糊,这种邻居家共同使用的还有不太常用的织布机、磨房、碾房,以及上面提到的庄稼脱粒的场院。这种多家共同使用的使用率也非常低,我家的磨房就难得一天有人使用。其中除了场院的使用季节性十分强以外,其余的使用有调剂时间的可能,即如有二级社会的眼界,就可以开放磨面碾米工厂来为当地农民服务。

从冬天与阴雨天的农民无所事事来看,当时的农民很像我在加拿大看到的野鹿一样,当时的农村在人力与物力上都是如此富裕,他们不考虑使用效率的问题。将粮食与劳动工具敬拜成神的农民也不会考虑效率问题,正像西方基督徒并不考虑上帝的使用效率一样。我在加拿大住宅附近经常看到野鹿,那些野鹿整天游逛,脚下是无边无际的荒草地,难得见它们低下头啃一下草叶。

上面提到孟子讲一个男人耕种,八口人的家庭就有饭吃了。当地农民生产能力也大致如此,不过这个男人每年大致劳动三四个月就足够了。一个当地一度讨饭为生的人告诉我:一个(男或女)人讨一天饭,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就够吃两三天了。绝大多数农民在这两者之间,他们工作时间远远少于今天上班族的上班时间。

至于吃食,农民将粮食磨成面,在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锅里蒸成馒头与玉米面的窝窝头,之后放在一个荆条编成的篮子里,挂在堂屋的屋顶上。大人可以伸手到里面取食,孩子够不到,所以这被说成防止孩子偷食的。据我观察,当地农民没有吃零食的习惯,一日三餐之外并不再进食,所以那高悬的食物篮子是让孩子养成一日三餐的习惯。

他们的食谱广泛而有益于健康。他们在小米面与玉米面中掺加各种豆面,在和面时就变得与白面一样富有韧性,也就增加了蛋白的成分。他们通常用玉米面熬粥,用小米与豆子做稀饭。至于蔬菜,通常在房屋旁边设置菜园,采摘后直接进入餐桌。只有白菜、萝卜与红薯可以在地窖里储藏过冬,所以冬天蔬菜比较单调,除非食用盐渍与晒干储藏的蔬菜。

至于住房,当地农民使用泥土建造平房,而房顶是平的,可以用来晒粮食与枣子。家家都有一套三间屋的住房,这三间屋建成一排,中间有门进去是堂屋,用来做饭与吃饭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餐厅。这个堂屋两边各通入一间卧室,而卧室有窗子的一面建有能睡四个人的土炕。(图二)

这座住房通常面向南方,根据家庭条件与人口多少,再在东西两旁各建类似一排三间屋,用作粮仓与草棚,当然也可以住人。我家属于较为富裕的少数人家,因为我祖父在天津做生意赚了钱回家建造的房子,共有四套住房组成典型的四合院。(图三,以我家为准)

在河北平原上,土地是平的,农民即在周围取土填埋出一个高出周围地面一两米的宅基。而取土的地方即形成河北农村边上大小不同的池塘,池塘周围再种上芦苇与杨柳树,并将池塘周围土地开垦成蔬菜园。农民用池塘的水来浇灌蔬菜,多数蔬菜叶子可食,比庄稼需要更多的水分。这个池塘也是农民洗澡与小孩游泳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学会游泳的。池塘里有自然生成的鱼,没有人知道它们从那里来的,当地农民说:雨水落地自然生鱼!他们甚至说当地人称作麦穗鱼的一种小鱼是草籽入水后生成的。这池塘也用来养鹅与鸦,供人类与家禽牲畜饮水,农民通常在池塘边挖井取水。

我小时,那池塘的水从来不干枯的,而现代农业用地下水灌溉,是地下水位急剧下降,要到地下百十米处取出水来引用与灌溉。

当地农民房屋全部是泥土建筑,房顶与四周墙壁每年都要用掺有麦秸的泥浆重新涂抹一次,一面漏雨。少数人家在土墙外面贴上一层砖,就不用每年涂抹一层泥浆了。这种土房的墙壁非常厚,至少有半米多厚,本身有保温作用,即冬暖夏凉的效果。又由于房顶使用当地木料作梁,房间宽度仅仅三米多。

至于行走,农民自古以来都是步行,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在十几里的范围之内,当天可以步行来回。运送庄稼等,他们有木轮车,用牛马来拉着走。这种木轮车连车轴都是木制品。农民在木轴上嵌入铁条以防磨损,同样道理,木轮周围也有铁箍。当地农民也同时使用人力推拉的木轮车,比牛马拉的车要小一些。

当时农民妇女全部小脚,即从宋朝开始的裹脚习惯。女孩在四五岁时开始用白布捆绑双脚,限制双脚的成长,使之变得畸形瘦小。这样以来,妇女不能下地劳动,也不能远行。最多她们到村边菜园采摘蔬菜,农忙时给男人送饭到地里。所以农民妇女回娘家,或者其他需要远行的情况,则一律坐车,或为牛马拉的车,或为人力车。

我家附近有通往新兴城市天津的河流,农民可以坐帆船去天津,要三天时间。我姑夫曾在1953年左右在农历年前后到天津出卖烟火,他要步行五六天到达天津。

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前,当地农村已经出现自行车,其价钱与一只牛价相似,所以使用者很少,为当地农民看不惯。开始时,当地即流行如下歌谣讽刺挖苦骑自行车的人:

自行车,

三道梁,

上面坐着个屎蚵螂。

见了老爹不躲道,

有人没人瞎咣啷。

这里把自行车车身上的三角形铁管称作三道梁,把按车铃说成瞎咣啷,把骑车人骂作屎蚵螂,一种当地厕所粪便中常见的甲虫。

总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方农村生活还近于原始的自然生活,与野生动物相近。他们面临丰富闲余时间与相对富裕的物质资源,他们却在泛灵论心态的影响下,把食物与劳动工具当成苍天上帝似的神灵来崇拜,使物尽其用到今天看来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如,用炊烟取暖与薰燃化肥,用盖房取土来挖掘池塘,以便养鱼虾与鸦鹅,而池水用来浇灌种植蔬菜。农产品的庄稼从粮食粒到秸秆全部被利用,成为人类与家禽牲畜的食物与做饭的染料,而其后的粪便与灰又用作肥料。即前后循环利用,不剩一丝一毫,也不产生一丝一毫的垃圾。

当地农民很少远行,即使提供补锅服务的手工业者也来自周围十来里地的农村。我家三千人口的村镇即有揽磁器活与铁器活的手工业者各一名,他们在附近农村游走揽活来做,并不是专职的,他们更多的时间来充当农民来种地。铁器活包括补锅与修理犁耙,以及将废铁熔化后锻造新的犁耙。磁器活包括修补陶瓷器物,将破裂的陶瓷碗盆用铁钉缝补在一起,可以重新使用。他们也出卖自己烧制的陶瓷碗盆。砖头破裂后,农民用来建造土质围墙,掺在里面使用。陶瓷碎片是唯一不能短时间朽腐而又难以再利用的废物,它们可以捣碎后做房基,甚至撒在农田地里,或有帮助土壤空气流通的功效。

在附近农村提供服务的业余专业人员更多是文艺娱乐人员,包括说大鼓书、木偶戏以及戏剧表演,他们通常依靠施舍,即不开口要价而是靠观众施舍。

这些走乡串村的木偶戏与大鼓书表演者会吸引很多人聚集,但我观察到的最多也在二三十人之内。同样,做铁器与磁器活的人也同样吸引很多闲人在旁边观看,也会多到十来人。

我家三千人的村镇上有业余戏团两个,他们平时排演练习也会吸引人来观看。我村镇每年春秋两季各有一次戏剧演出,很像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社戏,开始前要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杀鸡敬神。这种戏剧观看的人较多,有邻村人来观看,戏台前后有商人来兜售杂货商品。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地农民衣食住行还全部依靠当地出产,连经久耐用的石料与铁料也来一两百里路的山地。当时已有少数城市工业商品进入农村,但还没有取代原有的传统用品。如当时已有少量城市纺织厂出产的所谓洋布,一时不能代替土法纺织成的土布。即使大部分农民改用洋布时,这仅仅改换了他们生活物品,并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

只有到1956年合作化后,朴实农民的温顺成了社会权力瞎指挥的牺牲品,导致大面积缺粮的三年困难时期。天津市的制鞋厂到我家所在村庄索要当时城市缺少的蔬菜瓜果。作为回赠,他们替我村建起鞋料制造厂,用当地木料制造鞋底等等。

我亲自听到我村干部在全村大会上讲到:这样制鞋料出卖,来钱比劫匪拦路抢劫还要快!

这就是中国农村自然生活与城市二级社会生活的不同,后者在前者眼中成了魔术般的劫匪。朴实的传统农民千百年来没有产生做劫匪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