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思 23﹕十年文革的中国可有上百个不同文革

 

从两级社会理论看来,人类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现今社会是历史上无数调整的积累,并无统盘考虑与成熟的设计。现今国内的腐败问题如何解决尚有众多不同意见与方向,更何况现今社会的未来走向了。作者在《换个角度看人生, 看世界﹕ 21世纪中华道学》一书中写到﹕

  

二级社会既然与人类遗传天性无关,就不受制于生物进化规律,而文化的进化有其独立性。既然不受制于人类天性,二级社会就有无数的可能形式,古代社会就多种多样,如印度的种姓社会,雅典的民主社会等等。目前国家一级的社会趋于同一,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是物质竞争的结果,也是弱肉强食的结果。故而目前的社会同一绝不等于人类已得到自己的理想社会。与目前同一的社会趋向相反,人类二级社会有着广阔的演变空间。

  

受人类天生就有的天然原初社会影响,年轻人与中国原有农民往往倾向均平社会的理想。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英国剑桥生活时,我的房东老太太就说,学生与年轻知识分子历来左倾,但老年知识分子倾向于保守。剑桥的政治也这样。她所说的左倾就是来自基层群众的均平社会理想,可能古今中外是一样的。西方民主社会走向是不同选民与民众平衡与妥协暂时结果,中国的文革也是这样。因为文革是一个批判现有体制奔向未来理想的运动,否认现有体制后的未来理想在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如果说中国八亿人有八亿个不同想法可能有夸张之嫌,如果把相近的归在一起,也可以归类出上百中之多,当然也可以强行归为七八种。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不可能有完全的统一,尽管极权下人们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不等于人们没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他们用不同态度与语调顽强的表达他们的意见。在1966年夏秋,毛泽东与刘邓(刘少奇﹑邓小平)讲的显然是不同的文革,这成为刘邓被靠边站以至最后打倒的直接原因。如果毛泽东与刘邓有不同的文革,中国群众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只不过中央文件作决定时不予考虑罢了。 

 

本博克2014-08-29日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是一个全世界流行的现象,不过未必叫文革就是了。如美国当时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黑人运动与中国文革至少是方向一致与互相影响的。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芝加哥生活时认识一对老年白人夫妇,他们告诉我,在1968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他们三天没有敢出门,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三天后把原有食物都吃光了,饿得不行才傍晚时分偷偷出来找食物。他们说当时芝加哥像个鬼城一样,他们在我面前不敢说﹕当时芝加哥是黑人的天下,年轻黑人出来借机出来抢烧白人商店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说,美国文革与中国文革一样据有破坏性一面,为什么美国人认为那很自然,中国人就接受不了。 

 

我自己参加了文革的全过程,开始是北京大学的所谓保守派的红卫兵,后来延续下来,转到医科大学后也这样。但自己周围同学中没有明显的派别斗争。1970年分配后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在医院工作。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同事没有参加过任何武斗,没有个人自发地批判斗争任何人,没有参预过任何今天看来太过火的行为,我文革中没有遇到任何人认为打死人是对的。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我与我的同学们多次保护大学文物建筑以防别的红卫兵来破坏,而我们自己没有毁坏过一件文物,也没有烧过一本书。我们都参加过很多批判会,我们举手喊口号而已。我与周围人都认为毛泽东与刘邓有路线分歧,但我们都一致欢呼四人帮倒台,支持刘邓平反。我断定﹕中国八亿人民多数像我这样参加文革,这样的文革参预者难道没有权力用肯定的语言为自己界定一个文革吗﹖我们在文革初期接受了毛泽东乌托邦思想,后来遇到阻力与麻烦,但用不着否认毛泽东乌托邦思想的美好与迷人,只是我们没有实现而已。我们接受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并不能说是受骗上当,当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近两天在网上阅读了: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血的神话(序,谭合成《血的神话》)(http://www.doc88.com/p-990232005870.html)。我觉得他下面的话说得准确、客观而又句句到位。他说: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造就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杨继绳这里讲得很清楚: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所以毛主席一号召,他们就把官僚体制砸了个稀巴烂,但过后又恢复了。同样,美国黑人对美国白人到处掌权的优越地位不满,借马丁路德金被白人青年杀害的事件,他们迫使白人们三天不敢出门、一个星期不敢上班,但过后白人的社会优越地位并没有动摇。美国有前后联贯的黑人解放运动,中国民众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反官僚与追求均平社会理想运动史呢?如果有的话,文革将是这一运动史中的光辉篇章。 

 

马丁路德金1968年被杀,在大约二十年后我在芝加哥时美国才单独为纪念马丁路德金而规定一个假日,我在芝加哥大学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纪念活动时,深深为马丁路德金的豪放激进的话语所震撼,就像在文革时为毛泽东的豪放激进的话语而震撼一样。马丁路德金以被暗杀而结束,毛泽东以时常哭泣的晚年而告终,但他们的精神永存。 

 

谭合成《血的神话》所讲的不是文革红卫兵造反派杀人,而是讲原管理体制得以恢复后对造反派与所谓阶级敌人的残酷屠杀,进一步证实文革造反的合理行成分。